嫘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

           嫘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

             石录

嫘祖研究与历史、党史和科学都有联系，特别是何拔儒先生提出5000多年前，巴蜀盆塞海与山寨城邦文明建立过远古联合国，就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话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在世时并没有发表。原因很简单，恩格斯所说的“热寂说”是指热力学的“熵”，类似数学上的单向箭头、不可逆方向。引申出19世纪50年代初的宇宙“热寂说”思想，就是伴随热力学第二定律而产生的；而且开尔文比克劳修斯，更先进行过相关的思考。

而恩格斯的批评，是针对工人运动中有人把“熵”看成运动会静止的观点，影响革命斗争的意志，在党内进行科普教育。因此恩格斯的批评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恩格斯没有去发表，是他看到“熵”作为科学研究，还很有发展潜力。当时共产国际第二届内，斗争异常尖锐复杂，使马恩对《共产党宣言》发展，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阶级造反搞阶级斗争，不是通赢通吃，最终还是为建立世界联合国合作共赢，依法治国，管控各国分歧。由此新秩序各国可以按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公约，进行正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办事。作为第二届共产国际分出来的共产国际第三届领袖代表列宁，在发展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到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也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而且事情发展到1922年，在原沙俄领土境内，形成了数十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和独立的民族政治实体，在国家面临解体的现实危险下，新生的苏维埃俄罗斯政权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合作共赢，管控各国分歧，把各民族凝聚在联合国内。时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斯大林，受命主持起草了被人称之为“斯大林自治计划”的方案，主张沿袭沙俄东正文化，实行的单一行政区划。他把这一方案提交给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已独立的共和国，和俄共中央领导人征求意见。结果是，格鲁吉亚、乌克兰领导人反对。鉴于这种情况，斯大林于1922年9月22日，将他主持起草的民族自治化方案和各方面的意见呈报给列宁。

列宁主张不要东正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不是通赢通吃，否定了斯大林的方案。列宁指责他是大俄罗斯主义，认为他缺少耐心，提出重建合作共赢管控分歧的欧亚共和联合国。但俄共中央全会讨论，也不赞同列宁的提议，而改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其实，在四川保路运动过去100周年的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长篇报道《“重庆报告”: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和专家学者对《重庆报告》的评论。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也发表《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说这份重要文献的发现，为中共早期组织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而且即使没有十月革命，没有苏联，没有列宁，中国也会有中国共产党，也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事情是，随着19世纪50-60年代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开展或完成工业革命，工人阶级的壮大，1864年共产第一国际的成立，马克思被选为德国通讯书记。第一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积极支持和领导各国的罢工斗争，声援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作为社会和政治新闻，已在我国城市和乡村的大户人家和开明人士之间有所耳闻。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不神秘，还因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入侵，欧洲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来到南亚组织共产党，给中国传播原旨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如1914年在印尼组织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的马林，就是其中一个的代表。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两个我们知道的结果。一是谭嗣同的的南学会和康有为、杨深秀、宋伯鲁等维新派，为什么在1898年戊戌变法前，就有过组建探讨世界联合国的热情？就因受马恩联合国思想的影响。毛泽东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是南学会的青少年成员，后来把能公开的伦理学教学，暗中与马克思主义的和谐大国关系结合做研究，也缘于那时的启蒙。

二是受陈润霖之邀和张澜的派遣，1913-1917年在长沙第四和第一师范教过毛泽东的何拔儒先生，为什么能提出在5000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和山寨城邦文明期间，就建立过远古联合国，直到自然灾害使盆塞海干涸才结束？也是受马恩主义联合国思想的影响。例如1891年为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恩格斯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合作共赢、依法治国的联合国形式。而1944年毛泽东也把“奋斗目标”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的制度；1945年9月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合作共赢、依法治国制度展开过说明。而杨怀中先生和何拔儒先生的思想，都曾直接影响过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众所周知，湖广填四川之所以要移民来“填”，就是因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重庆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重庆、四川人口锐减。而在“湖广填四川”之前，四川就存在上千年厚重的本土文化、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上古文明，如三星堆、金沙、宝墩遗址、都江堰水利工程等可证。湖广移民四川，针对的是荒芜的开垦和生产的恢复，所以无论穷人和富人，还是官方和民众，都认可“勤劳”，维护本土经济的自我发展。

中国传承的“抗争文化”，起源汉朝刘向的《说苑･指武》篇。四川从远古到近代几千年中，内乱和灾害不断。从躲避动乱中生存下来的个别大户人家，虽然住在大山和偏远之处，但他们中有人对刘向的“抗争文化”特别注意，联系自身作推演研究，也在情理之中；如四川盐亭石牛庙乡大户人家范炳南，就是其中之一。范炳南自持几代殷实，满门书香，为培育子孙后代去应付和解决这类难题，就独自拿出资金，长期聘请有关教师在家开办一所私塾，既教本家几个子弟，又供同族及村内儿童免费读书。范仲纯受父亲范炳南的影响和指派，1906年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求学，专攻马克思学说，并与同校的李大钊、陈独秀结识。1910年学成归国后，范仲纯开始在盐亭县里的新潮人士家庭朋友聚会中，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经济学和阶级斗争思想引入“抗争文化”，推演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联合国，讲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好东西。

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有范仲纯这样一批早期学人对马克思主义不自觉的宣传鼓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保家卫国、反帝反封建的轰轰烈烈特点，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的马克思主义群众革命运动，它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和“重庆组织”及“上海组织”，都创造了部分条件。

例如，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张澜，在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3年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于1913年春赴北京就任，后与同为国会议员的章士钊结识交好。章士钊与黄兴、陈独秀早有交情，而张澜与黄兴在东京留学时也早有交情。还有保路运动荣县领导人和民国初任参议院议员的吴玉章，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法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注意国外共产党发展，也影响到张澜。

为培养人才他们分工：吴玉章在法组建华法教育会外，1917年回国也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而张澜的任务是筹措资金和组织宣传。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率军北上，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立即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1918年他离川留居北京，把解散的南充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也带到北京。此时张澜又通过章士钊和陈独秀，结识李大钊、瞿秋白、鲁迅、张圣奘等北京大学内外的师生。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张澜开始研究共产主义，听好友吴玉章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人交流，也心都向往创建一个中国共产党。

他们一起把保路运动领导人之首的蒲殿俊推荐出来，到北京《晨报》作总编辑，以他们带到北京的资金和广泛的名望、人脉，支持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宣传新文化，使李大钊、陈独秀和蒲殿俊创办的刊物相互呼应。正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的协助下，蒲殿俊在北京《晨报》副刊增设了《译丛》和充满民主气息的《自由论坛》，并约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写稿，大力从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倡导与宣传。当时，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连载的。

另外，张澜和吴玉章还把带到北京的资金，分成两部分资助留法俭学和到苏俄考察人员之用。例如，瞿秋白就是1920年被张澜等以《晨报》聘为特约通讯员的名义，资助选送到莫斯科作采访考察的。又如，1918年8月-1919年4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到北京，曾持杨怀中先生手书求章士钊予以资助。在章士钊筹集到两万银元巨款中，就有张澜用带来款资助的500银元。而且也用这些款资助过200余名西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赵世炎等。

1920年3月12日，在从1911年经过十年的筹划后，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四川省重庆组织共产党，就有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奘等相约组织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些成员的支持和参与了的。而1921年6月在马林的斡旋下，在“重庆组织”自动解散的过程中，毛泽东参加“上海组织”会议，也曾接受过张澜、何拔儒等师长对“重庆组织”的委托。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相互配合，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揪出林彪和“四人帮”，要依法治国、合作共赢，重视科技是生产力。这其中类似要知道梨子滋味，只有亲口吃梨子才能理解。

再说苏共为什么在恩格斯逝世30年之后的1925年，要花大力气编辑出版署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而且整理的《自然辩证法》第一个版本，编辑、校订和翻译，不但做得比较粗糙，还把原稿随意删掉，以及加上不属于《自然辩证法》遗稿的文章，并向世界各国共产党推行。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想拉科学前进的车轮倒退，而把责任转嫁给恩格斯。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现的量子力学，无论在基本概念及计算方法上，都更具革命性的变化──-量子力学具有许多经典力学所没有的特征，比如非因果性、非直观性、非个体性等。1924年由玻尔、克拉默斯及斯拉特联名发表的《辐射的量子理论》，明确宣布放弃相距的原子间跃迁的因果性联系及能量、动量守恒。这后称BKS理论。

更重的原因，是1924年1月21日列宁已去世。十月革命后，列宁打造的国家间合作共赢、管控分歧的马列主义“原子弹”，但1922年苏共中央全会，不赞同列宁坚持的这种真正马克思主义；而列宁始终认为的“沙皇政府与中国签定的条约是非法而无效的” 提议，他的一些学生也不赞同，认为只是对华抛出的烟雾弹。这是列宁早预料到的。“以苏解马”的社会主义虽然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期，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绕过的一种必然的和特定的历史潮流，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帮助很大。但苏联从1918-1920年派远东共和国情报人员和在俄打工参加俄共的华工，在中国建党也并不成功。

列宁看到这些苗头，在1920年5月马林从荷兰前往苏俄，以印尼共产党（1920年5月由印尼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而来）代表的身份，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筹备工作，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马林赞同列宁打造的国家间合作共赢、管控分歧的马列主义“原子弹”，由此列宁拿马林换苏俄情报特工，派到中国指导建党。原因也因马林有早于十月革命创建印尼共产党的经验。马林的经验是，当时在荷属东印度最大的群众组织是爪哇的伊斯兰教联盟，虽带有宗教色彩却也进行反殖斗争。马林便让信仰马克思主义却力量弱小的社会民主联盟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伊斯兰教联盟，同时仍保留原来的党组织，这种“跨党”合作的方式有力推动了当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1921年6月马林在北京，与李大钊接头证实有“重庆组织”这回事，深感中国统一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李大钊还向马林提供了“重庆组织”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写有《重庆报告》等情况，更感时间不能再拖延。这与维金斯基（吴廷康）1920年3月在中国了解的“重庆组织”还有进展。1921月8月14日马林第二次在北京，作出《重庆报告》能代转莫斯科，但“重庆组织”必须自行解散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马林与李大钊和张澜面谈，他分析“重庆组织”不解散，将走向何处？他讲背景“势力”客观存在统一的比拼和方向，如果中国出现类似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的情况如何办？

列宁曾问过维金斯基，也问过共产国际的一些成员。马林胜过维金斯基，是他更清楚类似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马林对在1921年之前“重庆组织”和中国各地都有可能建党并不感到奇怪，他在印尼就成立过共产党。他知道这主要是有马克思理论传入中国的大背景，而不只能是十月革命传播才会奠定基础。列宁最后认可马林的经验，更适合中国，当然这也是实践作的检验标准。

例如马林帮助张澜分析1911年保路运动和四川保路同志会，说后来借用辛亥革命的大势，吴玉章在荣县宣布独立，张澜在南充宣布四川独立，但并没有得到巩固，这不但是吴玉章和张澜掌握的革命势力不够强大，还有先前也还没有想到用列宁主义建党。1920年3月建“重庆组织”是想到了，但离开时代潮流、世界大事的苏共布尔什维克的帮助，即使在中国有像吴玉章的荣县起义、张澜的南充起义，在全国也形成不了大事。因为共产国际和苏共布尔什维克考察认定的是“上海组织”，如果“重庆组织”不自行解散，后果不会比孟什维克好。马林还以“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事实，比较四川保路同志会势力和辛亥革命的东南同盟会势力的地缘政治、人文生态的不同；马林把话说明白到了极致。

而按苏共的意图解读马列主义，虽然到1941年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再出版《自然辩证法》的新版本的这个版本，修订了1925年版的一些重大错误，和在编排形式上根据恩格斯自己写的计划草案，而不是简单地按照时间次序编辑。1954、66年出版的39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0卷（中译本1971年出版）中的《自然辩证法》，也就因袭1941年版。其影响是否就体现了恩格斯真正的科学远见？我们可以拿今天蒋春暄教授来比较。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说的：“√-1在许多情况下，毕竟是正确的数学运算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如果不准用√-1来运算，那么数学，无论数学或者高等数学，将怎么办呢？”这就是后来导致苏联的解体。

但21世纪，蒋春暄教授仍是一位坚定的“以苏解马”数学家，他的《新引力理论和宇宙膨胀理论──-在宇宙中无暗物质和无暗能量》论文，数学一开头“z= ct +jx，j为j2=1”就出错。如蒋春暄教授说“j为j2=1。i为i2=-1。J和i是一样的算子”；以此主张只有实数开平方的算子，没有虚数开平方的算子。他认为论证暗物质、暗能量、引力波、上帝粒子、夸克、弦论、量子纠缠、黑洞等存在的人，都是是“胡说八道”。这种科学创新不是去推动科学车轮的前进和发展，而是拉倒车的民科和名科的人不少。

习近平总书记说创新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去检视“1989风波”，我们有很深的体会。一方面是方励之先生，他介绍宣传西方科学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是对的；但他对我们反映这之前，国内已在进行的相向而行的独立研究，不承认，这是“立足中国、借鉴国外”吗？另一方面是于光远先生，他在介绍宣传《自然辩证法》上可算劳苦功高，对普及科学哲学推动很大。记得1981年底到1982年春，我们参加中共盐亭县委组织到农村搞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践中感到“土地学”和建立国土管理职能的重要，而当时国内各级政府还没有国土局的部门。因此我们除在盐亭县科协主办的铅印《科学知识》小报1982年第二期头版，发表《应该重视土地学的研究》外，也向于光远先生写信反映我们的建议，和希望自然辩证法大家也帮助反映。但于光远先生的回信只表示信收到外，并无别的指教。自然辩证法是除坚持“以苏解马”外，不需要“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1989风波”从有些人的推波助澜，也让人们认清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正确在哪里。

“精准”克劳修斯，还可看他的科学实践影响过的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如1871年麦克斯韦设计的假想存在物“麦克斯韦妖”，就是对克劳修斯熵增原理推广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限制。又如波尔兹曼对克劳修斯的熵增加进行统计解释的“涨落说”，也是学克劳修斯对气体分子运动作的研究。再如普朗克也主要是从克劳修斯的讲义中自学，普朗克的博士论文就是《论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他由于受到克劳修斯“熵”概念的重要影响，还沿着波尔兹曼的思路进行思考，从热力学的观点对物质的聚集态的变化、气体与溶液理论等进行研究，前后提出过波尔兹曼常数，热动力学公式以及著名的普朗克辐射公式和创立能量子概念。再就是20世纪60年代普里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以及当代天体物理学界关于宇宙起源与演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曾受克劳修斯非平衡态热力学的影响。大爆炸宇宙模型得到哈勃红移、氦元素丰度和3K微波背景辐射等三个强有力的直接证据的支持，因而获得了科学界的公认，并成为现代宇宙学的标准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