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镇保护专家谈成龙捐古建：在原地还原最好

再会老北京

麦尔曾居住的北京炭儿胡同四合院内部全景。他说那里毫无隐私可言。

《再会，老北京》的英文书名直译过来是“老北京的最后日子”，作者迈克尔·麦尔不是去记录中国过去十年激动人心的经济和生活巨变，而是缅怀了他所生活的胡同岁月，那样一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 记者：石剑峰

西方作家眼中的中国当代社会，总是与身处其中的中国人视角不同，其中的代表作如何伟、张彤禾夫妇的《寻路中国》和《工厂女孩》，虽然他们的目标读者是西方人，但依然为中国读者所喜爱。继出版了《寻路中国》、《江城》和《工厂女孩》之后，上海译文出版社日前又出了这个系列的又一本著作──美国作家迈克尔·麦尔的《再会，老北京》。昨天作者与古城镇保护专家阮仪三在上海爱尔兰中心做了一场关于城市保护的对话。

一种生活方式被拆掉了

《再会，老北京》里的故事年代与《寻路中国》和《工厂女孩》相近，迈克尔·麦尔、何伟和张彤禾三人在北京时也都互相认识。《再会，老北京》的英文书名直译过来是“老北京的最后日子”，麦尔不是去记录中国过去十年激动人心的经济和生活巨变，而是缅怀了他所生活的胡同岁月，那样一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随着那一个个“拆”字被新的大楼和马路永久覆盖。

同《江城》作者何伟一样，迈克尔·麦尔也是因为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来到了中国，当时他只会说英语和西班牙语。1995年，他在中国第一站是四川农村，一直到1997年才搬到北京。在那里，他喜欢吃饺子，在牛街和巍公村混，后来那些地方都被拆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拆。”所以他想写一本书谈谈四合院为什么会被拆。麦尔最初要写一本关于北京胡同、北京文化遗产的书，但最后的结果恰是一本关于他所熟悉的北京人生活方式和传统的书，用他认识的这些人的生活故事讲述胡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独特价值和不可替代性，到了今天，某种意义上也成了一种怀旧，虽然书中的故事只是几年前的事情。

迈克尔·麦尔很熟悉北京胡同的历史，他自己在胡同里就生活了两年，住在大栅栏里的炭儿胡同。那也是没有生活隐私的两年，生活处处不方便，有邻居大娘大清早端早餐过来，没有暖气，要走几十米才能上厕所，蹲坑时面对着的是痔疮广告。四合院的路很窄，没有地方可以让小孩子活动，“这里就像贫民窟一样。”但那是货真价实的胡同。

麦尔还介绍了一条毫无特色的大马路，那里以前是他吃面条的地方，当时也是胡同。开面馆的一家人是陕西人，拆迁时因为是租户所以没有补偿，“他们离开了北京一年，后来又回来了，还是开面馆。后来他们自己都嫌弃别人是外地人，他们自认为已经成了交税的城里人。”从这例子，麦尔看到的是“贫民窟式”的胡同，它给普通人带来的生存和社会流动的机会。“这个胡同让外地人变成北京市民。比如第一年他们来到北京，他们买不起房子，这里可以租到便宜的房子。我在研究中看到好多外地人，他们开始说北京话，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北京的小学。”

可是胡同还是被拆了，尤其是2001年以后。麦尔说：“我经常跟北京城市规划者说，‘你们不应该犯美国所犯的错误，不要学美国拆老城造大马路。’但很多人说，‘我们想犯美国犯的错误，我们有权力，我们有能力。’”

保护老房子不能少了人

昨天与迈克尔·麦尔对话的是古城镇保护专家阮仪三。在昨天的对话中，阮仪三也意识到麦尔对于老北京的写作不只是缅怀那些被拆的胡同，更重要的是那里的生活方式和那里的人。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北京的四合院还是上海的石库门或者其他地方的民居样式，一个共有的特点就在于它们都是以家庭为核心的居住形式，而那些房子连在了一起就成了胡同和里弄，形成一种和睦的生活关系和社会网络，“但这种社会网络已经中断了。所以我们保护老房子不能少了里面的人。我们可以通过必要的经济手段，内部进行必要的改造，风貌上有选择地留下。”最终是要人愿意生活下去。阮仪三认为，房子里更应当留下的是人、人性，“这才是和谐社会。”

阮仪三参与保护和规划了很多古城镇，比如最近被反复提起的凤凰，但他本人并不反对凤凰收门票，“媒体在这件事情上并不专业。门票收费有它的合理性，只要能用法律法规的形式要求门票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作老城保护和建设，这对凤凰的持续发展是有帮助的。”但对现在的凤凰，他也很不满意，“我的总结是四句话：边城不边，翠翠不见，沱江不清，凤凰长高。”

对于成龙捐徽州古建筑给新加坡，阮仪三也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古建筑还是要和特定环境结合在一起，“在原地还原是最好的，尽量留在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