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四川藏区，有一个与“康定情歌”一样蜚声中外的名字，这就是德格。它不仅在中国藏学研究乃至在国际藏学领域中，都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化事业和研究工作的繁荣，不少有识之士都曾到德格进行考察，并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有关文章，介绍德格和德格印经院。但是，较为全方位研究德格文化的成果却显得凤毛鳞角。值得庆幸的是，一部全面介绍德格的历史与现实的大作《德格县志》已于1995年正式出版发行；此外，与德格历史有关的《白玉县志》也于1996年相继出版；《石渠县志》不久也将付样。应该说，这些志书是当今研究和介绍德格历史与现实最具权威的著作，也是藏学研究工作者们深入研究德格文化极好的借鉴。
　　我们从已经出版和发表的一些著作、文章中，都会看到对德格以及德格印经院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问题的结论性话语。诸如：“德格，藏语意为‘善地’”。这块广袤而美丽的土地上人杰地灵。尤以位居全国三大藏传佛教印经院之首的德格印经院闻名于海内外，由于它收藏的书版无教派之分，规模最大而被誉为藏族文化中心。
　　“这里人杰地灵，千百年来，世代生息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勤劳勇敢的人民用他们惊人的知慧，超群的创造力以及辛勤的血汗普写了灿烂辉煌、值得整个藏民族骄傲和自豪的历史。使德格成为与西藏拉萨、甘肃夏河齐名，脐身于藏区三大古文化中心之列。”
　　“四川省德格县境内的德格印经院，素有藏族文化发祥地之美称，亨有藏族地区璀璨的文化明珠之盛名，以其收藏丰富，历史悠久而被列为全国藏区印经院之首。”
　　“被人们称为藏民族著名的三大文化艺术宝库的萨迦寺、德格印经院和布达拉宫，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古代藏族人民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为祖国文化艺术宝库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页……德格土司对各种教派兼收并容，使德格地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为印经院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在藏族文化史上，素亨盛名的德格印经院与拉萨印经院、日喀则那塘印经院并称为藏族著名的三大印经院。”
　　“……由于德格土司的扶持和兼容并包政策，逐渐发展兴盛，从而在德格地区出现了教派林立、无一派独尊的宗教格局，使德格地区成为著名的藏族文化中心之一。”
　　专门论述德格文化的目前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是《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1期所刊载的根旺先生的《德格佛教文化中心的形成原因及其特征》。该文无论从标题到内文，都充分肯定了德格是藏族佛教文化中心这个定论。
　　10多年来，笔者曾带着许多问题三次进出德格县，两次去白玉县，除了在民间进行社会调查和收集资料外，还亲临一些著名寺庙如八邦寺、噶拖寺、白玉寺、竹庆寺、协庆寺、更庆寺、满金寺、安章寺等大大小小数十个寺庙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过反复比较和分析，认为德格文化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问题，除了需要用科学的理论来证明外、更重要的是，应该全方位多视角地来论证其对藏族文化所作的贡献。否则，中心的定位是难于立足的。

　　一般认为，德格文化在藏族文化中的中心地位问题，是因为那里有至今尚保存完整的文化宝库──德格印经院的缘故。就德格印经院本身而言，正如前面所例引那几段评介语中那样，无论将其称之为“位居全国三大藏传佛教印经院之首”也好还是与后藏的萨迦寺和布达拉宫相媲美也好，笔者认为都并不过分。其原因是德格印经院自创建以来至今，对藏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的确是显赫的，毫无非议的。但是仅以德格印经院对藏族文化的贡献，或者是以其所保存的数量巨大，价值连城的刻版，以及精良的刻印技术，就将德格文化简单地上升到藏族文化的中心地位，其理由是不充分的。但也不能否认，德格印经院为德格文化在康区范围内和藏族文化中的中心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定区域或是一定文化范畴的文化中心，从理论上来思考，至少应具备两大功能。其一是文化的幅射功能（或者可以说成传播功能），其二是文化的聚合力，即人们常说的“纳百川之流”的态势。如果两者都具备；而且两者的功能都能涵盖一定的区域或是一定的文化范畴，那么，才有可能成为一定区域或一定文化范畴的文化中心。
　　为此，十分有必要例举以下实例，来初步旁证笔者所提出的理性思考。此外，将从德格文化对藏族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一节中再作出更详尽的引证。

（一）关于《格萨尔史诗》的聚散力
　　《格萨尔史诗》被称之为东方的《伊利亚特》，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在藏区它不仅有深厚的群从基础，为世人所传唱，而且在藏族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藏族地区有关格萨尔的手抄本和版本卷帙浩繁，有关格萨尔是否确有其人的讨论也此起彼伏。但是，应当确认，产生于康区特别是德格地区的手抄本和版本，以及民间说唱形式的艺人最多、最权威。法国著名藏学家大卫·尼尔女士在其《岭超人格萨尔王传》的导言中认为：“西康版本在西藏最为著称，它不仅在英雄的故乡，而且在拉萨甚至全藏都被视为权威版本，因此有权称得上权威版本。”被称为法国和国际藏学研究泰斗的石泰安先生的巨著《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研究》是一部研究《格萨尔史诗》的权威性著作。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了“林葱木刻本”的原文。在第二章《格萨尔王传》史诗的起源中，在成文本和稿本中，有三处专门介绍了“林葱木刻本”。
　　1.林葱木刻本I
　　《征服敌人之宝，战神格萨尔传──天岭卜筮之部》（带有梵文的标题），木刻本，开本为44X7.8cm（文字部分为37X5.5cm），共有每页为6行文字的64页，唯前面两页只有4行文字。页旁的标题为《天岭卜筮之部》在第l页有文殊师利的1幅画像，在第2页中有两身无法考证的人物画像，其释文不堪卒读。第64页有题跋，由林（葱）土司刊印（“由岭国刊印”）。
　　2.林葱木刻本Ⅱ
　　《世界雄师大王之传记，岭国降生之部──花苑，占据黄河白绫结等》，同样的开本，共79页。页旁标题简称为《降生岭国之部》。第16页是莲花生的画像。第2页正面左侧是寂护（藏文为Zi～ba～mcho或cbo，梵文为Sanrirkdta）的画像，右部是赤松杰（赤松德赞）的画像。第78页的题跋系由居美图丹嘉央扎巴奉林葱土司之令而作，由喇嘛嘉木样钦则旺布（1820──1892年）在保存于林葱土司的古书的基础上写成，作者也考虑到了布拉诺尔布的校正以及居住在格萨尔诞生地的宁玛巴喇嘛们的建议，这些喇嘛就是却居林巴、米庞坚白协贝多吉（圆寂于20世纪初叶），卓都巴俄和勒热岭巴。
　　3.林葱木刻本Ⅲ
　　《世界雄师大王赛马称王之故事》，察顿诺布尔活佛作，同样的版本，共111页。其简称标题为《赛马称王之部》。第1页中心有1幅画像，其释文不堪卒读；第2页是2身画像，左部是米庞，右部是格萨尔；第111页有2身画像，其释文不堪卒读。有一条很长的题跋（第108页以下人由善妙闍梨（也就是学者）所写，此名仅仅为林葱木刻本I的编篡者图丹嘉央的梵文译名而已，上文提到的同一批喇嘛也提出了他们的建议。这名编篡者受到了米庞坚白协贝多吉的原文（见下文第3节）及其神秘解释的启发。他也考虑到了《赛马称王之部》的其它数种文本，这就是：1.霍尔科（炉霍、道浮地区，打箭炉的西北）的通灵人的版本；2.普通说唱艺人或专门说唱格萨尔史诗的艺人惹古阿美的版本；3.另外一种版本来自西藏的中部（卫地）共分5部。
　　此外，还介绍了《地狱救妻》的木刻本，石泰安在书中推测道：“近来，麦克唐纳夫人成功地获得了一种木刻本，它可能属于全部是在德格刊印的共分为18部的《格萨尔王传》史诗的组成部分。’”还介绍了米庞专门为《格萨尔王传》撰写的一组《米庞愿文），共7篇。

（二）关于藏传佛教高僧的影响力
　　在德格历史上曾经产生过许许多多著名的高僧大德，他们有的曾为本地藏传佛教的发展作出毕生的努力，有的则在其他藏区宏法，并产生重大影响。这里以止贡巴·仁钦贝和噶玛拨希作例。公元1143年（宋绍兴十三年），止贡巴·仁钦贝出生在邓柯地方，6岁开始学习藏文，并随其父闻习佛法。约于公元1167年，他听说帕木竹巴大师的盛名，而且帕木竹巴又是康区人，便前往西藏丹萨替寺从帕木竹巴学法，证得“诸法真实”之智。后独居山洞静修，他把因果之道和以前所悟的“真实”相融合，从而得到一种“境界”，名声大振。公元1177年至1179年，曾短期主待丹萨替寺，1179年到墨竹工卡的止贡地方，创建了止贡寺，“止贡巴的名字就是由他建止贡替寺而得来，他所传的教派也被称为止贡噶举。”替仁钦贝所教授通达“真实”的弟子，几乎遍及干邬坚（今阿富汗）、那兰陀（今印度一地名）以下，内地五台山以上的各地及一切茅蓬山林中。由于他一贯严守大宝戒律，一切弟子皆圆满具足戒律，受到都松钦巴“犹如阿闍龙树”的赞扬。一位来自生嘎岭（据说是今锡兰）的一位高僧，也认为仁钦贝是龙树的转世。
　　公元1204年（[南宋]嘉泰四年），噶玛拔希出身于康区哲龙（大约在金沙江沿岸）地方。最初的教师是都松钦巴的再传弟子崩扎巴，后来到楚卜寺随喀脱巴修法，逐渐渐有了名气。“在西藏佛教的传说中他是一个仅次于莲花生的大师的有神通的人物，往往把他称为‘祝钦’（意为大成就者）”他曾回到康区广收弟子、宏法，门徒达500人之多。公元1252年忽必烈在南征云南大理经过康区时，看到康区噶玛噶举派有较大势力，而噶玛拨希又是康区人，就派人到楚卜寺召请噶玛拨希。噶玛拨希便到川西北的绒域色都地方会见了忽必烈。公元1256年，他接到蒙古大汗蒙哥的诏书去蒙古和林会见了蒙哥汗。蒙哥汗赐给他一顶金边黑帽及一颗金印。这便是噶玛噶举黑帽系的来历。公元1264年后噶玛拨希又沿途在青海、康区的传教达8年之久。回寺后，全力投入到楚卜寺的扩建之中，兴建佛塔，重塑佛像，用金、银沫汁书写《甘珠尔》等。公元1263年（元至元二十年），噶玛拨希圆寂，被追定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二世活佛。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始于噶玛拨希。
　　出身于德格地区或康区以外的不少高僧大德在历史上，也来到德格地区建寺宏法。萨迦派于南宁宋末年传入德格。[元代]时期，萨迦派之所以在德格发展迅速，是受了萨迦五祖八思巴的影响。从公元1253年至1278年间，八思巴曾两次途径德格。德格家族第三十代索郎仁青被八思巴赐名“四德十格之大夫”后。于公元1260年在白玉萨玛村创建区内首座萨迦派寺庙──萨玛寺，将其奉为德格家族祖寺。八思巴在原噶当派寺庙仲萨寺放置一檀香木佛像，在垄垭寺留下一柄乔马图印版，先后将县境内的仲萨寺、汪堆寺、银南寺、白垭寺、柯洛寺、嘎伦寺等寺庙改属萨迦派。公元15世纪40年代德格家族第三十六代博塔·扎西生根与著名的香巴噶举一派大德，藏戏“阿吉娜姆”的创造人，桥梁专家汤东杰布一道，在德格更庆恩珠顶创建了“汤甲经堂”，该经堂成为后来德格家族本家寺庙更庆寺的前身。明末清初，德格家族主持兴建了更庆寺，德格家族沿用萨迦教派教主世袭方式，由历代土司之兄或土司本人任更庆寺主持即法王。近年来，德格噶玛降村先生撰写了一部《德格史话》书中首次批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关于更庆寺历任堪布中，有不少任西藏萨迦寺和俄尔寺堪布被派往更庆寺任法台和德格土司上师的史实，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自更庆寺建立以来，先后由萨迦寺和俄尔寺派往更庆寺的堪布和高僧达17名，分别是：
　　第二十一任俄尔堪布巴却嘉赞
　　第二十四任俄尔堪布阿里·桑吉彭措
　　第三十任俄尔堪布扎西伦珠
　　第三十三任俄尔堪布巴登却兄
　　第三十四任俄尔堪布克珠桑吉巴松
　　第三十六任俄尔堪布夏钦·米久嘉赞
　　第三十九任俄尔堪布昂旺却兄绒布、
　　第四十三任俄尔堪布向巴朗喀居美
　　第四十六任俄尔堪布向巴贡嘎丹增
　　第五十任俄尔堪布纳却降巴绒布
　　第五十二任俄尔堪布贡嘎登比洛珠
　　第五十四任俄尔堪布空萨·昂旺索朗嘉措、
　　第五十六任俄尔塔布彭空·巴登洛珠嘉赞
　　第五十七任俄尔堪布降央仁青多吉
　　第五十九任俄尔堪布昂旺钦绕降巴尼彼
　　此外还有萨迦寺堪布贡嘎登比洛珠和俄尔班洛·降央洛德旺波也在德格地区传法和在更庆寺任法台。这些从西藏萨迦派寺庙派往德格更庆寺的众多高僧，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除了以更庆寺为依托外，还到德格土司辖区内的一些地方和寺庙，乃至德格土司辖区以外的康区诸地讲经说法，同时还向这些地区的高僧学习。第五十四任俄尔堪布曾拜仲萨降央钦则旺布和贡珠·云登嘉措为师。第五十七任俄尔堪布降央仁青多吉、第五十九任俄尔堪布昂旺钦绕降巴尼波和俄尔班洛·降央洛德旺波等，也都曾拜降央钦则旺布和贡珠·云登嘉措为师。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十四任俄尔堪布阿里·桑吉彭措的积极建议和支持下，由德格家族第四十二代第八代土司根嘎彭措主持雕刻了《般若八千颂》三文合壁，开光仪式和目录编写也均由阿里·桑吉彭措主持。第三十三任俄尔堪布巴登却兄在德格印经院兴建选址时，由他亲自向护法怙主（贡布）前择卦而决定印经院所在地址。
　　格鲁派传入德格地区的时间与其它教派比较最晚，而且寺庙较少，规模不大，但是影响却是足以与其它教派抗衡。清顺治年间，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遣其弟子曲吉·昂翁彭措到达德格后，征得德格土司很嘎彭措的同意，在中扎科同鸠村创建更沙寺，曲吉·昂翁彭措为该寺首任活佛。清康熙年间，德格先后建起格鲁教派寺庙10余座。曲吉·昂翁彭措以德格更沙寺为依托，积极向康北甘孜、炉霍、道单等地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建起了“霍尔十三寺”，在“霍尔十三寺”中最著名的寺庙如大金寺、甘孜寺、炉霍的寿灵寺，道孚的灵雀寺等。这些格鲁派寺庙，与康南长青春科尔寺一样，均成为康区左右一方的格鲁派大寺。“桑珠寺是霍尔十三大寺院中最后建成的，故霍尔·曲吉昂翁燃杰（即曲吉·昂翁彭措）给这座寺庙取名桑珠寺，意思是到此为止他的心愿得到了实现。”

（三）关于德格版《甘珠尔》和《丹珠尔》编篡过程中的聚慧以及精品效应
　　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合称《藏文大藏经》，有藏族大百科全书之称。迄今为止，刻印的《甘珠尔》和《丹珠尔》版本，在全国近10种之多。“现在传世的《藏文大藏经》是在14世纪中叶由布敦·仁钦珠和蔡巴·贡嘎多吉两位著名的佛学大师、学者编订的。到15世纪初，公元1411年（明永乐九年）在南京刻印了藏文的《甘珠尔》部，1594年（明万历二十二年）在北京又补刻了《丹珠尔》部，并颁发到藏区。从此《藏文大藏经》才有了刻本传世，18世纪中叶以后，又相继有纳唐、德格、卓尼、北京、拉萨等不同版本的《藏文大藏经》问世。”德格土司却吉·巴登泽仁执政期间.便即首先着于《甘珠尔》的印版雕刻，为了保证刻印工程的顺利进行，以及充分保证刻版的质量和权威性，无论在人员的选择方面、资料的收集方面、工程运转的组织协调方面，却吉·巴登泽仁殚精竭虑，身心俱入。据德格版《甘珠尔总录》记载：公元1729年7月6日，时年52岁的却吉·巴登泽仁在恩珠顶开始酝酿雕刻《甘珠尔》筹备工作。经过多方调查和可行性论证，决定推荐任八邦寺主寺活佛司徒·却吉久勒为总编审师。登巴泽仁调集了辖区内的所有著名书法家、画师和雕版工匠，还结集了一批基础较好的青年僧人，以以师代徒的方式让他们一边工作一边钻研书法和刻版技术。而司徒·却吉久勒则会同罗萨翁波、噶玛巴珠、克珠·扎西翁珠等著名学者，把从8世纪赤松德赞组织力量在历代王室及大译师们从梵文、于阗文、汉文等佛教经典译成藏文的典籍所编定的《旁塘目录》、《秦浦目录》《登迦目录》以及纳唐《甘珠尔》、蔡巴《甘珠尔》、理塘《甘珠尔》的抄本或版本，还有当时凡能在藏区能够找到的其它经典都收集起来，作为参考。公元1730年2月3日正式在恩珠顶展开校对和刻版工作。为保证印版质量，上司规定实行三级审稿制度。经过60多名书法家和书写员、10名编审师、400多名刻工和100多名杂工的艰苦努力，于公元1734年告竣，历时5年。却吉·巴登泽仁去世后，由其子承父业，于公元1734年，由贡嘎赤勒嘉措主持继续雕刻《丹珠尔》。以萨迦名僧徐钦·赤称仁青为总编审师，前后收集了星巴达则、夏鲁寺、司徒·却吉久勒等所编的《丹珠尔》6种版本，由徐钦·赤称仁钦、木桑欧金扎西、西绕丹增等10名编审师，500多名刻工的共同努力，再历时春秋五载，于公元1742年大业告成。此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及编辑、刊刻水平的局限性等情况下，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最全面、最完整、雕版十分精细的《甘珠尔》版本（也包括《丹珠尔》版本在内）。
　　从今天的目光来审视，德格版《甘珠尔》、《丹珠尔》与其它版本比较，无论从内在和外在质量上均堪称上乘之作，不失范本之度。幅射功能也罢，聚合力也罢，说穿了一句话，文化的交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试想一种封闭的态势，必然制约着交流，也必然制约着其幅射力和聚合力，相应地也抑制着文化的发展。经济也是如此，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藏族历史上松赞干布时期就是极好的例证。要是没有松赞干布的开明政治广泛的外交和经济文化的交往，就不可能有藏文的创制；也不可能出现众多的翻译家，也不可能从祖国内地和其它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德格文化的发展、德格文化的交流，笔者不敢断言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顺应了社会发展规律，但其所产生的客观事实确是如此。在我国藏区，德格地区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自然条件等方面与许多地区都大同小异，但是，它在文化上所产生的强大的幅射力和聚合力却是许多地区无与伦比的，德格文化对藏族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也是许多地方不可相提并论的。所以，它在藏族文化中的中心地位也就水到渠成了。

　　德格，作为藏族文化中心之一，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对藏族文化作出贡献。现从德格印经院的建立和发展；对藏传佛教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语言文字方面的杰出作用；在藏族文学中所处的位置；藏传绘画中对噶派绘画的创新所作出的卓越成就；在科技和工艺方面的显著成绩等六个主要方面作以下探讨。

（一）德格印经院及其历史功绩
　　德格印经院全名“西藏文化宝藏德格印经院大法库吉祥多门”，又称“德格吉祥聚慧经院”，俗名“德格巴康”。是我国藏区三大印经院之一。该院于公元1729年（清雍正七年）由德格第十二任土司（第六世法王）却吉·登巴泽仁创建，至今已有近270年的历史。
　　1.建筑与保护
　　据德格版《甘珠尔总目录》与《丹珠尔总目录》等藏文史料记载，却吉·登巴泽仁继承土司职位后，开始选择建造印经院的地基，经多方勘察，认定更庆欧普河畔的伦珠顶有祥瑞吉兆，便决定在此建造印经院。公元1729年初，以南喀松波为主的13名轨范师首先举行了长净仪式，遂进行伏地仪式并破土动工。次年，一座实际上是校对和存放《甘珠尔》的经堂落成，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开光仪式。此后，却吉·登巴泽仁又在经堂旁边修建了一座护法殿。这就是德格印经院早期的雏型。
　　却吉·登吉泽仁逝世后，由其长子四郎贡布继位，任第十三任土司。l年后，由次于彭措登巴（又名贡嘎赤乃嘉措）任第十四任土司，他主持雕刻并完成了《丹珠尔》版后，根据辖区内官员和喇嘛的一致建议，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印经院，经过宗教仪轨卦定，于公元1744年初在原址上举行了破土动工仪式。土司任命赤称绕登、仁青扎西、巴登降村三人为建院总管；由赤称绕登、欧金次仁、伦珠降村三人负责测量制图；由南喀多吉、丹珍多吉、贡嘎多吉破土挖基；由彭措登巴本人安放印经院四角奠基石。土司以免差的方式在辖区内调集技术师5名、木125名、雕工5名、石工20名、泥工18名，以及其他工匠和杂工近400名，历时3年零4个多月，完成一了主体建筑的施工。次年，由徐钦·赤称仁青任总设计师，并召集了松吉拉翁、丹珍贡布、益希洛珠、益希却珠、松吉仁青5名画师和24名普通画师，涂壁师15名，木工10名，铜工及杂工共115名，耗时两年多，完成了印经院绘画、雕塑等装饰工程。公元1750年2月上旬在新落成的印经院大经堂里，以巴登却兄为轨范师和50名大喇嘛根据佛法仪轨，为新建筑、壁画和所藏印版举行了开光典礼。巴登却兄提议将其命名为“西藏文化宝藏德格印经院大法库吉祥多门。”
　　德格印经院自公元1750年建成后，历经任德格土司苦心经营，印经院管理机构妥善管理，以及广大僧俗群众的自觉保护，古建筑物和印版基本完好地被保存下来。但至解放前古建筑物均未进行过大的维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和群众都很重视对印经院的保护。1963年和1968年曾两次拨出专款进行维修。“文化大革命”期间，幸免其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印经院年久失修、建筑物主体结构梁柱多处腐朽，墙体开裂，引起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1979年，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拨款2万元，抢救性撤换了部分腐蚀严重的梁柱，修补了已塌陷一部分楼石。1980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被列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的全面维修和保护，文物印版的整理、清点、补刻被列入县政府议事日程。1981年夏，文管所重塑了大经堂和小经堂的佛像。1983年修复了顶楼的金刚法轮、吉祥八宝、金幢等设施。1985年，由德格县政府拨款4.1万元，文管所自筹71万元，扩建了一幢面积为3,500m²的钢筋混凝土综合楼；增划了一幢面积为210m²的汉式平房作刻版房。印经院的占地面积由原来的3,000m²，增至5,000m²，建筑面积由原来的5,450m²，增至10000m²。1986年，德格县政府拟定并经广泛征求建议意见的印经院古建筑大修方案，经上级部门审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拨款50万元，四川省文化局、宗教局各拨专款15万元，甘孜州人民政府拨款30万元，其余资金由印经院自筹解决。经过近4年的紧张施工，于1991年大修工程告竣。
　　2.管理
　　印经院的管理，在解放前一直以却吉·登巴泽仁和八邦寺司都·却吉迥乃活佛所制定的“引经院管理规则”为守则。规则规定，印经院的管理机构由院长、管家和秘书三人组成，他们的产生是由更庆寺主寺堪布推荐本寺中藏文水平高、品德可靠、有一定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喇嘛作为候选人，再提交管家会议研究决定，由土司任命。每届任期为三年，若经营管理有方者可以连任。院长除负责全院的行政事务和对外经营外，并有任免组长、吸收和辞退工匠的权力。管家管理财务收支，验收印出的经典、文献，供应印刷用品和材料，掌管仓库钥匙，支付工匠的工钱和食品。秘书主管记帐，制定全年收支预算，订立合同和处理来往信函。
　　对于印版、设备和技术工匠的要求十分严格。各种印版雕刻完毕，必须经院长验收合格后，才分类存放于藏版架上；平时印板出库均需履行登记手续，存放时按规定轻放；每项年印刷期结束时，须将印版清洗干净，然后涂上酥油才准入库；全体人员都必须爱护印板和各种设备，如发生故意损坏者，由院长或土司以制裁。同时还制定了印经院的防火、防潮、防虫等管理制度。
　　每年印刷时间，一般情况是藏历3月15日开始，9月20日止。每年印刷的经典、文献均有一定的限制，只能印《甘珠尔》25套，《丹珠尔》20套，其余经典、文献印时控制在10余套左右。引刷原料多为就地采制，土司辖区内有几十家固定造纸差户，每个差户每年均应按例上缴用纸墨及其它原料，仍以支差敛赋的方法征集。
　　1985年“四反”后，印经院停止刻版、印刷，由德格县有关政府部门对所有文物进行清理，暂时封存。1979年成立“德格县文物管理所”。隶属县文教局管理，开展对印经院古建筑和文物的管理、保护工作。1985年遵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和甘孜州人民政府的指示，“德格县文物管理所”更名为“德格印经院文物管理所”，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四川省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制定了各项制度，完善了各项管理措施，有效地对印经院的古建筑文物进行了抢救、维修的保护。
　　3.刻板
　　德格印经院所藏印版最早始于第十任土司（第四世法王）桑吉登巴时期。据《德格世德颂》记载，首次刻制的是用梵文、梵文转写藏文、藏文三种文字合壁的《般若经波罗密金八千颂》和书中释迦牟尼十二宏化插图。时期当于公元1703年以前。继而从1704年至1705年间，先后刻制了《萨迦格言》，以及一些修法仪轨之类的经版。大规模的印版刻制是从却吉·登巴泽仁执政后开始的。却吉·登巴泽仁在位期间，除完成了《甘珠尔》版的刻刷外，还继续刻制了《萨迦五祖文集》、《佛教源流》、《修法仪轨》等文献；还着手《丹珠尔》的刻制，并完成了20函的印版刻制。彭措登巴继位后，于公元1737继续组织《甘珠尔》版的刻制。彭措登巴时期，还完成了《嘛呢文集》、《王统世系明鉴》、《佛教史大宝藏论》、《五部遗教》、《莲花生大师本身传》、《诗镜注释且智意饰》、《四部医典注释·兰琉璃》、《补充秘诀医典一百三十三章──补遗》、《白琉璃》、《历算经典·除锈》、《白琉璃论献疑二百零八条》、《道果丛书》、《黑白花十万龙经》、《了义契经》、《贤劫经》》、《般若经》以及部分著名译师的传记刻板制作。继彭措登巴之后的第十五任土司至解放前的第二十一任土司，都从未间断过对德格印经院印版刻制的支持。清光绪年间，德格印经院的印版总数近30万块。1979年清理统计，尚有各类藏版537部（卷）计21.7万块。从1982年至1992年间，德格印经院文物管理所组织力量刻制了《伏藏宝库》、《智者入门》等30多函文献印版，并对一些因散失而残缺的印版进行了补刻。
　　德格印经院珍藏的藏传佛教各教派经典、藏族文化、大、小王明各类典籍，以完备而严格的管理，原材料制作的考究，精湛的刻工技术，高质量的印刷，亨有“藏区璀璨的文化明珠”的盛名。其库藏文版，从表现形式上可分为画版和书版两大类。
　　①画版
　　现存画版，均系木刻，分大、中、小三种。大画版长约110cm，宽约70cm；中画版长约60cm，宽约30cm；小画版约为20cm，宽约13cm（系经幡、风马等），绝大部分画版为单面。
　　各种画版共计约140幅（块）题材多为佛本身传记故事和宗教内容，也有历史、风俗、人物和装饰图案，还有天文、医学等内容的适用性教材示意图画。其代表性版画有《罗汉图》23幅，《格萨尔王降伏妖魔鬼怪》5幅，《释迦牟尼神变祈愿》5幅，《藏传佛教八派修道教理》19幅。
　　②书版
　　书版大体分为《甘珠尔》、《丹珠尔》、宗教、文化（含科技）杂集5类。
　　《甘珠尔》：律经部13函，般若经部21函，华严经部4函，宝积经部5函，经部32函，续部24函，旧续部3函，咒集2函，无垢光经2函，司徒·曲吉（久勒《甘珠尔总目录》）八函，共计105函，1108种。
　　《丹珠尔》：赞颂部l函，内明学（读经部）78函，般若经部94函，因明学20函，医方明5函，工巧明和修身部1函，吞米桑布扎等高僧大德著作4函，阿底峡等所著杂文及祥颂等5函，徐钦·赤称仁钦所著《丹珠尔总目录》1函，共计231函，3,354种。
　　宗教：宗教方面的经典数量较大，五大教派的经典都有所涉猎。其中，宁玛派的代表作为《宁玛举布》、萨迦派的代表作为《萨迦干布》，噶举派的代表作为《当波文集》，格鲁派的代表作为《宗喀巴文集》，苯波教的代表作为《黑白花十万龙金》。
　　文化（含科技）：以文化（含科技）为内容的涉及广泛，内容丰富，印版数量约为10万块，可分为历史、传记、医学、数学、语言、文字、文集五个小类。
　　历史：主要文献有《嘛呢集》、《莲花遗教》、《五部遗教》、《德格世德颂》、《王统世系明鉴》、《印度佛教史》、《汉地佛教史》、《西藏王臣记》、《土观宗派源流》等。
　　传记：主要文献有《释迦功业》、《释迦百行传》、《弥勒佛传》、《玛尔巴师传》、《汤东杰布传》《米拉日巴传》、《莲花生传》等。
　　藏医：主要文献有《达摩秘本》、《居悉》、《兰宝石》、《宇妥·云登贡布十八分支》、《百万舍利》、《医学汇集》、《贵重药物补充》、《琉璃串珠》、《历算经典·除绣》等。
　　数学：主要文献有《白宝石》、《五行算·备忘录》、《无音数术》等。
　　语言文字：包括逻辑和修辞、文法等，主要文献有《声明集》、《分论解说》、《谢仲·札甲对字》、《仁帮·诗镜注释》、《博克·诗镜注释》、《司徒文法》、《明目字典》、《逻辑学注解》、《诗词范例》、《逻辑学》、《逻辑文库》……
　　文集：主要为历代各派高僧作品。主要文献有《萨迦文集》、《尼领文集》、《达波文集》、《局米傍文集》、《木雅根桑索朗文集》、《窝热江文集》、《甲色拖麦文集》、《降央青则汪波文集》、《第司文集》、《徐钦·赤称仁钦文集》等。
　　杂集：包括部分经文、经文注释、选集、解说、格言、歌谣、咒文等作品。主要文献有《般若八千颂》、《佛语总集》、《济龙三经》、《青则歌谣》、《修心格言》等。
　　③研究、整理与利用
　　1913年日本学者多田观等在藏区呆了近7年，收集了大量藏文资料和典籍，其中包括德格版《甘珠尔》和《丹珠尔》一套，保存于东北大学；东北大学还编写了德格版《大藏经目录》一书。1928年，《印度佛教史》曾被日本学者寺本婉雅译成日文在东京刊行；该文献还曾译成德文在圣彼得出版，被译成英文在印度发行。捷克人高马士撰写的《布拉格收藏的德格藏文印本书》于1971年在西德《亚洲研究丛刊》发表。1960年由达西土右编辑的《德格版（甘珠尔）和《丹珠尔》目录＝，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丹玛出版社出版。
　　建国前，著名学者任乃强、李安宅、高警民等亲赴德格考察，撰文介绍德格印经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格勒、龚伯勋、邓俊康、来作中、谷川等，分别在专著、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介绍德格印经院的文章。木雅·贡布、土登尼马两位学者专程到德格印经院开展调查研究，对其印刷、整理和发掘、管理工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1979年5月，经批准，德格印经院恢复中断了20多年的印刷业务。除满足藏区各寺庙和信教群众的需求外，还面向各有关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致使德格印经院成为藏学研究的文献、资料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为发掘整理、继承和发展藏民族的优秀文化、许多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德格印经院库藏的文献。北京民族出版社从1981年到1989年出版了《五明学概论》、《月王药诊》、《萨达世系谱》、《音乐论释》、《五部遗教》、《古印度因明学选编》、《量理宝藏论》、《藏文大藏经分类丛书》等。还出版了《布顿佛教史》的汉译本（郭和卿译）。
　　辽宁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由陈庆英、仁庆札西译成汉文的《西藏》，从1982年至1992年出版了《普贤上师言教》、《局米傍医著选》、《莲花遗教》、《德格世德颂》、《解脱》、《月光经》、《慈氏五论》由张建木先生译成汉文的《印度佛教史》亦由该出版社出版，此外还出版了《汉区佛教源流》。青海民族出版社从1957年至1990年间出版了《诗镜注释旦智意饰》《米拉日巴道歌》、《宗教源流》等文献。
　　西藏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了《布顿佛教史》。
　　德格印经院自身于1979年编写了藏汉两种文字的《德格印经院藏版目录》从1988年起，与甘孜州编译局联合整理该院各类文献标准书目，现该项工作已近尾声。

　　通过对德格印经院的上述基本介绍，我们不难看出：
　　1.德格家族作为德格地区政教合一的统治者，对印经院的创建和保护，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宗教上，还是道义上，均给了直接和间接的支持。同时更应该看到，许许多多的高僧学者们呕心沥血的创造性劳动，无处不凝聚着德格民众子换父、弟换兄的长期艰苦的劳动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无处不表现出德格民众的聪明才智。
　　2.德格印经院的历史功绩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藏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功德无量；二是对藏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功德无量。
　　德格印经院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来认识，“除各教派共同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以及适应各教派研习的《继部全集》和《修法大全》外，既有萨迦派的《道果释义》，宁玛派的《伏藏》，也有噶当派的《父法子法》。觉囊派《百行论》等，甚至也不排除苯教的《黑白花龙经》既不困于一家之言，又不拘于宗教经论。到目前为止，所保存的经版字数已达二亿五千多万”。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认识，所收集的刻制的印版内容“涉及佛学、文学、哲学、语言、文法、天文历算、藏医药学、数学和工艺等多方面”的。据估计，德格印经院所藏藏文典籍约占藏文化典籍的70％左右。虽然我们无法去考证这个比例是否正确，但是，德格印经院所藏藏文典籍，是全国藏区所有印经院中之最，这是为人们所公认的。此外，还收集有许多稀世珍本。既有在印度早已失传的《印度佛教源流》，也有《汉地佛教源流》和早期藏医学名著《居悉》等稀世珍本。这正如其名一样，真正起到了“聚慧”的作用。这就是对藏族文化的继承方面所产生的历史功绩，在对藏族文化的发展方面：
　　①带动了德格地区一批寺属印经院的发展。例如八邦寺、安章寺、竹庆寺、噶拖寺白马寺、色日寺等印经院，其中八邦寺印经院规模较大，据《德洛县宗教调查》统计，该寺有经版2万块。
　　②藏区的印刷出版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③ 印刷出版了本地区、康区一些著名高僧自撰的作品，对发展本地区。康区藏族文化开了方便之门。
　　④近270年来，德格印经院印制的经典是无法统计，但“德格版典籍在国内外亨有盛誉，前来购买的不仅在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北京、南京等地寺庙、研究机构和个人，还有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日本及东南亚、西欧一些国家的人前往印制或购买各种书籍”。德格印经院为弘扬藏民族文化，增进各民族、各地区乃至国际之间文化交流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德格印经院历经近270年的苍桑岁月，虽几经磨难，主体古建筑物不仅保存完好，而且得到了有效的维护，成为我国藏区几大印经院中古建筑保护最完整的地方。院藏印版无论在历史上或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偶有少量损失，但绝大部分印版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还拨出专款，“在数年时间里又补刻了21,320块印版，另外，《仁青丁着》尚有3万多块印版已在刻补”。有效的保护，使德格印经院这份藏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在新的时期仍将继续发挥其应有作用。

（二）对藏传佛教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据统计，“民国时期，德格土司所辖德格、白玉、同普、邓柯、石渠5县地区藏传佛教各教派寺庙总数超过200座（含觉母寺），僧尼3万有余，各教派势力强弱依次排名为宁玛、萨迦、噶举、笨波、格鲁”。在各教派中都有一些不仅在康区、乃至整个藏区都很有影响的著名寺庙。例如：
　　1.宁玛派的噶拖寺、白玉寺、竹庆寺和协庆寺。这四座寺庙与西藏的敏珠森和多吉扎齐名，为藏区宁玛派的六大寺院。在六大寺院中，建寺历史最早、规模最大、影响面最广的寺庙是噶拖寺。“嘎（同噶）拖寺由藏历年第三胜生宁玛派高僧嘎·当巴德西于1162年创建，全称嘎拖多吉顶寺。”自今已有830余年的历史。寺庙占地面积近1km²。其属寺遍及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藏区，在不丹等国也有其属寺，在内地上海、山西等地的汉传佛教中，也有一定的影响。白玉寺全称“白玉郎结雄曲却林”由仁真贡松西绕于1669年与噶举派玛仓噶举支派合流创建。该寺属寺繁多，大约近100座；除康区外，远至甘南、阿坝等地。竹庆寺全称“如当竹庆乌金桑登却林”由珠旺白玛仁真于公元1662年创建。该寺除在德格土司辖区内亨有较高政治地位外，还掌握了康区宁玛派教权，数百年来高僧云集，学者倍出。其属寺也相当可观，“四川甘孜州、青海玉树、果洛地区、西藏昌都地区辖近200座分寺”。协庆寺，全名“协庆登尼达吉林”，由夏郎热降巴·居美更松郎加于公元1739年创建。据传该寺属寺也在百座以上。
　　上述四寺，均为德格土司五大家庙之一，成为德格上司政教统治体系中的重要成员。由于藏区宁玛派六大主要道场中有四大道场在德格地区，所以整个康区的宁玛派势力都较强。而这四大寺庙在四川、云南、青海、甘肃、以及西藏昌都等地影响力也是很大的。
　　2.萨迦派的更庆寺。它不仅是德格土司的本家寺庙，同时也是德格土司的家庙之家庙。在德格县境内的龚证寺、嘎伦寺、银南寺、门扎寺、温根寺、柯洛寺和西藏昌都的燃灯寺均为其直辖分寺，另在白玉县、石渠县、江达县（原同普县）等地还分布有数十座半辖分寺。“清初至民国时期，更庆寺汇集了大批国内外学者，推动了更庆寺在藏画、音乐、藏戏、雕塑、木刻、建筑上刷、医药方面的发展”，德格印经院虽然系德格土司创建，但隶属更庆寺管理。更庆寺在德格印经院的经营、管理、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噶举派八帮寺。全称“八邦上登却科林”是我国藏区与西藏噶玛噶举派主要道场楚卜寺齐名的寺庙，同时也是德格土司的五大家庙之一。公元1727年（清雍正七年）噶玛噶举第八世司徒活佛却吉久勒在八邦寺旧址（原名兄能寺）重建八邦寺，寺庙建成后，留在八邦寺任寺主，从而使八邦寺取代了昌教噶玛丹萨寺在康区的地位，成为该派在康区的第一大寺。至于八邦寺的所辖寺庙说法较多，一种说法为该寺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有108座辖寺，另一种说法为在藏区有105座分寺。
　　4.苯波教派的登青寺。该寺于8世纪末9世纪初由一名叫热巴的僧人创建，是康区苯波教派建寺最早、名望最高的寺庙、也是川、甘、青藏区苯波教派寺庙的最高学府和这地区唯一有资格授于僧人“仲壤巴”（当于格鲁派格西）学位的寺庙。
　　5.格鲁教派的更沙寺和色须寺。关于更沙寺与该寺寺主曲吉。昂翁彭措在第二部分中已作简述，在此不再重复。色须寺位于石渠县境内，“是康区能授‘格西’学位的两大格鲁派寺庙之一。上述这种现象在康区是绝无仅有的”。
　　上述各教派寺庙最显著的待点是对于德格土司来说，寺庙（特别是五大家庙和家庙之家庙的更庆寺）成为其政教合一统冶体制最重要的支持者和维护者。反过来德格土司又极力扶持这些寺庙的建立和发展。寺庙的生产生活资料要依靠土司和辖区百姓赏赐和布施，寺庙的科巴和僧源也得靠土司拨给。对于藏传佛教而言，由于德格土司的扶持，寺庙的发展也就相对更自由。从而名寺迭起名僧辈出，宗教影响力也就越大。

（三）语言文字方面的杰出作用
　　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交流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就语言则言，藏区三大方言中的康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德格语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德格语是康方言的基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在康区民间和学术界，都以德格语为康方言的标准语成为公认的事实。在德格土司辖区，有一个特殊的语言现象，除了农区和半农半牧区都操德格语外，就是在牧区绝大部分地区也说德格话。从这点可以充分证明，德格语在德格地区的普及程度。这种普及，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是属于一种自然状态的普及，因为至今还未发现德格土司在什么场合或什么范围内以什么形式，明示或暗示要在其领地内普及德格语。在今四川甘孜州地区特别是雅鲁江流域以东广大地区，是被学术界视为“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区，那里被称之为“城格”或“地脚话”的古老语言沉积十分丰富，故语言十分复杂，少数的县称这种语言为“打尖馍馍话”，即指从家里出门，走出不到一顿饭的工夫，语言又不通了。近现代以来，以德格语为标准语的康方言向这些地区幅射的势头愈加强劲。至使许多“地脚话”的语言范围逐渐萎缩而康方言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藏文的书面语言在藏区是统一、规范的，而各地区的方言（口语）则与书面语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德格语语音清晰，最大特点是口语与书面语差别甚微，口语的发音、词汇、含义、语法基本与书面用语一致。也许这也是以德格语为标准语的康方言在康区广泛应用的重要因素。德格语“为缩小各地藏方言与书面藏语的差别，促进口语与书面语的和谐统一，逐步缩小各地藏族人民相互交流思想、信息时的语言障碍。建国以来，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甘孜州电影公司译片组、甘孜州电视台均在德格招用藏语播音人员，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学院、省内各大、中专学校的藏文教材也以德格方言为标准，使德格方言在藏区极受重视并得以推广应用”。
　　公元7世纪由吞米桑布扎为首的学者群体创造藏文时，就配套制定了藏文文法，其中以“松居巴”和“打居却巴”（文法三十颂和字性组织法）为文法基础。一千多年来，对“三十颂”和“字性组织法”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至今，被公推为权威性的研究成果，而且也广泛用于教育的有“扎德文法”和“司徒文法”。“司徒文化”即指噶玛噶举第八世活佛、八邦寺首任主持司徒·却吉久勒所著的《司徒文法广释》简称“司徒文法”。关于司徒·却吉久勒着手编写这部著作的时间各说有异，据《德格县藏传佛教的历史与现状调查》载：“（司徒·却吉久勒）从四十五岁起的八年中除了正常主持教务外，还兼搞了藏文文法名著《司徒文法广释》，著成后雕刻印刷传遍全藏区。”
　　在文字书写方面，由干德格地区的寺庙教育比较广泛，所以各寺都涌现出一些书法家。特别是德格印经院建立后，为了刻版需要，各地名书法家云集，同时又通过传帮带，印经院本身也培养了一大批书法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德格风格的书法流派，而且影响深远。德格印经院所印制的经典深受好评的诸多因素中，其精湛的书法及刻制艺术也当在其中。由著名藏文书法家穹波波西赤和绒波娃所著的《藏文书法标准四十条》成为德格印经院制版工艺中的书法准则。德格风格的书法艺术是藏文书法艺术中的一支奇葩。
　　关于德格文化中的语言文字对藏族文化的杰出作用是不应忽视的。

（四）在藏族文学中所处的位置
　　藏族文学在藏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德格地区由于有厚实的社会文化底蕴，所以无论民间文学还是作家文学，在藏族文学中都有出色的表现。
　　1.民间文学
　　在民间文学中首当其冲是在德格民间或以藏戏演出，或以世人说唱，或以茶余饭后的故事闲聊，或以传抄本、或以地方实体等等形式出现的“岭·格萨尔”文学现象，或者“岭·格萨尔”文化现象。关于“岭·格萨尔”文化现象问题，笔者还将在下一节“德格文化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因素”中进一步展述。这里只将在德格地区收集到的《格萨尔史诗》的刻印本。手抄本作以下记录：
刻印本
　　《英雄诞生之部》
　　《赛马称王》
　　《天岭卜筮之部》
　　以上三部均为林葱土司木刻本。
　　《地狱之部》，德格印本。
　　《征服大食》，德格木刻本。
手抄本
　　《征服马拉雅药国》
　　《北地降魔》
　　以上两部均为竹庆寺手抄本。
　　《征服阿扎宝石国》、《征服北方珊瑚国》、《征服象雄珍珠国》该三部手抄本未注出处。
　　德格地区有关格萨尔王的说唱故事和民间故事，世世代代在群众中以口传形式广为流传。其次是其它民间故事。德格地区民间故事题材广泛，体裁多样，艺术水平较高。如神话故事汤东杰布镇伏妖魔填湖建造汤甲经堂和仲萨寺降央青则大师挤雪狮之奶配制藏药的故事。反映青年男女忠贞爱情的《青蛙王子》和《金海和银海》。表现民众追求真善美的《聪明的故事》、《国王学狗叫》、《如意宝洒尿》还有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如《和睦四瑞》、《猫和老鼠》、《狮子与兔子》等等。“几乎每一条溪流，每一座雪山，甚至每一块石头，一树一花，都有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数量之多，令人吃惊。”
　　民歌是藏族民间最生动活泼最具生命力的文学形式。俗话说：“藏族能歌善舞，藏区是歌舞的海洋”。德格地区卓体、谐体、鲁体民歌皆应俱全。在此略举几首短歌：
　　学者畅游的地方
　　巍峨的高山顶上，是雄鹰落脚的地方；
　　耀眼的雪山顶上，是雄鹰出没的地方；
　　知识的渊博海洋，是学者畅游的地方。
　　赞姑娘
　　姑娘的头发细如柳丝，祝柳丝吉祥如意；
　　姑娘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斗，祝天上的星斗吉祥如意；
　　姑娘的腰像金刚铃杵，祝金刚铃杵吉祥如意；
　　姑娘的颜面像十五的月亮，祝十五的月亮称心如意；
　　姑娘的双手像牙骨筷子，祝牙骨筷子称心如意。
　　挤奶
　　挤奶挤奶！我的牦奶牛，像黄牛一样温顺。
　　不要往上跳呀！小心碰坏金子般的犄角。
　　不要往上跳呀！小心碰坏银子铸的奶桶。
　　德格的“戈莫”（箍箍卦）是一种韵味特殊的艺术形式。其特点是青年男女以心爱之物作信物的游戏杂曲，曲调轻快优美，形式风趣。歌词多为六言四名。例如：──心爱的人儿要什么，需要什么快告诉我。哪怕天上的星星，也要用彩云作梯摘给你。
　　──高傲的杨树枝头，飞来讨厌的戴胜鸟。虽然它有华丽的羽毛，我却毫不喜欢。
　　德格藏戏于公元15世纪中叶，由第七代德格土司拉青·向巴彭措执政时期，正式由更庆寺组织排练剧目，于央勒节期间在城区北郊柳林演出，并形成定式。德格藏戏在康区属于独创剧种；既不同于康巴藏戏剧种，也并非色达藏戏剧种；在藏区范围内，无论与西藏的兰派或是白派都无直接关系。其唱腔音乐和舞蹈音乐都直接来源于当地的民间歌舞和寺庙乐舞，表演程式结构、音乐特色、舞蹈风格均自成体系，独具特色。演出的剧目一是自创剧目，如《夏热巴》（狮王的故事），《甲羌》（汉兵习武）《六长寿》；二是改编剧目，如《诺桑王子》《志美更登》和《格萨尔王》等。
　　2.作家作品
　　德格地区在历史上人才济济，学者辈出。有不少学者在致力于宗教研习的同时，也创作出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还不乏代表作，流芳于世。德格地区的作家作品的特色是按照文学的分类来衡量，基本覆盖了所有类型。例如诗歌、小说、历史、传记、文论等。另一大特点是一些学者一生著述丰厚，而且作品同时兼涉几个类型。现择其主要，简述如下：
　　历史类：由协庆·嘉察著《宁玛派传承史》；由降央·青则旺波著《卫藏地理志》；由夏扎·扎西坚参著《正藏论》又称《嘉百宝库》、《正藏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苯波教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全书共7章，每一章论述苯波教派的一个发展阶段，是研究苯波教派最重要最权威的历史文献。
　　传记类：由徐钦·赤称仁钦著《十六罗汉传》；《德格世德颂》是第十六德格土司当泽多吉的侄儿泽翁多吉于1888年写成。该书是研究德格历史和德格家族的主要历史文献。
　　诗歌：由局米傍·郎吉嘉措著《王道论》又名《国王修身论》共21章5000多行，是一部长篇类似《萨迦格言》的格律诗。作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映了人民的某些痛苦，表达了百姓的某些愿望，评击了统治者的残暴行为，提出了一些改良主张。应该说是有相当进步意义的”。该作品是藏族文学作品中作家诗的范作。此外，还有由巴珠·乌金吉美却吉旺波著的《各种道歌》。
　　小说：由巴珠·乌金吉美却吉旺波著《莲苑歌舞》，是一部篇幅短小，语言精炼，故事生动的寓言体小说。被认为是19世纪藏族寓言小说的典型代表作。
　　文论：这类作品比较多，也比较杂。主要有由降央·青则旺布著《诗著举例》，该作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曾被选入《康区诗著举要》；由司徒·却吉久勒著《诗学解释与参考》；局米傍·郎吉嘉措著《诗镜注释旦智意饰》。

（五）藏传绘画中对“噶派”绘画的创新所作出的卓越成就
　　德格印经院现收藏各类画版140余幅，是建院以来许多画师之手精绘，再经雕刻师们精雕细啄，代代积累而成的宝贵遗产。这是德格印经院所藏印版中其它印经院所无法比拟的一大显著特点，它从版画的视角展示了德格绘画艺术的风貌，“颇能代表藏族不同画派的特色，而且更能代表18世纪以来康区所形成的不同画派的风格。”
　　在德格地区，除了少量的“门派”作品外，绝大多数是“噶画派”的作品存世。德格地区的绘画艺术对“噶画派”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噶画派”又称作“噶鲁画派”或“噶玛噶则画派”是15世纪由大画师南喀扎西将西藏“门派”画法与骨骼卷轴画、响铜雕塑、以及明朝内地“丝塘”卷轴画的风景画结合起来而初创的一种新画法，或者称新画派。初创时期，南喀扎西广收门徒，其弟子中涌现出了诸如曲扎西、朵学、噶玛扎巴、明党多吉等杰出人才。明党多杰以先师教言为基础，结合实践，撰写了《线准太阳明镜》一书，为该画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公元16世纪，噶画派在藏族绘画界影响越来越大，先后出现了达果巴、噶玛森哲、噶玛仁青等一批著名继承人。公元17世纪又相继涌现出了爱巴古巴、霍尔·巴冲等为首的一批“噶派”画师。噶玛巴黑帽系第十世活佛却英多吉后半生致力于该派绘画研究力实践；著有《噶鲁艺术注释》一书，并创作了许多作品传世，他的作品在德格地区一些寺庙中被珍藏。第八世司徒活佛却吉久勒重建八邦寺后，着力于“噶派”绘画的创作和研究，他吸收了“前”、“切乌”、“噶巴”等画派艺术的精华，发扬光大了该派绘画艺术。并在其倡导下，八邦守成为“噶派”的嫡传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继司徒·却吉久勒之后，八邦寺噶派“人才辈出，世世有传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噶玛丹增格列尼玛、司徒·白马翁秋、通拉泽翁三位大画师。噶玛丹增格列尼玛的作品，以笔法熟练，色彩逼真，布局严密，主题鲜明而著称；其艺术理论造诣高深，著有《噶鲁艺术人体原理》一书，后成为该派传人必读之作。第十一世司徒活佛白马翁秋在1927年主持八邦寺大殿“祖拉康”的维修时，还亲自参与了该殿大量壁画的绘制；他一生共绘画200多幅“唐卡”画。被称为神奇画师的通拉泽翁，从15岁开始在八邦寺学习绘画，30多岁时已绽露头角，与画师索朗尼玛共同制作了50余幅“唐卡”，1952年，他为德格印经院绘制了十六罗汉等画版；1981年，寺庙开放后，亲自组织其弟子在寺庙维修过程中重新绘制了“祖拉康”大殿的全部壁画。在他72年的绘画生涯中，共培养弟子100余名，他们遍布我国藏区；通拉泽翁一生绘制的“唐卡”不计其数，除部分为寺庙收藏外，多数流传于民间；还著有《藏族绘画史》一书。

（六）科技和工艺方面的显著成绩
　　德格文化在科技方面的成就也是不凡的，具体表现在历算、医学、建筑、雕塑、制陶、造纸、工艺制品等方面，其中藏医药和工艺制品最具代表性。
　　1.藏医药
　　15世纪中叶，汤东杰布在德格期间，“配制出主治胃病的‘成道白色丸’（现在称‘白达黑’）藏成药，并在宗教界传播藏医药知识，受其影响，德格地区宗教学者开始较系统地吸收西藏地区的藏医药学传统理论和成就，并促进了康区藏医学事业的迅速发展”。从18世纪到19世纪，德格藏医药事业成绩斐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藏医药事业再获新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医和名著
　　欧如培，18世纪初期人，德格上司登巴泽仁的秘书，精医方，著有《锻炼水银实践甘露精华》、《药物配方》等专著。司徒·却吉久勒，1700～1774年，才华横溢，其医从名医帝玛·丹珍彭措和宿格派名医益协，在八邦寺曾创办藏医学校，培养藏医人才。还曾赴内地学习中医诊脉及天花治疗技术。49岁时前往西藏主持第十世夏玛巴活佛座床仪式，在拉萨停留期间，当地流行天花，司徒·却吉久勒以其精道的医术，治愈了许多濒于绝境的天花患者。他根据天花的治疗实践，总结编写了《天花论治》、《脉诊新译》、《大黑珍宝》等医学专著。66岁时受德格土司之命，首次试制藏成药“佐塔”还配制了“仁青”系列多种丸药。一生中还著有《决窍秘籍》、《决窍补充》、《千万舍不》。
　　拉门却扎降措，19世纪人，第十八世德格土司家医，著有《临床杂记》等书。
　　拉门仁青俄色，19世纪人，著有〈四部医典注释〉、《决窍甘露海》等书。
　　恩呷马格勒，1705～1753年，著有《藏药二元药诀》等书。
　　恩呷马登珍，1708～1770年，著有《脑外伤治疗》、《血刺穴位》等书。
　　白洛泽翁根却，18世纪人，著有《识别药物）一书。
　　泽珠旦登，18世纪人，研制出“呷拉觉昂”丸药。
　　岭门扎西崩，18世纪人，著有《四部医典注释》、《临床经验札记》
　　恩呷马·登真赤乃达吉，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著有《四部医典难点注释》、《长寿珠母子合壁》。
　　伍金登真，19世纪人，著有《藏医临床札记及药物精华》等书。
　　贡珠·云登嘉措，1813～1893年，著名学者，在医药方面著有《藏医临床札记》、《水银冶炼》等书。
　　降央钦则旺波，1820～1900年，著名学者，著有《钦则医学选集》，配制出“佐塔”和名贵藏药“仁青梦觉”。
　　巴珠·乌金吉美却吉旺波，1808～1887年，著名学者，在医学方面著有《九脉精华论述》。
　　局米傍·郎吉嘉措，1846～1912年，著名学者，在医学方面著有《米傍医学选集》、《脉尿诊注释》、《四部医典注释》、《草药配方》、《身存八疾疗法》等数十部医著。他不仅学问高，品德亦高，乐于救助穷苦、救死扶伤，倍受民众尊崇。
　　扎木拉吉·银批牛美，1889～1964年，出生在名医世家，建国前系土司家医，建国后，创建德格藏医联合诊所，对德格藏医药事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扎木拉吉长于妇、儿科疾病诊治，生前著有《小儿临床札记》、《妇科疾病诊治》、《药物配方》、《藏医药概论》、《二号病治法》等著作。
　　除上述藏医学者外，历代德格土司中第十世土司兼法王桑结登巴、第十一世土司兼法王索朗彭措、第十二世土司兼法王却吉·登巴泽仁也都精通医方明，善医术。在寺庙和民间还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名医群体。如18世纪的洛热巴，19世纪的降央钦则·巴登却加、亚勒五金贡布、贡呷生格，20世纪的松各拉吉、龙青昂翁西统等。
　　②创制了数量可观的名贵成药
　　历代德格藏医药名家名医，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反复实验，研制出许多藏医药成品丸药，其中较名贵的丸药如下：珍珠七十丸、仁青梦觉、佐塔、仁青常觉、如意珍宝丸、25味珍珠丸、仁青佐珠达西、旺日业昂、25味珊瑚丸、25味松石丸。
　　③开展对藏医药文献的研究和整理
　　1987年10月，为开展对德格藏药文献的研究和整理，继承和发展藏医药事业，德格县成立藏医药文献所。文献所成立以来，相继整理出《四部医典》、《居悉释难》、《藏医临床杂集（下）》、《米旁医学选集》、《钦则医学选集》、《藏医二元要诀》、《藏医长寿金珠本》、《呷马格勒医学选集》、《千万舍利》等医学典籍。其中《四部医典释难》、《米旁医学选集》、《藏医临床杂集（下）》和《三种名贵药方》等已出版，《米旁医学选集》中的《藏医身需八章》也译成汉文。
　　2.白玉河坡手工艺金属制品
　　“白玉县民族工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松赞干布时期，藏王屯兵康区，为战争所需，铸造刀、矛、弓、箭等兵器工艺随之传入。岭·格萨尔兴起后，更是广集工匠，赶制兵器，强令霍尔部落名铁工匠带徒弟传艺并开始土法炼铁，促进了以兵器为主的民族工艺长足发展”。嘎拖寺建成后，为了寺庙的兴盛和发展，蔡巴·噶德公布曾7次赴内地，并从内地聘来一批又一批工匠，为寺庙塑神象、制佛具、刻经版等，使汉藏民族工艺得到了交流。元以后，嘎拖又两次延请内地和其他藏区工匠来寺献技，使白河坡的金属制品工艺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由单纯的兵器制造工艺逐步向佛事品、民间工艺品转化，二是工艺制品的质量和艺术品味得到显著提高。清代以来，随着各民族间地区间的经济贸易的发展，“此时，已具有扎实基础的白玉民族工艺为使其制品更多地进入交换领域，逐渐把注意力放在了日用所需的器具上。于是，锋利华美的佩刀，结实大方的细线毯子，雕刻精细的银饰，做工考究的马具等日益增多，并竭力冲破地方性狭窄市场界限。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清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章程，其中强调‘不许禁止德格商人在青海西宁一带行商贸易’同时对拖欠款项、寄存货物等均作了明确规定。中央政府的支持，为白玉民族工艺品的流通打开了方便之门；加之制品本身雕龙刻凤，宝石银花、构图明快豪放，式样美观大方，故产品所致，均负盛益。不但扬名康藏，还远销各省藏区，流至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
　　白玉河波的传统工艺制品主要有：马具，包括马鞍、马蹬、马岔；用具，包括酥油茶桶、酥油盒和碗；佛具，包括唢呐、莽号，还有呷乌及念珠等；针线包，分大中小三种，是实用性和装饰性都很强的典型民族用品；藏刀，分男式和女式两种类别，男式藏刀又可以分为腰刀、吊刀、刺刀和匕首等。白玉藏刀是白玉民族工艺制品中最负盛名的产品。改革开放以后，“白玉藏刀曾四次送‘广交会’展出，荣获‘全国首届民间工艺美术佳品’称号”。

　　文化并非孤立地存于社会，它总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德格文化中心的形成，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的因素所支持。

（一）德格地区是“林藏”部落的发祥地，《格萨尔史诗》强大的影响力，产生了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和社会文化背景
　　在康区特别是德格地区，人们都深信不疑岭·格萨尔确有其人，他就是原邓柯林葱家族的祖先，其出生地在今德格（原邓柯）县阿须乡雄坝吉苏雅格康多。
　　从多年来众多学者辛勤劳作、严谨求实的研究结果，目前能够使我们所了解到的格萨尔绝不仅仅是岭·格萨尔，而且数目很多，诸如北方格萨尔、突厥格萨尔、冲·格萨尔、江格尔、阿白·格萨尔、阿尼洛萨贝、降·格萨尔、格斯尔可汗。在格萨尔王称号上冠以某一地区或部落名称，用以表示该地区或部落人民与传奇英雄──格萨尔之间古老的传统联系，表现了一定的民族自豪感。格萨尔流布地区除了我国藏区外，还有内蒙古和新疆等省区；除我国上述地区外，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不丹、锡金、拉达克等也广为流传。关于岭·格萨尔，学术界的观点大体趋同于康区民间的基本认识。法国学者石泰安在《林地版藏族格萨尔王传》一书序言中道：“‘林’这个小王国是由一位藏族首领统治着，位于打箭炉到玉树的北大道上，他的统治在中国地图上的名称是林葱，在欧洲地图中是 gozegompa 或者叫做林·古斯（g1nggose）大体上它是位于玉树的东南和德格的北部。”
　　藏族学者松巴·益西班觉在《问答》一书中指出：“格萨尔生地是在康地上部，在黄河、金沙江、澜沧江三水环绕的地带，在德格的左边”。我国著名学者任乃强长期从事康区研究，对于《岭·格萨尔王传》更是耳濡目染，他在《关于“藏三国”》文中认为：“格萨后裔，为今之邓柯县之林葱安抚司。其故宫在今邓柯县第三区，属金沙江流域，当祝靖、邓柯往来一道间，有俄支、绒戈二寺。俄支寺为格萨尔故都，林葱土司原即治此。明代地震，宫殿已塌，乃建陪宫于俄支，今林葱土司辖地，尚有邓柯县第五区，属雅碧江流域，在上杂科与石渠县之间，地名雄坝，据传格萨生地，在此察察寺山，自诞格萨后，其土长草，四时长青”上官剑壁在《林国与林格萨》文中认为：“我们更加确信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主要是在康区和安多地区形成的，尤其是康区，它是世界东方学家所重视的一个藏族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从格萨尔一生的战功来看，他所征服的木雅、典玛国、白利国、日努力国、阿色国、甲孜国等等，无疑与今日四川甘孜境内的道孚、乾宁、新龙、邓柯、甘孜、白利等地有密切关系，不能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巧合，或许其中反映了古代林国的由东向西扩张的历史事实。这并不是说《格萨尔王传》这部英雄史诗仅仅表现了林国首领一生的英雄业绩。事实上这只能说是史诗一个组成部分”。这里举出上述引证的目的，并非要排除其它地区和国家流传的冠以地区或部落名称的格萨尔，也并非要想排除或随意地否认对格萨尔的其它认识。而是要证明作为《格萨尔史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岭·格萨尔在康区深厚的社会和历史文化基础。
　　在康区，岭·格萨尔文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见于文字的各种木刻本和手抄本（包括剧本）；二是大量活跃在口头文学中的有关岭·格萨尔的说唱和民间故事；三是文物和遗迹。前面，已经将有关格萨尔的各种刻本和抄本作了介绍，这里只对民间传说及表现形式、遗迹作一些简要介绍。
　　据《德格县志》载：“1983年地名资料普查统计，德格县境内以有关格萨尔活动形成的地名有数十处之多，其中有行政地名15处（未算乡、村重名），有自然实体名18处。如俄支以格萨大臣之子的宝刀得名，三隆以珠姆曾留恋赞叹此处山青水秀而得名，新路海景奇丽令珠姆倾心忘返得名……”在白玉、石渠和甘孜州境内许多地方，以及西藏昌都地区、青海玉树地区，也有不少与岭·格萨尔有关的地名实体名。
　　至于民间口头说唱和流传的《格萨尔王传》和有关岭·格萨尔的传说故事，在德格地区是无法统计的。县内近现代不乏走乡串户的民间说唱艺人，说唱艺人在街头、村寨、牧场说唱时，有的挂以与故事情节有关的唐嘎画、有的摇鼓敲钹、有的拉琴以配合说唱。其说唱格萨尔的故事长者数日，短者数小时。藏族人民遇婚娶、生日、祝寿等纪庆日也常召艺人说唱格萨尔……说唱格萨尔的艺人技艺娴熟，各具特色，且记忆力惊人，少则能说唱十多部，多则能说唱数十部，说唱格萨尔史诗表现形式具有不择场地、时间，集传奇、文学、音乐、民族语言于一体，雅俗共赏的特点，在德格农牧民中拥有无数听众。
　　以故事流传于民间的题材更是广泛，内容生动丰富，农牧民劳动之余、旅途小憩，或是傍晚聚在火塘边，三五成群地讲述岭·格萨尔的故事，有讲述有关岭·格萨尔地名故事的、有讲述岭·格萨尔除暴安良的，也有讲述岭·格萨尔的爱情故事的……阿须是英雄降生的地方，那里流传英雄降生的故事梗概是：“属天神的格萨尔出生时，天际降云迷漫，彩虹盖在正在雅碧江畔牧场上的格萨母亲。其母腹痛难忍，挣扎着爬上一块大石头，生下格萨尔后，其母才发现自己用力已将大石蹬裂，蹬裂的大石上留下了两个深深的脚印。后来，林葱家族为纪念祖先格萨尔，便在大石旁建起格萨尔王庙，崇敬英雄的附近的人民世世代代去朝觐，使得那块大石几百年来一直幡旗林立，嘛呢石有增无减。”
　　有关岭·格萨尔及其家族、战将等的遗址、遗物，在德格地区也不胜枚举。其重要遗迹除了前述岭·格萨尔出生的格萨尔王庙外，还需要有贾察城堡、绒戈寺、俄支寺、宁多岩宫等。笔者曾在白垭寺目睹被称为镇寺之宝的岭·格萨尔王大将贾罕的头盔和战刀遗物。
　　德格地区如此厚重的岭·格萨尔文化，不仅构建了这个地区广泛的群众文化基础和社会文化基础，德格地区久盛不衰的岭·格萨尔文化恐伯是其它流传《格萨尔史诗》的地区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不能不说这是德格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的一个基因。

（二）德格家族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历史，是德格文化中心形成的政治保证和经济支持力
　　据《德格世德颂》记载，德格家族的先祖系松赞干布时期的噶尔家族。属于吐蕃著名大相噶尔·禄东赞的后代。噶尔家族最早的先祖为囊擦贾，到噶尔·禄东赞时已传至第四代，噶尔·禄东赞长子赞悉若为苯教僧人，在《德格世德颂》中称之为“噶尔·云登吉绒”。赞悉若次子名“阿尼扎哇白”《德格世德颂》中称为“拉吉尼根布”。唐圣历年间，赞普都松芒波结（器孥悉弄）为了王室在政治上取得实权，与贵族大臣进行激烈的斗争，“他曾以‘出猎’为名，调兵消灭噶尔家族，杀其亲党二千余人，接着又下令召还镇守在青海的噶尔·钦陵。公元698年，噶尔·钦陵起兵反抗赞普，结果兵败自杀，专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噶尔家族彻底败亡”。阿尼扎哇白在这场斗争中幸以苯教徒身份免受诛戮。后携子赤松顿波避难至德格一带，遂繁衍下德格家族一支。如果以囊擦嘉为德格家族第一代祖先，那么至1950年止，一脉相传了56代。回顾德格家族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特点，一是德格家族在德格期间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氏族部落阶段，即从阿尼扎哇白（家族第三代）时起至德钦司郎绒布（家族第三十五代）时止。第二个阶段为土司政权阶段，即从博塔·扎西生根（家族第三十六代、第一世土司）时起至嘎马松（家族第四十一代、第六世土司）时止。第三个阶段为政教合一政权阶段，即从向巴彭措（家族第四十二代，第一任法王）至乌金尼麦嘎翁德钦（家族第五十三代，建国初期）时止。从第二阶段至第三阶段，土司系统一共传了二十二世。法王系统一共传任了十任。二是其家族势力由弱到强，并与宗教的结合逐步紧密，直至形成藏区封建领主制下的政教合一统治体制。三是范围逐步扩大，由最初的苯教传播到萨玛政权的建立，到以更庆寺为中心的德格土司稳固的统治，势力范围扩大到德格、石渠、白玉、邓柯、同普等地的地跨五县的康区最大的土司。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德格家族始终支持藏传佛教各教派在本地区的发展，亲自主持并经营德格印经院的创建和发展……德格文化的发展，除了德格地区僧俗民众的努力外，应该说，也浸润着德格家族的苦心经营。德格文化中心的地位无不与德格家族息息相关。

（三）藏传佛教五大教派在德格地区并存发展，为德格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自藏传佛教各教派相继传入德格地区以来也曾出现过因受西藏藏传佛教教派之间此消彼长的影响。但是，在德格历史上却从未有过教派与教派之间发生斗争或摩擦的事件发生。各教派在德格地区并存发展，相互交流的格局成为德格地区宗教发展史上的一大特征。“德格土司辖区众多的寺院、齐全的教派和较为发达的寺院经济，为德格宗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德格土司对辖区宗教的大力支持和喇嘛高僧的不断努力，促进了德格地区宗教的传播和发展；而大量珍贵的宗教典籍和宗教文物的编纂、制作、传播和保存，则是德格成为藏族宗教文化中心之一的标志”及德格地区的各教派的均衡发展，相安无事的格局是以德格土司推出五大家庙，土司家族出任法王为基础而稳固确立起来的。德格地区宗教上述格局，不仅对区内民众提供了一个相当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也为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社会条件。

（四）宗教教育的发展，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群体，他们的创造性劳动，是德格文化中心形成的基本力量
　　在德格地区的大教派寺庙中，各教派都有一些跨地区的中心寺庙和大寺庙，例如宁玛派的嘎拖寺、白玉寺、竹庆寺、协庆寺等；萨迦派的更庆寺；噶举派的八邦寺、苯波派的登青寺、满金寺；格鲁派的更沙寺、色须寺。这些寺庙大都宗教地位高，影响力大，经济实力强，都有著名的活佛系统和高僧大德。一方面吸引了其它藏区的学者来德格地区宏法与讲学，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另一方面具备了较完备的教育环境和办学条件，各大寺庙都办起了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学校。这些学校均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其中有不少学者不仅单纯精通佛学，而且至少精通其它门类学科两门以上的专长，诸如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历算、诗、词、韵、戏曲等。这里将对竹庆寺、仲萨寺的教育以及登青寺的“众壤巴”考试制度等有代表性的教育和教育制度作以下介绍。
　　1.竹庆寺经院教育
　　竹庆寺在清中叶以后，逐渐掌握了康区宁玛派的教权，数百年来高僧云集，修法讲学之风盛极一时。寺内除设扎巴学校以外。还分别设立了协日升讲学院，当清岗护法学院、登龙卡修法院、著扎修法院。供本寺及各地不同层次的僧侣攻修佛法。在教务活动之中，允许各教派乃至苯波教派的僧侣入讲学院学习显宗，戒学兼优者还可以在讲学院说法，还有资格充任该寺讲学院的堪布。密宗修法院同样允许其它教派的僧侣坐经修法。19世纪末，寺庙创立了协日升讲学院，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云集了国内外大批学者，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精通大小五明的学者，如益酉塔耶、巴珠·吞涅等，有不少佛学、历算、历史、诗学等方面的传世之作。该院成为藏区宁玛教派的最高学府。
　　2.仲萨寺“康协”
　　德格仲萨寺是萨迦派的一座著名寺庙。该寺著名大德降央钦则旺波通达大小五明，而且对新旧密乘等7种应机皆得具备，被誉为藏区四大著作家之一。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在该寺创立了“仲萨康协”，并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教学体制。从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其中著名学者多球·普美登比尼玛、德钦·却吉冷巴、萨迦赤钦·扎西仁钦、第十、第十一世司徒活佛、当龙玛仁钦、贡觉·丹巴热杰、察雅·诺门汗、理塘·强巴、霍尔空·杰哇等，现意大利东方大学终身教授南喀诺布、白垭寺白垭活佛也都出自该门。
　　3.登青寺“仲壤巴”学位制
　　登青寺是康区苯波教派建寺最早、名望最高的寺庙，也是川、甘、青等藏区苯波教派的最高学府，所以有授于僧人学位的权力。寺庙办有“办扎”吸收川、甘、青等藏区苯波教派不同层次的僧侣来寺深造，同时每年举行一次“仲壤巴”学位的考试，授予10名戒学兼优、考试合格的苯波教派僧人“仲壤巴”（又译为“众绕党”）称号。获得此学位的僧人回到寺庙后，便已具有胜任堪布的资格。由于该寺学经制度完备、严谨，故高僧辈出，为苯波教派的发展均作出过一些贡献。

（五）德格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所具备的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在德格文化中心的形成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德格地区无论从大康区的角度，或是从全藏区的视角来审视，它都处于一个较为适中的位置。这个地理位置，作为为文化中心的东西南北四方聚散服务，半径大体相差不大。同时德格地区又兼有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形态，这就决定了德格文化二元合一的格调。德格地区地处金沙江和雅砻江上游，地形复杂，既有高山峻岭，又有深陷河谷，既有广阔的草原，又有奔腾不息的江流，气候带谱多样，自然生态环境较好，故物产较为丰富。就以德格印经院为例，所需的印版、墨、纸等原料皆出自德格地区，如果没有当地的自然资源作保证，在当时藏区土司各自为政，以及落后的交通运输状态下其发展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再以藏医学为例，德格地区的藏医药事业较为发达，除了有一定数量和水平的医生外，还有就是大量产于本地区的药材才能满足药物的制造。德格地区建立数目可观的寺庙的材料来源，以及众多僧人的给养，都得仰仗于德格民众的辛勤劳动和大自然资源的暗藏。从这点上来说，德格文化的发展如果离开了当地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物质资源，应该说是举步维艰的。
　　德格文化中心的形成是以上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相对作用力的大小之别，而缺其一则不可。

　　（一）德格文化的内涵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文化，它是德格民众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总和。但由于藏区历史上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下，以及宗教在人们精神生活中所占的主导地位，所以，无不打上宗教的烙印。
　　（二）德格不仅是康区藏族文化中心，也是我国藏族文化中心之一。这是由于它对藏族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和所产生的强大的聚合力和幅射力所决定的。
　　（三）德格印经院正如它的名字那样，是藏族文化“吉祥聚慧”之所，是德格文化最集中的体现，是德格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四）德格文化中心形成的时间大致可以界定为却吉·登巴泽仁执政时期。这个文化圈中不同文化个体，其形成时间则有先有后。
　　（五）对于德格文化，应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使之为藏族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