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我国近40%老人具有明显抑郁症状

当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大二学生翟珮云拖着半人多高的拉杆箱，来到陕西省略阳县一个毫不起眼的村庄时，她其实和其他550位大学生一起，正在为一个1.85亿人的庞大群体画一幅“科学素描”。

这张“科学素描”的素材来自一个名叫“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项目。从7月1日起，这些大学生来到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对分布在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的大约17708名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

他们用提问的方式，为这个已经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画像”。在至少3小时的面对面交流中，他们得到的资料包括个人信息、家庭资产状况、身心健康状况甚至和子女的关系等。为了能够了解人们如何变老，项目组选取了45岁做为年龄界限，而非常见的60岁。

有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85亿，占总人口的13.7%，预计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为34%。“欧洲用了80年的时间完成类似过程，在中国这一时间却缩短至20到30年。”美国兰德公司中国老龄化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史密斯总结。

当这幅“科学素描”渐渐浮出纸面，一个愁容满面的老人出现了：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近1/4的老年人生活贫困，40%具有明显的抑郁症状，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患有高血压。

“虽然大家寿命长了并不是坏事，是‘甜蜜的负担’，但毕竟也是负担。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疾病的负担非常重。”项目执行主管孔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美国《科学》杂志则对这一幅“科学素描”评论道，“在中国已经极大地扩大了医疗覆盖率的情况下，这样的结果依然令人担忧”。

老龄化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实现健康的老龄化

为了更为准确地勾勒这幅“科学素描”，翟珮云准备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在一门由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赵耀辉教授主持的选修课上，她和其他200多名北大学生一起，训练如何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每个问题背后的意义，占满191页A4纸的问卷都能倒背如流。

早在2011年，调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式时，访问对象就已确定──由计算机随机抽取全国的超过17700名中老年人，“避免人为操纵，不许替换样本”。不仅如此，项目组将每隔两年对这群中老年人进行追访，记录下他们的生活变化，直至离世。

不过，当这群大学生真正落下“画笔”时，发现困难重重。“很多词语老人听不明白，比如问到‘你是不是对未来充满希望’，就要先解释什么是希望。”翟珮云花了5个小时完成第一个追访。另一位访员戴顺记得，甚至有老人不知道什么是“烦恼”、“孤独”。

他们负责向老人解释的，其实是调查问卷中重要的一部分。问卷中不仅有关于一般慢性病和身体障碍的记录，还有专门判断老人认知和抑郁等心理健康状态的内容。

“老龄化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实现健康的老龄化，以及经济政策是否能够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形势，进行调整。”项目组的报告解释。

这种全面搜集健康数据的做法，发源于1992年的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目的是发现“老年人的健康如何与社会、经济、心理因素和退休的决定相互影响”。2006年，美国项目的负责人理查德·苏兹曼把它介绍到中国，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也成为中国项目的最大赞助方。

“中国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将间接影响中美关系和贸易。”当被问及向中国推广的原因，苏兹曼表示。苏兹曼还把同样的项目推广至包括韩国、日本和印度在内的30多个国家。

2011年第一次全国普查中，项目组还请来了当地疾控部门的护士采集受访者的血样。

在山东，当访员戴顺拿出电子血压计套在老人手臂上的时候，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舒张压200，健康人的这一指标在120左右。但眼前的老人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从来没有体检过，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疾病。

访员周越在河北记录过一个70多岁老人的生活。他和老伴住在破旧的土坯房中，墙角摆的土豆是子女送来的粮食，除此之外两人全部生活来源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的每人每月55元钱。老人虽然知道自己“该有的病都有”，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药了──“吃不起”。

“经济学不是像人们想的那样只关心与钱有关的，作为人文学科，也关心人的健康，只不过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经济方面，”坐在北大未名湖畔一座古典庭院里，赵耀辉向中国青年报社记者解释，“如果老人能够健康生活，他们的护理需求将会减少，同时还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有数据显示，2008年，占我国人口14%的60岁以上老人花费了40%的医疗资源。

与老人自杀紧密相连的，正是“抑郁”这个无形的凶手

对于分散在各地的大学生访员来说，想要描绘出这样一幅“科学素描”并不容易，最让他们头疼的就是如何敲开被调查者的大门。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访问的董璐记得，她遇到过一个家庭坚决不给开门，后来老人偷偷到居委会了解了情况，发现确实是学生社会实践，才托人带话把他们请回来。

“实际上她平时都没什么人照料，你跟她聊半个小时就可开心了，”董璐回忆，“但那栋楼里有个老人上个星期刚被人骗了几千块钱，所以她有点害怕。”

有时候，访员即使敲开了老人家门，也会因为一些涉及隐私的问题让对方变得警惕。在宝鸡师范学院的一个社区里，翟珮云相当顺利地敲开了一个独居老太太的家门，但当问题进行至子女信息时，老太太开始变得不太高兴。

当话题变成是否有心脏病等疾病的时候，坐在床上的老人双手一撑站了起来，指着翟珮云的鼻子质问，“你想干什么？是不是想咒我早点死”？

从今年暑期的追踪调查开始，应答率的指标将被替换成追踪率。“就是说第一年你接受我的访问，第二年是不是还愿意接受？”孔涛解释，在类似的追踪调查中，“一般都会丢很多人”。但是为了保持样本的科学性，项目组并不会针对流失的人群进行补充。“只会针对年龄补充”──从新跨入45岁这道门槛的人群中再次随机抽取一定的人。

在试图绘制这幅“科学素描”时，中老年人的精神状态，让这群20岁出头的大学生印像很深。如今还在甘肃进行调查的许霖生记得，他到过一个住在半山腰的家庭，在进行认知和抑郁测试时，女主人平静地告诉他“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这让他十分惊讶，因为相比旁边的土坯房，这个住在刚翻新的房子里的人家“生活条件不错”。

在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看来，这样的回答并不奇怪。据她介绍，相比于我国10万分之23的年平均自杀率，老人的年自杀率达到10万分之86。花了13年的时间在大连庄河农村进行自杀死亡系列研究的贾树华发现，与老人自杀紧密相连的，正是“抑郁”这个无形的凶手。

贾树华还发现，比抑郁症状更令人担忧的，是对心理状态的漠不关心。她访问过一个抑郁症患者，不知道什么是郁闷和忧愁，“就是躺在床上不想动，都仨月了”。

“如果稍微有点相关知识，吃一点抗抑郁的药，老人只要能下床走动，看到院子里种的菜心情就会慢慢好起来。”贾树华感慨道。她告诉记者，如果不进行治疗，“抑郁症最后只有自杀一条路”。

翟珮云清楚记得，自己在宝鸡市遇到一位“满是负能量”的老人。在翟珮云提问的时候，老人反复地讲述自己早年工作的经历。

“他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一下午就在说这个事情，”翟珮云说，“每说完一段会停一下，然后看着我，可能期待我有回复”。

它将成为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权威信息来源

这幅“科学素描”的背后，是一个个孤苦老人的故事。让翟珮云难以忘记的是，在甘肃省泾川县的一个村子，一位居住在“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的土坯房里的老人，儿子新盖的砖瓦房就在旁边。当老人坐在院子里接受访问时，“儿媳妇走过时都不看他一眼”。

直到现在，她还记得老人弯腰背柴的模样，而据老人讲述，他还要照料一亩菜地。

实际上，当面对问卷中的一道“准备什么时候停止工作”的问题时，大多数农村老人会选择“一直做下去”。就在许霖生目前呆的村子里，他的任务清单上尚未完成的一项就是一份死亡问卷──针对项目样本库中已死亡的中老年人，访员记录其情况的问卷──问卷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在田里干活时突发脑梗死亡的男人。

但对于老年人来说，更让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不干活就会拖累儿女。一位在江苏访问的学生曾遇到因风湿病而手脚变形、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并不能解决老人的生活困难”，每个月四五千元的医疗费用基本要靠两个已经出嫁的女儿承担。

当访问涉及老人的病痛时，她指着墙上依然挂着的奖状向访员哭诉，“我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儿，是大队里面的生产标兵！现在不行啊，废了，废了啊！”

“在GDP相对发达的江苏农村仍然有这样的养老问题，放眼全国，养老问题正在困扰着的家庭怕是难以估计。”这位本科学生说。

在一个经济学家的眼中，让老人活得更健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比如提高新农保的标准，看起来是个好事儿，但是要先弄清子女是不是会因此不给老人钱了，否则老人的生活实际没有改善。”赵耀辉告诉记者。

为了鼓励更多人研究中国养老的问题，“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选择了免费公开所有数据。截至目前，已经有4502人申请使用这个数据。

“未来20年的动态，都在我们的掌握中。”史密斯说，“从现在到未来的很多年，它将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权威信息来源。”

原文标题：给老龄化中国画幅科学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