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中华民族传统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建构

导语：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是受该民族的文化素质决定的，并反过来表现和影响着该民族的文化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由于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形成中一直处于主干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儒学在建构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历史过程中起了主导与支配的作用。

  儒学是中国人民两千多年来为谋求理想生活在同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获得的知识的总结和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导而发展起来的。两千多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学形成了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德行以至文艺、美学、礼俗等众多层面的全方位的完整文化体系，其内涵深厚渊博，影响宏大悠远，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尤其对建构中华民族具有特质的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更是产生了重大作用。

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文化素质的鲜明特征和突出表现。如果把它们进一步升华和进行理论概括的话，可以表现为“民族精神”或“民族个性”。这种“民族精神”或“民族个性”一旦融入于社会运动的整个大系统之中，将其现实化、具体化，就是该民族认识、对待社会以及人生，包括社会的生态环境、自然景观等客观事物的方式、感情和态度。简而言之，所谓心理结构就是人对人生、社会及周围环境所产生的“心态”。所谓思维方式则是人们认识、体察、省悟问题的思路、习惯、具体方法和特性的总称。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是受该民族的文化素质所决定的，并反过来表现和影响着该民族的文化素质及其发展变化。鉴于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形成中所处的主干地位，我们可以认为儒学在建构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与支配的作用。

儒学的基本核心概念是“仁”和“礼”。所谓“仁”，《论语》中给予了十分明确的解释：“仁者，爱人”，“泛爱众”，“忠恕之道”。“仁”本来就是一种内在的文化心理，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则为“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仁”是核心，是根本；“礼”既是制度，又是礼仪、礼节。它既反映尊卑等级的社会关系，又表现孝悌长幼的血缘因素。由于“仁”与“礼”的互补作用，容易给人们形成一种温情脉脉的“仁爱之心”和朴实厚道的“博爱”感情。按照孔子提倡的“一贯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还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这就是儒家文化所影响下长期以来中华民族所形成的基本心态之一。根据这种心态，中国人在传统上注重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完善、注重人和人之间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培养，大力倡导“人文主义”，但在客观上却忽视了人与物之间的物质关系。这种心态在价值观念上体现为“重义轻利”、“义以为上”的民族价值取向。这种民族心理的优点是朴实、厚道、待人以诚，从而导致社会的和谐稳定、秩序井然。但它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就是这种价值观念建立在不破坏血缘关系的小农自然经济之上，它阻碍了以物质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一旦当商品经济不可抗拒地大踏步而来的时候，这种小农自然经济又可能会表现得异常脆弱和不堪一击。

儒学伦理学说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社会建设人才。这一点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儒学在实现人格完善的过程当中，所提倡的很多价值观念在今天看来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孔子所提倡的“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的“安贫乐道”心理就有着明显的二重性。从孔子所说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再从子贡所说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同上）这些方面来看，其主观精神是好的，有助于理想人格的完善。但是，由于孔子个人价值观念的作用，使它在处理“道”和“贫”的关系上出现了一定的偏颇。例如孔子在给子贡回答问题时所提出：“贫而乐”的主张──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同上）。所谓“贫而乐”，就是安贫乐道之意。孔子还在与冉有谈话中明确发挥了这个意思。他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这种安贫乐道的思想，把贫与道基本画上了等号，但在无形中又把富与道对立起来，渐渐成为中国传统的一种文化心理，对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价值观影响很大，使他们以安贫为荣，不愿谈富羞于谈富。长期以来把这种安贫乐道的文化心理奉为美德，要求人们向它靠拢。实际上，“安贫乐道”固然是一种人生境界，但也有可能导致“安于现状”，封闭保守，不敢进取求富的心理障碍，在个性心理上束缚了开拓、竞争精神的形成，客观上也影响到我们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改革开放提倡商品经济的今天，面对社会进步大潮，我们应当重新给“安贫乐道”这种民族文化心理以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

同时孔子所提倡的“述而不作”的治学态度，也在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这是孔子谦逊而恭谨的说法，所谓述而不作，并不是完全复述前人之说而没有自己的创见。这句话综合起来的意思是，孔子自己要尊重前人的智慧，不求有意创新。但我们一些后世的儒学家们却把“述”与“作”对立起来，只强调重复前人，不敢开拓创新。这种对孔子思想的解读，久而久之，使得我们的文化心理趋于保守，导致过分因循守旧，害怕变革创新。应该看到，文化的发展既要继承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时又离不开创新，离不开创造性思维，应该既述且作，又述又作。既继承前人的观点，又能提出自己新的观点，这样才能使民族文化永远保持青春与活力。

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的特征也是受其传统文化所影响和决定的。在我们民族性思维方式特质的形成历史过程中，儒家文化给予了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还主要表现为直观性直观主义的思维习性、人性基础的人文主义的思维方式、以整体思维为特征的辩证思维模式等方面。

儒家文化重视直观、现实的思维方式，这和儒学的“实践理性”特征分不开。“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子路在向孔子请教“鬼神之事”时，孔子用带有批评的口吻制止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当樊迟“问智”时，孔子更明确回答：“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从整部《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反对空谈玄虚不实之物，他所思考的谈论的大部分事物都是那些很直观现实的社会政治伦理，或是极为具体的历史和教育问题。孔子的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求真务实的民族性格产生了较大影响。他提倡“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这里所谓的“讷于言”是指少说空话，“敏于行”应该是指多做实事。从全本《论语》中很少能找到孔子运用逻辑证明的方式去说明问题，而主要是采取直觉主义的直观事实的证明方法。这可能是孔子的基本思维方式。例如他谈到对待治史的态度时，有一段名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吾则能徵之矣。”（《论语·八佾》）这当然是一种朴实无华的实事求是的治史美德。然而，我们从思维方法上对它加以推敲，可以看出这主要是一种直观主义的直观思维方式。对于这种思维方式本身我们无须褒贬。但是形成这种思维习惯之后，对于理论思维或逻辑思维认识不够、运用不善，就势必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消极和缺陷。例如中国文化中缺乏鲜明的思辨色彩，长于技术拙于科学理论等特征。

孔子的“多闻阙疑”、“多见阙殆”，是直觉主义思维习性最集中的外部表现。就一般意义上来说“多闻阙疑”、“多见阙殆”，总是好的，是实在、谨慎、留有余地的表现。但是从思维方式上来进行剖析，由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重视体验、省悟，忽视思辨势必影响逻辑思维的运用，阻碍了思路的进一步扩展，容易导致比较褊狭的思维方式。现代思想文化与科学新技术的发展，除了需要直观思维外，更需要逻辑思维的引导和开拓。

关于人文主义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指以“人文”为思维对象而形成的思维方式的特质。儒家认为“仁者，爱人”是最高的文化范畴。人为万物之灵，为天地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在时间空间内，人永远都是主体，除宇宙自然运行以外，一切的一切都决定于人。人的一生中所要追求的无非是个人的道德完善与人际关系的良好和谐。这种由儒家所奠定的“人文主义”思维特质的特征是强调人的感情因素，重视人在天地间的主体地位，一切从人出发，最后又都将复归于“仁”或“人”。“人文主义”思维，具有鲜明的“文化”和“教育”素质，强调感情和谐和崇尚道德的价值。这是一种思维的长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问题普遍存在的历史条件下，更是一种难得的思维品质。但是，从全面的观点来评价，这种“人文主义”特质的思维，缺乏“自然主义”的天性。它一开始就以“人”或“仁”的各种属性（包括：爱、忠、恕、宽、惠、慈、敏、孝、悌、友、温、良、恭、俭、让等）为思维对象，久而久之，使思维本身染上浓厚的主观主义和感情色彩，使思维习惯趋向于人与人的关系，忽视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空间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过于重视人际关系，未能对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等的产生和发展发生积极作用，这是儒家文化给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所打上的历史局限性的烙印。

关于辩证的传统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儒家，无论是孔子或是孟子、荀子，他们在对待诸如仁和礼、天和人、忠和恕、孝和悌、知和行等等问题上，总是擅长整体的、辩证的思维。孔子最善于多角度、全方位、辩证的整体思维。对于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当然多表现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方面。例如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为人谋事“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同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志士仁人，无求以生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同上）孔子的思想到后期确实比较圆熟全面，思维角度四面八方，不固于一隅，这对于形成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在这里也要指出，儒学文化对于辩证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个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学习、吸收、融化道家的辩证法理论，补充和完善儒家自身的辩证思维方式，既发展了儒家文化，又丰富了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在这方面，儒家文化表现出了一贯的开放性和宽容性。这种特性，又直接影响到中国文化上，使我们的文化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吸收、融合、发展外来文化，才能使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文化变迁和更迭中，一直不间断地延续至今。

在谈论儒家文化的思维方式时，还应提到“中庸之道”。宋儒把“中庸之道”解释为：不偏不倚，致中和。其实《论语》中的“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允执其中”（《论语·尧曰》）都是对“中庸”本义的解释。按这种要求，在思考问题时，力求中和、持平稳定、注意协调两方面的关系，做到“允执其中”“致中和”的程度，既反对过火，又反对不足，这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所以中国人在人生修养方面把心平气和作为一种生命境界，在处理家庭问题方面追求“家和万事兴”，在管理国家和对待国际事务方面强调“和睦兴邦”、“亲近怀远”。在这种“贵和持中”的思想方法的指导下，中国文化才尤为推崇整体意识和集体观念，它要求全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做到一切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种精神在当今社会大环境之下，对于我们正确思考处理人际关系，思考与处理一般学术文化问题，社会与生活问题，维护和平与稳定，建立和谐社会，都能起到积极作用。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中庸之道”的不足是一方面过分强调“中和”，而忽视了矛盾双方的对立与转化，以静止的眼光看待问题，缺乏主动性与创造性，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它也为折中主义、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提供了理论土壤。

总而言之，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久远而深刻的，绝不仅仅表现在我们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而是作为一种文明产生的基础，同中国社会在长时期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儒学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有创新，同时又不能忽视传统的继承，怎样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最佳的结合点，这就需要我们更好地研究儒家思想，扬长避短，弘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　参考文献

[1] 朱熹：《四书五经》，时代文艺出版社。

  [2] 赵吉惠：《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 阴法鲁：《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 张应杭、蔡海榕：《传统文化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