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文化传承的新视野论

苗族文化传承中传统与现状、软环境与硬条件的关系问题，是苗学研究的两个重要话题，苗学专家、学者围绕它们进行的谈论与20世纪以来苗族传统文化传承思潮的演进紧紧地纠葛在一起，可以预见，不久的未来，因它们引发的一场场争论，将会始终伴随着苗族现代文化的发展而波澜跌宕，蔚为壮观。

苗族从一个几千年被征伐、被虐役、被驱逐，被主流社会统治阶级视为敌对势力的民族，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囿于活命之压，无条件去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作进一步的反思与研究。解放后，苗族有了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一批苗族知识分子从各苗区纷纷成长起来，苗学研究的软硬条件终于具备，苗学研究事业，终于在有社会责任感的苗族知识分子中逐渐推行开来。

每个研究苗族文化的学者几乎都有自己的见解与论述，可谓人言人殊。但是，如何摆置苗族文化传承中传统与现状、理论研究与实践致用的关系问题，是苗族文化发展和建设关键的问题，即是关乎苗族命脉、关乎苗族人走向原点性的问题。应该说，21世纪苗族文化思潮的发展演变，就是围绕着这些焦点而展开、推进。囿于文字所限，本文着重论证苗族文化传承中的传统与现状之争的问题。

首先，我们有必要再阐述一下何谓苗族文化。

苗族文化是指苗族在其发展历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苗族特征的具体体现，是苗族的灵魂。苗族文化由多个层面的文化所组成，认识层面的文化包括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层面的文化包括道德、法规、信仰；艺术层面的文化包括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层面的文化包括建筑、生产工具、日用器具及制造技术；社会层面的文化包括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礼仪禁忌等。数千年来，苗族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顽强生息，创造了独特的苗族传统文化。苗族传统文化曾经孕育了一个世界性的民族，但是，由于苗族传统文化多是在迁徙的苦难中形成的，苗族文化的心理中，本能地就带有封闭的特性和拒绝外来文化渗透的特性。值此苗学研究“百废待兴”、方兴未艾之际，苗族文化传承之争，实质上就变成了苗族新旧文化之争、苗族新旧社会更替之争。

苗族文化传承的问题指向，其实质就是指向苗族思想文化的发展与建设问题，特别是精神文化的发展与建设问题。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曾有论云：“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篇》）今要以古鉴，古须为今用，王充对古与今关系的这种看法可谓一语中的，后世之论概莫能外。然而，在苗族文化传承中，对这个常规的谈论，仅仅只是开始，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可说。

传统与现状

苗族文化传统与现状的关系，就像昨天与今天的关系一样，在最常识的层面上也能辨得清。概言之，没有

“传统”就没有“现状”，“现状”是从“传统”继承发展而来；另一方面，没有“现状”，也就没有“传统”，“传统”是因为“现状”才成其为“传统”的。苗族文化中的传统与现状关系问题，不是泾渭分明地割裂着、对立着的，是明里暗里联系着的。

然而，传统与现状关系之间这种人可尽知的常识描述，却无法统一苗族人对文化传承的意识与作为。在对待传统与现状的关系上，有相当一部分人执一端而攻另一端，陷入了传统与现状两相对垒的局面：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即，表现为“荣古虐今”、“荣今虐古”两种文化发展观的冲突。一方“全盘照纳”，另一就“筑壁坚拒”；一方“坚壁清野”，另一方则要“破墙开店”；两方互不相让，互不融合。当然，这只是极端的两种表现，更多的人则站在中间，瞻前顾后，左右彷徨。这样的苗族文化发展传承观念，以自觉或不自觉的形势流传于苗学专家学者之间，渗透到苗族群众之中，就引发了今天苗族文化发展思潮和方向的混局面。

生存呐喊

在我看来，苗族文化中传统与现状之间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学理之争，问题的背后是一场价值、立场和生存之间的争夺，它所蕴涵的意义绝不止于苗族文化的“还原”、“固守”、“转换”、“传承”这样单纯的发展目的。例如五四文化运动。上世纪汉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全面性替换，现代与传统在言说方式上的变革与差异，使得汉文化古今关系之争，无论在表现形态还是在精神内核上，都更加惨烈，达到了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后世汉文化研究之人可以在学理上批评鲁迅对于汉族传统文化的观点和言行过于偏激，却不能调解和更替鲁迅当时那样的选择，无法指责或改变鲁迅所站的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因为这根本不是一场纯粹的学术之争，而是新旧文化生存之争、新旧社会更替之争。[1]

苗族文化中传统与现状的特征，即“苗化”与“汉化”“西化”的特征，还与近年来风烟再起的汉学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两个术语极其相似，一是“失语”，一是“转换”。

“失语”、“转换”此两术语，起自部分汉学家对汉语文论的概括。他们提出汉文化中的传统与现代现状正处在“失语”、“转换”状态。此话题的提出，在汉学界引发的反响，可以用“轩然大波”来形容。山东大学文学院的孟宪浦先生在《古代文论研究的新视野：从古今之争到生存论》中，对汉学界提出“失语”、“转换”话题的意义作出评价如下：

“它们肯定会写进以后的文学史或文论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理论和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最为显明的标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们提示了当下文学理论和古代文论研究的生存现状，揭示了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民族文化建构的失衡和衰弱现象。“失语”与“转换”的意义并不在于（或止于）它们的纯学理意义，而在于这种提法的背后所显示的生存境遇，所表征出来的价值立场。我同意李春教授的看法，他认为，“失语症”与“现代转型”都是“现当代学人‘基本焦虑’的话语形式”，它们表征着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人的一种“基本焦虑”。导致这种“焦虑”的，与其说是对理论建构的不满和传统研发的调整，毋宁说是民族文化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近年来更加彰显。因此，这种“焦虑”不是学术建构的焦虑，而是文化生存的焦虑，它所展示的是──自全球化席卷世界，西方文化向非西方文化倾扎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所遭遇到的愈加凸显的生存困境和更加紧迫的生存选择。这种先择和由此而引发的应对，超越了学理本身的意义，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文化生态意识。只有植根于文化生存的境遇，只有着眼于民族文化生存的抉择，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失语”和“转换”所引发的意义，才能真正面对“失评”和“转换”做出最佳的应对策略或者其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而不是仅仅从纯学理的层面进行辨驳。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张祥龙先生关于“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建议和为之而发出的呐喊。”

我认为，孟宪浦的以上观点，套用在现行苗族文化研究传承的问题之上，实在贴切不过。历朝历代以来，汉族文化研究人员多如牛毛，汉学成就典籍可谓汗牛充栋，汉学的所谓“失语”者，其实一直在言说，甚至比诊断出“失语症”以前更加欢畅地在论说，真有点“无病呻吟”之嫌。其次，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实际上是早已经开始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今天才注意到的一种策略。一个世纪以前王国维对“意境”说进行的改造，后经由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人来不断地阐述，应该说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范例。可以说，“失语”与“转换”的问题，用在中国主流文化的研究上是缺乏历史根据和逻辑的，用在苗学研究中，才符合历史和现实。

“失语”面对的是“现状”，所揭示的是对苗族文化研究现状的认识和诊断──由于现代苗学理论基本上是借用汉语或西方的外来语言，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结构，故“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2]。“转型”则针对的是“传统”，是为疗效“失语症”而开出的一剂药方──通过苗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或转型、改造），生发（或建构）一种新型的、苗汉共融、中西合璧、既有时代之精神又有传统之意蕴的苗族文化体系。

如此看来，在苗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无论是传统与现状也好，“失语”与“转型”也罢，其实都摆脱不了“古为今用”的老调，也摆脱不掉“古”与“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同样的，还有“西学中用”或“洋为中用”的问题。但是，这种脱离了文化生存语境而进行的理性论说，往往是空洞和抽象的，也是偏颇的。对苗族文化传承中传统与现状之间的思索和探讨间所隐含的苗族文化的生存焦虑与选择，昭示的苗族文化话语在当今世界文化体系中所占的份额问题，这是一个文化存在的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远不是一个纯粹的学理问题所能解决的。“正象文化是为类生存需求的产物一样，文化的合法性也只有人类生存的需求可以证明。……对文化合法性的最终裁决者应该是人类共同的生存需要。”[3]理论要想解决实际问题，就必须更彻底。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和他的国家观念时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adhominenm[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adhominenm[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使人的根本是人本身。”[4]这里的“人本身”，不是指抽象的和观念化的人或人性，也不是指给定的、先验的、实体的“自我”，而指的就是人的存在，人的实实在在的存在，即人的生存。理论的彻底，就是要理论回到根基处，即回到理论所从出的源始本原。实际生存着的，现实的、感性的、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和历史性的人正是这个根本。

回到人本身，回到具体的、感性的人的实际生活，回到提出问题的出发点，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于苗族文化的传承，只有立足苗族的实际，随着我们的选择与筹划，才能演历出文化存在自身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从而生发出我们自己的文化生存空间。

革故鼎新

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现象，是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能避免的。苗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革故鼎新”。苗族传统文化是苗族社会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它们历经世代变迁得以保存至今，固然是凝聚着人们的智慧结晶，但也会遗留下一些陈腐过时的东西。比如苗族的巫术。“苗族巫术作为和种文化载体，内涵十分丰富，它是苗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表现，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贯穿于苗民族历史的始终，体现于苗族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包括宗教、神话、舞蹈、诗歌、音乐、哲学、语言文字，以及传统道德。所以对它既不能采取狭隘的民族主义，一概继承，也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割断传统予以了取缔。正确的作法是改革和摒弃苗族巫术民俗的劣质，保持和发扬其中的优质。”[5]

钱钟书先生曾经指出：“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而“一切成功的文学革命都多少带些复古──推倒一个古代而另抬出一个古代”[6]文化领域的复古，其实是一种创造；文化领域的革命，却是另一样的继承。历史上许多打着“复古”旗帜的运动或思潮，实际上却最富有创新精神。西方文艺复兴运动虽然标明是对古希腊传统的复古，其实却是本方现代分发轫的标志。20世纪西方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虽声称是对柏拉图、苏格拉底以前的希腊传统的回归，他的思想和学说却极大的影响了西方整个后现代思潮。

苗族文化的传承，应以“革故鼎新”的决心来进行。

文化整合

历史上由于苗族长期被迫迁徙，在嵿佩流漓中保存和发展而来的苗族传统文化，难免带着浓厚的人文文化气息而科学文化氛围谈薄。这种文化特质，已经不能满足苗族人的文化需求。在现今天苗族社会，苗族人已经有了新的知识、新的观念、新的价值体系，苗族人民渴望按新的方式生活，于是，苗族社会的过程就相应地改变了自己的轨道。由此带来的文化传承与发展结果，就是苗族文化将步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整合的征程。

20世纪末提出两种文化整合观的，是以莫伊谢夫等人为代表的苏联-俄罗斯学者们，他们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知识已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任何把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对立起来的行动对于文化来说都是错误和有害的；人们要想脱离以往的坏习惯，就要建立新的认识论基础，而这个新基础就被称作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伟大综合”。这就是苏联-俄罗斯学者们关于两种文化整合的重要观点。在此，我们能够看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相互关系问题已经成为整个文化问题的主要问题，苗族文化传承和发展问题也深含其中。

阿尔施诺夫、布达诺夫和苏哈诺夫在他们合著的《人文科学家的自然科学教育：在统一文化的道路上》中对两种文化整合的外因、内部前提、整合基础及整合表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们指出，20世纪末全球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严格划界，为了解决危机，在实施教育改革时应依靠跨学科的基础教育，而跨学科对话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两种文化整合问题。他们还分析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整合的前提条件：要通过科学自身的逻辑发展，通过各门自然科学的整体化；还要通过审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中越来越复杂的体系，以此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整合。作者们还指出，两种文化整合的基础是协同学，协同学使得跨学科的联系和科学与文化的各种规律从原则上整体化了，它是全球性的进化价值范式。此外，两种文化的整合还建立在对东、西方传统哲学的元标准所做的比较分析基础之上。可以说，两种文化相互理解和互动在认识世界的新水平上走向统一的趋势已经开始显露出来。[7]

站在新的历史高度解决苗族文化发展与传承问题，必须建立科学的文化发展认识。科学认识的三个主要分支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有在协同学范式的基础上开展跨学科的合作研究，才能让苗族文化在新的社会里焕发出不歇的活力。现代科学认识从总体上越来越具有集团活动形式的特点，科学活动被整个科学家集团实现，当然，这里所说的科学家集团不仅仅指自然科学家，还包括哲学家、社会会学家和其他人文科学的专家与学者。

苗族由于散居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苗族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曾现各吹各打，各自为政现象。世界性的苗族专家学者联合苗文化交流、研讨进行得很少，既并是有，也不那么全面。这种各吹各打的现象，难免造成苗族文化研究人力和时间的浪费。就云南红河、文山两个苗族集居较多的专州来看，近年来，已经有一大批热爱苗族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成长成熟起来，他们著书立说，对当地苗族文化研究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多年来，在众多苗族有识之士的努力下，红河州苗族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比较突出的有：《云南苗族研究》、《屏边苗族》、《苗语词汇集》、《苗语语法》、《苗族指指路经》等。2007年，红河苗族网开通之后，网站栏目中设置了“苗族习俗”、“苗文天地”、“学术研究”、“苗族人物”、“民间故事”等十八个栏目，涵盖苗族文化的方方面面，为红河地区热心苗族文化交流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红河地区的苗族文化打下了基础。继红河州之后，与红河相邻的文山州，也开通了文山苗族网站。文山苗族网在该州苗学发展研究会的管理之下，苗学研究也日新月异，在短短四年里，就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散文、诗歌，出版了《文山苗族》、《文山苗学研究》等学术专著文集。

跨学科、跨地域地进行苗族文化研究，并把各地苗族文化研究的成果综合起来，加以应用，并在苗族群众中推广开来，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他山之石

社会自然历史学派，是俄罗斯两种文化整合的重要产物学派，笔者认为，他们关于两种文化整合的观点，可以借之供苗学研究者参考：

第一，该派主张，把民族作为生物学领域和社会学领域的边缘现象加以考查，审查历史和地缘因素对物种内部组织的决定作用。

第二，社会自然历史学派所使用的是综合的方法，这为该学派进一步细致、深入地提示社会自然体系中的规律提供了可能性。

第三，该派认为，种族和超种族是社会自然历史的主体，对他们进行研究对俄罗斯的科学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具有一定世界观的人才是社会自然历史的主要代表。

第四，要广泛地使用跨学科的方法。

根植苗区

传承和发展苗族优秀文化的大本营，应该及时在苗族地区建立，并担负起振兴民族文化和繁荣祖国文艺事业的历史使命。

（一）以现代影视、网络、媒体为中介传播苗族文化，发展苗族文化

加拿大学者哈罗德.英尼斯（HaroidA.Innis）在其中媒介理论研究中，提出了传媒对人类文明史具有重要影响的观点。在任何社会中，传播媒介都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组织的形态和人们交往的形式。现代传媒所构筑的媒介文化已融入新文化的脉系。现代传媒与新文化形成的是一种互动式的同构关系，新文化提升了传媒的品位，传媒又反过来推动着新文化的传播。

广播是传播先进文化最便捷、最迅速的现代化传媒之一，而广播文艺则是传播先进文化最直接的平台。深入走访文山人民广播电台，我们可以看到，苗语广播在传承苗族文化、发展苗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79年6月文山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播以后，在将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内容，转换为少数民族语言，及时地传播给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的偏远山区和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听众，让他们通过母语了解到具体的内容，从而在思想上牢固树立紧跟共产党走的坚定信念，努力发展生产，建设家园，团结和睦，保卫边疆，巩固国防的同时，该台苗语广播还制作播出了文艺栏目。文艺栏目一出现，就以蓬勃的生命力，在苗岭村村寨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进一步适应广播改革的要求和满足听众的需要，1991年，文山电台苗语文艺节目播出时间由原来每周的100多分钟延长到目前的260分钟，既满足了老、中、青苗族听众的欣赏需求，又向听众介绍了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艺作品，因而深受欢迎。

从1986年开始，在继承传统民间文化的基础上，该台积极创作、创新、改编、翻译、演唱民歌和苗语歌曲，表演小品、相声、快板等，并用现代电声乐器伴奏部分苗语歌曲，闯出了一条新路。该台苗语组全体采、编、译、播工作人员发挥各自特长，利用业余时间，自编、自创、自唱了一批民歌或歌曲，表演了一批相声、小品、快板等，这些节目为苗族听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同时，从1987年至2005年，苗语组分别举办了六届春节联欢晚会，民间艺人、专业文艺工作者、各界人士同台表演各类精品文艺节目。晚会实况播出后，受到了听众的好评，使苗语广播在州内和国内外少数民族听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平时收听苗语广播文艺节目，已经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除本省的听众外，贵州的黔西南、四川的宜宾、广西白色的隆林、西林等地区都有苗族听众在收听苗语广播。各地的苗族听众都为有本民族的语言广播而欢欣鼓舞，贵州、广西、四川等省区的苗族同胞来信将苗语广播称为“苗族人民之声”。

一个苗语广播，让文山成了各省苗族人民羡慕和向往的地方，文山苗语广播电，已经成为了苗族听众的精神家园。更难能可贵的是，该台在二十多年的工作历程中，收集、建立了大量原汁原味的苗族文化音像资料档案，这些档案资料，将会成为今后研究苗族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二）借助现代网络催生苗族社会的智者

要让苗族的优秀文化得传承，苗族就必须有自己的思想家、哲学家、作家。时代，在呼唤着苗族哲学家、苗族作家的诞生。苗族可以没有化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等等，但不能没有思想家、哲学家。没有思想家，我们就很难得到经过审视了的，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

近年来，一批苗族网站纷纷创立，例如《中国苗族网》、《三苗网》、《苗人网》、《文山苗族网》、《红河苗族网》、《苗族情网》、《苗家寨》、《多彩蒙》等网站，成为继广播、电视之外，传播苗族文化的媒介。这些网站的创立，为苗族先进的知识分子投身现代传媒，研究苗族文化，发展苗族优秀文化提供交流平台。

优秀的作家是一个苗族的思想者、启蒙者。纵观中国近现报纸、杂志文艺副刊的独特采搞制度，为新作家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机会，一大批新进作家从报刊杂志文艺副刊上成长起来，成为中国新文化创造的有生力量，例如鲁迅、沈从文、张恨水、老舍、张爱玲、金庸、古龙、琼瑶等等。

同样，苗族现代文化媒介的创立，将会促进苗族作家谱系的生成。文学作品在传媒上大量发表、推出，是文化生产的最直接体现。有关这一点，我们通过对现代网站文艺栏目的考察，看得十分清楚。在网站文艺栏目里发表的文学作品，不仅数量大，而且文体多样，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童话，无一不备。虽然在这些网站的中，有一些作品是不能算在成品之列，充其量只是毛坯状态的半成品，但我们却可在此看到一块块文学生长的野地，看到苗族作家成长的摇篮。这种实验状态的媒介书写，极其直观地显示出文化生产的一种原发状态，而塑造这种状态的主力军是队伍庞大的无名作者，正是有了这种规模，现代苗族文化的形成和普及才能落到实处。

笔者在管理《红河苗族网》的过程中，接触了许多苗族作者，其中一些人士已经脱颖而作，在一些苗族作家的帮助传带之下，有希逐渐成为出色的苗族作家。原籍文山州马关县，现在北京务工的苗族女性杨芳，2007年底在《红河苗族网》、《文山苗族网》相继发表一些文学作品之后，在苗族作家杨桂林先生的帮助、鼓励之下，边工作，边用业余时间写作，仅1年左右，就完成了《诺玛的天梯》这部小说的创作，预计在北京某出版社正式版社。安紫、红烛、侯斯翰、咪彩婷、侯发阳、多梦掌等许多苗族作者，写出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们当作的许多人，无凝会成长为优秀的苗族作家。

新的苗族作家的出现，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作家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能独立生产文化产品的群体，因而他们将成为苗族社会文化生活中智慧的力量，成为苗族社会建立新的精神家园的启蒙者、主导者。

实践证明，我们可通过积极的努力和争取，在各个苗族地区建立传承和发展苗族文化的组织机构，履行这几方面的职能：第一，用现代工具将苗族民间的各种文化进行全面的收集、拍摄和整合，制作成直观的光碟在农村大量推广，营造传承和发展苗族文化的良好氛围；第二，搭建文化表现平台，比如举办专门的文艺活动，对苗族民间文化传承者和发展者予以表现机会和实行重金奖励。

总之，苗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只有在生存论的视阈里，在两种文化整合的千载跨越里，在现实社会的土壤里，才能孕育出现在，繁衍出未来。

§　参考文献

[1]孟宪浦.古代文论研究的新视野.《北方论丛》2008.2

[2]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J].中外文化与文论，第一辑

[3]李春青.在审美与审美意识形态之间_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罗义群《中国苗族巫术透视》p.222

[6]钱钟书.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7]白夜昕.李杰.苏联-俄罗斯两种文化整合问题研究，《北方论丛》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