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在邛崃历史长远，种类繁多。
　　清代嘉庆《邛州志·民情》有“民……染于习俗，贪酒嗜博”的记载。可知当时和更前一些时候，赌博已经成风。[清代末民初]，著名袍哥头子何岐山开设红宝赌场，闻名远近州、县，延续到民国七、八年间。那时候，官府有禁赌的法令，但又有“不禁”的常规。每年年节前后──从腊月十六日“倒衙”起，至正月十五日“元宵”止，“诸事不禁”。骰碗子、红黑宝、人人宝沿街摆设；红宝、牌九等大型赌场正式开张；店铺、茶馆、寺庙、幺店子、私家宅院公开设赌。男妇都来。年节后，城、乡各处演戏酬神，也不禁赌。正月十五桑园乡城隍会，二月初一东外文昌会，水口乡城隍会；三月清明，县城隍会，平落城隍会，固驿城隍会，赌博尤为热闹。庙坝周围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赌摊，卖小糖饼的也要作赌。袍哥码头开设的红宝、牌九赌场还鸣锣高叫，召唤赌徒，“红宝开通”、“牌九吃通”的吼声，昼夜不停。茶铺、商店有赌局，私家应酬待客也无不设赌。
　　年节、庙会期过。官府鸣锣禁赌。赌场由公开转入隐蔽，由集中变为分散。
　　[清代末民初]，赌的种类繁多，名为“宝”的有：红宝、幺四宝、红黑宝、人人宝、点章子、十不出、普天同、好半年等；掷骰子，有吆独牛，猫鼻子、三老汉、围、牌九、扯对、五鹞子、称、羊子、经等；打纸牌，有4叶的宣、摇连、小14、大14、扣扣、难出；五叶的7红；7叶的王会；摸骨牌有：小牌九、大牌九、百子挡、逗龙、经；叉麻雀，有素、花两大类和种种不同的计番；扑克、赌五张、扯马股、估单双、推十点半，等等。除以牌、骰为具的赌博之外，还有拌麻漫儿、斗蟋蟀、斗鸟、猜花、估膘、押诗条以及其他无定名的赌法。
　　防区制时期，年节、酬神作赌，一如既往。平时禁赌也仅具形式，巡查队四街走动，偶尔抓两个“惨滥”，做样子，给他吃几个红烧鲢鱼（以红木块打手掌）了事。送过“包袱”的赌场，一般平安无事；官僚、豪绅聚赌的地方，还要受到保护。第三军防区时候的南街徐家赌场，24军防区时候的东街当铺赌场，从来不在禁令范围。民国十九年、二十年，驻邛旅长余松琳（如海），扩文君井为园，以摆赌抽头作修建费。在东街陆羽楼（茶馆）设红宝赌场，招来四方赌徒，大赌数目。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以后，本县大批川军军官解职回家，地方上争权夺利的斗争激烈起来，赌博成为联络同伙、集聚力量的手段。赌博场易名为俱乐部。民国二十三年胡某设俱乐部。民国二十八年后，城关陆续有南康、德有邻、文济州、同德居、荟文、崃岭春、碧罗春、馥馥、仿陶、联联、学友会、社会服务处等俱乐部。乡镇上的俱乐部赌场，更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
　　在此同时，专业赌场也依附豪绅哥老会势力不断发展。城关西街有：胡家的红宝、牌九赌场；林家的牌九、红宝赌场；牟家的诗条赌场；同庐的牌九赌场。东街有：中山馆左侧的牌九赌场；南街有福记商人赌场；书院街有赵二嫂的学生赌场。固驿镇、悟本寺一度有压倒全县的大赌场。一些店铺、茶馆、幺店子公开摆赌，机关、营房、少数绅家也常设赌局。
　　民国二十六、七年间，官方曾一度禁赌，暂时刹住赌风，但是过此以后，就不再言禁了。
　　民国三十年后的一、二年间，邛崃栽种鸦片，由偏僻山区、渐机丘陵，次及平坝。一批军官、衙吏、豪绅、乡保长、袍哥、烟贩大发横财。叉麻雀、打扑克、扯马股成了日常活动，赌风弥漫城乡。一些商人、作坊主、店员、学徒、手工业者、小公务员、教师、医生、家庭妇女、青年学生都被卷入污水浊流。
　　政府机关赌局，意不在赌，而在拉关系，搞阴谋，收受贿赂。俱乐部赌场，不单纯作赌，还在与豢养流氓、恶棍，网罗土匪袍哥，推动种烟贩烟，朋分公谷公款。在俱乐部赌场上，乡下进城的乡长、土豪、烟贩只能输，不能赢，称为“上寿”。水口乡保长彭天禄还以“上寿”为乐，特意为之。专业赌场是赤裸裸地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作假害人的“整功”，层出不穷。红宝上，做假通（宝盒子），卖心红（泄露秘密）；牌九上，搞走火、提扣；掷骰子，骰内安装铅心、磁石；扑克、麻雀、纸牌上，砌盒子、划花子、过点子、安镜子、抬轿子，花样繁多；红黑宝、人人宝等，更是公开骗钱、整人。赌场上，靠赌为生之徒，都是袍哥码头管事，横眉竖眼，输拿赢要，斗殴、火并之事，经常发生。民国三十三年，南岳巷林家赌场闹起纠葛，军方赌棍出动机枪，击毙一人。庙会赌场情况复杂，县政府或乡公所照例贴告示，作警备。输光的赌徒，每每铤而走险，抢劫、偷盗不断出现，扒哥儿尤为猖狂。袍哥码头的赌场要凑钱办会，演戏、招待哥弟；专业赌场要养活宝官、宝令、片官，以及攀场合的“惨滥”；私家赌场要赚钱供家口；俱乐部赌场要支付执事人员，跑路老幺的工钱，赌局终了，必交“头钱”，红宝的“头钱”要先押在赌注上，在私人家赌博，不抽头，要给“采钱”，老妈丫头，要“吃喜”，实际还是一样。赌客们说：赢了钱要蚀本，久赌终是输。赢钱叫“藏”，输钱叫“夯”，“藏”家得利快乐，“夯”家蚀财沮丧，甚至痛苦终身。民国时期，因赌而倾家荡产，卖妻鬻子，自残自杀的悲剧，时有所闻，因赌而荒废学业、为非作歹，自我葬送的人屡见不鲜。1945年，水口乡学生肖某赌输后向驻军营长马某借30万滚利，半年翻到100万，为了还债，纠结兄弟伙到孔明乡燕儿窝抢劫，被官方捕捉处死，年不满20。另一方面，少数有权势的人把赌场上的损失转嫁在别人身上，有的贪赃枉法，有的以赌输为由向佃户加租加押，他们作赌，实际是赌人民的血汗。
　　民国时期，作赌是少数人的事，众多的则是求衣求食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一些朴实守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