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前的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成都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残余匪首已最后被赶出中国大陆。史册上把这一天定为成都解放日。

毛泽东亲自点将，刘伯承、贺龙挥师入川
　　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远望千山万水，想到了古人的一句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当时尚有一部分国土仍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之下，而大西南的局势最让他放心不下，四川在整个西南格局中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辛亥革命始于四川的保路运动，以后历经二次革命、护国、护法之役，四川早已是一个独立王国，军阀多如牛毛，在二三十年代就有金木水火土五大军阀之称，他们割据一方；加之，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入川，苦心经营多年，各种派系林立，使得四川的局势更为复杂。而且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解放四川的任务就更为艰巨。
　　谁去担当如此重任呢？此时此刻，毛泽东的目光慢慢地移到了两员大将身上，一位叫刘伯承，一位叫贺龙。刘伯承系川中名将，四川的老百姓都知道他是一条龙，早年血战丰都曾失去了一只眼睛，后来又领导过四川的顺泸起义，四川的大小军阀都和他交过手，无一例外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有邓小平作政委的刘伯承更是好生了得，一个淮海战役打败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解放了中国半壁江山，作为百万雄师的统帅，刘伯承率部入川是最恰当的人选。而贺龙，这位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与四川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刘伯承一样，他也曾是四川老牌军阀的熊克武的心腹爱将，早年的军旅生涯大多是在四川度过的，四川有他的故旧袍泽，师友兄弟。知人善任的毛泽东把刘伯承、贺龙亲自请到家里面授机宜，他说，叫你们二位入川是二龙戏珠，蒋介石在四川经过了二十多年，他是绝不甘心失败的，他会凭险固守，而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大迂回大包围，通过这种战略席卷大西南，最后解放四川。毛泽东当下决定，分成两路大军南北两线迂回包围四川，一路即南线由刘伯承挂帅，整个二野由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向西迂回，由湖南进入四川之酉秀黔彭，进而攻占重庆；另一路即北线由贺龙挂帅，整个一野十八兵团由甘南、陕南出动，经四川绵阳，向西南进军，进而攻占成都。担负成都解放任务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叫周士第。说起这位周士第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北伐先锋，铁甲车队队长，八一南昌起义时的师长。除了周士第，随同贺龙解放成都的我军高级指挥员还有王维舟、李井泉、胡耀邦，他们都是能征惯战、军政兼优的常胜将军。他们将给蒋介石最后一击，把红旗插到天府之国的四川。
　　从毛泽东的住处中南海丰泽园回来，贺龙好不激动，他对老伙计王维舟说，我们两个老四川又要回去和他们过招了，可这次是政治军事双管齐下，要好好统战统战他们呢。王维舟说，是啊，过去打的是军阀战争，现在是人民革命，我们要充分发挥人民的力量，要利用四川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争取成都和平解放。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在战马嘶鸣间，由他们率领的十八兵团已来到了川北重镇剑门关，成都解放指日可待。

蒋介石欲作垂死挣扎，胡宗南又当阵前打手
　　蒋介石丢了东北、华北，如今又丢了华东，这西南他是死也不肯放手的。而西南的四川成都更让他绞尽脑汁，他不放心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这些地方实力派。
　　为此，他派他的忠实走卒胡宗南兼任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1949-8-29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举行扩大会议，胡宗南、王陵基、刘文辉、杨森、谷正伦、贺国光、王缵绪、邓锡侯、孙震、潘文华、宋希濂、罗广文、李弥、何绍周等30余人参加，蒋介石、蒋经国亲自到场，作死守四川的部署。不久，川湘鄂绥靖主任宋希濂在恩施组织“川鄂湘黔最高决策委员会”，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武隆、南川划入管辖范围。这胡宗南和宋希濂两位反共专家，都是黄埔一期生，跟随蒋介石征战多年。12月1日胡宗南部主力到成都附近集结，妄图进行川西平原决战。与此同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组织“四川反共救国自卫军”，自兼总司令，各区行政专员兼总指挥，各县县长兼司令，而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则是胡宗南的心腹干将。成都稽查处长周迅予，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长吴守权，卸任省会警察局长刘崇朴，均由胡宗南任命为反共救国军各纵队司令，纠集武装特务，组织游击，抗拒解放。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胡宗南命令盛文公布了“十杀令”，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杨伯恺、王干青、于渊，四川大学学生余天觉、华西大学学生毛英才（女）等30余人被害于成都通惠门外十二桥。
　　据伍毅陶老人回忆，他就是在白色恐怖最为严峻的时期参加革命的。1949年12月的一天，他作为国民党粮食部的专员，掩护了一位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人员，此人是二野情报处的，名叫赵力钧，专门负责到成都作邓锡侯的统战工作。在与邓锡侯谈妥之后，由赵力钧带回一部电台送往宜宾国民党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瑰部。当时成都防守很严，伍毅陶不畏艰险，不仅搞到了粮食部专员的执照，而且还搞到了一部车子，骗过了国民党成都宪兵的层层盘查，一路下简阳、内江直达宜宾，顺利地完成了上级交办的任务，促成了郭汝瑰部的起义。
　　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配合解放成都，成都地下党根据“独立工作”的精神，于9月下旬在北巷子刘元琮处的一间楼房里开会，成立“临工委”，工作重点是策反、统战，并决定用原“小民革”的两个外围组织名称，发展“民主实践社”，进行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上层人士的策反和统战工作。10月上旬，“临工委”派黄大洲、夏逊两同志，通过国民党川东防区到湖北找到二野驻四野办事处主任刘存忠作了汇报并研究了川西成都的情况。当夏黄动身去湖北时，曾约同辜端到重庆，由辜去见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递交胡春浦代表党（“临工委”）致潘的信，潘阅信后说，按你们的意见办，我马上打电报给潘清洲（二三五师师长，潘之大儿子），叫他伺机起义。时潘清洲正由巫山沿大巴山撤向川北，后如约起义。

刘邓潘起义功不可没
　　在刘邓潘三部中，以二十四军刘文辉与共产党的渊源最深，抗战初期周恩来即着手做刘文辉的工作。而刘文辉本人在四川二刘之战中败下阵来，局处西康一隅，蒋介石对他也不放心，视为异己。刘感到前途茫茫，中共根据他的情况，及时地晓以利害。周恩来在重庆数次秘密约见他，对他进行帮助教育，使他深受感动，愿意与中共建立关系，后来商定互派情报人员，并有电台联系。刘文辉对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新华日报》也给予过资助，可以说是我党的老朋友了。邓锡侯部的二十八军与中共也早有关系，中上级军官中地下党员不少，邓锡侯的老部下黄慕颜即是刘伯承的亲密战友，1927年，顺泸起义，刘伯承为司令员，黄慕颜为副司令员，以后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坚持革命，矢志不渝，影响了一批国民党军官，特别是邓锡侯的四川实力派。而潘文华的二十一军早在刘湘时代就与中共及朱毛红军有过接触，双方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在红军北上期间主动借道。据乔诚老人回忆，他的父亲乔毅夫和张斯可等刘湘智囊团人物都劝刘湘不要背死人过河，不要替蒋介石卖命。所以，这三部在人民革命摧枯拉朽之时，迷途知返，不与蒋介石同流合污。
　　12月5日晚蒋介石召见刘邓潘，迫刘邓潘去台湾，被刘邓潘拒绝。7日午后1时，刘邓乘坐张群留给他们的汽车潜回彭县，此时，潘文华已先回彭县。8日下午王缵绪奉蒋介石之命再次到彭县龙桥劝说刘邓潘回成都，同样遭到拒绝。12月9日云南卢汉通电起义，消息传来，刘文辉说，“我们再不举动，就要趴在卢汉的后排了。”10日，驻灌县的潘文华到彭县，参加研究起义大事。起义通电以刘邓潘共同的名义，于12日用刘文辉的电台发出，为表示不落后于卢汉，发电时把日期定为12月9日，驻西康的二十四军亦于同日起义。
　　据潘凌宇老人回忆，他们头天结婚，第二天他父亲潘文华就率部起义了，时任加强营长的潘凌宇偕新婚妻子金女士在仁寿家乡文公场也率全营起义，加入到人民行列来。金女士说，以前对共产党的认识是陌生的，自从接触了贺龙、王维舟、李井泉等高级领导人之后，才发现共产党真伟大，王维舟给人的印象像一位老农，一位慈父，而李井泉更是艰苦朴素的典范，穿一双双鼻梁的棉鞋，对人非常谦和。后来，1950年潘文华将军逝世，作为川西区党委的最高领导人，成都市军管会主任李井泉曾亲自送葬，直到很远很远，体现了党的统战政策，使潘凌宇一家深受感动。
　　由于刘邓潘的起义，加之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我二野、一野的迅速合围，解放大军从东南北三面逼近成都，国民党胡宗南等部共19个军，52个师完全陷入解放军大包围圈。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率部在郫县起义，川湘鄂绥靖主任宋希濂向川边逃窜，在峨眉以西金口河被俘。12月23日胡宗南由成都飞逃海南岛，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深夜由成都潜逃，27日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以下5万余人投降，南北两线在成都胜利会师，四川省会成都光荣解放。
　　29日，成都市各界123个单位组成四川省会各界庆祝解放大会，欢迎解放大军胜利进入成都。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贺龙率解放大军胜利进入成都城，举行隆重盛大的入城式，成都全市人民热烈欢迎，欢庆成都光荣解放。《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祝成都解放》。31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命令，成都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李井泉为主任，周士第等人为副主任。
　　至此，祖国大陆除西藏外已全部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