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和综合创新

中国哲学的特点和贡献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许多人对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整理中国哲学所带来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有意义的。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等人都对“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哲学”进行了区分。我在《中国哲学大纲》和其他的文章中也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我现在依然坚持那时候的看法。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①“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②基于此，我认为概念分析、命题分析依然是解决中国哲学的问题的最好办法。过去中国哲学讲体会，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讲，但体会的方法和逻辑方法结合起来不矛盾。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分析的方法、考据的方法都应重视，但最主要的还是分析的方法。这一点我可能是受罗素的观念的影响。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与西方的哲学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但也不能夸大这种差别，或者对这种差别作简单的归纳。比如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化是主静的，西方文化是主动的，把它们作为中西文化的主要区别。这种观念是有偏颇的，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主静是道家的思想，虽然有广泛的影响，但并没有在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易传》中“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才是儒家的态度。所以，说中国文化是静的文化，那是缺乏充分的理由的。

近来又有人说，西方哲学因为强调主客二分，所以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张，所以要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必须要求助于中国哲学。我的朋友季羡林先生甚至提出只有天人合一才能拯救人类的主张。对此我们也要进行分析。西方主流思想是强调征服自然，如洛克;但也有主张保护自然的思想，如莱布尼茨。中国讲天人合一，讲人与自然的和谐，但也有征服自然的思想，各种思想都有。不能简单化。

说21世纪中国思想将占主导地位，就是把问题看得简单化了，中西思想虽有偏好，但都主张一方面要改造自然，同时也告诫不要破坏自然，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不能光讲斗争，征服自然，应该强调和谐合作。

同样，我们也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现在我们要学习了解孔子、孟子的思想，但关键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只是我们不能像过去一样，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毫无疑问，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儒学主要讲做人的道理。但这两者之间也有一致性。马克思写过一篇文章说，专制主义让人不成其为人，专制主义利用儒家，使许多人将儒家和专制主义等同起来。其实，儒学的主要思想就是要使人成其为人，因此儒家思想中也包含有丰富的反专制和民本的思想，儒家在这一点上还是有贡献的。

现在也有一些海外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这种提法不合适。毛泽东讲过，与天斗，其乐无穷，把斗争看得最重要。斯大林也强调斗争。但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仇必仇到底”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但以强调斗争和主张和谐作为中西文化或哲学的差异，便是把问题简单化了。的确，儒家把和谐看得最重要，宋儒张载说：“有象斯有对，仇必和而解”，我觉得可以改一个字，“仇可和而解”，这样就比较好地解决了斗争和和谐的关系。

文化精神和综合创新

革故取新就能前进，因循守旧必然落后，现在中国传统文化正经历一个舍旧创新的转变过程，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析中国传统中是否也包含继续前进的内在根据，中华民族将如何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很严厉的清算，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避免那些情绪化的做法，应当根据时代的需要对儒家进行重新的认识，因为儒家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中国文化糟粕很多，也有精华。最重要的精华，我常提的有两条：(1)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前进;(2)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易传》提出“刚健”的观念，又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著名命题，二千多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国人奋发向上。同时儒家强调宽容的态度，允许不同的文化存在。虽然儒家也强调“夷夏之辨”，但它一直强调文化本身的吸引力，而不主张以一种强制的方式推行自己的文化观念。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过，儒家思想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比如，当时人们提出“正德、利用、厚生”是人类生活中的三件大事，但是孔子只是讲正德，没有讲利用、厚生，这有消极影响。这一点别的学派也有缺陷，魏晋讲玄学、宋明讲理学，都是有所偏，都不注重利用、厚生。西方就强调利用、厚生。墨家利用而不厚生，庄子的《天下》篇中，就批评墨家太苦，一般人接受不了。汉武帝他们讲独尊儒术，这是统治者为了社会的安定，只好这样。可惜墨家思想逐渐消失，道家一直存在。墨家消失的原因很多。墨家有组织，有领袖，它的组织很严密。有组织的被打垮了，没有组织的反而打不垮。

应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消极的思想观点，应努力加以克服，但也有大量积极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应该肯定。有的同志问我，文化的精华和糟粕是很难区分的，能否有一个一般性的标准。我觉得不同的时代会对文化的发展提出不同的要求，但有两条是基本的：(1)真正反映客观实际情况;(2)能够促进文化的发展。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思想最重要的是能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不能促进就是不进步。邓小平同志晚年也说过：发展是硬道理。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在文化的发展上，我一直提倡一种“综合创新”观点，简单地说：反对全盘西化和中国文化优越论，要对中西文化进行分析，既要发扬优秀传统，又要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合在一起叫综合创新。我在《中国文化和文化论争》一书中对之有详细的论述，后来方克立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对这个观点表示支持，最近刘鄂培同志还专门编了一本《综合创新》，也很好。综合创新就是要创造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新文化是什么样的呢?我还是愿意用我以前写的文章中的一段话来概括，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同时汲取西方文化的先进贡献，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指导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继续，又高于已有的文化，这就是新文化。

(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干春松博士根据张岱年先生于2002年11月的几次谈话记录、整理。)　①②《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