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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金达莱|2015-7-26 21:45|查看: 270|评论: 0|原作者: □ 钟贵峰|来自: 中国民族报

缅甸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族际关系治理

缅甸部分少数民族。资料图片

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基本的国家形态,又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主体。相对于王朝国家而言,民族国家是一种更为先进、更符合时代发展的国家形态。西欧资产阶级高举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大旗,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王朝国家最终被民族国家取而代之,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统一。自从西欧民族国家建立以来,民族国家的制度优势不断彰显,这些国家迅速走向强大并向世界各地不断扩张。于是,世界各国开始纷纷效仿进行民族国家的构建。最早建立民族国家的西欧国家可以称之为原生性民族国家,它们的民族成分单一,基本上属于单一民族国家。而后来仿效原生性民族国家的发展中民族国家,它们的民族成分不再单一,有的甚至复杂多样,它们基本上都是多民族国家。

  由于原生性民族国家建立时间较为久远,制度架构比较成熟和完备,它们基本上进入到现代国家发展时期。而对于众多的发展中民族国家而言,它们中的大多数,要么是在反抗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逐渐建立民族国家,要么是在冷战后随着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而纷纷建立民族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构建民族国家的,而且建立时间较为短暂,可以说大部分民族国家的制度根基并不稳固,有些国家只是具有了民族国家的外壳形态,却缺乏民族国家的真正内涵,因而这些民族国家的制度架构的根基总体比较松散脆弱。因此,民族国家建设必然成为发展中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基础性安全工程建设。民族国家建设不仅是发展中民族国家对内部政治问题的理想治道,也是维持和巩固民族国家制度的必由之路,还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有效途径。

  在多民族国家中,多个民族共处于同一个国家政治共同体中,各民族在相互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内容丰富和形式多样的族际关系。基于民族利益的族际互动,民族与民族之间往往会产生各种摩擦、矛盾和冲突,从而使族际关系处于紧张的态势,甚至使其朝恶性方向演进,继而危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动摇民族国家的制度架构的根基。因此,族际关系治理对民族国家的重大意义不彰自显。族际关系治理成功,就能有力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巩固民族国家的制度根基,但族际关系治理一旦失败,多民族国家便会陷入族际纷争的泥沼之中,甚至难逃解体的厄运。

  缅甸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英属殖民地,不建立民族国家就会在世界体系中销声匿迹。缅甸各族人在反抗殖民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逐渐构建起了民族国家。1948年缅甸民族国家的建立,意味着民族国家构建历史进程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民族国家建设历史进程的开始。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缅甸民族国家只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外壳形态,缺乏民族国家的真正内涵,这决定了缅甸民族国家建设必然是艰巨而长期的历史任务。由于英国殖民者的别有用心、民族矛盾的历史隔阂,以及民族利益的争夺,刚刚建立民族国家的缅甸却面临着此起彼伏的族际摩擦,频频出现的族际矛盾,以及接二连三的族际冲突。可以说,缅甸民族国家建立伊始,族际关系问题在东南亚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是实属罕见的。因而,族际关系治理对于缅甸多民族国家的意义不彰自显。

  在吴努政府时期,根据缅甸宪法的规定,议会民主制被定为推动国家走向民主富强和实现民族团结大局的政治制度,却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崩溃了,这种族际关系政治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复存在。在族际关系政治治理中,吴努政府还设置了民族自治邦,作为专门治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制度,但由于这种制度的设计违背了民族平等原则,最终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族际冲突。在族际关系经济治理中,吴努政府实施了经济发展规划和执行了土地改革政策,试图以此来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缓和各民族内部的阶层关系。遗憾的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这些规划和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在族际关系文化治理中,吴努政府出台了佛教国教化等民族政策,同时也开展了民族文化工作,但由于“大缅族主义”取向浓厚,这种民族同化的政策和工作,加剧了民族矛盾。在族际关系社会治理中,吴努政府采取了一些具有“大缅族主义”取向的教育政策,因而治理效果大打折扣,而政府执行的卫生政策也由于经济落后和政府执政能力不足等原因,少数民族卫生事业发展水平依然低下。该时期的族际关系治理始终蕴含着强烈的“大缅族主义”和加强中央集权取向。在这种治理理路下,缅甸少数民族分离运动此起彼伏,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不断凸显,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奈温集团发动政变上台执政后,在族际关系政治治理中,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联邦委员会加大了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力度,却得不到各族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在一党制和宪法的框架下,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和自治权完成被忽视了,这激起了少数民族的严重不满。在族际关系经济治理中,奈温政府执行国有化政策和民族经济政策,但族际经济差异并没有缩小,各族生产水平依然低下,影响族际关系的经济因素依然存在。在族际关系文化治理中,奈温政府推行宗教信仰自由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政策,但执行中却存在政策与操作的矛盾,这些政策方针也只能是一堆摆设。在族际关系社会治理中,奈温政府推行的发展教育的政策,一方面提升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又搞民族歧视政策影响了族际关系,而奈温政府实施的公民类型划分则完全违背了民族平等原则,另外奈温政府力推的卫生政策中,山区少数民族并未因此得到多少实惠。奈温政府的族际关系治理始终蕴含着强烈的民族一体化和国家主义取向,而且这两种价值取向都有“大缅族主义”的深刻烙印。经过奈温政府26年的治理,缅甸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纷纷兴起并迅速发展,最终酿成了“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支反政府武装”的奈温式悲叹,可以说族际关系全面恶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危机相当严峻。

  新军人政府上台执政后,调整了族际关系治理的路径。在族际关系政治治理中,政府先后通过“恢委会”与“和发委”这种制度框架,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的稳定及缓和了族际矛盾。另外,新军人政府通过举行多党制大选、制定新的宪法,把少数民族政治力量纳入到国家法律框架之中,推动了族际关系治理的良性发展。在族际关系经济治理中,新军人政府通过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开发民族地区经济等政策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不断消除影响族际关系的经济因素。在族际关系文化治理中,新军人政府通过弘扬佛教和控制僧侣、保护各民族文化遗产的政策和举措,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在族际关系社会治理中,新军人政府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并且通过加强禁毒工作,迫使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向政府投诚,这些对推动族际关系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军人政府的族际关系治理蕴含着民族国家建设取向和民主化取向,正是这两种价值取向指引,该时期的族际关系治理的路径和方式有了很大的调整,最终推动族际和解取得重大突破,增强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升了多民族国家的整合水平。

  2011年新政府上台后,开启了族际关系治理的新进程。尽管新政府与一些少数民族武装依然存在矛盾,然而,新政府秉持民主化取向和现代国家建设取向,族际和解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绩,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纷纷回到国家法律框架之中,族际关系正朝着正常化方向发展,民族国家建设必将继续取得可喜的进展。

  缅甸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族际关系治理历经数届政府,各个历史时期的族际关系治理的价值取向、路径方法及治理效果都有较大的不同。从治理效果而言,族际关系治理的成效呈“U型曲线”走向,吴努政府时期的族际关系治理成效呈下降趋势,奈温政府时期的族际关系治理效果最不理想,新军人政府时期的族际关系治理的成效逐渐提升,新政府上台后的族际关系治理继续发展。从根本上讲,族际关系治理价值取向的选取和调整、治理路径的选择与运用,是族际关系治理成效发生变化的最深层次原因。可以说,族际关系价值取向的选取和治理路径的运用,决定了族际关系治理的成败得失。在整个缅甸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中,族际关系治理始终面临着政权更迭频繁化、族际差异分殊化和族际关系国际化等方面的挑战和问题。纵观缅甸族际关系治理的进程,不难发现,缅甸族际关系治理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比如治理主体的一元化、族际环境的封闭化、价值取向的同质化、治理进路的单向化等,这些特点基本上构成了缅甸族际关系治理的特质。

  族际关系的治理成效决定了民族国家建设的高度和多民族国家整合的程度。缅甸族际关系治理对民族国家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同时期的族际关系治理对民族国家建设的影响也有很大不同。历经吴努政府时期、奈温政府时期、新军人政府时期及新政府上台后的族际关系治理,缅甸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经历一个从政治局面离散到政治力量聚合的过程,国族建设经历了一个从国族涣散到国族认同增强的过程,国家认同建设经历一个从国家认同弱化到国家认同强化的过程,而现代国家建设则经历一个从停滞到开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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