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5日至10日，由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美国波士顿大学宗教系、香港圆玄学院联合主办的“道教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城山脚下的青青园宾馆成功举行，来自海内外一百多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八十余篇，共有七十多位学者做了主题发言。
　　从论文内容及发言记录来看，本次研讨会显示，国际道教研究正在不断走向深入，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和热点正在被开拓和发掘，并由此形成了很多新观点和新成果。综合而言，与会学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道教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进行了分析探讨和交流沟通。
　　首先，区域性道教研究开始得到重视。在这方面，卿希泰教授所做的《道教在巴蜀初探》主题发言首先进行了探讨，他从四个方面详细探讨了道教与四川的关系问题：1、古老的巴蜀文化是道教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2、在道教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巴蜀地区既是早期道教五斗米道的发源地，又是他们先后两次在这里建立政治实践的重要根据地；3、蜀中的许多神仙传说和神仙故事，均为道教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4、从古至今，蜀中的高道和道教学者不断涌现，许多外地出生的高道和道教学者也云集在巴蜀地区传道和著书立说，从而使巴蜀地区成为道教人才的荟萃之所，对促进道教思想理论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卿希泰教授指出，21世纪，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将更为密切，而作为东方文化瑰宝的道教文化，其中蕴涵了许多的合理思想，它可以纠正西方文化中的严重失误，因此可以为全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丁培仁教授所做的《关于四川道教的研究》的主题发言主要梳理了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四川地区道教研究的整体情况。蔡华副教授根据本人到巍山彝区的调查资料写成的《道教在巍山彝区的传播与发展》一文，探讨了巍山彝区道教的传播以及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的交融。作为彝族南诏国的发祥地，巍山在南诏统治时期以及以后的一千多年里的历史长河中深受道教影响，无论在彝族宗教体系上，还是在道教宫观里都能体味到两种文化的交融。道教丰富了彝族宗教信仰的内容，道教在传播中又吸收了彝族的传统文化，为道教能在巍山彝区长久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梅莉博士《明清时期真武诞节的地理分布》一文，对道教信奉的真武大帝的诞节情况进行了整理，真武诞节是纪念真武帝的道教节日，出现于宋代。明清时期，随着道教的世俗化，逐渐成为民间节日。该文主要利用方志资料，对明清时期的华北、华东、华南、中南、西南、西北、东北七大区域庆贺真武诞节的情形进行了统计，反映出今云南、广东、山西、河北、广西、河南等地真武信仰兴盛，台湾、湖北、山东、陕西、江浙等地亦较为流行的基本情况。黄海德教授对台湾道教的历史、现状及其宗教特征，佟洵教授对北京地区的道教宫观分别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介绍。在这方面提供文章的还有段玉明教授、尹志华博士等，道教思想驳杂多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各地区、各异质文化的内容，显示出道教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因此也使道教文化具有了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些文章说明，道教的区域性特点问题正在引起学界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处于起步阶段。
　　其次，对道教理论的现代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思考和发挥。本次研讨会这方面的文章比较多，这无疑与研讨会“道教与当代世界”的主题有关。牟钟鉴教授的论文《道教生命学浅议──从陈撄宁的仙学谈起》认为，中国道教的养生学，兼信仰、哲学、科学而有之，是东方特有的生命学，与西方生命科学互有长短，可以共同为克服人类的生命危机做出贡献，他以陈撄宁的仙学思想为切入点，详细探讨了道教生命学的重要内容。胡孚琛教授以“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化──再论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为题，认为新道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重构，新道学战略是21世纪人类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陈慎庆教授以《向现代社会转型：香港啬色园的个案研究》为题，探讨了香港啬色园如何从传统道坛转变为现代的宗教慈善团体，并且通过提供各种慈惠救济、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从而参与香港社会的发展。认为中国宗教组织应该重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在社会功能，即创造社会资本和建构公民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任务。吕锡琛教授的《论道教心性修炼的心理调治功能》一文认为，在人类心理学发展史上，道家和道教较早、较全面地认识到心性修炼对于保持身心健康、提高生命质量、发展整体素质的重要作用。作为道教宗教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心性修炼在很大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训练、心理调治和心理保健活动，该文结合西方现代的人本心理学、认知疗法等心理学理论对道教心性修炼进行了梳理与现代阐释，阐发了道教心性修炼所具备的心理优化功能、心理调节功能和认知治疗功能等。游子安教授的《功过格的特点、流通及其现代意义》一文在详细探讨了道教功过格的源流、流通及内容特点后，认为功过格这类善书既是研究道教伦理思想的重要资料，如积善成仙和功过奖惩的做法在道教团体仍见实践；功过格也有助于了解宋明以来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海外学者Kim Sung-Hae、Komjathy Loui、Miller James、Nadeau Randall等人也分别就道教的环境伦理思想、道教与当代心理学的比较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道教的许多合理因素都对我们当代社会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另外，余孝恒教授的《道教生态人文思想与川西山区保护开发》，唐诚清道长的《道教与和平》都从实际工作入手，讨论了道教文化在当代世界的重大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些都无疑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第三，从道教史的角度，对一些新的领域进行了挖掘和整理。这方面的文章较多，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首先是道教思想与儒、佛思想的比较研究，李刚教授以《成玄英对儒学的价值评判》为题，详细分析了著名道士成玄英对儒学的否定态度，李刚教授指出，成玄英对儒学官本位的人生哲学和仁义礼法的道德规范的危害性、虚伪性，予以了充分的揭露，对儒学人性论给予人的真实本性的残害，也作了无情控诉，而在处世的态度上却主张对儒学圆融方法的妥协，即外表和同而内心独立，这其实是成玄英为了更好地保护“真我”不受侵犯的一种方便法门。Kohn Livia 在其论文《道教戒律：继承与变迁》中认真比较了全真教的初真戒、中极戒和天仙大戒的内容，认为前二者明显是对道教早期戒律的继承，而在天仙大戒里面，则可以看到佛教戒律的巨大影响，与道教的传统戒律相比，天仙大戒的内容出现了很大的改变。孔令宏教授在《道教与魏晋玄学的关系》一文认为道教与魏晋玄学的关系如何，关系到道教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元康时期之前，虽然道教的一些因素已经对玄学有一定的影响，但相比之下，玄学对道教的影响更大一些，但不可忽视的是，阮籍、嵇康的思想已经深受道教的影响。元康时期之后，道教对玄学的影响增大的同时，玄学对道教的影响也增大了，二者在相与激荡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张湛等学者还自觉地进行了融汇玄学与道教的工作。总之，玄学与道教有诸多相通、共同之处，又有诸多差异而可互为补充之处，这使得二者能够相互影响，共同发展。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哲学。Suzanne Cahill教授的《晚唐仙传中的反佛争论：杜光庭的“墉城集仙录”》一文详细探讨了杜光庭的反佛思想，指出杜光庭运用不同的方法，从各个角度对佛教的语言、崇拜偶像、道德标准和佛教思想进行了批判，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朝廷的支持，以使道教获得宗教的正统地位和财源保证。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道教联合儒家反佛的一些基本情况。Davis Edward等教授也在这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其次是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和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王卡教授在《敦煌地区的道教行事》一文中，大量运用敦煌文献，详尽探讨了敦煌地区道教写经造像及讲经文、敦煌地区道教的斋醮法事、等基本情况，认为敦煌地区的道教行事，一方面受中原地区道教教义教规和汉族传统礼俗的影响，也有某些地方特色。特别是在与唐、宋王朝相对隔绝的归义军时期，当地的道教仪式、法术等活动，与唐前期及后来中原地区的正统道教有更多区别。但总体上看还是保持了唐宋道教的文化传统，甚至有些在现存《道藏》中已缺失记载的唐代道教行事，因敦煌道经及文书的发现而被重新了解。如张勋燎教授所介绍的即将面市的《道教考古》著作，白彬副教授的《中国南方地区唐以前道教人士墓研究》、李远国教授《重庆大足石刻三皇洞道教石刻的题材及其历史价值再探》、以及海外学者柏夷、Andersen Poul、Hsieh Shu-wei、karetzky patricia等人提供的文章，均大量使用考古材料和出土文献，结合原有文献资料，推进了道教史的深入研究。王育成教授的《六朝道教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一文认为，雕版印刷术的起源与道教法印有着直接的关系，雕版印刷术经历了从印章向印刷演变的过程，它在道教系统内经过了印章的捺印、玉印玉版的吹印和道经的雕版印纸的产生变化过程，在年代上要比现今流行的隋代或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说早，因此，可以认为，雕版印刷术是六朝时期道教发明的。盖建民教授的论文《农道合修──一个被遗忘的研究领域》认为，从逻辑上分析，道教“重生”必然导致“贵农”，农耕之道也是道教孜孜以求的自然之道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农耕之道的探索也就成为道教徒奉道体现和求道证道的一个途径；道门奉行“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的教戒，这一宗教伦理有助于强化道教与农学的关系；宗教的发展与宗教自身的寺院经济实力有密切关系，力耕自养、农道合修则一方面可以解决道众的生计，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农桑之业来扩大宫观经济实力，为道教实现济世度人的宗教关怀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进而为巩固发展教团组织提供恒久动力；道教信徒多来自农家子弟，自幼对农桑之业耳熟能详，具备农道合修的基础和条件。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道教典籍中本身就有“农道”一词的专门用法；道教中一直存在着“农道合修”、农道并举的潜流与传统。张道陵创立的道派之所以被史书称之为“五斗米道”，也与道教尚农道风有某种关系。道门中有不少名士高道本着出世而不离世的宗教精神，对事关民生大事的农桑技艺也表现出异常的兴趣，在农学领域中有着不俗的表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农学思想。钟国发教授的《三洞四辅判教体系与唐朝道教统一体》一文认为，南北朝隋唐道教曾经有过空前绝后的统一模式，以三洞四辅判教体系为指导的经戒法箓等级体系维持着道教统一体。唐朝道教原则上不存在自外于这一体系的宗派。唐末五代社会开始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宋朝道教又重现派系分立局面。这方面的文章还有来自韩国的朴卿希所提出的《从目录学的角度看道教》一文，上述选题都非常新颖，这说明关于道教的研究领域，还有很多的空白等待学者们去涉足。
　　再次是对道教思想的研究趋向深化。罗中枢教授的《论葛洪的修道思想和方法》认为，葛洪通过论证“神仙存在，仙可学致”、阐述“形神相卫，内修外攘”和宣扬“立玄为本，思神守一”等理论，将早期道教的神仙信仰理论化、系统化，创立了道教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神哲学形态。通过葛洪的努力，道教的基本教义完成了从“致太平”到“求成仙”的过渡，道教追求肉体飞升、不死成仙的基本理论特征也得以完成。葛洪的修道思想和方法高扬生命的主体性原则，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涉及到很多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和在医学、药学、养生学、化学等方面很有价值的东西。张骥博士的《化乃天地之自然：葛洪的炼丹理论》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来探讨葛洪的炼丹理论“变化乃天地之自然”，并提出，不同与西方哲学“现象可变本体不变”的二元思想，该理论点明了“天地变化乃本体变化”的哲学命题。以变化这个哲学概念为主线，他首先简要地区别了以柏拉图和葛洪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和道教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差异。西方哲学用“不变论变”的思想轨迹起源于帕梅尼德的存在Being/非存在not-Being（有/无）的本体两分法，柏拉图进一步提出哲学的认识对象是理念 Forms──不变真理的本体──同时否定变化现象具有任何本体的价值。其思想体系中的三大组成部分──宇宙创造，理念永恒，灵魂不灭──都试图建立非物质非变化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来解释天地之千变万化。与柏拉图不同，葛洪从玄道观一开始就以“变”论“变”。宇宙生成，自然变化，和生命改变都是本体变化的客观现象。道本体变化在天地人三大范畴中的表现是生机，其中的可变性和不变性不是逻辑上的对立，而是本体上的辩证统一。其次，张骥主要论述了学术界“以化学讲炼丹”的理论缺陷。在炼丹中识道守一的认识论并非局限于丹砂的化学变化，而通过丹炉这个认识窗口来探索玄道在宇宙中的演变。炼丹是对“变化乃天地之自然”这个本体变化论的实践性论证；炼其象合其本，观变化悟玄理；追求目标是合自然之变化，还虚无之本源。化学本质上并没有脱离西方“现象可变本体不变”的思想惯性，化学变化论始终是在(Aristotle的物质性)元素不变和(Plato的理念性)规律不变这条哲学双轨线上延伸。没有本体变化这个大前提，1化学能够对丹砂作无机变化的单独解释，但不能综合把握宇宙，自然，生命之间的有机关联，乃至不能联想三者的本体的统一。2炼丹中提出的金丹乃“变化和生命”的统一，这是西方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才提出的哲学命题。3炼丹中的“转”模拟了宇宙生命的演变，其中道本变化是宇宙变化的内在动因和本体连续性。这个本体连续性超出了化学的范畴，但正是物理学所提出的能量不灭。虽然葛洪没有生活在以科学实践和逻辑论证为主导思维方式的现代社会中，但是他的炼丹术不仅透视了化学的局限，更重要的是“变化乃天地之自然”努力为自然哲学的变化论和人文哲学的本体论建立一个哲学的桥梁。潘显一教授的论文《审美：从美学判断到宗教判断》认为，在先秦道家到葛洪神仙道教之间，其美学思想有个宗教化的逐渐转化过程，汉代的《河上公章句》、《想尔注》、《太平经》的美学死刑，如反“感性”的审美观、反具象的“道美”说、反“浮华”的文艺论，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转化。杨玉辉教授的《道教内丹学的人体学原理探讨》及郑庆云博士、袁康就博士、陈霞教授、张崇富博士等及海外学者Hudson Clarke、Komjathy Loui、Fan Tingwe、Eskildsen Stephen、Birdwhistell Joanne等人也分别就这一领域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综合而言，本次“道教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世界各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互相借鉴、互相交流的机会，会议展示了国际道教研究的一些新动向，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这对促进国际道教文化研究水平的提高，相信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本次国际学术研究会的召开，得到了中国道教协会、成都市人民政府、四川省道教协会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成都市副市长邓全忠，香港道教联合会主席汤伟奇，法中友好协会会长范华等嘉宾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并致辞祝贺。

编者按
　　李小光，男，生于1971年，宗教学博士，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后，已出版学术专著《生死超越与人间关怀》及学术论文多篇，现供职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我随张明心道长从建福宫出来，搭小巴车到玉带山庄外的路口下，也许是司机认识道长、也许是路途很近，反正没有给钱。然后步行到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在地──位于环山路19号的青青园宾馆。

　　今天下午在“道教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见到的人员还有：青城山的上清宫的郑信清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