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抑郁症官员揭秘：升迁前后成病症高发节点

抑郁症官员，宁死也不住院

在我国，这个患病群体庞大而隐秘

⊙ 记者：张红光 实习生：付晓晓

官员患抑郁症，一直以来总带有一丝隐秘性，但是连续不断的官员因抑郁而自杀的事件，反向催化了社会公众对这一群体的关注。

是什么导致官员群体易发、高发抑郁症？他们为什么或惧怕或羞于公开自己的病情？如何才能解开官员抑郁自杀的魔咒？我国公安部专家、浙江心理学专家赵国秋从2007年开始一直担任浙江省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的牵头人。他主导的最新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不够高，幸福指数不够高，压力比较大，职业倦怠程度比较高”，而这种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

其实官员是一个比较特殊敏感的群体。社会应公正地看待这个群体，甚至给他们更多关爱，而不是对他们抱以偏见，先入为主。

“县长住进精神病院
不是笑话吗”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谁让你这么做的？我让你怎么做账你就怎么做！”作为某县领导秘书的杨柳，三年前的这个时候，他睡眠很少，经常在梦里遭受领导的呵斥，在恐惧中惊醒。然后他额头冒汗，身心俱疲，睁着眼呆坐到天亮。

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了11年的杨柳，为人老实忠厚，很受身边人的尊敬。在三年前该县某领导培养“苗子”的一场选拔中，杨柳来到领导身边做秘书，重点管理财务。

可是让杨柳没想到的是，新工作没有计划性和规律性，并且一旦干不好，领导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更甚的是，领导经常要求杨柳违规操作一些账目。强势的领导还要挟他，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会让你死得很难堪！”

“后来，那些账目越来越过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良心也备受煎熬。”杨柳提出换工作，甚至辞职，但因为他已经掌握了一些事情，领导说啥都不放人。

“这种情况持续了大半年，到后来我连自杀的念头都有了，先后住了两次医院，最终被确诊为抑郁症。”

回想起那段时光，杨柳至今仍心有余悸。“单位里的事情我不敢向任何人倾诉，包括父母、老婆。我做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领导的威胁，再加上我良心的谴责，巨大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先后两次想自杀了事。”

最终，患病的杨柳还是换了一份工作，因为他公开了自己的抑郁症病情，几近放弃了前途。现在的他基本上恢复得差不多了。“抑郁症让我痛不欲生，今生我绝不再踏入官场半步。”

对于像杨柳这样的抑郁症患者，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许毅早已司空见惯。他所属的科室，每天接诊患者200多名，一年下来近7万人次，其中被确诊为抑郁症的大约占60%，其中约一半是公务员。

南方某县的一位县长患有重度抑郁症，许毅还专门为他会诊过，当时县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许毅建议县长马上住院治疗，但县长的妻子坚决不同意，说：“一个县长住进精神病医院，那不成了全县的笑话吗？”

许毅向其家人交待，要24小时陪同身边，不要把他当县长，就当个普通病人，切勿让他单独外出。县长的儿子个头很高、很魁梧，“当你和父亲走在马路上时，一定要挡在外面，免得让父亲被汽车撞到。”许毅专门叮嘱过。

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有一天，该县长独自一人外出，撞到汽车上，自杀了。

很了解浙江省市县乡四级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摸底调查研究的赵国秋说：“所有的数据，都存在我的电脑里，但是不允许对外公布。不过研究结果已经以正式的文本报给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了，总体来看不太乐观。”

身为浙江省首席精神卫生专家，许毅很能理解抑郁症等精神患者的痛苦。从医学专业角度分析，抑郁症是一种成因复杂的“心病”，患者平时与常人无异，官员则更为隐蔽，但一旦发作，会令人痛苦煎熬、生不如死。

据统计，现在中国大约有1亿人患有精神抑郁症，不过到医院就诊的不到十分之一，大多数人都在“熬着过日子”，尤其是本身就讲究低调的官员群体，他们的隐秘，正在加速这一患病群体的扩大。

“抑郁症”三字
是官场禁词

赵国秋一般坐诊每周五下午的专家心理门诊，挂号费200元，需要提前3～6周预约，找他看心理问题的患者中有很多官员和商人。

很多外地官员找到赵国秋的联系电话后，一般提前一两天到杭州，次日找赵国秋聊上几个小时，配点药，然后打道回府；有的直接到赵的门诊上求医问药；也有的把赵约到比较私密的地方，敞开心扉聊上半天；有的隐姓埋名“谨慎”接触；还有的官员干脆让秘书代劳就诊。

每周半天坐诊，赵国秋大约接诊15位病人，“患者中有一半是公务员，这些人中有一半是外省市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不在少数。”

如果有陌生的抑郁症官员来访，一开始谈，一般都会说晚上严重失眠、精神颓废、无助、看不到希望、有自杀意念等症状。

赵国秋就会详细咨询对方从小的成长环境、遗传因素、性格类型，以及受到的刺激创伤等，再对其创伤进行评估，然后考虑现阶段该症状对社会功能有多少负面影响等。而对其身份和职务，赵国秋绝口不问，除非抑郁的原因与此有关，病患必须说出来。也有官员在和赵国秋聊天过程中，无意中会透露出来。

保护病人的隐私，是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基本原则。赵国秋和许毅一向把这作为不可逾越的底线。“除非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如杀人等必须配合外，即使中纪委、公安部、检察院等来询问，我也不会透露患者的半点隐私。”许毅说。

在许毅的精神卫生病区，每个患者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职务等详细情况也一概不能示人，就连患者在候诊大厅等候就诊叫号的显示屏幕上，每人的名字也会隐去其中某字。

有些在公众场合露面多、知名度高的官员，不便亲自到医院精神卫生科看病，一般会叫秘书电话预约许毅吃个饭或喝个茶。“领导的病是机密，我当然明白什么意思，过去一听，果然是抑郁症。”

作为从事了30多年这方面临床治疗与研究的许毅来说，他深知抑郁症患者，尤其是官员的心理。有时走在街上，看到有点面熟但一时想不起名字的人，许毅一般会远远躲开，以免与其打招呼。“他身边的朋友一定会怀疑，你怎么会认识精神科大夫？这会让对方尤为尴尬。”

抑郁症不同于其他的病，尤其是公务员患了抑郁症，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他们会感觉特别丢人，甚至前途全失。所以在官员群体中，即使同事和家人，也很难知道他们身边有人患上了抑郁症。

“从没听说身边有哪位同事患上了抑郁症，只听说有领导提过自己睡眠不好，但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说。”一位公务员说，在官场中，“抑郁症”这三个字是绝对的禁词，没有人会主动提，甚至私下打听也犯忌讳。“因为组织有规定，患有抑郁症的官员是不允许被提拔的。”赵国秋强调说。

赵国秋和许毅都表示，治疗抑郁症并不难，最大的难题是患者没有勇气来找医生，病耻感特别严重，“公务员是抑郁症隐藏最深的一大群体。”许毅说。

升迁前后
成病症高发节点

近几年，赵国秋也一直在总结诱发官员抑郁症的原因。他认为，目前诱发因素很多，但压力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包括对现状不满、工作压力大、遭遇或目睹不公平、个人升迁受挫、家庭压力、感情纠葛等。“贪污、受贿，担心被纪委查处，也是官员的一大压力源。”

而许毅认为，升迁前后，是官员抑郁症高发的一个重要节点。

在赵国秋诊治的病例中，有一位是中部某省的监狱长，在监狱干了大半辈子，见过形形色色的犯人，也见证了一些不公平。他私下里告诉赵国秋，“在监狱里，同等犯罪情况下，官员立功、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会有更多的机会。”

监狱的收、住、出三个环节都存在不公平，监狱长看多了，形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竟然患上重度抑郁症。很快，新任监狱长就上任了。如今年近六旬的他，经常到湖边钓鱼，过得很安静。

赵国秋对此解释说，在监狱工作的公务员，身体上和犯人有近距离接触，但是思想上又不允许有过多交流，这就容易导致狱警“情感叙述障碍”。

“抑郁症是一种普适性精神疾病，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可能发生，它并不是一种富贵病。”赵国秋认为，“转型社会，经济多元导致价值多元，多元价值一定会引起内心矛盾和冲突的增加，使得心理问题发生的概率上升。抑郁症在官员这一特殊群体中，确实是易发、高发。”

有一件事让赵国秋难过至今。去年，南方某市一官员患重度抑郁症，已经提前挂好了他的专家门诊，当医生再向患者电话通知具体诊疗时间时，官员的妻子哭着说：“昨天人都已经死了，还看什么医生啊？”

第二天，赵国秋从电视上看到一则官员因抑郁症跳楼自杀的新闻，正是这位官员。这让赵国秋很懊悔。

“认知结构、思考问题的方式要调整，个人目标要合理设定，处理好人际关系，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和压力，扩大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要适应社会，接受不能改变的事实是官员预防抑郁症的重要措施。”赵国秋总结。

就在5月份，赵国秋为来自全国各地的65位中国工商银行二级分行的行长系统地做了情绪压力管理与幸福指数解读的报告。

赵国秋近年到全国各地讲授心理公开课的次数越来越多，“最近两年，不下百场，上至省里，下至街道的都有。”赵国秋心理公开课的火爆，或许跟浙江省政府的重视有关。

从国家层面而言，5·12大地震后，政府对普通民众的精神卫生救济开始起步。然而官员抑郁症群体的调查研究及早期干预，还鲜有涉及。在全国，像浙江这样重视的地方并不多见。

虽然对官员的心理调研和干预已经推行了六七年，但具体数据和结果官方一直讳莫如深。这就像是一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外面和内在的禁忌，同时阻碍着这个隐秘而又被公众关注的群体出现在阳光下。“甚至有些官员已经或正在准备跳出体制，摆脱可能导致心理问题的环境。”赵国秋说。

“官员，是一个比较特殊、敏感的群体。官员在以身作则的同时，社会应该正确地来看待这个群体，不要对他们抱以偏见，先入为主。”许毅说。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