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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金达莱|2015-7-26 21:21|查看: 288|评论: 0|原作者: 巫达|来自: 新浪网

族群、移民与认同──以上海为例*

本文以上海为例,讨论当代中国都市的族群性、移民、再移民及其文化认同、族群认同的表述问题。论文的开头讨论了上海的族群与上海人的族群性,在移民方面介绍了上海的彝族移民。彝族移民的情况显示,传统文化在族群主观认同和族群边界的划分方面,都市少数民族的情况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可能更加强烈。再移民方面,以新疆建设兵团回沪人员为例。他们借助新疆维吾尔族音乐舞蹈在上海重新建构了新的社会网络,形成一个微型的“想像的共同体”。彝族和新疆回沪人员个案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利用了族群文化资本,以获得更为有利于自己的社会文化资源和权利。

一、引言

关于族群性、移民与再移民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探讨移民的族群和文化认同问题。对某个特定城市而言,移民包括移出该城市的人,也包括移入该城市的人。从时间维度上看,历时性移民包括该城市不同时期移民[①],共时性移民指当代某个时间段的移民。以上海为例,移民包括开埠前后的移民,包括移出上海的人和移入上海的人。本文所讨论的是当代上海的移民,介绍上海的移民类型及其与族群概念的关联。例如移入上海的少数民族群体,移出上海的移民包括新疆建设兵团的上海人,支援边疆建设的上海知识青年,整体移入“后方”的“小三线”上海人等等。本文举例介绍上海人的族群性与上海的移民情况,特别关注其中一群特殊的移民──新疆建设兵团的上海人:他们移入新疆是第一次移民,而部分人返回上海定居,则是第二次移民,且移回故乡上海,是为“再移民”。

  本文涉及到族群概念,与目前国内外人类学、社会学界的“族群”概念保持一致。具体的研究成果参见陈志明[②]、范可[③]、郝瑞[④]、巫达[⑤] 的相关论述。移民与再移民方面的研究以及“族裔资本”的概念参见周敏[⑥]、周敏和林闽钢[⑦] 的相关论著。在研究方法方面,从都市人类学族群研究视角出发,本文采用了人类学传统的参与观察法和深入访谈方法。同时,对口述历史、文史档案等书面资料也给予了重视,尽量收集相关文史档案资料,作为陈述的背景材料。参与观察即随时随地留意观察研究对象的各种表现形式。及时记录观察结果,及时整理、总结、解释观察内容,随时调整、增减考察内容。在选择访谈对象方面,选定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教育背景的典型成员进行访谈。田野访谈工作主要在上海市虹口区鲁迅公园和闸北区闸北公园完成。对重要的访谈对象则另约地点完成,还有部分内容是通过电话和网络访问完成的。

二、上海的族群与上海人的族群性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大城镇化、大都市化的进程也最为引人注目。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环境下,中国境内流动人口增加,出现了跨地区、跨城市的大规模流动人口。作为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上海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吸引和吸收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不同族群。不同族群融入上海的过程,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新的族群的形成过程。这个新的族群形成过程,由于时间短、流动频繁,甚至在出现新、老移民之间不同意识的差异。例如,“老上海人”和“新上海人”之间区别。这种差异可以在不同政治、经济利益面前被强调或被包容。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环境下,上海的就业压力增加,持续增长的经济收入受到影响。这个时候,“老移民”可能会把这些结果简单归咎于“新移民”的进入。

  作为一个多族群、文化多元的城市,上海的族群至少有以下五种类型,其研究领域可以概括如下:(一)老上海人研究;(二)长期居住在上海的海(境)外华人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表述研究。研究对象如居沪加拿大华人、新加坡华人、香港人、台湾人、澳门人等;(三)少数民族融入上海之后的族群、文化与社会认同表述研究。研究对象如西藏中学的藏族人、维吾尔族人、彝族人等;(四)长期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五)新移民进入上海之后的族群性地域认同(ethno-regional identity)研究。研究对象如上海的温州人、福建人等[⑧]。

  上海市民政部门2009年的数据显示,上海2009年的四成“两地婚姻”中,外地媳妇占七成。在147413对新人登记结婚里面,“两地婚姻”占56217对,较2008年上升5.64%;有41874位外地媳妇嫁入上海[⑨]。这说明上海仍然继续成为族群性区域人群大量注入的过程。

  上海是一个不断吸纳不同族群外来文化的城市,上海文化也处在不断变迁之中。从涵化、濡化等角度梳理上海的文化变迁轨迹与发展展望,可以看到当代上海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文化表述形式。在这个阶段,也是上海人族群意识与身份的形成过程。不同族群的人们采用各自不同方式共同表达“上海人身份”,从而在自己与“他者”(外地人)之间划出“族群边界”[⑩]。不同族群之间表述相同的“上海人身份”,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族群性区域认同群体。例如,相对于“外地人”的“上海人”身份。2009年2月4日,上海某晚报刊登了“新英雄闯荡上海滩,不限户籍个个精英”一文。作者本为第二代上海人、会说上海话,但在文章中包含不合时宜、用句欠妥句子“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有点像美国土著红种人”。文章立即引起说上海话的“老上海人”的强烈不满。该晚报虽然随后在其网络版上刊登道歉声明,但仍然引来大量表达抗议、要求登报道歉的留言。留言当中的许多矛头直接指向新移民,有些新移民甚至被贬称为“硬盘”(硬盘=西部数据(west data)=WD=外地)[11]。

  笔者在“论大都市人的族群意识:以上海人的个案为例”[12] 一文的结论部分,对上海人的族群性做过一个论述。现转引如下:

  从微观的情况可以看到为了“生存策略”而建构民族认同的情况,那么,从宏观上来说,大都市人的族群意识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存策略”的问题。“海派清口”演员周立波调侃“上海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区别就像喝咖啡与吃大蒜的差别。他说上海文化像喝咖啡,喝的人自己喝了苦味,把清香洒向别人;而北方文化像吃大蒜,吃的人自己高兴,把蒜臭味留给别人[13]。这种用食品来比喻不同区域文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上海人的族群意识的文化表述。

  Ethnogenesis一词,意思是指“新族群如何形成”(How new ethnic groups form)[14]。当一种族群意识形成之后,其成员会用一定的文化内容来加以表述。例如,用上海话来强调上海人的认同。在面对有文章针对上海话的不当表述,当事人甚至惊呼“这件事严重伤害了阿拉上海宁(人)的民族自豪感”[15],把“上海人”的自豪感称作“民族自豪感”,反映了上海人的族群意识已成形。

三、移民、再移民与上海人认同建构

2009年夏,笔者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大都市的族群与社会认同研究”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上海人身份认同建构研究”资助,自立项时开始,笔者即开始关注彝族移民在上海的情况。从移民的类型来看,在上海居住半年以上的彝族主要有1)有上海户籍在上海工作的人;2)无上海户籍但长期在上海工作的人;3)在上海就读的彝族学生。彝族作为有自己语言文字,有不同于上海的传统文化的民族,他们到上海之后,彝族传统文化对维系上海彝族的社会网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传统节日成为维系上海彝族社会网络的一种有效方式。彝族有两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一个是火把节,另一个是彝族年。按照彝族的历法来算,在夏天最热的时期(大约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过火把节,在冬季最冷的时期(大约在农历十二月上旬)过彝族年。上海的彝族人的人数不多,按照200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有上海户籍的彝族人只有1400多人。目前2010年的普查结果尚不清楚,但人数应该远远高于2000年的数字。上海的彝族自2005年始开始组织过彝族年和火把节。由于经费没有固定来源,组织者到上海市民宗局去咨询,希望得到资助但无果。每次活动的经费都是经过参与者筹集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在上海工作的人,每人200元到1000元不等,学生免费。2007年,成立了“上海彝族联合体”,具体操作每年一度的火把节和彝族年。在2010年的彝族年期间,参与组织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彝族学生还编辑了一份印刷品《彝乡情》,刊登彝族人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方面的感受。

  一些在上海工作多年的彝族人,还坚持到家乡找一个同胞组成家庭。例如,章律师是四川凉山彝族,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他到上海发展之后,事业很成功,买了房,买了车。应该说在上海找一位结婚对象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他选择到家乡找一个彝族姑娘结婚。结婚之后,他的太太辞去四川成都的工作,来到上海跟他共同生活。2010年年底喜获千金。另一位贵州彝族赵先生,他到上海的室内装修行业任设计师。他是彝族年和火把节的忠实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通过与各地彝族的联系,他认识了一位四川凉山彝族姑娘并结为夫妻。而且,他们分别在贵州、四川按彝族习惯举办了婚礼,后来又在上海包了一个餐厅,邀请并宴请上海市的彝族同胞。章律师和赵先生的个案显示,虽然彝族人移民到上海,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同族结婚成为一种维系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的手段。另一个方面,这也可以看出彝族的主观认同性[16] 及其与汉族的族群边界[17] 仍然可以在传统文化中表现出来。

  在没有上海户籍但长期在上海工作的彝族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亲戚关系相互联络邀约共同来“闯上海滩”的。来自四川甘洛县的举古三兄弟就是很好的例子。举古三弟兄实为堂兄弟。老大先在成都学习汽车维修技术,在成都短暂就业之后,在2005年经人介绍来到上海的一家汽修厂一直工作至今。老大到上海之后,熟悉了汽修行业之后,他回去带来了两个堂弟。其中,老二到一家汽车销售公司工作,老三到一家汽车美容公司工作。他们三人没有成家,因此,白天上班,晚上就住在店里。一是解决了住处,另外还起到看守店铺的目的。现在这三兄弟已经在上海扎下根,满口操着普通话(由于到上海之前多说彝语,不怎么说汉语,所以,四川汉语反而不怎么会说)。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三兄弟乐呵呵地说:“如果你以后买车就找我们三兄弟吧。我们一个管卖车,如果不小心车挂彩了,另一个人可以给美容。如果车有毛病了,我们还有一个专门修车的……”。举古三弟兄的个案显示,利用亲属关系到城市里找工作仍然是彝族人的重要途径。

  从上海移民到外省市然后再移回上海的“再移民”情况,新疆建设兵团的情况是比较典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别称“中国新建集团公司”,简称“建设兵团”、“兵团”),总部驻乌鲁木齐市,是兼具戍边屯垦、实行“军、政、企合一”的特殊社会组织。兵团的级别很高,是计划单列的副省级单位。兵团自行管理内部行政、司法事务,同时受中国中央政府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的双重领导。[18]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新疆建设兵团吸收了大量转业军人,并招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专毕业生、城乡青壮年,其中包括来自上海的大量热血青年。他们来到新疆之后,根据“不与民争利”的原则──

  在天山南北两大沙漠边缘和与前苏联、蒙古接壤的千里边境线一侧艰苦创业,把亘古荒原改造成机械化、规模化的大农场,以农牧产品为基础,新建了现代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贸流通业,发展了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为共和国版图上增添了石河子、奎屯等新城市,并通过交流、支援、示范和带动,全心全意为新强各族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当时兵团经济总量曾占到新疆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兵团这支沿用部队组织形式,坚持劳武结合、寓兵於民的特殊队伍,在中苏、中印边境斗争和历次维护新疆社会稳定斗争中,发挥了熟悉当地、就近就便,有理有节,拉得出、打得赢的特殊作用。[19]

  根据笔者的访谈,很多上海年轻人去新疆是抱着支援边疆的热情去的,没有想过返回上海。现年67岁的郎先生说:

  我22岁到新疆建设兵团,当时从来没有想过今后还能回上海。当时想的是以后死后也会埋在新疆。我们当时去新疆建设兵团的上海人,有男有女。可是后来,女同志们纷纷找关系回了上海,留下一大堆没有后门关系的“光棍”。后来,上级出了一个政策:凡是愿意嫁给上海人的女子,都可以转为非农业人口。于是,来自四川、河南等地的年轻女子纷纷嫁给上海人。我们才成了家。后来改革开放,邓小平的政策出来之后,我们才有了返回上海的希望。[20]

  在过去数十年中,上海接纳了一部分特殊的新居民──新疆建设兵团自动离岗返沪人员及其家属。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子女还留在新疆。有部分人的子女一直放在上海父母或亲戚家,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但由于长期分开,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情减弱。这部分人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新疆建设兵团返沪人员。这个群体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当年美国人把唐人街华人看作是“规范的少数族裔和永久的外国人”[21],构成一个权力场域(the field of power)。回到上海居住的新疆建设兵团返沪人员,经济上往往不太宽裕。他们的子女由于与上海同龄人的教育起点有差异,造成就业途径窄小,影响到经济收入,不能对已年迈的父母有较好的经济资助和回报。在谈到相关话题时,一位老先生有些伤感地表述如下:

  我们带着热情支边去了新疆建设兵团,我们投入到劳动生产中去,国家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努力去做。当时,国家为了减少城市的压力,需要安置城镇青年,于是我们相应国家的号召去建设新疆。后来,为了给兵团年轻人腾出职位,我们自动离岗返回上海。但是,到上海之后,我们总感觉被看作是“外人”,成了多余而似乎总是给别人带去烦恼的人。比如,我和我爱人住在我的弟弟家。本来他们的房子就小,平时厅里并排站两个人都有些挤了,我们住进来之后,需要通过大厅的时候需要侧身才能走过去。上海夏天很热,人多之后屋子里感觉更加热了。由于经济的原因(例如很多人买不起房子),融入上海面临困难重重。[22]

  新疆建设兵团返沪人员自愿离岗,意味着他们放弃在建设兵团的福利和各种待遇。一些人是抱着投靠早些年前已送回上海的子女的心态。当年去新疆建设兵团的上海人,有子女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人想方设法把子女送回上海寄放在自己的父母家中上学。他们千方百计给子女解决上海的户口。然而,有许多人的子女到十多岁之后才够条件返回上海落户。他们到上海之后,不同的社会化结果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已经形成。这些人融入上海和被上海人所接受的程度有限。很多人由于没有接受过较高的教育,在上海没有竞争力,许多人只能从事开出租车等收入不太稳定而又相当辛苦的行业。笔者曾与一位24岁的出租车司机讨论这个问题。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新疆建设兵团的。他十四岁那年户口迁到上海,同时转学到上海,住在姥姥姥爷家。由于他的上海话不太流利,在学校遭到上海同学们的排斥。在家里由于跟姥姥姥爷年龄相差太大而不愿多沟通。他的父母在他到上海五年之后才退休返回了上海,也住在姥姥姥爷家。可是,这时候他跟他的父母也已经没有共同语言,大家在一起不知道该说什么。

  谈到子女问题时,杨先生有些悲痛地说:“我们去新疆支边,影响到子女们的教育,影响到他们在上海的就业。子女们因为找不到好的工作,收入上不去,买不了房成家很困难,还会影响到下一代……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访谈记录)。

  新疆建设兵团返沪人员这种共同的类似的背景,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在这样一个场域里,新疆的族群资本成为加强这种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根据布迪厄的观点,一个社会总是会被分割成许多不同的场域。作为已经结构化的场所,不同的场域的存在是为了进行一些特定目标的竞争。新疆建设兵团返沪人员用族群资本来展现他们作为老年人的异域情调的优势。其基本逻辑是:在这个场域里,来自新疆的族群资本是用以对抗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有优越感的上海本地退休老人。

  新疆建设兵团回沪人员钱先生,现年63岁,现组建并担任上海市宝山区淞南文化中心的百灵民族歌舞团团长、百灵音乐舞蹈创作室编导。他的以下一席话是新疆建设兵团回沪人员采用族群资本的总结和
※ 注释

  我在新疆建设兵团农五团做文艺兵。打年轻时起就喜欢唱歌跳舞。我回到上海之后继续从事音乐舞蹈工作。我编的舞蹈曾在上海获奖,谱的曲子也曾经获奖。……我们对新疆有感情,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支边,走到最艰苦的地方,后来也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很多人撤回内地。兵团对国家是有贡献的。我们以前为国家建设服务,现在退休了也希望为国家服务。这个场地(指上海市鲁迅公园)就是我申请下来的,我申请下来之后跟老张(现任歌舞团团长)一起搞这个新疆歌舞团。我认为组织老年人参加各种文艺活动是有利于安定团结、社会稳定的好事。他们星期六、星期天花半天或一天在这里跳跳舞,可以帮助调整身心。听听好听的音乐,跳跳欢快的舞蹈,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就不会去上访,社会就多了一份稳定。[23]

  由于有像钱先生、张先生、王先生这些的努力,上海市阿凡提歌舞团队伍不断壮大,现在已经有三百多位较为固定的团员。他们固定星期六全天在鲁迅公园活动,星期天全天在闸北公园活动。团员自备服装,自己解决吃饭饮水问题。每个月每人交10元钱用于公园的音像设备的电费开支。在上海这样一个高消费城市,对于退休老年人来讲,花十元钱,不仅能够尽情欢快地跳新疆舞,还能结识新朋友,躲避拥挤的居住空间,暂时忘却烦心的事情。这是非常有利于身心健康的。不仅如此,团员们成为处处宣传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员”。潘先生在他博客中上传了他们跳新疆舞蹈的视频,有一个视频的名称是“我们喜欢维吾尔文化”,另一个视频是“快乐的维吾尔人”。潘先生在一则博文中写道:

  “真正的维族人很友善,礼貌,维族小偷实际上在新疆人中占得比例很少。”路先生告诉我,“我的一些维族朋友很痛恨这些小偷,认为他们丢尽了维吾尔人的脸。”A先生自豪地告诉我,如今除了新疆还没去,他们的团体经常到维族朋友的饭店吃饭,已学会了维族日常用语和维吾尔礼仪,几乎可算半个新疆人。他们经常参加市里有组织的舞蹈比赛和自发的舞蹈show。[24]

  新疆建设兵团返沪人员场域的另一个层面,是返沪人员利用族群资本,以“资深者”的身份来争取场域内非新疆建设兵团返沪人员的认可。上海市阿凡提歌舞团张团长是新疆建设兵团返沪人员,他在十年前与别人一起组建了这个歌舞团,吸引了非兵团人王先生的加盟。在阿凡提歌舞团里,团员们绝大多数是新疆返沪人员。包括在兵团文工团、兵团农场等机构返沪的人员。但也有少数是从来没有去过新疆的人。例如,其中一位团员是安徽返沪知青,他说他从小喜欢新疆舞蹈,看到阿凡提歌舞团成员的新疆歌舞之后,立即加入了歌舞团。他说虽然他还没有去过新疆,但是由于有在安徽当知青的经历,很理解新疆建设兵团回沪人员的感受,很容易与他们交流。这些人在上海,在周六、周日能够给他们带去快乐的是共同的新疆舞蹈。新疆舞蹈作为族群资本,成为老人融入上海社会的钥匙之一。不仅如此,阿凡提歌舞团还成为短期到上海探亲的新疆人之家。一位从陕西移民到新疆乌鲁木齐的人,在探望女儿期间,参与了阿凡提歌舞团的活动。他告诉笔者:

  我的女儿、女婿在上海,我刚到上海一个多月。我试试能否住得惯,住不惯我就回去。我的女儿、女婿房子很宽,有一百多平米。楼上还带一百多平米的一层房子。我自己在上海没有什么事情,看到这里有跳新疆舞蹈的,所以我就加入了进来。我这套衣服是我从新疆带来的。在我们新疆,只要有什么集体活动,大家都穿着这样的衣服(指维吾尔服装)去跳舞。[25]

四、结语

上海的彝族移民和新疆建设兵团回沪“再移民”上海人的个案显示,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场域[26],彝族传统文化和新疆少数民族文化是他们的族群文化资本。彝族的族群性是通过实践展现出来的[27]。作为场域,必然有“掌握资源者”和“未具资源者”。按照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指出“掌握资源者,通常会用狮子策略,表面静默,但力量强大;而未具资源者,通常要挑战既得利益者,于是虽然力量较小,但是会点起战火”[28]。对于新疆建设兵团回沪人员来讲,他们即是“掌握资源者”,也是“未具资源者”。面对在上海本地退休在福利待遇方面优越于他们的上海本地人,他们是“未具资源者”。他们通过族群资本挑战既得利益者以获得社会资本(如尊严)和经济资本(低消费)。而面对没有去过新疆,却愿意学习新疆舞蹈,加入他们歌舞团的上海本地人团员,他们却成为“掌握资源者”。这也是通过族群资本来展示出来的。

  本文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对上海的移民和再移民进行了粗略的探讨。这是对都市族群研究的可能性方向和研究方法的一种探索,还对中国的都市族群认同研究进行了阐释。本文选择了上海的彝族移民和新疆建设兵团回沪再移民群体作为个案,分析了他们利用族群资本在上海这个超大型城市里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有一定的成员规模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社会关系网络还延伸和涵盖到在沪其他少数民族。例如,一些在上海经商的维吾尔族人常常不定期加入阿凡提歌舞团的歌舞表演。这个社会关系网络对附近新疆自治区驻沪办的新疆餐厅也有一定的互动关系。以上海阿凡提歌舞团团员为中心的新疆建设兵团回沪人员,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具有共享一套文化的“想像的共同体”[29]。2011年5月2日,上海阿凡提歌舞团邀请了十几个文艺团体共260多人在闸北区公园表演了维吾尔舞、印度舞、肚皮舞和藏舞,全部原汁原味。表演藏舞的三名演员是来自西藏的藏族。他们在上海开了一家藏族餐厅。通过网络认识了“上海阿凡提歌舞团”团员的子女们,于是加入了他们的QQ群,跟他们一起活动。5月2日,他们二男一女表演了几个原汁原味的藏族舞蹈和藏族歌曲。深受在场观众的欢迎。这三位藏族人也是上海新移民,他们参与到“上海阿凡提歌舞团”的活动,是藏族移民融入上海社会的一种表现。总之,对于都市族群研究的操作,族群文化资本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效的研究视角。

* 本文是笔者2011年5月6日在南京大学孙本文社会学论坛第105期所做的讲座基础上修改而成,该讲座题目为“移民、再移民与认同:以上海为例”。这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大都市族群与社会认同研究”(批准号:09BSH034)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上海人身份认同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 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②] 陈志明:“族群的名称与族群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48-54页,2004;陈志明:“从费孝通先生的观点看中国人类学的族群研究”,载乔健、李沛良、李友梅、马戎主编《文化、族群与社会的反思》,225-245页.中国高雄:丽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③] 范可:“中西文语境的‘族群’与‘民族’”,《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2003

  [④] 郝瑞(Harrell Stevan):“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教授”,《民族研究》第6期,2002

  [⑤] 巫达:“理性选择与族群内心情感:中国四川尔苏人族群认同的个案研究”,《台湾人类学刊》第4卷,第1期,113-147页,2006;巫达:“中文对ethnogenesis一词的理解与翻译”,《西北民族研究》第4期,第95-97页,2009;巫达:《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尔苏人的民族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巫达:“论大都市人的族群意识:以上海人个案为例”,载《思想战线》第3期,第20-24页,2010; 巫达:“族群文化资本促‘社会关系’形成──以新疆建设兵团返沪人员个案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2日第16版; 巫达:“论费孝通先生的族群认同建构思想”,载李友梅主编《文化主体性与历史的主人: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95-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WU Da:"Ethnic Groups and Migration in Shanghai" ,Canadian Diversity,pp.17-21,2011

  [⑥] 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周敏:《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6。

  [⑦] 周敏、林闽钢:“族裔资本与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第3期,36-46页,2004

  [⑧] 巫达:“论大都市人的族群意识:以上海人个案为例”,载《思想战线》第3期,20-24页,2010; Wu Da:"Ethnic Groups and Migration in Shanghai," Canadian Diversity,pp,pp.17-21,2011

  [⑨] 罗燕倩、朱静薇:“上海去年四成‘两地婚姻’外地媳妇占七成”,《东方早报》2010年1月13日。

  [⑩] Fredrik Barth:“Introduction.”In Fredrik Barth,ed.,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pp.9-38.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9

  [11] 巫 达:“中文对ethnogenesis一词的理解与翻译”,《西北民族研究》第4期,第95-97页,2009; 巫达:“论大都市人的族群意识:以上海人个案为例”,载《思想战线》第3期,第20-24页,2010

  [12] 巫达:“论大都市人的族群意识:以上海人个案为例”,载《思想战线》第3期,第20-24页,2010

  [13] 周立波:《海派清口──周立波:笑侃大上海》(DVD)。上海:龙鸿音像联合发行,2009

  [14] 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p45.Belmont: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2003

  [15] 引自上海《新民晚报》网络版相关论坛。

  [16] Edmund Ronald Leach: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London:

  [17] Fredrik Barth:“Introduction.”In Fredrik Barth,ed.,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pp.9-38.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9

  [18] 新疆建设兵团官方网站:http://www.bingtuan.gov.cn/,最后访问时间2011年11月1日

  [19] 同上(注1)。

  [20] 根据2010年4月18日的访谈记录整理。

  [21] 周敏:《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5页,2006

  [22] 根据2010年3月5日的访谈记录整理。

  [23] 根据2010年5月9日的访谈记录整理。

  [24] 引自潘先生的新浪博客。他的博客名称是“秋天的森林”,可到以下网址搜索 http://blog.sina.com.cn。

  [25] 根据2010年5月9日的访谈记录整理。

  [26] Pierre Bou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Richard Nice,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Pierre Bourdieu:“The Forms of Capital.”In J.G.Richarson (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Greewood Press,pp.241-258,1986

  [27] Carter G.Bentley:“Ethnicity and practice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1):24-55,1987

  [28] 谢元媛:“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看人类学田野工作”,《社会科学研究》第2期,2005;汪丁丁:“资本概念的三个基本维度”,《哲学研究》第10期,2006

  [29]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New York:VERSO,1983

  (本文原载自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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