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有效治理雾霾三十年太久 三五年不现实

秦大河

杨玉良

葛剑雄（均资料照片）

⊙ 记者：李晔

王潇

彭德倩

⊙ 实习生：

姜琳君

吴赢雨

为了同一个心患，复旦光华楼1楼学生广场，“两院士、一大炮”跨界聚首。

院士是秦大河和杨玉良。前者是地理工作者，前气象局局长，1989年徒步横穿南极前，特地拔掉了半口牙；后者是复旦大学校长，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973”、“863”计划首席专家，是一位化学家。

“大炮”则是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最近一次引发轩然大波的事件，是他请辞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他，是一位史地学者。

三人行。事务繁多的三位学者，特地拿出一个上午的时间，聚首一场特别的小型沙龙，畅谈共论，情怀共生。对它，秦大河深恶痛绝之余有“兴奋”，跟二氧化碳斗争多年，他终于找到了另一个“抓手”；对它，杨玉良心怀“内疚”，一心挂念着要“将功补过”；对它，葛剑雄则异常“操心”，为了宣战，他动起了自家屋顶和代步工具的脑筋。

它是谁？全民公敌──雾霾。

他们的呼吸保卫战

名人同样要战雾霾。

在这片混沌面前，他们没有比我们多一分豁免权。

去年11月，秦大河在空气洁净的斯德哥尔摩，荣膺全球环境领域“诺贝尔奖”──沃尔沃环境奖，他是迄今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人。领完奖后，他回到北京，即收到了儿子专门送上的礼物──可替换滤芯的口罩。

秦大河用了几次，觉得憋气，扔了。

已经70岁的秦大河，有着自己的一套抗霾经。他会趁着没有雾霾的天气，骑着自行车去买菜，“有霾的日子，尽量不出门”。

“心肺之患”，同样困扰着我国高分子界第一代博士杨玉良。这位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说，“没人不要呼吸”。在听信了周围人推荐后，他在卧室中安了一个“所谓可以去除PM2.5的机器”，起初一打开，显示为红色，证明房间里有许多的PM2.5，“转了1小时后，红色就没有了”。然而，自从用了这个机器，今年春天，杨校长对花粉过敏比任何一年都厉害……

复旦“潮人”葛剑雄的家，离学校28公里。若不开车，上下班就要过度暴露在雾霾中，有碍健康；若开车，汽车尾气又会给雾霾加料，心中有愧。左右为难之下，葛剑雄狠了狠心，买辆电动车！伺候这“小主”颇费工夫──一次充电需6小时，180公里续航里程还必须精心 “算计”，以免路上电尽抛锚。好处当然有，不污染空气，每公里成本仅一毛钱。

“国十条”一箭双雕

晚8点半，记者在虹桥机场见到北京飞来的秦大河，POLO衫、休闲裤，戴着无框眼镜，脸色红润，超过一米八的大高个儿，在人群中颇显眼。

这与1989年南极科考时照片上的他着实判若两人──那时的他，眼镜外一圈皮肤，大面积的黑红色冻伤，像抹了油彩。

“去南极还有后遗症吗？”

“有啊，长得更漂亮了……”大伙笑。

这两年，他频频被媒体逼着问的 “雾霾”、“空气治理”等，其实跟他原本的专业“冰川学”并不相关。

这个与冰有关的“冷”门专业，令秦大河为之疯狂。1989年，他成为中国徒步横穿南极大陆第一人，且为预防牙齿在探险中出问题，他忍痛拔掉了10颗牙齿。横穿南极的5986公里内，他采集了800多个雪样，成为世界上唯一全部拥有南极地表1米以下冰雪标本的科学家……

冰川学与气候脱不了关系。多年前，秦大河就开始大声疾呼全球变暖的事实，但反响并不强烈。“我们当时做了很多宣传，然而二氧化碳看不见闻不着，老百姓没切身感受。”他更坦言，冰川学中，许多科学概念对百姓而言艰涩难懂，“别说他们不懂，连我都不太爱讲……”

苦于没“抓手”的秦大河，终于在雾霾中找到二氧化碳的新罪证。他说：“中国气象局在去年、今年发布两次雾霾橙色警报，PM2.5达到了350甚至400以上。气候变暖，有些人不承认，推脱是自然界的因素。但雾霾可跟人脱不了关系。”今年3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公报显示，全球700万人因空气质量提前死亡。这也是秦大河愿意站出来谈雾霾的原因，“因为雾霾和气候变化脱不了关系，是同源同根”。

就在近期一次环保新闻发布会上，有人提问：“关于雾霾，有的人认为需要30年的时间，您怎么看？”

秦大河给出了“30年太久，三五年不现实”的回答。

就此，他向记者作了解释：“这问题很难回答，我说30年还不够，大家会失望，但有些地方豪情万丈，说3年就解决雾霾，我实在不能同意。现在中国的能源比例，70%是煤炭，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占比依然很低，短期内我们摆脱不了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结构。”他强调“全球变暖是真实存在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结果显示：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远远超过了自然界固有的变化几率。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升温大概50%以上的原因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概率的精度在95%。

“因此，雾霾的治理，和保护气候、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一件事情。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国十条’，对治理雾霾有促进作用，对应对气候变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也有促进作用。这是一箭双雕。”

化学家的使命

杨玉良作为化学家，坦承自己是 “有点纠结的”。他自我检讨，“似乎，我们化学家是制造污染的，对于雾霾的产生，可能也做了一些负面的贡献”。

但他转念一想，又感自信与责任，因为“治理雾霾同样需要化学家”。

他在德国做博士后，发现全欧洲的废纸收罗起来，大多集中到了北欧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将20%的废纸用来制造再生纸，而80%则用来纸张燃烧发电。杨玉良对这组数字大吃一惊。

在他所从事的高分子研究领域，主要对象是石油。“石油可做成塑料、橡胶或者纤维，另一个渠道就是炼油，做成燃料。现在有一种想法是，能不能从石油出来以后，先把它做成材料，使用了以后，通过催化化学反应，让它再回到燃料。”

现在的塑料瓶，把瓶子和盖子分开，下面就可做成涤纶纤维，材料差一点的塑料瓶，可以做成厨房百洁布。说起老本行，杨玉良感慨于技术改进的重要性：“上世纪90年代。我们做个酸奶盒子所要用到的塑料，是现在做同样体积东西的盒子的10倍。”

诚然，化学和传统化工制造了大量污染，“但是如果化学家动点脑筋的话、落实到技术上，那么我相信化学家能够产生很多很多技术，来改进我们的气候和环境”，杨玉良说。

作为另一个身份──大学校长，他曾经藏着掖着一些秘密数字，只在一场向学生介绍校情的对话中透露过，而此次感到职责所在，他忍不住大声说出：“复旦光华楼，所有洗手间，一年卫生纸，用量是40万桶！”他更不怕揭丑，“有些人走了，电暖器还开一晚上……要知道中国产生能源的方式主要是燃煤，燃煤就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中国13亿多人口，每个人如果都适当改变下习惯，效果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大”！

需要更广泛“跨界”

雾霾治理，的确不是雾霾界一家之事。

葛剑雄就老在想，身在非科学技术领域，能不能也起点作用，做点贡献？

他认为，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管理和经营，乃至经济、法学界领域，在这场向雾霾宣战的战役中，都不能缺席。

事实上，民间许多有志践行环保的热心人，常有尴尬发生。杨玉良也禁不住吐槽，他在装修房子时，为环保计，曾动念将屋顶的太阳能设备一次性装好，然而物业认为有碍观瞻而阻止，最终没做成。

葛剑雄倒把事情做成了。

但他的纯电动四轮座驾，从购买到使用，颇费周折，若非受益于其“名人效应”，想必早就半途而废。

在论坛上，葛剑雄忍不住要从头说起。首先需要装正规充电桩，但充电桩的用电量和家用电表分开计，为此需跑一趟专门申请。到了才知，所需材料繁琐，听得葛剑雄“头大”，差点放弃。还有，尽管他的电动车每公里成本不到一毛，但他深感，电动车能否推广，远不止技术上的问题，“亏得我家有固定车位，可以安装固定充电桩，车子白天在外跑，晚上回家就可定定心心接受6小时以上的充电补给”，但对更多车主，小区内临时车位都得靠抢，安装充电桩的固定车位几乎全无可能。所以说，配套措施无法提供充足保障的话，徒有一颗热忱的环保心仍只能徒唤奈何。

葛剑雄另一项质疑在于：“尚未解决快速充电问题之前，在包括高速公路沿途在内的场所普遍设立充电桩的计划，究竟有多可行？”

类似问题，在世博会上也遇见过。当时因运营需求旺盛，世博园区内大量电动车来不及充电，只得采用换电池方式来解决。受此启发，葛剑雄建议，当前上海电动车普及是否也可采用电池出租方式？“如今一辆电动车，一半价钱在于电池成本。若采用电池出租方式，政府可以将电池租费折算在公里数内，对车主而言又省下了购车成本，何乐不为？”

总之，目前，“葛大炮”付出了诸多不便的代价，换来了他作为名人在环保领域的率先垂范。而且，他也跟杨玉良一样，考虑到了屋顶光伏，“但至今找不到一家公司，能提供交钥匙工程。”

还有法律和管理的完善。雾霾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多领域在更广范围的“跨界”。

记者手记
“歪楼”

⊙ 记者：彭德倩

网络论坛上把发帖回帖称为 “盖楼”，话题走偏了则称为“歪楼”。这次在对话现场，也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歪楼”，令人印象深刻。

主题探讨的是雾霾对策，葛剑雄、秦大河两位“大牛”却“歪”到了全球变暖──“葛大炮”谈到研究中需防止功利化等倾向时，以此举例，直言现在不管出现什么异常的气候，什么灾害，如果找不到原因，那么最后一句话都是全球变暖惹的祸。在他后头第二个发言的秦大河院士，则举出一系列实证的数据，来说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改变用能方式、改善能源结构迫在眉睫。

的确。“全球变暖”一语滥用，现象背后的本质就是科学精神的缺乏。轻易用模糊概念一推了之、一语蔽之，这种行径并不少见，缺的正是像三位专家在现场始终表现出来的那种严谨求真。学者们对治理雾霾这一难题高度负责的热切情怀，也让现场听众颇为感触。秦大河院士还提到一件事。当前，大量汽车尾气排放是雾霾产生的重要原因已成共识，有关部门也在汽车、环保政策上给予大力推动。就在几个月前，一篇颇有“硬伤”的论文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专业领域“大牛”立刻纷纷回应批驳。这种热切，令人感喟。犹记当时，复旦大学大气研究中心主任庄国顺教授还曾专门撰文并联系本报，他那时说的话记忆犹新：“我非常担心这种传播的结果，会令我们已经做出的努力就此停止甚至倒退。”

雾霾来袭阴影下，政府、民众、科学家们都在竭尽所能，共同的情怀如何更好形成合力，值得深思。中国在处理环境问题面前仍然“年轻”，期待能有更加完善的科研评估机制，更积极稳妥推动环境综合治理。

原文标题：三学者“跨界”论治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