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巴蜀 Buddhism in bashu
　　佛教于公元前6至5世纪产生与伽毗罗卫国（现尼泊尔境内），创始人为乔答摩·悉达多。原始佛教的根本教义主要有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无我论和业报轮回说。四谛即苦、集、灭、道；十二因缘即指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个生命环节；五蕴就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之分，大乘教主要有两派：中观派（空宗）和瑜伽行宗（有宗）。
　　佛者，觉也，这是佛教全部理论的要义。佛，又译作佛陀，就是觉悟，觉者，智者。“对迷者觉，对愚者智”，凡正觉、等觉，无上觉三觉圆满的人均为佛。换句话说，凡彻底觉悟而获大智慧者为佛。释迦创立的教派把佛（成佛）作为最高境界，所以称作佛教。
　　乔答摩·悉达多的生卒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65～前485年。（或前563～前483年），若取前者，则比孔子大10岁，早逝6年，可说他与孔子所处的时代大抵相当。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有巨大发展。当时是大乘佛教在印度占统治地位，故大乘佛教弘扬于中国。在中国传播两千年的岁月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吸收、发展，对中国古典哲学、文化、艺术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自东汉以后，中国汉传佛教的僧众均以“释”为姓。
　　佛教传入巴蜀的最初年代不确。从乐山麻浩岩墓有浮雕佛像、彭县岩墓出现有位于“摇钱树座”上的灰陶质佛像和夹侍来看，以及史志记述中，《华阳县志、金石志》载宋淳熙六年《重修东山白塔寺碑记》称该寺创于永平（东汉明帝年号）；《四川通志》（嘉庆本）载成都、峨眉、名山、宜宾、遂宁、合川、三台等地均有汉代创建的寺庙，表明东汉时期佛教就已传入巴蜀。（注：四川的藏传佛教，本篇不叙）。
　　有文字记载的佛教传人巴蜀的年代是公元365年的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当时有位叫法和的僧人从中原来到巴蜀，稍后又有昙翼和慧持入蜀。这三位都是一代高僧，他们入蜀时带了大量的经典和徒众，特别是法和、慧持在巴蜀14年，讲经授徒，“巴汉之士，慕德成群”，对巴蜀佛教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较多，巴蜀相对安定，高僧入川者甚多，加以南朝许多帝王都信奉佛教，这一时期的巴蜀佛教发展很快。据说在刘宋时（公元五世纪）巴蜀僧尼已达万人。
　　隋唐直到宋代，是我国佛教辉煌发展时期。中国佛教的天台、华严、净土、法相、禅宗等先后兴起，使中国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巴蜀佛教在这一时期也处于鼎盛阶段，并以禅宗独盛的形式，显示了巴蜀的特点。在唐代，巴蜀出了几位对全国佛教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的高僧：资州的智诜，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什邡的马祖道一，简州的德山宣鉴，西充的唐代释·宗密法师『圭峰禅师』等都是闻名全国的禅宗大师。玄奖大法师在唐初曾入川求学，并于唐代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在成都受戒。唐代皇帝与巴蜀的僧人关系也较为密切。中宗曾诏益州慧义寺清虚入宫祈雨；玄宗入蜀时应僧人之请，赐建成都的大圣慈寺；僖宗曾诏休梦禅师问法，并赐额改建元寺为昭觉寺，后来避乱入蜀时又诏知玄问法，并赐号“悟达禅师”，赐建新都宝光寺及舍利塔。
　　唐末五代，中原战乱频繁，王建在巴蜀称帝，川境再次处于相对安定局面，佛教得以继续发展。如著名的诗僧贯休入川，王建为他修了龙华寺，赐号“禅月大师”。王建之后的后蜀政权孟知祥、孟昶父子也崇信佛教。
　　宋统一中国后，禅宗继续发展，巴蜀的许多官吏士大夫大都爱兼修禅宗佛理，巴蜀成为佛教禅宗的重要基地之一。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成都刻印了我国第一部雕刻版的《大藏经》（即《蜀藏》）。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宋太宗命人在成都造铜质普贤像，高达两丈六，送置峨眉山，并下诏重修峨眉山寺院。
　　唐宋时期巴蜀佛教兴盛中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的密宗在唐代末期于中原一带逐渐消失，但在巴蜀，却从五代到南宋末年，一直或秘或显地流传了近400年。典型的例证就是著名的安岳和大足石刻中不少密宗造像。
　　巴蜀佛教的第二个兴盛时期是明末清初，而且因与当时全国佛教并不兴盛的情况相对照而显得相当突出。主要是聚云、双桂两大禅系的“突起”和 “康乾盛世”时期官方对巴蜀佛教的推崇。聚云禅系是忠县聚云寺吹万广真禅师（1582～1639）创立的；双桂禅系是梁山『今属梁平县』双桂堂的破山海明禅师创立的，他们为弘扬巴蜀佛教作了很大的贡献。破山是大竹县人，19岁出家，对佛学造诣很高，曾在川住持多处寺庙。清顺治十年（公元1654年）开创梁山双桂堂，收徒传法，名徒甚众，四川、云南、贵州的许多大丛林住持都是他的弟子。双桂禅系鼎盛西南，佛教史上称为“双桂堂弘法”，双桂堂也被奉为西南禅宗祖庭。
　　清代的康、雍、乾三代，对峨眉山、昭觉寺、文殊院等著名丛林多有赖赐。各任督抚大员对各大寺院的恢复建设常予文持，道府州县建庙修寺的劲头也高，这使得巴蜀的佛教活动发展很快。据有关资料，清代中期全省的大小寺庙有一万多座，仅峨眉山一处就多达100多座，在全国也是少见。
　　清代后期至民国初期，省内形成一股“废寺兴学”的风潮。占用庙宇办新学，使许多寺庙停止了宗教活动。如我省最古老的龙渊寺（成都市），就被改为“尊经书院”而从此废寺。面对这种情况，巴蜀佛教界曾进行过大量工作，对保护一些名刹古寺很起作用。但是，随着巴蜀的战乱迭起，佛教也受到影响。
　　巴蜀是中国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向有“言禅者不可不知蜀”之说。佛教在巴蜀传播的近2000年历史中，对巴蜀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民众生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巴蜀有佛教圣地峨眉山，有世界第一大石刻佛像乐山大佛，还有不少闻名遐退的佛教寺院。所谓：“上有文殊、宝光（指成都的文殊院、宝光寺）、下有金山、高旻（在江苏省）”即可见一斑。巴蜀历史上出现过不少高僧大德，除前已述及的唐代释·宗密法师『圭峰禅师』、马祖道一、德山宣鉴、破山海明等人之外，还有宋代禅宗巨匠圆悟克勤（成都的昭觉寺僧人），他开创了“文字禅”之先河，他对日本禅宗的发展作出过极大的贡献，昭觉寺至今仍被日本禅宗临济宗尊为“祖庭”。直到现代，僧人·能海、僧人·正果、僧人·隆莲（女）都是中国佛教界的领导人物（三人均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此外，成都的文殊院的宽霖法师、乐山的乌尤寺的遍能法师、成都的昭觉寺的清定法师等都是海内外知名的高僧。在佛教居士中，宋代眉山的苏东坡、新津的张商英、清代末民初的颜楷、现代的王恩祥、贾题韬等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广大佛教的宗教信仰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省内的各名山大寺以及佛教文物得到了修缮和保护。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巴蜀佛教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进入1980年代后，拨乱反正，党的宗教政策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巴蜀佛教与全国佛教一样，走上了一条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康庄大道。截止目前为止，全省经政府批准登记的佛教寺庙已达500多座，基本上满足了广大信教群众宗教生活的需要。峨眉山、文殊院、宝光寺、昭觉寺等名山大寺都已重焕光彩，每天迎来了成千上万的游人和佛教信徒。四川佛教界还办起不少佛教院校，其中四川尼众佛教学院（专门培养出家女众）、峨眉山佛学院最为有名，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爱国爱教的佛教僧尼。可以说现今的巴蜀已成为国内佛教最为兴旺的地区之一；现在也是巴蜀佛教最为光明的时期。
　　重庆市佛教的联合组织是重庆市佛教协会，会址设在重庆市的罗汉寺内，现任会长是惟贤法师。
　　四川省佛教的联合组织是四川省佛教协会，会址设在成都市的文殊院内，现任会长是永寿法师。
　　成都市佛教的联合组织是成都市佛教协会，会址设在成都市的文殊院内，现任会长是宗性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