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历史作用

到2009年，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这一机构在历史中消失已有60年了，它的很多历史被淹没或被不同程度地搁置，使人难以窥见其完整的踪影。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时间的沉淀，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从更为客观的角度来探究和看待这一段历史，尤其是近十年来，海内外的学者和历史爱好者参与到对民国时期西藏历史的研究工作当中，更多的史料被发现，更多的新观点被提出，对我们进一步准确还原这段历史助益甚多。

本文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正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从帝国王朝转换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封建社会制度被打破了，但由于历史的惯性，这一转化的过程并不彻底迅速，需要一段时间的调适过程。清帝国完结后，其大部分的疆域被中华民国所继承，历任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基于这种历史传统，宣布自己继承了对边疆地区，包括对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权力。

清帝国作为当时亚洲疆域最为广阔的国家，由不同信仰的多民族组成。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为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需要，孙中山适时提出“五族共和”的理论。这一思想最初由清末部分帝国官僚在革命的威胁下提出，即在帝国诸族之间进行共和[1]。无疑这一思想被民国继承了，并将其发展成为建立中华民国多民族国家的基石。

虽然贯穿清朝一代，皇室和满族贵族上层始终费力地设置各种障碍，力图将国家核心权力控制在满族人自己的手里，对汉族士绅始终抱着防范心理，但入关200年后的满族已不是当初那个彪悍的狩猎民族了，并且由于过度的保护，使整个民族的活力退化，而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必将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心。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不仅削弱了满清政府的实力，也终于使汉族士绅及地方割据势力抬头坐大，并对最终实现改朝换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在满清实力强盛的时候，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控制机制是努力将汉族排斥在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结果却很明显，这种局面造成了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上层对辛亥革命后中国从封建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的不理解和不适应，为双方以后的一系列矛盾埋下了伏笔。

考察历史可以看到，辛亥革命以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处于一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不正常关系，是一种中央政权轮替之际所出现的特殊政治现象。历史上，但凡中央政权出现轮替之时，边疆地区大体上都会出现一段失序、观望及游离的状态，但最终随着新的中央权力的建立和稳固，就会逐步恢复正常的秩序和双边关系，西藏地区自元以来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规律。另一方面，与欧洲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中原为中心，对边远地区更多要求的是一种政治上的从属关系，经济上的控制并不总是很严密，同时由于认识到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之间语言、文化、社会形态存在着较大差异，再加上地理上的距离，交通、通讯方式也远没有当今便捷，“山高皇帝远”的现实，使得即使是在中央王朝的鼎盛时期，对少数民族地区也大体采用一种较为实际的“以夷制夷”的治理方式，地方上始终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所以在中央政权出现真空或轮替时，这些地区会相应地出现失序和游离的状态，地方的民族上层统治者往往在这一时期利用混乱的局势，以寻求更大的权力和空间。

清朝晚期以后，由于国势不济，再加上清政府的无知与无能造成的各种错误和失误，最终使其彻底失去包括各民族地区的天下民心。在此情况下，本来就属于山高皇帝远的西藏地方在观望的过程中，与中央的权力制衡又达到一个微妙的游离状态。而此时俄国和英国在扩展帝国利益的过程中，先后插手到西藏事务中，加剧了西藏地方出现离心倾向的可能性。外部势力的侵入正是在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控制力逐渐衰弱的时候。英国的亚洲战略是以维护在印度等亚洲殖民地及在华的既得利益为中心，为了维护这一中心利益，英国将西藏看做是一个重要的“缓冲区”，保护其在印度殖民地的统治，从而极力推行“维持西藏现状”的政策，暗中支持西藏的分离势力。英国的涉入使国民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更加复杂化，西藏问题的产生固然有中央政权更迭时期的边疆民族问题的因素，但是民国时期西藏问题的长期不得解决，“追本溯源，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结果”[2]，可以说“西藏问题”的始作俑者正是英国。

1928年“东北易帜”之后，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成为中央政权的代表。整个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波动的状态。热振摄政时期，是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较为缓和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先后委派大员黄慕松、吴忠信进藏，并于1940年正式在拉萨建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达扎摄政的初期与中央关系较为疏离，但随着沈宗濂进藏及抗日战争的胜利，双方关系有所好转，可是很快随着国民政府在国共战争中的失利，政权岌岌可危之际，西藏方面又出现了反复，甚至再次上演“驱汉事件”，国民政府官员最终被迫离开拉萨。

我们可以看到，辛亥革命之后，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不稳定和波动的状态中，不单西藏是这种情况，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与中央也处于一种微妙的博弈过程中。继承清帝国权力成为中央政权的民国政府，努力维系与边疆地区的政治联系，而各地方也在自身利益的考量下观望着中央。这一过程中既有对抗也有妥协，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从来没有完全断绝过，这是由历史传统的惯性所决定的。本文尝试通过对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这一中央派出机构前后十几年历史的梳理，探讨其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从另一个侧面重新看待国民政府西藏工作的成绩与失误，以及其内在的历史惯性。蒙藏委员会是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设立的掌管蒙古、西藏等地区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权力部门。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蒙藏委员会派驻拉萨的直属机构，从1934年黄慕松致祭专使行署人员留守到1949年第二次“驱汉事件”该机构撤销，前后共存在了约十余年。这正是中国政局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央和西藏地方双方关系最为微妙的时期，通过对相关历史资料、文献档案和历史当事人的回忆访谈，我们可以从中理清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发展的脉络，以及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演变过程。

纵观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对西藏政策的核心是维持国家主权，并围绕这一重点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做了很多努力。在坚持主权的前提下，国民政府的对藏工作也在随时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适，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抗日战争及内战的爆发，国民政府疲于应付国内外各种形势变化，对藏政策没有能够一以贯之，某些方面流于形式，造成了很多历史的遗憾，再加上出于不同立场对这段历史不同版本的解读，使得这段历史更加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回顾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总结过去，并能更好地展望未来。本文将按照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历史中，前后转折的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段，对每一时期的历史做一个简单的论述。

1、专使行署时期（1934年12月～1940年4月）

1940年正式建立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前身是1934年黄慕松致祭专使行署留驻人员。1928年7月1日，蒙藏委员会在南京成立，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接管了原北京政府蒙藏院的一切事宜，委员会下设总务、蒙事和藏事三处，分管蒙藏事务。同时，根据《蒙藏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的内容之一，将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3]，这个条文可视为设立该机构的法律依据和舆论准备。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国民政府得知消息后，立刻追封达赖喇嘛为“护国宏化普慈圆觉大师”，并决定派中央大员入藏致祭。1934年1月12日，国民政府任命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致祭专使，进藏吊唁并加册封。黄慕松是同盟会的早期成员，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熟悉军事测量和军事地理学，并曾游历内外蒙古、新疆以及欧美、非洲等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曾先后出任陆军大学校长、参谋本部测量局局长、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总长等职务[4]。黄慕松是民国以来第一位循正式渠道进入西藏的中央大员，因此受到各方空前关注。此前由于抗战和地方纠纷，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隔阂加深，所以此次黄慕松进藏致祭，被赋予很高的政治期望。1934年8月18日，黄慕松一行抵达拉萨，西藏地方政府遵循前清迎接钦差大臣的规格，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黄慕松到达拉萨时带了40万大洋作为布施礼品及其他开销。首先依照惯例朝拜了拉萨三大寺，并向拉萨的各官员及贵族，依据其身份地位分别赠送了礼物。

作为民国以来首次入藏的中央大员，西藏地方政府也对其寄予厚望，然而黄慕松与噶厦进行的多次会谈，终因双方的要求落差太大，尽管都有让步但始终无法达成共识。黄慕松看到僵持下去也无解决问题的可能，再加上西藏方面有留置无线电的请求，遂决定从专使行署中选留刘朴忱和蒋致余等人，并设一通讯处以方便双方联络，此即驻藏办事处的前身。

黄慕松此行还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中央给予他的“疏通情感、和缓形势”的任务，返回内地后不久，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此对他的工作表示肯定。但由于当时情况的复杂性，确实很难在短期内促成西藏问题的根本解决。尽管如此，黄慕松的此次入藏仍为日后中央政府进一步开展西藏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尤其是经与噶厦交涉留下专使行署人员继续办公并设立电台，对日后恢复设立中央政府驻藏机构奠定了基础，这是此行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由第五世热振活佛出任摄政，但仅二十出头的热振活佛并没能马上掌握实权，主要的权力被掌控在世俗贵族赤门噶伦的手里。赤门在拉萨官场沉浮多年，老谋深算，并不完全服从于年轻的热振活佛，同时赤门噶伦在政治理念上属强硬派人物，黄慕松与西藏噶厦政府的历次会谈，都由赤门噶伦出面主导。在此后的几年中，通过一系列的权力斗争，赤门噶伦和朗顿司伦前后辞职，热振控制了西藏地方政局，摄政的权力得到空前壮大，这是历任摄政都没有过的。由于热振属于温和派，所以直到他辞职下台的1941年，尽管存在多重阻力，整个热振时期仍是中央与西藏地方双方关系较好的时期。在他任内，黄慕松、吴忠信作为国民政府派遣的中央大员先后入藏，并使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这一中央派驻机构正式建立。

1938年，西藏方面的寻访人员在青海省平安县寻访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藏方认为该灵童符合先前的种种预兆和神示，并经过测试，该灵童能准确无误的辨认出前世达赖喇嘛所使用过的物品，由此，寻访人员认为此幼童为转世灵童确真无疑。其他的寻访小组在西藏境内也寻访到了另两位幼童，但青海灵童得到了更广泛的承认，尤其是得到了热振摄政的全力支持。西藏方面开始时想保守秘密，以候选幼童的名义将该灵童低调迎请回拉萨，之后绕过中央直接认定坐床。此时的国民政府虽然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而被迫迁都重庆，正处于内外交困之时，但仍清醒地认识到达赖喇嘛的转世是调整双方关系、行使国家主权的一个绝佳时机，尤其是中央政府主管部门通过种种迹象获知该灵童被西藏方面认为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于是一方面要求驻藏谘议张威白[5]密切关注拉萨动向，及时与藏方联络；另一方面在噶厦未依前清惯例呈报中央办理之前，由行政院下令青海省政府严防拉萨方面将灵童秘密迎请回藏。经过一段时间的磋商，西藏方面认识到没有中央的支持，灵童很难顺利入藏正式坐床，不得不接受当时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作为中央特派大员亲自入藏，会同热振主持达赖喇嘛转世事宜。吴忠信本人也是同盟会的早期成员，与蒋介石私交甚密，颇得蒋介石的信任。1936年吴忠信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之时，国民政府与噶厦正因为九世班禅返藏一事而关系紧张，同时由于当时的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洛桑坚赞是九世班禅方面的人员，引起噶厦强烈不满。吴忠信就职委员长后，调任洛桑坚赞为蒙藏委员会参事，改任孔庆宗为藏事处处长，并积极协调和西藏方面的关系，双方关系得到缓和[6]，故西藏方面对吴忠信进藏并不是太抗拒。1939年10月下旬，吴忠信一行由重庆出发经印度，于次年元月15日抵达拉萨；另一路由孔庆宗为先遣专员，带领一行人先于吴忠信于1939年7月初从重庆出发，走川康线，于当年11月25日抵达拉萨。

关于吴忠信的此次入藏所取得的成绩，学界有不同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吴忠信的报告书有春秋笔法之嫌，于事实有夸大，但总的来看，学者们还是普遍承认吴忠信此行基本完成了之前设定的目标，并最终实现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正式设立，虽然期间由于强硬派和英国方面的阻挠，使得过程颇为曲折，但驻藏办事处的设立仍可看作是国民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取得的一个战略性胜利，这是自1913年以来，中央政府在西藏第一次正式设立中央行政机构组织，是行使国家主权的象征。关于这一点，后来担任英印政府驻西藏代表团负责人的黎吉生也不得不承认：“总的说来，吴（忠信）的出使巩固与改善了中国在拉萨的立脚点，使它建立在正常基础上”[7]。

2、孔庆宗主理时期（1940年4月～1943年10月）

1940年4月1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正式成立，之前于3月25日正式任命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孔庆宗兼任驻藏办事处处长；蒙藏委员会谘议张威白为副处长。驻藏办事处设两科，第一科主管文书、印信、出纳、庶务人事等事项；第二科主管政治、宗教、教育、建设、调查、宣传等事项。同时办事处还派驻专员前往日喀则、昌都和江孜等重要地区。驻藏办事处作为蒙藏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其主管机关为蒙藏委员会，而蒙藏委员会又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之下，后来又先后设立有交通部无线电台、拉萨小学、拉萨测候所等机构，各自分别对应其上级机关──交通部、教育部和中央气象局直接管理。[8]驻藏办事处的日常工作，不仅与行政院系统各机构往来，同时与国民党中央及中央军事委员会所属部门也有工作往来。当时的国民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在拉萨派遣了一些特务人员，搜集西藏方面及英印政府在藏活动的情报。这些情报一般情况下会通过其各自的主管部门与驻藏办事处交互往来，但也有一些情报会与驻藏办事处直接共享[9]。驻藏办事处的日常工作通常是通过电报、公函等形式，向蒙藏委员会汇报情况及接受指示来运转的。

1941年2月，热振出于个人原因辞职，由其经师达扎正式接任摄政一职，据传闻，热振辞职时曾与达扎有过为期3年的口头协定，3年后，达扎将摄政的权力交还给热振[10]。达扎本身是拉萨近郊一个小寺院的活佛，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自身没有很大的势力，以往与政治完全不沾边，再加上年事已高，上台时已年近七旬，又是自己的经师，热振对他过于盲信，认为3年后仍可以把握大局。但达扎上台后，继承了热振空前强大的摄政权力，很快就在他的身边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团体。为了培植自己的力量，达扎通过权力斗争清洗了一批热振的支持者，一些小贵族在等级森严的西藏传统社会异军突起，成为新的利益集团。达扎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寻找新的支持力量，在身边一些强硬派的影响下，他与英国势力靠拢。

孔庆宗主理时期，是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最为困难的时期，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1941年1月，作为温和派的热振宣告辞去摄政一职，由达扎接任，达扎上台后很快倒向强硬派立场，使办事处处境艰难；同时由于内地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无法分力西顾，而达扎为首的噶厦借此时机，强力推行一系列为中央所不能接受的行动，如1942年的“外交局”事件，刻意加深双方隔阂。

1942年7月6日，西藏噶厦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要求驻藏办事处“今后汉藏间事无巨细，请径向该机关洽办”。孔庆宗当即向蒙藏委员会报告，并指出“查外交局性质与外国洽办事件之机关，今噶厦告知须向该局洽办一切事件，是视中央为外国，视西藏为独立国……事关重大，中央似宜明电噶厦不承认该局，中央驻藏官员仍须照旧与噶厦接洽一切事件，一面速定以实力解决藏事之大计”[11]。经过数次交涉，噶厦在“外交局”事件上立场强硬，把这一事件看做是谋求西藏独立的重要一步。事态发展到1943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又下令停止运输所有从印度运往中国内地的援华物资，这对于抗战正处于攻坚阶段、物资严重匮乏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这一段时期，驻藏办事处与噶厦的关系处于最低点，来往公文都通过蒙藏委员会与噶厦交涉，但政治上的隔阂并没有妨碍双方往来。即使是在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候，在每年藏历正月的传昭大法会期间，办事处对三大寺的熬茶布施从没有中断；对于西藏备寺院派活佛、僧人前往内地募捐化缘发给证件护照，提供方便，也一直没有中断过[12]。此外，1943年10月，蒋介石再次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噶厦去电祝贺，并派其驻京代表阿旺坚赞谒献哈达，并在大昭寺特别为蒋介石诵经祝福[13]。西藏地方政府利用国民政府抗日战争局势不利，在英国的干涉支持下，与中央政府渐行渐远。考虑到通过协商的方式已很难起到作用，国民政府自1942年年底起就开始考虑以武力解决西藏问题。蒋介石给当时控制西康和青海的军阀刘文辉、马步芳下令，调军队于康藏、青藏交界处增防，对西藏地方当局形成相当的军事震慑。

此时英国的态度也开始趋于变化。1942年，中国10万远征军进入缅甸会同同盟国军队与日军作战。同年2月，受英国政府要求，蒋介石夫妇对印度进行友好访问，在访问期间，蒋介石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表示了公开支持[14]。英国政府认识到与中国政府交恶，并不符合其在亚洲的殖民利益，开始调整其西藏政策。紧接着到了1943年11月，随着莫斯科宣言的发表和开罗会议的召开，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在时局的变化下，以及传统上倾向中央的宗教上层的支持下，西藏地方对国民政府作出较大的和解姿态，对“外交局”不再坚持，并认为不能完全断绝与中央的联系，这也符合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遗训。

有些学者认为，孔庆宗太过强调中央威信，想恢复驻藏大臣权力而使双方关系恶化。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有失公允。虽然孔的有些做法值得商榷，但孔庆宗本人是留洋博士[15]，思想观念上并不僵化，不能将其完全归于类似清朝驻藏大臣的顽固守旧派。他作为吴忠信的先遣专员先期入藏，同时作为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参与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事务的全过程，尤其是先期到藏后，与噶厦的交涉很多事务是由他出面的。在这一过程中，他认识到噶厦的很多行动有刻意制造难题的意图，尤其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为困难的时期，噶厦对局势的变化一直处在观望的过程中，对驻藏办事处也多有刁难之举，如为了逼迫驻藏办事处承认“外交局”，曾断绝对驻藏办事处的日常供应，试图迫使驻藏办事处就范，在外部条件恶化的情形下，作为中央外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孔庆宗必须坚持自己的职守，在当时恐怕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3、沈宗濂主理时期（1944年8月～1946年1月）

为了改善孔庆宗时期与西藏地方的紧张关系，同时孔庆宗本人也以身体原因多次请辞，国民政府决定任命沈宗濂为新一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以接替孔庆宗。沈宗濂毕业于哈佛大学，学经济出身[16]，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国防最高委员会任职，为人精明干练，处事通达，深得蒋介石信任和赏识。沈宗濂对西藏问题也颇有研究，1943年底，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奉蒋介石之命，拟定《西藏之政治制度及其对于中国之关系》作为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即出自沈宗濂之手[17]。沈宗濂是由蒋介石直接派遣的，实际俨然中央大员的身份，甚至可以不经过蒙藏委员会直接请示蒋本人，西藏方面也完全清楚他的身份，沈宗濂一行入藏伊始就受到了西藏方面的隆重接待[18]。

沈宗濂的任命1943年10月即已下达，但为了做入藏准备，调配人手，购置礼物等，实际沈宗濂一行抵达拉萨复命的时间为1944年8月8日。沈宗濂到达拉萨后，首先依照惯例去大昭寺朝拜，并对西藏各主要寺院发放布施，拜访僧俗界各级人士，赠送礼物，同时在拉萨进行多方宴请，普遍招待，联络感情，包括英国和尼泊尔驻拉萨的代表等亦在邀请之列。沈宗濂谈吐不凡，态度坦率，颇得拉萨上层好感。[19]沈宗濂入藏初期确有施展拳脚有所作为的抱负，通过接触了解和自己对藏事的思考，向蒋介石提出了不少建议，以彻底解决西藏问题，但蒋以时势动荡，西藏地方不宜多事更张为宗旨，回复电文中有“以无事为大事，无功为大功”之语，沈见后大为愤慨[20]，自此对藏事彻底失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拉萨各界震动很大，中央政府的声望再次大振。驻藏办事处出面接连举行了三天庆祝活动，宴请各方人士，自摄政、佛公[21]、噶伦、三大寺堪布、活佛到各级官员贵族及家属等都来参加，英国驻拉萨使团代表和尼泊尔驻藏代表也都前来表示祝贺。

国民政府决定于同年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准备召开国民大会，制定民国宪法。经沈宗濂多方工作，西藏派出代表团前往出席国民大会。但西藏方面仍有自己的打算，代表团虽然有参加国民大会的任务，但在名义上，噶厦仍将此代表团说成是为了庆祝国民政府等同盟国的胜利[22]。沈宗濂陪同代表团前往南京，他借机通过与佛公协商，由佛公的女婿黄国桢陪同，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一同带往南京求学。嘉乐顿珠时年十五六岁，按照惯例由于他是达赖家族中的世俗人员，日后必会有很大政治前途，所以沈宗濂此举引起西藏地方很大震动。沈宗濂办理此事极为机密，西藏代表在印度换乘飞机时才知嘉乐顿珠也是乘客之一，甚为惊讶，英国人更是把这看做是沈宗濂的政治胜利，对驻藏办事处更加密切注意[23]。1946年1月，沈宗濂将驻藏办事处的事务托付给主任秘书陈锡璋，启程前往南京，自此不再回返。

4、陈锡璋主理时期（1946年1月～1949年7月）

陈锡璋在进藏之前曾出任过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当时印尼属荷兰殖民地）总领事馆副领事。[24]沈宗濂离开西藏后，随着国民政府在内战中的节节败退，噶厦的态度又开始发生了变化，办事处处境日渐困顿。在此期间发生的最主要的事件是“热振事件”。热振事件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分水岭，热振的被害，对西藏温和派是极大的打击，而国民政府在此事件中的失误也使整个局面更为雪上加霜，强硬派完全掌控了西藏地方政局。1944年冬，热振3年期满后返回拉萨，意欲复位，民众也一直认为热振会重登摄政宝座，故热振重返拉萨时的仪式极为隆重，他在拉萨的寓所门庭若市，西藏地方政教各界人士均前往拜见[25]。但此时，达扎早已羽翼丰满，更何况权力已在手中，不可能轻易放弃。达扎采取装聋作哑，避而不谈的态度，拒不交出权位。热振在拉萨住了一段时日，只得悻悻而返，自此达扎和热振的矛盾彻底激化。

从1947年4月中旬热振被捕到5月8日圆寂，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噶厦宣布热振是由于疾病突发医治无效而辞世，但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及后来研究的发现，热振很可能是被害而亡[26]。像热振呼图克图这样大的活佛都会因政治斗争惨遭如此结果，拉萨各界人士既有震惊悲痛的心理又有恐惧避祸的心态，热振的失败标志着西藏温和派的完全失势，原来倾向于中央或对办事处表示友好的势力逐渐噤声，办事处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在事件发生前，热振曾通过蒙藏委员会请求中央政府支持其复位，开始时蒋介石也曾考虑要接受其请求，帮助其复位，但很快中央政府内部出现了分歧，军统方面倾向于支持热振复位，而蒙藏委员会方面尤其是沈宗濂的意见，认为热振的旧有势力已被打击殆尽，而更加倾向于支持大贵族索康家族，试图通过政治改良改变西藏社会[27]。中央政府也未曾料到热振事件会迅速恶化，延误了最佳的干涉时机，终使事态不可挽回。对于热振失败的原因有多种看法，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学者都详细论述过，在此不一一赘述。但在笔者看来，热振个人的原因是一个很大的诱因，作为转世活佛，五世热振活佛从小在寺院长大，与社会有一定脱节，对复杂的政治状况不能很好的把握；同时少年得志，年纪轻轻即登上权力顶峰，过于盲目自信，对达扎的判断失误，是他失败的最大原因。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内陆的节节败退，中央政权出现更迭之际，西藏地方借机于1949年7月再次上演“驱汉事件”。在整个事件中，虽然陈锡璋代表的驻藏办事处完全处于劣势，仍据理力争、沉着应对，最终在种种努力无效的情况下，无奈撤离拉萨[28]。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这一中央外派行政机构也随之消失在历史中。

通过对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回顾，可以看到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起伏调整的过程中，相比较清政府，当时作为中央政权的国民政府派驻西藏的人员和前清多数无能的官员不同，多属于经历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分子，受传统汉族儒家文化影响，很多人还有留洋背景，不管其政治立场如何，回溯到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这些知识精英分子以自己的爱国热情出发，竭力保持了中央权力机构在西藏的运转。这提供给我们一个观察的视角，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国民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努力方向。中央政府期望通过这些精英分子展开对藏工作，并逐步解决西藏问题，其用意良苦。然而国民政府在大陆作为一个短命的政权，命运多舛，实力不逮。尽管如此，仍不可否认国民政府所取得的成绩，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后来的工作得以继承。正如美国学者滕华睿在《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一书中所提及的那样：1949年之后，虽然美国不断插手西藏事务，不断蛊惑达赖喇嘛流亡，并给予许诺及资助，“但西藏贵族和寺院精英却建议年轻的达赖拒绝美国的援手，回到西藏，去和汉人合作。在一定的意义上，拉萨周边的三大寺僧侣在前共产党时期的西藏提出过相当多的‘公共观点’。他们有大量证据，确信中国乃是佛国。1930、1940年代藏人喇嘛曾在内地生活过的，反馈他们曾受到相当的欢迎；而汉僧和俗家居士使者则影响了拉萨人看待汉人的观点。由此看来，中共受益于民国政府的宣传”[29]。

※　注释

  [1] 腾华睿著，陈波译：《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M］，第62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事译丛（34）.内部参考，2007年。

  [2] 邓锐龄：《评谭?戈伦夫新著<现代西藏的诞生>》［J］，《中国藏学》1988年创刊号。

  [3] 徐中林：《南京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研究》［D］，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59页。

  [4] 朱丽双：《在真实与想像之间：民国政府的西藏特使们（1912～1949）》［D］，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25页。

  [5] 张威白为专使行署留驻人员，身份是电台工程师，被任命为驻藏谘议，参见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A］，《西藏文史资料选辑》［C］第3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会编。

  [6] 朱丽双：《在真实与想像之间：民国政府的西藏特使们（1912～1949）》，第169页。

  [7] 张永攀、杨玲：《吴忠信与古德赴藏：1940年中国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角逐》［J］，《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1期。

  [8] 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9] 参见笔者与陈乃文老师访谈笔录。

  [10]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M］，第305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另参见柳隍祺《热振事件见闻录》［J］，《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拉鲁?次旺多吉：《热达矛盾起因及我等受命于达扎摄政“迎请热振活佛的经过”》［A］，《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1]《元代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842页。

  [12] 黎裕权：《驻藏办事处的设置、功能与影响──兼论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1939～1949）》［D］，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第56页，第73～76页。

  [13]《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六）》［Z］，蒙藏委员会印行，2005年，第7、9页，孔庆宗电吴忠信，1943年10月10日：吴忠信电孔庆宗，1943年10月11日。

  [14] 徐中林：《南京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研究》，第137页。

  [15] 参见笔者与陈乃文老师的访谈笔录。本文在撰写过程中还有幸邀请到了陈乃文女士进行面对面的访谈，陈乃文女士是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最后一任处长陈锡璋先生的女儿，1944～1949年在藏亲历了众多历史事件，作为历史当事人的回忆，陈乃文女士提供的帮助弥足珍贵。

  [16] 朱丽双：《在真实与想像之间：民国政府的西藏特使们（1912～1949）》，第225页。

  [17] 徐中林：《南京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研究》，第164页。

  [18] 参见笔者与陈乃文老师的访谈笔录。

  [19]多份资料中都曾提及，在1946年西藏“民众大会”向“国民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书（九条）中甚至提到“我们非常希望国民政府以适当的方式给他授勋。”见［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458页。

  [20] 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21] 即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

  [22] 强俄巴?多吉欧珠：《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慰问同盟国和出席南京国民代表大会”内幕》［A］，《西藏文史资料》第2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3] 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24] 据笔者与陈乃文老师的访谈笔录。

  [25]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358页。

  [26] 龙夏?乌金多吉：《热振摄政王在狱中被害经过》［A］，《西藏文史资料》第3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429～436页；柳陞祺：《热振事件见闻录》［J］，《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

  [27] 徐中林：《南京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研究》，第179～182页。

  [28]：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另见笔者与陈乃文老师访谈录。

  [29] 腾华睿著，陈波译：《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序言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