周恩来曾接见的美术三剑客

⊙ 作者：老老夏

在上海相对清静的顺昌路上，有一排灰色的民国建筑，这里就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旧址。这个学校最早由刘海粟1912年11月23日创办于乍浦路8号，名叫“上海图画美术院”，1921年改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小。”，1923年迁入菜市路，也就是现在的顺昌路，1930年正式定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小。”，设有绘画、音乐、雕塑、艺术师范、工艺美术等系科，是国内最早的高等美术院校。据说康有为、梁启超、郭沫若、张大千等名人都当过该校的老师。“三剑客”──赵丹、王为一、徐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美专的戏剧“三剑客”

1930年代初，赵丹和徐韬都是上海美专的学生，赵丹学的是国画，专攻山水；徐韬学的是工艺美术，也就是劳作和美术，当时称“图工系”。而王为一先就读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简称“艺专”，校址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新新里，1928年迁至肇家浜对岸的斜徐路上。1937年，“艺专”毁于日军炮火后，王为一便也转到“美专”来了，学油画。

当时赵丹和徐韬都是戏剧运动积极分子，同属于美专剧社的成员。那天，刚刚转学来的王为一正在填写报名单，有人拍了拍他的肩。王为一回首一看，正是徐韬。徐韬问，“你就是王为一啊？”他说：“是啊。”徐韬就伸着脖子叫赵丹：“哎，阿丹快过来，他就是王为一啊！”

原来，几天前他们听到风声，说要来个很漂亮的女生，叫“王为一”，高兴极了，因为剧团正缺一个女主角。不料眼前这个“王为一”竟是个男的，而且小模小样、貌不惊人。不过，他们就这样相识了，王为一也稀里糊涂地被拉进了美专的剧社。从此，他们亲热地以“阿丹”、“阿韬”、“阿王”相称。

在戏剧活动家赵铭彝授意下，以创作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出名的陈鲤庭遵命辅导美术专科学校和浦东青年会小学的两个剧社。话剧当时刚刚由丰子恺等人从日本引进中国，属于时髦玩意，陈鲤庭就把一些外国作品中国化，“三剑客”演了很多戏。其中有个叫《C夫人肖像》，由美专剧社为校庆20周年演出。这个戏写的是C夫人请一个青年画家为她画像，作画过程中，画家在C夫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下而觉悟，批判了自己的唯美主义倾向，当场撕毁C夫人的肖像画，改画了一幅较有力度的宣传抗日的作品，受到人们赞扬。因为条件简陋，也无经费，这些学美术的学生就发挥特长，自己画点布景，使用最简单的道具，七拼八凑了几件服装，就这么上台了，效果还不错，起到普及话剧和宣传进步思想的巨大作用。

阿韬那时候已在恋爱，对象是美专同届的程婉芬，学西画的。阿丹、阿韬和程婉芬即将毕业。阿韬家里很穷，本想回江苏老家当个中学图美老师，而程家在湖南，祖上当过负责“粮道”的官，非常富有，但程婉芬和阿韬真心相爱，愿意和他一起回江苏结婚。可是，阿丹是戏痴，一心想在演艺上发展，阿韬其实也放不下戏剧，而阿王对表演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他们几个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原先的志愿，成为戏剧社的骨干，尤其阿韬，政治上更是积极，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组织美专的进步学生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反蒋斗争。

1932年，当北京的大学学联赴南京请愿代表团受到反动警察迫害时，阿韬就和其他学生领袖一起向上海学联呼吁，并发动各院校罢课，进行抗议示威，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代表。激奋的学生包围了市政府，捣毁了市党部，当局终于被迫接受学生的条件，斗争赢得了胜利。之后，阿韬作为美专的学生代表，参加上海的大学学联赴南京请愿代表团，要求政府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在这次行动中，学生们冲进了外交部，向外交部长提出质问和抗议，把这次学运又一次推向高潮。

“三剑客”的活跃引起校方的注意，不久，他们被叫到教务处，教务长说：“本校是培养美术专门人才的场所，既然你们志在戏剧而非美术，那就请诸位另谋高就吧。”于是，他们被开除了。

“三剑客”的分分合合

怎么办？阿韬想，反正毕业了，回老家结婚后当一名教师算了。但是阿丹和阿王都劝他别走，把话剧事业干下去。“三剑客”就租了一个石库门的三层阁楼住下，实行“共产主义”，有饭同吃，没饭同饿。

三人当中，来自南通的赵丹家境最好，他喜欢京剧和魔术的父亲原是孙传芳部下，后来经商，每月给阿丹30元生活费。阿丹还在明星公司跑跑龙套，只要拍戏就有钱。所以阿韬和阿王就经常敲他的竹杠，让他请客。

阿王其实也有钱，家里每月给他20元。多才多艺的他还会拉二胡，就到百代公司参加聂耳的小乐队，也能赚点。只有阿韬一无所有，就帮一个同学办了份小画报，能拿到一些补助，可好景不长，杂志出了没几期就停了。

有时候，“三剑客”都没钱了，只能挨饿，每人一个大饼混一天。“三剑客”只有一套像样的衣服，谁需要出门见人谁穿，其余两个就只能穿得像叫花子一样待在家里。程婉芬不敢把阿韬带到自己老家去，因为他太穷，她的双亲肯定不会接受。她也和“三剑客”混在一起，经常和阿韬一起去曹家渡工人区或者学校里，义务帮业余剧团排戏。

有一次，美专剧团在法学院演出，阿王说了一句冒犯国民党的台词，遭到当局通缉。通缉令在一个特务手里，这特务不知怎么得到消息，阿王的妹妹要结婚，而阿王的父亲有点钱，就想让他家出钱买下这张通缉令。正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婚礼的日子到了，阿王就把阿丹和阿韬一起叫去参加，故意在妹妹婚礼上露露脸，表示他没离开。然后，就在那天晚上，他坐船去了香港，由组织上安排在香港一家电影公司工作。

阿丹和阿韬在上海轰轰烈烈地演了许多戏，而阿王却孤独地躲在香港，非常苦闷。一年半后，他不顾被通缉的危险，悄悄回到上海，“三剑客”团聚了。那时候，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已经成立，阿韬、阿丹都是领导和骨干，阿王当然也要参加，于是他们又在一起工作了。

阿韬跑到卡尔登、新光等戏院，说服老板白天把剧场包给业余剧人协会使用，因为戏院要到晚上才有演出。老板一想也对，就同意了。业余剧人协会演了好几台大戏，尤其是《大雷雨》、《娜拉》等，阿韬当剧务主任，女主角却都由章泯导演正在追求的蓝苹（即江青）担任。接着，他们又排演了4个大戏：《罗密欧与朱丽叶》、《太平天国》、《黑暗的势力》和《原野》，可还没演完，“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了。

抗战开始，上海文化界在党的组织下成立了11个战地演剧队，分赴全国各地宣传演出。“三剑客”幸运地都分在了第三队。一年后，国共合作，引起全国文艺工作者大调动，于是，阿丹进了中央宣传部办的中央摄影场，阿王进了军委会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不过两人都在重庆；而阿韬担任郭沫若在武汉成立的10个抗日演剧队中第一队的队长，到了桂林，和洪深一起筹划演出事宜。于是，“三剑客”又失散了。

身陷囹圄与新的战斗

当时重庆是政治中心，昆明是教育中心，桂林才是文艺中心。

1939年夏，赵丹、王为一、朱今明、易烈等在重庆演出，由于受国民党文化官员的干预，屡屡受挫，心情十分压抑。无意中，阿丹和阿王读到一本杜重远编写的小册子《盛世才与新疆》，被吸引住了。阿丹和阿王激动万分，以为那是黑暗中国的一块净土，梦想着能在那里仿照苏联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演剧体系，自由自在地演出进步戏剧，那就需要组织一套班子，要有学表演的、学管理的、学舞美的。他们考虑得很周全，阿王和阿丹学表演，朱今明学舞美，阿韬比较理智，组织能力强，学管理最理想。而且，到新疆之后说不定可以再去苏联，那里有他们眼中的艺术圣殿──莫斯科大剧院。阿王说，在新疆和政府部门各方面打交道也需要一个人，谁啊？当然非阿韬不可。阿丹就写了一封信给阿韬，把新疆这片“红色乐土”详细描绘了一番，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阿丹那时已与叶露茜结婚，而且有了儿子赵矛，而阿王也已与俞佩珊成亲，打算一起去。他们万事俱备只欠“阿韬”，阿韬一到就可上路。洪深看了阿韬给的信说，“你开什么玩笑，组织上马上要派你去重庆三厅工作！”阿韬便回了封信给阿丹，说可能去不了了。阿丹马上又来了封信，说“你来不了也得来，我们就等着你了，你不来就不走”。阿韬没办法了，对洪深说，“我只能去了。”洪深非常生气，和阿韬吵了一架。可阿韬还是到了重庆，先和程婉芬草草办了个婚礼，周恩来参加了，还送了一套黑色的西装。这套西装一直被徐韬保留到新中国成立后。

然后，加上朱今明、易烈两对夫妇一共10人，奔新疆而去。周恩来得到洪深的报告后，意识到闯祸了，这帮人怎么这么糊涂啊！立刻派人去追，但已不见踪迹。因为旁边都是日占区，他们不可能按照正常的线路走，只能先入川，绕道甘肃，再到新疆。周恩来叫洪深亲自去追，可是10个热血文艺青年早已过了星星峡，到达迪化（乌鲁木齐），进入盛世才的地盘，要想退回来也不可能了。当看到眼前出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阿王的妻子俞佩珊哭了起来，其他人也惶惶然。他们根本没有心理准备，想不到新疆原来是这样一片“乐土”。

盛世才开始还假惺惺地宴请他们，“欢迎大明星”，也让他们演了几个戏。后来，见希特勒兵临莫斯科，以为苏联必亡，便撕去伪装，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正好新疆发生了一次阿尔塔山暴动，盛世才就把杜重远抓了起来，说是他领导的。而杜重远是阿丹他们的介绍人，就以“和暴动有牵连”为由，把刚上演了《夜光杯》的5位男士诬为“汪逆”、共产党派来的颠覆分子，关了起来。

那是个像车轮一样的圆形监狱，被称为“模范监狱”，每个关在里面的人彼此见不到，更无法知道隔壁牢房的情况，只有一个透气的小窗口。一个便桶放在那里，自己解决，送饭时就打开校号。每天早晚放两次风。易烈不久就在狱中死于霍乱或者伤寒，可是外面的人什么消息都得不到。阿王在监狱里还有书看，《红楼梦》读了4遍。

当时，几个在外面的太太不知道监狱里的情况，又不让探监，完全被分隔于两个世界，她们只能自谋生路。阿王妻俞佩珊原是跳舞的，会点俄语，就在迪化（乌鲁木齐）教俄语和体操；阿韬妻程婉芬会画画，善刺绣，就做新疆帽摆摊卖；阿丹妻叶露茜则教唱歌。后来，她们又被赶到兰州软禁起来，越来越绝望，以为自己的丈夫都已死在监狱里。驻地附近有个空军俱乐部，她们就每晚去跳舞，认识了几名空军，朱今明的太太和俞佩珊与他们私奔了。叶露茜通过一个空军去了重庆，把赵矛寄在北培的孤儿院，再到昆明，与杜宣结婚了。程婉芬老家被烧光，亲人不接纳她和孩子，叫她自己寻活路，她就找到洪深，问怎么办。洪深说，估计凶多吉少，阿韬回不来了。程婉芬就去了重庆《扫荡报》当美术编辑，把儿子徐伟杰也放进了那个孤儿院，接着遇到了当年在上海震旦大学迷恋她的一个生物系学生李九皋。李已结婚，但还是和老婆离婚后娶了程婉芬。

没想到，经过周恩来和同仁的多方奔走营救，“三剑客”和朱今明于1945年2月得以释放。他们返回重庆时，文化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周恩来、郭沫若亲临会常程婉芬和叶露茜傻了。阿丹和叶露茜抱头痛哭，但木已成舟，不可挽回。程婉芬说，阿韬只要早一星期出来，她就不会和李九皋结婚……

这年，重庆中国艺术剧社上演茅盾的《清明前后》，“三剑客”不顾长期监禁造成的体质虚弱和家破人散的痛苦，联袂出演，以新的热情投入战斗。

“剑客戏剧”的落幕

抗战胜利后，党领导下的昆仑影片公司成立了，回到上海的“三剑客”都加入了昆仑公司。而且，阿韬和阿王被选为重点培养对象，先让他们合作导演一部电影，这就是欧阳予倩编剧的《关不住的春光》，赵丹、王人美主演，朱今明摄影。这也是“三剑客”合作的唯一电影作品，在银幕上留下了他们永恒的印记。

临近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阿韬曾要被派去东南亚发展党组织，后来又通知他不去了，要他负责保护上海的电影厂，完整交给进城的陈毅。当阿丹看到穿着军装的阿韬参加接管上影时，大吃一惊，叫道：“妈的，你原来是党员，连我们老朋友都被瞒住了！”

而阿王被派去由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筹建的香港南国影片公司拍了影片《珠江泪》，新中国成立后又被派去广州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从此，“三剑客”又分开了，而且再也没有机会合作。只有留在上影的阿韬和阿丹还一起拍了几部戏。

1961年召开电影界座谈会时，“三剑客”在北京相会，周总理请外地代表去西山游玩时见到了他们，便说：“你们是虎口余生的人啊！来，我们照一张相。”于是，就有了一张“三剑客”和周总理在一起的珍贵合影。

不幸，“文化大革命”的厄运降临。1965年，阿韬正要把田汉编剧的《白蛇传》搬上银幕，恰逢山雨欲来，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燕山夜话》和《海瑞罢官》的浪潮已席卷全国，阿韬因和瞿白音、羽山合写了一篇探讨创新问题的《炉边夜话》，被作为“小三家村”揪了出来，被戴上“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等帽子。

1966年6月23日，天气已经有点热了。那天早上，阿韬穿了一件中山装，还戴了顶帽子，在阳台上站了很长时间后，走进屋，看了看还睡在床上的第二任妻子赵光沛，叹了口气，关上门，走了。他去了和前妻定情的杭州，纵身跃入钱塘江的滚滚浪涛中……

阿王被关进“牛棚”挨批斗，阿丹又受了一次5年牢狱之苦，倒也熬到了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便把一生的磨难写进了《地狱之门》一书……

如今，“三剑客”只有阿王尚在，前妻俞佩珊人在美国，多年来一直和他保持联系，电话铃响，阿王耳聋不便，就由其第三任妻子郑旭代为通话，俞佩珊和郑旭两人亲似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