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的兴起
　　巴是一支古老的民族，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巴人与周人同为姬姓，上古时活动居息在汉水上游一带。殷商时期，巴人曾与殷王朝发生激烈战争，后被殷王武丁制服，成为殷商西部的边畿国家。殷代末年，巴人军队随同周武王伐纣，英勇善战，还在阵上前歌后舞，致使纣王军队纷纷倒戈，对于覆灭殷王朝起了重要作用。西周初年，巴由周王室册封为诸侯，镇抚南国，成为周王朝在汉水上游的一个大国。春秋时代，巴国企图越汉水而东，与楚国发生激烈争夺，终为楚国所败，于春秋末叶辗转南下，进入四川东部和重庆地区，重建巴子国。
　　蜀国君主据传是帝颛顼的后代支庶。古蜀族由三个古族融合而成，即是蚕丛氏、柏濩和鱼凫氏。蚕丛氏鱼凫氏来源于夏商之际的岷江上游，其文化与轩辕黄帝、颛顼有关。柏濩氏大约是四川盆地的土著民族。这三支古族，在夏商之际由于部落征服战争而达到融合，鱼凫王朝的建立则标志着四川盆地最古老的君主专制政体的产生，此即古蜀王国。古蜀王国曾与商王朝发生或和或战的多种关系，殷末协助周武王灭商，周初成为西周封国。西周时代，蜀王国君为杜宇，又称望帝，建都郫（今郫县）。杜宇致力于耕战，蜀国实力大幅度上升，开疆拓土，北达汉中，南至宜宾，东越涪水，西抵青衣江，成为西南泱泱大国。春秋初叶，来自长江中游荆地的鳖灵，借蜀中治水之机，逐走杜宇，自立为蜀王，号开明。开明王朝继续扩张势力范围，国力雄厚，一度东伐楚国，并与西秦顽强抗争。开明氏曾先后在成都附近建立都城，战国初，始建都成都。此后，成都成为全蜀的政治文化中心。巴蜀两国均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和政治制度。比较而言，蜀国的职官和礼乐制度更为详备，巴国的血缘色彩则浓厚得多。在巴蜀境内，居息着众多的古族，这些古族主要属于氐羌、濮、越氏族的不同支系，其社会发展程度较浅，文化进程高低不一。

巴蜀与楚、秦、滇的关系
　　巴、蜀两国早在西周时期便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巴地的稻作农业便是由蜀文化区传播而至的。两国之间在战国时代存在和战关系，文化上则交流密切，出现合流的趋势。巴与楚曾在春秋时代结成政治军事同盟，扫荡江汉平原小国。春秋末同盟破裂，两国反目相攻，巴遂退入川东和重庆地区。但巴、楚王族之间的婚媾关系则一直存在。蜀与秦在春秋初叶即发生了商业关系。战国前期，两国为争夺汉中南郑，展开了长达65年的战争，以蜀固守南郑而告终。蜀与滇早在商代便发生了铜锡铅交易。西周时，蜀的势力范围伸入云南。春秋战国时，蜀文化对滇文化发生了较大影响，滇文化的青铜农具亦对蜀文化有所影响。

巴蜀的衰亡
　　公元前316年，巴、蜀战争风云再起，蜀王率大军攻巴。巴王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师伐蜀，蜀王迎战于葭萌（今广元市的昭化），败绩，后为秦军追杀，秦遂灭蜀。同年冬，张仪移师东伐巴国，虏获巴王，巴国遂灭。

巴蜀的农业和畜牧业
　　巴人早期以善射猎著称，西周以后，受蜀人稻作农业的影响，始力于农耕。巴地的农业发展极不平衡，川东山间河岸有嘉谷，山区尤其峡谷却以种植燕麦为主。不过，巴人酿造的酒却富盛名，“巴乡清”是其中的佳品。除农业外，巴人中的板楯蛮长期以狩猎为生，世人称之为“白虎夷王”。蜀人是一支农业民族。在商周之际，成都平原大力推行栽培农业，稻作农业尤为发达，史称盛产“膏黍，膏稻，膏菽，膏稷”。战国时成为中国著名的产粮区。蜀人的农业与水利的兴建密不可分。早在史前时代，川西平原蜀人就有治水的优良传统。春秋时，开明治水，凿玉垒山，分引岷江水入沱江，减轻岷江山洪暴发对成都平原的危害，促进了成都平原稻作农业的发展和繁荣。先秦四川的畜牧业主要集中在川西北和川西南，驯养各种动物，尤出名马、牛、羊。

巴蜀的手工业
　　巴蜀拥有发达的青铜铸造业。早在商代中叶，蜀国就已进入灿烂的青铜时代。1986年在蜀国故都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大型青铜雕像群，有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神树及各种动物雕像，总重量达1吨以上。不论在铸造工艺技术，合金成分，还是在风格面貌上，都与中原有别，说明了蜀国的青铜文化是自成体系发展起来的。巴蜀拥有发达的竹、木漆器业，多数考古遗存中都发现大量漆器，有的还刻有文字和符号。资料表明，成都是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上游最大的漆器制造中心。四川富于各种矿产资源。在巴蜀时期，金、银、铜、锡、丹砂碧玉等资源，被制成各种器物，得到了广泛的开发和利用。巴蜀以纺织业的兴盛闻名海内。蜀人生产的蜀锦，自古称奇，花纹繁缛，品种多样。巴人生产的cong（阴平，“宗”下加“贝”）布，则是向王朝交纳的贡品之一。

巴蜀的城市与商业
　　川西平原发达的经济，促进了蜀国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商代的蜀都，面积达到2.6km²，人口约8万。蜀都以高墙围绕，城内的宗教圣区、宫殿区、生活区、作坊区，井然有序。成都也是商代发展起来的一座早期城市，拥有宫殿区、作坊区、生活区和礼仪中心。但成都在当时还只是受蜀王都制约的次级城市。春秋战国时代，成都的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形成若干市场，还出现了青羊肆等以类划分的市肆。开明王朝建都成都后，成都的商业更趋繁荣，人口达到20多万，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都市。商代的蜀都和春秋战国时代的成都，还发挥着国际贸易的功能。商代以海贝为媒介同南亚、东南亚进行贸易，西周以后则以黄金宝石和丝绸为对外贸易的大宗。这些使成都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西南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川东巴国的城市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兼具政治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多种功能，其发展步伐比川西平原蜀国城市缓慢。

巴蜀的交通
　　四川盆地水道众多，长江水系为巴蜀的内外交通提供了舟楫之利。陆路则向北有褒斜道，向南有牦牛道，为巴蜀北上中原、南下南中提供了便利。由成都经由凉山地区达于云南而后入缅、印的“蜀身毒道”，开辟于商周时代。蜀人通过这条古道，出入往来于缅、印地区，在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这条古道，便是后来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

巴蜀的语言和文字
　　巴蜀人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的分支。古巴人语言中，含有苗瑶语族的成分。古蜀人语言被中原人称为“左言”，与华语不同。巴蜀在商周时代即发明了象形文字，这类文字常被巴蜀人刻在青铜兵器上。战国时代，巴蜀人还使用一种与汉语古文字不同的方块表意字。这两种文字，目前均未被解读。

巴蜀的神话、宗教和巫术
　　巴蜀地区有着悠久而丰富的神话、传说和传奇。神话有自然神话和社会神话两类。自然神话主要有异形怪兽、异形植物等内容。社会神话则包括民族起源、迁徙、战争和英雄神话等内容。蜀王蚕丛、杜宇和开明，在川西平原的起源神话中，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川东和长江三峡巴地的神话，则以射杀白虎以及女性豪侠为重要主题，充满神秘色彩。巴蜀神话对于后来楚国辞赋的兴起起到了孳乳浸润的作用。巴蜀宗教主要表现为各种崇拜形式。在川西平原蜀地，先后发生祖先崇拜，众帝崇拜和大石崇拜。在川东和峡江地区，则有白虎崇拜、神女崇拜和巫崇拜。川西平原蜀人和川东巴人使用龟甲兽骨占卜。蜀人还时常举行大型宗教仪式，用巫术实现与神际的交接。

巴蜀的艺术、哲学和科学
　　巴蜀艺术丰富多彩，绚丽夺目。商代蜀人有大型青铜雕像群，造型奇丽，巧夺天工，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巴蜀青铜器艺术以各种深浅浮雕、浅刻、嵌错金银丝为特色，纹饰繁缛华丽，动物图像栩栩如生。成都百花潭出土的一件战国铜壶，器体纹饰分成采桑、宴饮、射弋、水陆攻战等连续画面，人物体态逼真，动作惟妙惟肖，堪称青铜艺术的精品。巴蜀的织锦艺术和漆器艺术十分有名。织锦色彩斑斓艳丽，称为“奇锦”。漆器上的彩绘则多以神话为主题，与楚漆有异曲同工之妙。巴人创制的“巴渝舞”，在中国舞蹈史上是常论不衰的主题之一。这种舞蹈为武舞，来源于巴人的战舞，气势雄壮，声威凌人。殷末，巴人随周武王伐纣，就是载歌载舞，为周师冲锋陷阵，一鼓作气打败殷纣王军队的。巴渝舞在汉初由刘邦移入宫廷，唐以后从宫廷舞蹈的阵容中消失，而在民间却长期流传着。蜀中哲学较早受到道家的影响。老子所著《道德经》，在春秋末叶传入蜀地，对川西平原道学的兴起起到了发蒙作用。川东也流行道家思想，著名道学家鶡冠子，就是川东巴人。巴蜀科学主要体现为各种物质文化形式和制作技术，如金属工艺技术、制玉术、酿造术、建筑术，以及力学、几何学、算学、天文星象学等。遗憾的是，这些科学技术均未以文献形式流传下来。

三峡考古：给巴蜀文化一个清晰面目
　　2002-11-6日，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导流明渠胜利截流。与三峡截流同样受到世人关注的，是三峡考古及文物保护、抢救工程。
　　三峡工程启动后，国家划拨10亿元考古专项资金，近3年来，我国20多个省市近百支考古队伍云集三峡，他们在纵深660km库区的120多个考古工地，完成了按常规需要4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工地。就在截流当天，三峡文物抢救规划办公室同时宣布：三峡文物抢救决战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勘探总面积达到500多万m²，完成规划发掘任务的文物点50余个，出土珍贵文物6,000多件，一般文物5万多件。
　　有专家发表评论认为，长江三峡考古最大的胜利是给了巴蜀文化一个完整清晰面目。
　　长期以来，“中原文化扩散说”随着1950年代黄河流域考古的重大突破成为我国文化历史新说。1986年，四川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发现与上万件高品位文物的出土，首次打破了“中原文化扩散说”。长江三峡考古的重大突破再次生动地证明长江流域的文明与古蜀文化的辉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认为，整个三峡地区考古文化编年逐步廓清，这一区域的文化研究得到了填补。在三峡考古现场，发现了距今4,000～7,500年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获取了一批探索古代巴蜀文化起源、分布以及巴蜀内在规定性与区别楚文化关系的重要资料，对汉、唐时期巴蜀在三峡地区的文化遗存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对巫山县204万年前的龙骨坡遗址的发掘及“巫山人”的问世，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著名历史学家、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庭湘教授用“三峡考古的重大突破就是巴蜀文化线索的完整化”来评述这次世纪考古大决战。他认为，与黄河流域业已发现和确立的几十个考古学文化相比，长江三峡几乎还是一片处女地，目前仅有巫山大溪、宜昌中堡岛等屈指可数的文化遗存为人所知，而且研究的深度远远不够。陈的看法是，长江流域近些年成为黄河流域一样的中国文明发源地的考古成果中，巴蜀文化显然是一个进入长江流域研究的路径。三峡考古成果证实了陈教授的看法，在上万件发掘的文物中，充分证明三峡库区在新石器时代及更早期已经成为长江中游的一条重要文化走廊，特别在忠县哨棚嘴文化遗存中，表明巴蜀先民早在峡江地区打通了与楚文化、中原文化交融的重要通道。
　　蜀人习文，巴人骁勇是对巴蜀先民地域性格的粗疏划分，但对巴人的具体情况，人们一直无从知晓，成为中国历史，特别是巴蜀文化的未解之谜。考古新发现巴人遗址和墓地百余处，巴文化从商周到战国完整序列的呈现，将过去通过战国晚期墓葬所知的巴文化推进到春秋时代，考古工作者在这些地方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还发现了巴人的建筑、盐业、冶金、窑业遗址，打开了深入研究巴蜀文化的神秘之门。三峡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文化衍生的过程，这种过程表现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就是异域文化的切入融合和土著文化的谱系延续。楚式鬲的发现与川西地区类似的尖底钵、铜钺等，生动地展现了巴蜀文化演进性与楚文化地域的联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