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她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大学，也是近现代中国最早创办的几所大学之一。在历史上经历了几次的分分合合和“众水归流”，在本世纪90年代初期又实现了原四川大学与成都科技大学两所部属重点高校的"强强合并",揭开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纵观其百年历史发展,它始终与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发展息息相关，产生的影响巨大而独特。

源头活水 泽盖古今
　　四川大学植根于古老的巴蜀大地，是灿烂的中华文明尤其是人文深厚的巴蜀文化与近现代西方优秀文化结合的产物。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四川大学师生主要参与发掘出的川西三星堆文化遗址和川东大溪文化遗址表现了巴蜀文化的悠远和深厚。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巴蜀经济、文化就已相当发达。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率众凿离堆，修建都江堰，使成都平原变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汉景帝末年到汉武帝初年的蜀郡太守文翁，兴办“石室学官”，化民陈俗，开郡县（地方）官学的先河，以至汉武帝高度重视，下诏“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官”。时有“蜀学比齐鲁”之誉，不仅使巴蜀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座高峰，而且泽溉千古，开启蜀学的良好传统，培育无数栋梁之材。自汉以来，文翁之教历世不衰，可谓“锦江春色来天地，石室文风烁古今”。到了清代，在石室遗址上建立的锦江书院，在经过了近200年的风雨后，终于成为四川大学的一个主要历史渊源。
　　锦江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奉旨建立的，其初衷是“继石室风流于无穷”，康、雍之下，“为四川书院之首，桂枝宏崇，它无以比，名师较多，人才辈出”，是全国22家最著名的大书院之一，以“石室云霞思古梦，锦江风雨读书灯”相标榜。清代大学者李调元和戊戌变法殉难的六君子之一的刘光弟，都是书院的学生。
　　锦江书院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办学日久生弊，且主要学习制式八股诗文，为科举服务，不可避免的要落后于时代。时隔不久，洋务派首领、四川学政张之洞同治十三年（1874年）创办的、以贯彻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的尊经书院应时崛起。
　　尊经书院也标榜上承文翁的遗教，与锦江书院同属全国最高学府。但与锦江书院的不同之处是不课制艺八股，专习儒家经典，山长（院长）王运的“经世致用”学说，经其弟子廖平、宋育仁等衍化为托古改制思潮，为康、梁戊戌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及至维新派先锋宋育仁掌院，更提出了增设天文、地理、算术、格致等近现代自然科学学科即“声、光、电、化、格致之学也”的主张，打破了近代四川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闭塞状况，促进了知识界的变革，培养了许多对近代四川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才，“一时人文蔚起”，“蜀学勃兴”。其著名人物有：在戊戌变法中壮烈殉难的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弟；曾任驻英、法、意公使衔参赞的维新派先锋宋育仁；为康、梁变法提供理论依据的蜀学泰斗廖平；炸死宗社党党首的良弼、迫使清帝退位的民国大将军彭家珍；清代唯一的川籍状元、曾任京师大学堂副监督的骆成骧；领袖群伦、发动、发动保路运动的吴玉章、张澜、罗纶、蒲殿俊、尹昌衡；宣传新文化、“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以及近代四川地区著名大学者吴之英、张森楷、颜楷、邵从恩、顾印愚、林思进、傅增湘、方鹤斋、徐炯、刘咸等。
　　锦江、尊经两书院后并入四川大学堂。两书院尤其是尊经书院，以悠久的办学经验，严谨的学风，精研的传统，深厚的功底，奠定了四川大学良好的校风学风、深厚的文史传统优势。

筚路蓝缕 创建基业
　　作为近、现代高等学校的的四川大学，肇始于1896年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讲求时务的人们，多主张变法自强，以抵御列强的欺凌，“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出现了办洋务、兴西学的洋务运动。特别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方一败涂地，朝野震动，咸感兴学救国刻不容缓。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北自强学堂、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西学学堂相继诞生。四川总督卢传霖也奉光绪特旨和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移文，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八（1896年6月18日）创办了四川中西学堂，聘请英、法教习，“分课华文、西文、算学”，这是洋务运动在四川文化教育方面沟通中西交流、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产物，是四川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也是西南地区最早的近代高等学校。
　　四川中西学堂体现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它是四川当时唯一的省级新式学堂，以培养“通达时务之才”为目标，专业设置文理兼备，有英法文科、算术科，课程大量安排近代自然科学，据章程规定和学生成绩册显示，有12类26门之多。教学上采用当时流行的赫尔巴特教学法，分科分班授课，要求读满学分。学生毕业后由督宪分发中学堂任教或留洋，体现了传统的书院与近代新学的交汇，标志着四川近代高等教育的的产生。
　　四川中西学堂有6年历史，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办学有成，清廷军机处曾据光绪帝朱批，通报全国，专咨各省“择要仿行”，维新派先锋谭嗣同办的湖南时务学堂即在章程中公开表示“照四川中西学堂惯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废书院，兴学堂”，进行学制改革。3月，四川总督奎俊奉光绪“着即督饬认真举办，务收实效”朱批，将四川中西学堂与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合并为四川大学堂，12月又奉诏改称四川高等学堂。这是一所总结四川中西学堂办学经验，借鉴日本办学模式，仿照京师大学堂成例而设的全川最高学府，既是新式学堂，又是教育管理机构，一度代行四川教育主管部门职权。她是近代中国西南地区第一所包含文、理、师范、医学、体育多科性的综合大学堂，第一任总理（校长）为赫赫有名的翰林院编修、学部二等咨议官、华阳人胡峻，学堂大门的一幅对联“考四海以为隽，纬群龙之所经”，体现了其宏大的气魄和特色的抱负。这个学堂培养了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如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元帅，大文豪郭沫若，辛亥革命时期首倡起义者之一、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张培爵，中国第一位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获得者张颐，以及与李大钊等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后取得了德国波恩大学音乐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现代音乐奠基人的王光祈，法国国家物理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我国著名生物学家、被公开认为研究肠腔动物的鼻祖及著名教育家、翻译家、政论家、诗人的周太玄，被誉为真正做到“儒、释、道”三通的蒙文通，被誉为“中国的左拉”、以小说《死水微澜》等写出“小说的民国史”、小说的《华阳国志》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李吉力人，中国第一个获得德国葛庭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第一个与爱因斯坦探讨<<相对论>>的著名数学家魏时珍等著名人士。辛亥革命时期,学堂是同盟会的重要据点,保路运动的中坚,师生为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

众水汇流 名校鼎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学制改革公布后,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体制逐步确立,为适应省内外新式中学堂对师资的急需和实业的发展,四川师范学堂（1905年）和五大专门学堂：四川法政学堂（1906年）、四川农业学堂（1906年）、四川外国语学堂（1906年）、四川工业学堂（1908年）、四川考古学堂（1910年）应运而生，分别设立优级师范、简易师范、法律、英法文、农、林、蚕桑、采矿冶金、机械、应用化学、经学、史学、词章等专业门（科），他们和四川高等学堂一起，构成清代末四川高等教育的阵容。这些学校，都众水归流，归入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再统统归入国立四川大学。这些大学专业涵盖了文、理、工、农、外语、师范七大领域，构建了四川大学早期十分雄厚的基础。
　　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体制，也给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1912年和1922年两次新学制改革，形成了四川全省高校大规模的兴废分合，也促进了川大作为全省最高学府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学堂改为学校，四川高等学堂改为四川高等学校，五大专门学堂改称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15年全国实行大学区制，全国分六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设高师1所，为所在六学区的首校。于是，四川高等学校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于1916年合并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这是川大冠名“国立”之始，它与其他五大国立高师：北京高师（北师大前身）、南京高师（南京大学前身）、广东高师（中山大学前身）、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沈阳高师（东北大学前身）并列，独步中国西部，成为五四时代最有名的几所国立大学之一。
　　以国立成都高师为主，包括五大专门学校，由于其特殊地位和影响，成为五四运动在四川的策源地。五四时期，学校出了个“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深刻批判旧礼教、旧思想、旧道德，“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学校师生在四川率先发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大办传播新思潮的进步刊物《星期日》、《四川学生潮》等，涌现了张秀熟、袁诗饶、巴金这样的学生领袖人物，集中了像王右木、恽代英、吴玉章、杨訚公、童庸生这样一批革命先驱，他们以学校为基础，组织读书会，办革命刊物宣传马列思想，创建了四川地区最早的中共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使学校成为传播革命火种的据点。
　　1922年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借鉴发达国家办大学的模式，完善高校的体制，改部分高等学校为大学。1926年，国民政府批准国立成都高师一部分独立成为国立成都大学，由张澜任校长，搬回南校场。校内也改科为系，教师职称分教授、副教授、讲师三级。同年高师另一部分也改称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次年五大专门学校合并为公立四川大学，完成了众水汇流的第一步。
　　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各有特色，尤以张澜掌校的国立成都大学为甚。该校成立时设文理法三个学院11个系。张澜效仿蔡元培办北大的方针，主张民主办校，学术自由，提出“打开夔门，广延名师”，许多“学术宿儒”、思想新潮人士，均归到它的麾下；外籍教师包括美、英、法、日、德、意、加等国籍，最多时达30余人，短短几年，即在当时全国的国立大学中脱颖而出，卓有声誉。时值大革命时期，校内进步师生在它的支持下，思想活跃，革命气氛很浓，一时成为“西南一代传播革命种子的园地”。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曾经过吴玉章首先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的改造，被誉为“民主堡垒”、“进步势力大本营”。成立国立师大时设文、理、教育三个学院11个系，两个专修科。公立四川大学办学思想独特，以教学“专”“深”而闻名，有“大师作范，群士响风，若长卿之为师，张宽之施教，蜀才之盛，著于一时”之誉。学校设文、理、法、工、农5个学院19个系。后人记述说，其“文学院院长向楚教授对说文、音韵、尔雅、八代诗、三唐诗、唐宋散文、桐城古文、文学史、无不有其独到之见，与老、庄、荀三书，尤为烂熟，全国统考大学，国文试题，多命自川大，多出向楚之手。“川大中文系至今尤甲于海内外，此先生之卓识也”。
　　经过吴玉章、张澜等的艰辛开拓，川大这所名牌大学的基础更加坚实。但是三所大学呈鼎立之势，造成院系重复，师资短缺，经费困难，力量分散，加之1928年公布的《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的每省只设国立大学一所的规定。经过反复酝酿，加上其它原因，终于促成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于1931年11月9日正式合并组建为国立四川大学。
　　于是，众水汇流后，独步西南的国立四川大学这样一所世纪名校，终于铸成了。

峥嵘岁月 铸造丰碑
　　1931年由三所大学合并的国立四川大学，在四川大学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大事。通过这次合作，四川大学设文、理、法、教育4个学院，有中文、英文、史学、政治、法律、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教育11个系以及体育、艺术两个专修科，成为国内最有名的13所国立大学之一，且规模、实力位居前列。但当时四川深陷军阀混战的泥潭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川大办学经费既少，又常无保障，有国立之名，少国立之实。全校师生员工在军阀混战的夹缝中奋力争扎，艰苦敬业。
　　1935年1月四川军阀混战结束，同年8月，国民政府任命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华文化基金会干事长任鸿隽为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此前曾任过教育部专门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他认为四川大学极为重要，早在1919年他就曾提出过建立现代化名牌大学的四川大学的计划，他“夙志是想办一个理想的大学“，因而他婉拒当炙手可热的中央大学校长而欣然到四川大学，他到川大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出川大必须尽快实现“国立化”和“现代化”，完成三个使命：第一，要输入世界的智识；第二：要建设西南的文化中心；第三：要担负民族复兴的责任。这也是他独特的办学思想和办学主张。他下决心要把川大办成规模宏大、师资雄厚、设备齐全、水平一流的综合大学──“在黄河、扬子江两水的上游广大地方，建设一个能成为文化策源地的综合大学.”它为川大革新和发展全力奋斗,利用各种关系,广延名师,从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聘请到大批有真才实学的著名学者.她打破学校招收新生以四川为主,兼顾云、贵、康、藏、陕、甘、青的局限,面向全国广罗人才,并使川大成为全国大学中较早招收研究生的学府之一.同时大力推行教学改革,发展学术社团,活跃学术空气,把学校办的生气勃勃.学校由位居市中心的明代旧王宫迁到望江楼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