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老北京》写给胡同的情书

一个美国人，一头扎进了老北京的胡同之中，成为大栅栏杨梅竹斜街方圆一平方公里57000常住民中唯一一个“老外”。迈克尔-麦尔用5年时间完成的《再会，老北京》不仅是他老街生活的点滴记录，对北京城历史的深入探寻，更是一封写给胡同的情书。在这封情书里，麦尔记录下了即将消逝的老北京胡同生活，以及一座城市的生与死。

《再会，老北京》

《再会，老北京》

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

⊙ 作者：（美）迈克尔-麦尔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作名：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_Life in the Vanishing Backstreets of a City Transformed

译者：何雨珈

出版年：2013年4月

定价：36元

迈克尔-麦尔

“梅老师”的胡同生活

“老寡妇门也没敲，就走进了我的房间，她身上飘着一阵‘飞马’牌香烟的味道……‘小梅，听我说，上课之前你必须吃个饭。’”《再会，老北京》的开头，迈克尔-麦尔写下的是同住一个四合院的老街坊闯入他房间的情景。老寡妇给麦尔递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多吃点，小梅”，麦尔的胡同生活就在老寡妇的饺子香中开始了。

很显然，孤独的老寡妇把麦尔当成个孩子一样疼爱，当麦尔搬到大栅栏的那天，老寡妇对着这个“老外”一字一句地宣布了四合院的唯一规则：“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并让麦尔跟着念了好几遍。第二天一大早，麦尔还在睡觉，老寡妇就闯进了他的房间，拍着桌子：“5点啦，懒虫！”麦尔吓了一跳，惊讶地说：“你不是说‘公是公，私是私’吗？”“是啊，这就是公。”老寡妇斩钉截铁。迈克尔-麦尔手舞足蹈地跟大家讲述自己在胡同的第一天。除了在北京的老胡同里，这种经历他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过。很快，麦尔习惯了老寡妇的不请自来，还有她做的美味饺子、面条。通常，老寡妇只是来为麦尔送上一餐，说两句话就走，而在麦尔眼里，这位老寡妇就是这条胡同的缩影和代表，她和胡同的颜色是“黯淡的灰与白，亮丽的明黄，带有皇城气息的大红。当然还散发着灰烬和岁月的味道”。

夜晚的杨梅竹斜街

1995年，比《江城》《寻路中国》的作者彼得-海斯勒早一年，主修教育学和西班牙语的迈克尔-麦尔作为一名“和平队”（Peace Corps）的志愿者，阴差阳错地来到中国。麦尔拥有了一个中国名字“梅英东”，前往四川教学英语，麦尔在内江度过了两年不需要手表的悠闲教学生活，“乡下”呆了两年后，麦尔来到北京，他写道：“这里，市中心并不是一条条空荡荡没有人情味的宽阔林荫大道和千篇一律的公寓与写字楼，而是一汪汪相连的湖水，周围修着各式各样看上去十分亲切的建筑，以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胡同……我对北京的感觉，一个词就可以概括，那就是：一见钟情。”

1997年，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腾飞期，整个国家希望不断向前，收回香港、加入WTO、申办奥运会接踵而至。对于首都北京来说，这也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加速时刻，一条条的胡同逐渐被大型购物超市、高层公寓楼和宽阔的道路所取代，那些代表城市历史，留在老北京们心目中的地标正逐渐地消失着。在北京的头几年，麦尔住在海淀的上地，城市的急速变化还是令他吃惊，“可能你不久前还去吃过的老字号美味餐馆、逛过的热闹露天市场，甚至是造访过的温馨社区，在短短几周内就能面目全非，被夷为平地。”自己熟悉的建筑总是被涂上白色“拆”字，然后迅速消失，为什么要拆呢？那些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们去了哪里？麦尔走进胡同，想要解决自己这个疑问。

让麦尔走进胡同，还得感谢生活在20世纪初的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在他1929年的著作《都市主义》中，柯布西耶宣称“城镇就是工具，住家就是机器”。为了研究胡同和老城区的保护，麦尔读起了这本书，面对批评自己会毁掉老建筑的怀旧人士，柯布西耶毫不客气地写道：“如果你问问这些整日忙于写论文和指导公共意见的恋旧人，他们住在哪里，答案肯定是某某小区，电梯公寓什么的，要么就是位于花园深处，舒服豪华的小别墅。”麦尔意识到，“尽管我也为北京历史古迹的消逝而伤神忧心，但我也是个一直住在公寓楼里的‘假把式’。再不去探究一番，就没时间了。”

于是，在阅读了大量北京城市规划的资料后，2005年8月8日，麦尔搬到了大栅栏地区，西城区的杨梅竹斜街，成为四合院的一个普通租户──这个四合院有5个房间，却一共住了7个人，麦尔花600元租了两间房，院里的其他租户都叫他“大财主”。

院里的情况远没有院外人想象的那么好，原本，四合院中间的开阔地能放下一张茶桌，还能种下一棵高大的柿子树，但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水泥石板上的空间越来越小，加盖了一间卧室，一个带煤气罐的厨房，房间与房间的空隙之间，蜘蛛网般交错拉满了晾衣绳。白天，总有人在麦尔屋里来来往往。完全没有什么个人隐私，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让大家看在眼里。

比起狭小的居住空间，更不便的是日常生活，麦尔的两件屋子只有简单的家具和少量电器，四合院里没有卫生间，没有浴室，只有一个水龙头，没有空调，没有暖气，脆弱的保险丝经不住大型电器的考验。有时候麦尔晚上就“方便”在矿泉水瓶中，要想洗个痛快澡，得到几条巷子以外的“大力澡堂”。冬天的时候，邻居以蜂窝煤取暖，而麦尔则在阴冷的屋中冻得要死。从物质上说，居住在这么一所条件简陋的平房里确实不是什么好事。

但麦尔在胡同里，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和孤独地居住在公寓楼的体验完全不同，胡同生活就像是在一个大家庭，一旦麦尔走出自己居住的四合院，就会遇到他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一群老大娘别着写有“巡逻”二字的红袖章，亲切地向他打着招呼：“小梅，你吃了吗？”街区不远是大伙购物的宝地，瓜果蔬菜、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的天桃市场。奶奶们推着丁零咣啷的小推车，里面装满了从天桃市场买来的蔬菜。通体黑色的“飞鸽”自行车不断响起铃声，提醒人们让路。小孩们在胡同里乱跑，小贩们就在路边做着自己的各种生意──只要你在这个地区生活，总会和固定的那几个人打交道，收废品的“废品王”是河南人，开面馆的刘老兵一家是山西人，胡同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平民聚集地，在这里，大家的生活天然地紧密相连──似乎谁也离不开谁。而最令胡同里的老居民骄傲的是，他们时时刻刻踩着脚下坚实的土地，麦尔遇到的每个不愿搬迁的老居民几乎都会说出同一个词：“接地气。”

麦尔真正融入到杨梅竹斜街是在他获得一份教学工作之后的事。他在炭儿胡同小学获得了英语教学的“志愿工作”，这是这所条件简陋、学生大都是外地人子女的小学迎来的第一个“老外”教师。片警李警官起初觉得麦尔是个“包袱”，总想推荐他去别处，然而在奥运学英语的热潮下，李警官请麦尔吃了饭，让麦尔教他那些英语的脏话──“要是有老外骂我，我可不想没事人似的。”很快，麦尔成为大栅栏的一员，他从陌生的老外变成了“梅老师”。

在学校里教那些“数学能力和记忆力能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但对区域和空间的感知却被限制在四四方方的胡同街巷里”的学生们英语，和老师们交流，和老街坊们聊天，探寻胡同老居民的记忆。冬天的时候，他还和朋友们在紫禁城的护城河上打冰球。麦尔发现，只有对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胡同才有意义，他的学生们无法分辨出北京的那些地标建筑，却能认出教室窗外四合院中每一棵树，万圣书店的创始人刘苏里赞赏麦尔的两个眼珠像“摄影机”，双手像“录影机”，忠实记录下了一段胡同生活。而在《蛋壳里的北京人》的作者王春元看来，麦尔精准地抓住了胡同生活的核心──“人情味”。

当马可-波罗在13世纪抵达当时的“北京”元大都时，他面对这座城市不禁感叹道：“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麦尔来到北京不久，就在一栋老楼的拆迁现场发现了一个极具北京特色的横幅，上写：再现古都。一天晚上，不知道谁悄悄地将第二个字的左半部分去掉，所以口号变成了：再见古都。

无形巨手和拆之简史

“被改掉的横幅在几小时内就被扯了下来，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北京人不需要读它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变化──他们每天都身处其中。”麦尔写道。在《再见，老北京》中麦尔不仅记录下了当下北京剧烈的变化，也回顾了这座古都的千年历史，伴随着战争和王朝更替，从燕京、元大都、北平到北京，麦尔在大量文献中审视着北京和大栅栏的前世今生。清朝时汉人被赶到皇城外，烤鸭、京剧、手工艺这些传统的老北京文化因此聚集大栅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美国军队在鲜鱼口留下了第一次现代化管理的痕迹，民国时期的大栅栏拥有了轨道电车和庞杂的闹市，成片的古玩店、手艺人和妓院混杂在这个地区。解放后，曾经挺立的城门和城墙被拆除。后来，这里又几经改造和拆迁，成为“新北京、新奥运”计划的一部分。

在《再会，老北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无形巨手”，这是麦尔面对不时在胡同外冒出来的白色“拆”字的想象──到底是谁在半夜刷上这些字？麦尔从未见过刷字的人的真身，而北京的拆迁与改造也总是那么神秘，“上面”的一纸通知，就决定了一个古老社区的生死，这让麦尔觉得不可思议，他说：“他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没有办法站出来，这是北京现在最大的问题。”

在3年的胡同生活中，麦尔发现古旧胡同并非媒体宣称的落后混乱，大栅栏的胡同里治安良好，充满生气，一年之中严重的事件只有一次火灾和一次谋杀。正如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的：这里让低收入阶层的人们成为中产阶级，让不谙世事的“菜鸟”成为城市的中流砥柱。而无情的拆迁不仅将拥有胡同记忆的老人们赶往疏离的郊区，也让那些刚刚在北京拥有立足之地的外来客瞬间失去容身之所，在麦尔看来，胡同作为蓝领社区为那些外地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缓冲区，麦尔认为“这些胡同有一部分价值是让外地人来北京可以说北京话，让小孩上学。有好多人第一次开始交税，可以受益。每个大城市都需要这样一个地方让外地人过渡。而且大城市需要外地人。”而对本地人来说，胡同是他们生活的地方、养孩子的地方，麦尔遇到了众多不愿搬离胡同的北京人，当然多数是老年人，比如老寡妇。有趣的是，虽然他们宣称自己“绝不会离开”，最终还是在获得补偿之后离开了生活几十年的胡同，而这些胡同不是被拆除改建购物中心和写字楼，便是成为高档住宅区和城市旅游景观，就像在前门大街发生的一样。

麦尔觉得，现在的城市规划者应该考虑一下建造新社区的自然感，麦尔说：“比如南锣鼓巷、什刹海变成了酒吧街，我们在那里可以坐三轮车，转一转拍照留念，胡同在这些地方有旅游价值。原来南锣鼓巷很天然，挺好的。但东城区将之打造成休闲区，开始修路。没有人问住在那里的人说你需要什么，我们怎么帮你。”

在采访之余，麦尔经常向北京城市规划者和相关领导呼吁，“你们不应该犯美国所犯的错误，不要学美国拆老城造大马路。”但他们答道：“如果我们想犯美国犯的错误呢？”麦尔承认，“无形巨手”和规划者确实“有这个能力和这个权力”。

记录者，守护者，北京的过客

自打1997年来到北京起，迈克尔-麦尔就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最后老北京生活的记录者，而在探寻北京的过去和现在时，麦尔也和众多北京的记录者、守护者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期而遇。

这里面有以《茶馆》和《骆驼祥子》记录下旧北平的作家老舍，有坚决反对拆毁古城的建筑师梁思成，也有如今在胡同里穿梭的胡同保护人士华新民，建立保护古街道研究所的冯骥才，还有那些外国过客在不同时代留下的观感，他们都深深地爱着这座城市，拥有北京和古都的独特记忆，正如1939年美国驻华武官莱彻尔给母亲的信中所写：“如果我必须住在一座城市，永远无法因为任何原因离开，那么在所有我生活过的城市中，我会选择北京。”

麦尔最初想把书名起为《回音壁》，有种老北京声音在耳边回荡的感觉，“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历史中，回忆就像一张张老照片。现在回到北京，我特别喜欢去团结湖那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小区，它们有一天也会成为一段历史。”他说：“我想念北京，不过，‘我的北京’已经被拆了──我跟以前的女友、现在的爱人吃饭的地方、散步的地方，都已经被拆了。以前我喜欢去新街口，常常从积水潭坐公交车到西四，可是现在那里已经完全变样了。”

同样被改变的还有书中那些普通人和麦尔自己的生活──老寡妇最终搬离胡同，和麦尔失去了联系；刘老兵一家在短暂离开北京后又回来重新开了面馆；麦尔学校的同事朱老师生了孩子，她住了20多年的老宅已经完成了拆迁；而麦尔则前往自己下一个感兴趣的地方──东北的农村，他在那里种地，体验农民的生活，试图弄明白中国乡村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老舍、梁思成、麦尔还是那些居住在胡同里的居民，都是这座城市生死的见证者、记录者，同时，也都是过客。

《再会，老北京》写作于伦敦，麦尔称自己应该与“老北京”拉开一定的距离，那样才能感受、回想起它的美好。而在给这本书写的推荐语里，彼得-海斯勒写道：“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活在一部作品里，融入当地的生活，并让这种探究走向深入。两年来，迈克尔-麦尔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教书；在当今的英语写作圈，没有人比他更懂这个世界。”

麦尔不愿过多讲述这本书的价值或意义。他对北京这个城市投入了很多情感，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北京是他的第二位妻子，“《再会，老北京》是本写给北京的‘情书’，把我最喜欢北京的地方记下来，让100年以后的读者能看到。”

显然，这位第二位妻子也改变了麦尔，“只要我一离开胡同，我就开始想念北京。”麦尔说：“我不知道我邻居是谁，我在路边不能随便吃饭，真的有空虚寂寞的感觉。”

迈克尔-麦尔：
“胡同里，年轻人盼拆，老年人怕拆。”

Q：写《再会，老北京》的初衷是？

A：刚来北京时我住在上地，看到新街口、隆福寺那些老房子都被拆了，没有人告诉我这么有人气的地方为什么要拆掉。我想知道原因，拆的话是好事还是坏事？所以我就自己去看看，其实这本书最好或者说最理想的读者，应该是100年以后的读者。100年以后的读者会问：原来的老北京是什么样子？当时的胡同拆迁是怎么回事儿？当然写这本书也是告诉我爸妈，儿子在北京都在瞎忙啥。

Q：胡同生活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A：胡同最吸引我的一点，也是使它们有超越建筑涵义的价值的一点，是它们带来的一种归属感。居民不关心住得好坏，他们只关心邻里之间的交往、社会关系。如果你住在老胡同的话你就会知道那里的人为什么不愿意搬到小区，你也可以发现胡同生活的价值。

Q：其实胡同生活也有很多不便。

A：是的，在住进去前，我希望住在一个有柿子树和茶桌的美丽院子里。事实上，我被挤在一个有9个人的狭小空间里，没有卫生间，也没有热水。你会厌烦没有隐私的生活，要走出去上厕所，冬天还很冷。你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的。那里的居民根本无法计划他们的生活。胡同里，常常是年轻人盼拆，老年人怕拆。

Q：书里你研究了很多城市改造的范例，你觉得哪些改造值得北京借鉴？

A：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城镇规划，如今大部分都被认为是严重的错误，特别是这些规划的着眼点在车而不在人。中国可以吸取教训。我真的相信，十年之后，我们会在北京重新看到自行车车道，并且在城市中心努力鼓励市民用骑行取代驾车。在美国，一个大的不同是，人们更愿意表达他们对理想社区的渴望。我们纳税，我们在市议会上、媒体上辩论这些话题，最终我们用投票表决。

我去过河内。我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平衡状态──政府鼓励居民维持老城原样，那个地区的人口要保持稳定。但是这是在北京的大栅栏和胡同中看不到的：这里的人口三倍或者四倍地增长。并且，河内的房子是用石头和水泥建的，这比四合院的木头和稻草或者泥土更便于保护。我也喜欢上海一直采用的适应性再利用模式。外滩建筑已经回归到它最初的用途──作为银行，作为酒店，但同样也有被改造成商场和饭店的。这就达到了一种平衡，不全是商场和饭店，有混合用途。并且，商场和饭店背后仍然还有居民楼。这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街道，也不是一个照片背景，它一直在运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倾听城市居民的想法。举个例子，我们应该听听保护主义者的声音。中国不乏富有同情心、有学识的保护主义者，他们让我们注意到，遗产的破坏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应该听听这些人的声音，并在一切都未晚前采取行动，我们还有时间。

Q：这次回北京有什么感受？

A：很奇怪，有一部分我认识，有一部分是新的。团结湖是最美丽的50年代中国社区的样子，但我昨天晚上散步，看着对面的旧社区跟三里屯太古里挨在一起，两者之间毫无关系。

Q：在书中，你将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的历史穿插在你胡同生活的故事里，为什么要这么设置？

A：因为好多人不了解北京原来也被拆过，其实每个城市都是这样，有个循环，我觉得有必要介绍拆迁的历史。写完主线的故事以后我才发现，有很多历史资料，没能够自然地融入到那些场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