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养成路径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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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872

导语：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高度重视人格完善和道德养成，把至高目标与现实路径相结合，标准教化与自律慎独相结合，环境熏陶与虚心涵泳相结合，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道德养成路径。这种路径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弘扬和践行具有重要的方法借鉴意义。

关 键 词：传统文化；道德养成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前，中国正在全社会掀起培育、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根本立足点。传统文化历来高度重视人格完善和道德养成，注重把至高目标与现实路径统一起来，标准规约与自律慎独统一起来，环境熏陶与虚心涵泳统一起来，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道德养成路径。这种路径在当今显示出其当代性价值，对于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方法借鉴意义。

一：至高目标与现实路径相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把形而上的性理追求和形而下的务实理性有机统一起来。在中华文化的奠基时代，孔子就既强调慎终追远，力求实现三王时代的圣贤政治，同时把立足点放在当下，力求挽救礼崩乐坏的现实，在周游列国的艰难困苦中虽然惶惶如丧家之犬，但从不放弃仁义政治的理想目标。这种内圣与外王结合、行上与行下统一、理想与务实两顾的文化特点，在人格养成和道德修为方式上，形成了至高目标与现实路径相结合的特色。

孝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概念，是修身养性和道德提升的基本要求，所谓“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个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已经包含着最高理想与现实路径有机统一、浑然一体的特点。《孝经》明确提出孝的三个境界，“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把奉养父母的个人行为规范、忠于国家的宏大责任意识、成就事业的远大理想目标联为一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直是中国传统人格完善的核心理念，就是强调以个人责任为立足点，以服务社会天下为目标。

《大学》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个人修养和人格完善的目标与路径，被称之为“垂世立教之大典”，“所以教人之法也”，其核心的理念就是“三纲八目”。《大学》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所谓的“三纲”，分别从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三个方面，揭示了君子人格的目标指向和理想状态，就是要求个人通过一系列的努力达到道德昌明、思想更新、人伦至善的崇高境界，谋求个体人格的高度完善和社会道德的至善发展。中国道德文化并不耽于这个最高目标的设计和追求，而是把最高目标的根本追求同实现目标的具体步骤和现实路径直接联系起来。《大学》在提出最高目标之后紧接着写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所谓的“八目”，即达到三纲目标的具体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环节，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由物而己再由己而人，由自然到个人再由个人到社会，构成了达向至善目标的循序渐进的现实路径。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实现个人知识积累、能力提升、人格发展的基础；“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个人超越自我、实现自身社会化的目标，并由此最终达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人格完善境界；而“修身”则是连接自然与人伦、个人与社会、自我与整体的纽带，既是从自然到人的顶点，又是从个人到社会的开端，是根本的立足点和承上启下的中心环节，即所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进而也就不可能治国平天下，不可能达到至善境界。

这种人格养成的目标和路径，把个人与社会、自我与天下有机统一起来。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突出地强调以自身修养为基础、以服务社会为归宿、以忠于国家为根本，倡导立足于自身、奉献于社会、忠诚于国家、放眼于天下的道德价值观，个人的知识积累、能力提高、道德修养是前提、基础和立足点，服务社会、国家、天下是目标和归宿。在现实与未来的关系上，以理想为牵引，以务实为根本，把务实性与理想性有机结合起来，既强调形而上的至善追求，又注重形而下的务实追求，既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达到“明德”“亲民”“至善”的理想境界，也明确提出必须要脚踏实地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做起，既有拯救天下之宏愿，也有从脚下做起的耐心，既追求闻达于诸侯，又立足于修身以养性。这种人格完善和道德提升的路径，体现到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设计上，就是大同社会同小康社会的统一，既追求理想性的大同社会、王道政治，更注重从小康之家出发，从富民教化入手进行社会治理。正是这种把放眼长远、追求理想同从实际出发、从小处着手统一起来的文化特点，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倡导理想信念的追求，但却不耽于空想主义；注重的是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是服务社会天下的知识丰富和能力提升，而不是外在的物质积累、财富增值，是道义仁爱而不是物化利益，是公德之心而不是私利之欲。因此，价值观的走向是建立在个人完善之上的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

中共中央向全社会发出培育、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号召，有着特殊现实针对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化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然而，在市场经济实践中，某些领域、某些地方过度借用实用主义伦理学作为基础，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存在，忽视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特别是忽视了人的理想信念和道德修养。发展观上的失误偏差带来了价值观上的误区，单纯以物质积累作为判断工作成败的标准，以财富多少作为评价人生价值的尺度。由此，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获得了发酵的土壤，理想虚化、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现象非常严重。一方面，作为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维系力量，几千年来连绵不断的伦理道德体系在市场化和外来思潮的冲击下迅速溃退。另一方面，建国后初步建立起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体系遭到极大削弱。利益轴心对理想信念的冲击前所未有，同时开放社会也使人们的价值选择更加多元化。为此，必须要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理想信念领域补充新的内容，在精神上给中国人补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就是这项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应该很好地借鉴传统文化中至高目标与现实路径相结合的道德养成方法，突出地强调远大的社会理想，站在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维护和发展中国广大人民利益、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正确处理普适性文明与制度性要求、民族性文化与全人类共识的关系，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和实践要求，反映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理想追求，反映人类共同的理想愿望和价值追求。同时，核心价值观虽然是一种软实力，但是必须要硬建设，必须要落到实处，转化为每一个中国人实实在在的道德实践和价值追求过程，转化为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实践，否则只是停留在意识形态宣传层面，最终是不可能成功的。

二：标准教化与自律慎独相结合

中国文化中历来高度重视教化功能，明确提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教育理念。这种文化特点在道德养成路径上就是注重标准力量，强调榜样作用。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实现道德教化的重要步骤就是要树立道德标准、制定行为规范。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出了圣贤标准、君子人格、大丈夫风范等等。例如，孟子的大丈夫，就把行仁(广居)、从礼(正位)、行义(大道)作为基本的标准。他指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诗、书、礼、乐、易、春秋、论、孟、雅、孝等经典著作都记载了诸多的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孔子特别关注礼制的标准性力量，把服从礼作为人生修养的根本要求，明确提出了“克己复礼”的道德原则。标准规范是文字的记载，而圣贤榜样则是具象化的标准，孔子把尧舜禹汤文周等作为圣贤君子的样板，供人们恭敬效仿，见贤思齐；孔子本人在当时就已经被视为代表天道的“木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后人更是把他作为圣人典范加以推崇效仿。

诚信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别强调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充分体现了道德养成中的标准和规范要求。首先，诚是个人道德追求和社会道德评价的根本标准。《中庸》一文对诚的道德境界做出了多方面论述。“诚者，天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就是说，诚是真实无妄的圣人之德，是人们至高的道德追求境界即“天之道”。同时，诚也是衡量个人道德境界的根本尺度，是社会道德评价的最高标准，“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道：“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这里的“一”就是诚。朱熹解释道：“一则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矣。”就是说，在儒家文化中，知、仁、勇为天下之三达德，而要达到三达德的境界，就必须从内心深处去真诚追求，否则不可能达到达德的境界。“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这里的“一”也是诚。朱熹讲道：“一者，诚也。一有不诚，则是九者皆为虚文矣，此九经之实也。”就是说，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为经纶天下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九经也必须以诚行之，所谓“至诚之德，着于四方”。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生活中以诚为内在的道德追求目标，达到高度的自主自觉和道德昌明，正如孟子所主张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其次，信是做人的基本行为规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准则。孔子主张，为人必须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言而有信才能取信于人，才能获得朋友的信赖和支持，才能在人际交往中站稳脚跟并进而实现自己的理想。能够做到守信就接近了仁义，即所谓“信近于义”(《论语·学而》)，就是学到了做人的基本道理，“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而不能守信的人则丧失了做人的基本道理，不可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信任，也就难以提升个人修养，难以获得事业成就，“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軏，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孔子对于子路言而有信、有诺必行的“不宿诺”的风格高度赞赏。而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虚伪背信之人则大加批评，即“巧言令色，鲜仁矣”，因为这些人专务取悦他人，放纵个人私欲，丧失本真道德，是谈不上什么仁义的。正因为诚信在个人修养和道德养成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孔子在自己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把诚信作为核心内容之一，作为教人学文修行的根本，与“文、行、忠”并列为四大教育内容，《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再次，诚信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准则，是社会政治的评价尺度。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以德治为核心、以刑罚为辅助的社会治理模式，个人品行和道德水准在社会治理结构中发挥着巨大的导向力量和评价功能，是实现社会稳定、统一、和谐的重要动力。作为道德标准和基本规范，诚信在这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最高治理者的层面来说，必须守信才能获得领导和治理的权威，获得民众的支持，形成社会发展的合力，实现家国天下的和谐。孔子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就是说当政者必须施行仁政，敬忠诚信，取信于民，这是为政的根本；“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子贡问政时，孔子明确说道“民无信不立”，把取信于民放在最根本的位置。从各级管理者的角度来说，必须守信才能取得上级重用，获得相应职位发挥自己才能，也才能获得下级信赖而政令通行。子张问政时，孔子把“言忠信”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子张问仁时，又特别强调君子应该做到“恭宽信敏惠”五个方面，“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

标准是外在于个体的人人需要遵循和参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榜样是他在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典型化身。实现外在的标准和榜样向个体自身的转化，是个体道德人格形成的重要环节。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道德文化特别注重个人修养，强调自律慎独，揭示了外在的公共道德标准向内在的个体道德境界转化的路径。

《周易》在乾卦中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突出地强调了个体努力、自我修养的至关重要性。孔子强调君子要“求诸己”，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而患不能”(《论语·学而》)，把道德养成的立足点放在个体的自觉提升和自我努力之上。孟子反复强调要反求诸己，“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弘扬“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意识。注重立足自身修养，就必然要高度重视自律自觉，慎独就是高度自律的境界。要做到“正心诚意”，就必须要以慎独来约束自我。《大学》在阐述修身之时提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把个体内在的诚意和正心置于个人修养关键环节和核心内涵的地位，明确了个人自觉自律在人格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诚意，就是不自欺，就是高度的自律和慎独，就是能够自觉地抑恶扬善，在内心达到对善的高度认同和自觉，对于恶的坚决拒绝和自觉抵制，注重个人的自我约束而不是外在的强制约束。“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对此，朱熹明确指出，“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朱熹：《大学章句》)。正心，就是心正不斜，排除那些影响个人人格完善和道德提升的物欲私利以及各种私心杂念，达到内心存善敬德而实现自身修养。在朱熹看来，诚意、正心是明善之要，诚身之本，是个人修养的“当务之急”，人们“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朱熹：《大学章句》)

既强调标准教化又立足自觉慎独的道德养成路径，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借鉴意义。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也必须要有明确的标准，为全社会提供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统一规范和参照，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三个倡导”，就是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标准，奠定了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的基础；中共中央号召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等，就是发挥榜样引领力量的重要部署，必将对弘扬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宣传、弘扬这些标准和榜样的同时，当代中国人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在利益多元、诱惑繁多的情况下，加强自我约束，重视人格完善，真正使核心价值观建设转变成为个人的自觉追求。

三：环境熏陶与虚心涵泳相结合

个人的成长与环境的熏陶有着密切关系，任何一个人的人格完善、道德修养，都离不开环境的影响，任何一种文化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都需要有良好的文化氛围。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视注重成长环境的选择，文化氛围的营造。

《晏子春秋·杂下之十》曾讲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就是强调环境对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极端重要性。孟子在讲到要教育宋国国君向善时明确提出，宋君身边皆善者，君王自然为善，君王身边皆小人，则君王难为善人，强调了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的关键作用。“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中国古代历来强调择善而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强调要为儿童的道德养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孟母三迁的传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环境营造是一种外在条件创设，提供的是强制植入的东西，要转化为内在的个体性的道德体认，则需要一个融汇转化的过程，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的涵养润育功夫，注重潜移默化，强调润物无声。“虚心涵泳”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合理的道德涵养方法。朱熹在《答徐子融书之四》中在讲到学者读书之法时指出：“如看未透，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实处玩索涵养，使心地虚明，久之须自见得。”学者要“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就是说要虚怀若谷，海纳百川，接收外来的各种知识、信息和道德训诫，而后经过自己的反复体验、躬行、思索，逐渐把外来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说的虽然是读经书的方法论，但实际上已经不限于此，表达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方法和修养方式。曾国藩在家书中讲到这个思想时，把朱熹思想中的这种反复体认、润物无声的思想说的更加透彻深刻：所谓涵者，好比春雨润花，清渠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则好比鱼之游水，人之濯足。……善读书，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稻如花如鱼如濯足，则大致能理解了。切己体察，就是说将自身置进去来体验观察。就是要求人们，对接触到的知识、经典、标准一时不能消化接收，就要先放下来，细细地玩味琢磨，经过长期的浸润消化逐步达到认识的贯通，把外来的知识性要素转化为内在的思想性构成和道德体认。明代思想家李贽在《与刘肖川书》中讲道：“公心肠肝胆原是一副，而至今未离青衿行辈，则时之未至，但当涵养以俟，不可躁也。”就是教人在仔细体味和涵养上下功夫，逐步达到外在规范与内心体认的贯通。《明史·骆问礼传》也提到：“涵养薰陶，自多裨益。”总之，虚心涵泳的方法就是要求人们，在心神合一的状态下沉潜其中，反复玩索，循序渐进，润物无声，获得其中的趣味精髓，实现思想智慧和道德人格的提升，将外在的强制性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自觉性的道德认同。

中国传统私塾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把环境营造、强制灌输与长期浸润、自我转化相结合的人格养成模式。私塾教育首先是一种强制性的文化植入过程。私塾教育的教学内容，都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和主要典籍。在私塾的早期阶段，主要是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增广贤文》等儿童发蒙读本。这些读本包含着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和观念、道德规范。经过初期的发蒙教育之后，学生跟着塾师比较系统地学习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的基本经典。通过学习这些儒家学说的基本经典，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主流文化有了比较系统的把握，构成知识结构中的主导性要素。私塾教育的强制灌输性是非常突出的，塾师在授课过程中并不过多地注重对经典的文本解读和内容剖析，而是让学生死记硬背，至于学生是否理解则是其次的。儿童经过长期的背诵，虽然不一定能够理解其中所包含的道德价值观内容，但是能够长期积累在记忆深处，沉淀在知识结构的底层终生不忘，成为一种记忆硬核和知识基因。随着年龄增长和个人阅历的增加，这些经过强制灌输而固化在思想结构深处的文化知识和道德信条，不断在日常生活中重复体验，进行思想的反刍浸润，转化为个体性的道德体认，成为个人道德的内在因子，外在的强制性的道德律令转化为内在的自觉性的道德实践。

价值观是一种软实力，需要渗透在日常生活情景之中才能发挥其作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要形成有利于核心价值观传播、弘扬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与人们的社会环境融为一体，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像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同时，必须提高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方法技巧，注重社会大众自身的吸收内化，充分借鉴虚心涵泳的方法，真正做到润物无声，使核心价值观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头脑当中，浸润到社会生活和个体道德体验的各个方面，让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道德追求和行为遵循，并进而成为全社会的思想认同和价值共识。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构建和弘扬，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逻辑的当代延伸，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当代中国人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全盘古化，而是要立足和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掘和弘扬其思想精华并赋予其时代价值，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各种优秀成果并使之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有机结合，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当代中国人提供合理的价值观支撑。传统文化中的富有特色的道德养成路径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方法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