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人民政权
　　调整行政区与建立省级政权 四川解放后，原川、康两省的行政建制和区划有较大变动。四川省建制撤销，分设川东、川南、川西、川北4个行署区和重庆市共5个省级行政单位，西康省建制不变，但在原来隶属西康省的金沙江以西昌都地区设立昌都解放委员会，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领导。重庆市人民政府于1949-12-9日成立，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荻秋。接着，陆续成立的有：川东行政公署，主任阎红彦；川南行政公署，主任张国华（1950年2月改为李大章）；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胡耀邦；川西行政公署，主任李井泉；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各省、市政府和行政公署，都吸收了一批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界、文教界知名人士和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工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
　　1952-8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四川4个行署区，恢复四川省建制。1954-6月，又决定撤销西南等6个大区行政机构。当年7-1日起，改西南区代中央领导的直辖市重庆市为四川省辖市。1955-10-1日，按照全国人大的决议，撤销西康省，将西康、四川两省合并。此后，四川省级行政区划稳定一个较长的时期，直到1997-3月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从四川划出，另成立中央直辖的重庆市。
　　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与基层政权的建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在新解放区尚不具备马上普选的条件，应先召开各界各业座谈会，进一步发展成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重庆市于1950-1-23日率先召开了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刘伯承作施政报告，邓小平作重要讲话。到11月，川、康各地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陆续举行。各级代表会议议题包括接管、剿匪、征粮、救灾、推行人民币以及减租、退押等大政方针。各级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常设机构──协商委员会。县级以上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后，又在各乡镇召开农民代表会议，产生农民协会，以代行政权职能，负责领导征粮、减租、退押等工作。减租、退押结束后，各乡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乡人民政府，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的保甲制度。1953-3月，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颁布，经过普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诞生，并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政权的建设从此步入正轨。
　　少数民族地区区域自治政权的建立 解放后，川、康中共党委和军管会，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宣传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就建立自治政权的地位、性质、名称、区划、人选等问题，进行了充分协商，并在条件成熟后，陆续建立了区域自治政权。甘孜地区于1950-11月举行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西康省藏族自治区（1955-3月更名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11月更名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1952-10月，西康省凉山彝族自治区（1955-3月更名为西康省彝族自治州，11月更名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成立；阿坝地区于1952-12月成立四川省藏族自治区（1955-11月更名为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1987-7月更名为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各级自治政府的政府委员中，藏、彝、羌、回、苗等少数民族成员共占70%以上，主要职务的正、副职中，少数民族干部也占居多数。各地还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加政权建设。1952-8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1954-9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陆续建立了9个少数民族自治县、119个民族自治乡，对一些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县，也实行民族县的政策。
　　解放前的四川农村，土地相对集中，大地主很多。原华阳县白家乡，97户地主户均占田176亩，3,000户中农、贫农户均仅有田0.4亩，还有143户贫农没有土地。在土地较为分散的川北区，地主占有田地也在50%以上。从1950年冬季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四川组织土改工作队，在全省分期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各地在土改运动中，执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阶级路线，注意保护小土地出租者，保护民族工商业，团结各阶层人民，争取开明士绅，组成了强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保证了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在广大农民控诉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之后，按照土地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把它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到1952年夏，川康全境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大约5,7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据温江区一个乡的典型调查，土改后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为，地主从26.56亩下降为1.67亩，中农从1.88亩上升到2.2亩，贫农从0.17亩上升到1.9亩，雇农从0.02亩上升为2.29亩。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951-12月，重庆、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西康各地，分别成立增产节约委员会，领导党政机关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1月起，在60多个县、市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运动于1952年6～8月结束，“五反”于7月结束。广大干部和群众在运动中受到一次深刻的反腐蚀教育，形成了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运动中揭发了私营工商业者大量的违法行为，查处了一批有严重违法行为的资本家，使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深刻教育。运动中，出现了暂时性的市场活动停滞，许多私营工厂生产萎缩，税收也大幅度下降。从3月份起，各地抽出约1/3的人员抓业务工作，努力改变工商业的停滞现象。“五反”运动结束后，积极着手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在加工订货、银行贷款等方面采取宽松措施，在扩大国有商业批发的同时，让出了一些零售阵地，私营工商业逐步恢复正常经营。

剿灭股匪
　　四川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的最后据点。国民党特务机关在逃离四川前夕，曾有计划地训练了大批特务。这些特务遍布各地，同当地恶霸、反动会道门及土匪结合，从1949-10月到1950-2月，打起“反共救国军”、“国民党救民义军”等旗号，欺骗和裹胁一部分群众进行暴乱。一部分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又叛乱，杀害人民解放军军政人员，围攻一些县城、场镇。1950-2月，根据西南军区的统一部署，采取“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并与群众工作相结合，人民解放军分别在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军区和西康省军区直接指挥下，对大股匪特进行合击围剿；对一部溃逃到少数民族地区和深山老林或转入地下的匪特，进行追歼剿灭。到1950年底，匪患基本肃清，据不完全统计，共歼灭股匪40万人以上。到1953年底，剿匪战果扩大为70多万人。

征收公粮
　　四川解放后，接收国民党政府田粮机构和解放军队缴获的粮食，仅有1.75万吨，远远不敷川、康百余万军政人员、企业职工和国民党起义部队的粮食需要；政务院又于1950-3月决定从四川调出大米20万吨，支援华东、上海等地，同时担负进军西藏部队的粮食供应。粮食需要量很大。政府乃从1950-1月起，以极大力量征收公粮（农业税）。征粮工作执行“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赤贫者免出”的合理负担政策。到1950年秋收后，征粮任务胜利完成。全省公粮入库约为200万吨（包括1949年和1950年两个年度）。据川东行署财政厅统计，人均负担的情况是：贫农7.5公斤，中农22.5公斤，富裕中农46公斤，富农111.5公斤，地主390公斤。

平抑物价
　　四川解放初期，投机商人趁人民政府的经济管理机构尚未建立健全之机，哄抬物价，造成物价上涨。据重庆市按主要商品平均价格计算，1950-2月比1月上涨1.08倍，其中大米、面粉上涨近两倍。为了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在成都、重庆等地由国营粮食公司和花纱布公司积极组织货源，以低价大量抛售粮食和纱布。2-22日，公布了西南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规定私人资本经营的银行、钱庄、银号及信托公司，应当通过正当的存放款，切实为生产建设服务，不得进行金融投机，助长物价波动。3-1日，西南区开始推销胜利折实公债，以吸收游资，稳定物价。同时，允许以人民币抵交公粮，促进了人民币下乡，消除了粮食从城市倒流农村的反常现象。重庆从3月开始，物价普遍下落。成都在2月底一般物价平均下落1/3到1/2。从3月上旬起，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近一步克服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日趋稳定。

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有企业
　　解放前，四川的工业主要集中在重庆和其他几个沿江城市。重庆的官僚资本数量较大。重庆解放后，军管会立即没收并接管了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48家，建立起国有企业。对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合资的79家企业，只没收官僚资本的股份改为国有，承认并保护私人资本，把这些企业办成公私合营企业。成都接管的工业企业只有18家。四川接管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包括四行、两局、一库（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合作金库）的在川机构，官办的省、市、县地方银行，以及官僚资本的商业银行，共176个单位（不含县），建立人民银行的各级机构。国有商业机构最初建立的是政企合一、经营兼管理的贸易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统一经营粮食、农产品及工业品。后来逐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先后建立了粮食、百货、花纱布、油脂、畜产等公司。1951年以后，陆续增建了煤建、石油、工业器材（后改为五金、交电、化工公司）、茶叶、医药、矿产、专卖等公司，1954年增设食品公司。

扶持私营工商业
　　四川解放初期，部分私营工商业停工停产、停店歇业，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一度紧张。人民政府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对工商业进行了调整。由国有商业机构收购私营企业的产品；政府向私营企业发放贷款；帮助私营企业解决原材料供应问题；调解处理劳资纠纷，既使资方有利可图，又使工人的基本工资福利得到保障，并通过工会参加企业的劳动和生产管理。自贡市盐业由于匪特暴乱，运销停顿，积压食盐达7.2万吨。人民政府派出部队武装护运，1950年上半年运盐6.1万吨。同时发动工人，并贷款360万元支持恢复生产；实行合理的价格政策，保证资本家的合理利润。到1950年底，盐业生产基本恢复正常；1951年，资方又增资71万元扩大生产。

修筑成渝铁路
　　成渝铁路是连接成都、重庆两大城市的重要交通线，全长505km，是清代末计划修筑的川汉铁路的西段。国民党政府也曾成立机构，派员筹修。但是40年间未曾铺上一寸路轨。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四川经济，人民政府于1950-6-15日正式开工修建成渝铁路。经过10万多军民的努力，到1952-7-1日全线通车。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1950-7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从当年冬至次年春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在人民政府的政策威力面前和人民群众的检举揭发之下，一些隐藏较深的匪特纷纷自首；企图顽抗到底的匪特，陆续被挖了出来，落入法网。清匪反霸斗争是同全国范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结合进行的。对那些血债累累的匪首、特务、“东霸天”、“南霸天”，经过群众控诉，坚决予以镇压。高租、重押、高利贷，是解放前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是悬在四川农民头上的三把刀子。加上名目繁多的如“吃新”等额外剥削，使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1950年底，颁布了《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各地农民在农民协会的组织领导下，同地主阶级开展了“减租、退押”的面对面说理斗争，从中获得了现实的经济利益。据不完全统计，仅退给农民的押金折合大米约150万吨，每户农民平均159公斤。

城市民主改革
　　根据1951-11月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决定，四川各地于1952年以建筑业、搬运业和水上运输业为重点，在城市厂矿企业中进行群众性的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锋芒首先指向企业中的封建把头、恶霸分子和暗藏的土匪头子、特务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他们中很多人在职工控诉揭发下纷纷坦白认罪，少数罪行严重又拒不坦白交代的人受到法办。继后，又废除了对工人实行人身侮辱和封建剥削的规章制度。在厂矿企业中，普遍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层组织，建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劳资协商会等组织，并进一步进行了生产改革。

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
　　1953年，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大规模工业建设开始进行。为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在中央统一部署下，1953-11月，川、康两省除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的16个县外，实行了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第一，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第二，对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第三，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第四，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粮食管理。从1953-11月至1954-1月，各级党政机关抽调了一百五十余万名干部开展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经过思想教育，自报售粮，民主评议，落实统购任务，组织入库。到1954-1月基本结束。统销与统购同步进行。在统购时，民主评议出缺粮户和供应数量。城市和主要集镇于1953-11-25日起实行计划供应。从1954-5月起，实行了食用油的统购统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促进作用。

农业合作化
　　从1951年冬开始，在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开展了建立互助组的农村互助合作的试点工作。到1952-10月底，四川全省（不含西康、重庆）已有互助组53万个，其中常年性的约9万个；组织起来的劳动力约占农民劳动力总数的30%。互助组的简单生产协作，对于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有很大的促进。一些地区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实行较大规模的劳动协作，建立了互助联组，这是四川农民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创造的一种新形式。1952年起，即由省掌握试办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一般都做到计划生产，适时耕作，合理用水，统一调配劳动力，并有计划地进行小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推广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社员之间互助互济，贫困户也得到照顾。因此，显示出“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对农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初级社由1953年底的46个发展到1955年春的3万个。这段时期，曾出现过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问题，但都很快作了纠正，大部分初级社得到巩固。1955-7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合作化运动出现了超高速发展局面，掀起了高潮。到1955年底，全省农业社一跃而发展到20.1万多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70%以上。1956-3月间，全省试办的以取消土地入股分红、耕畜和大型农具作价入社为特点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约1,800多个。到了1957年夏，经过扩社、并社、升社办法，绝大多数初级社和互助组均升为高级社，全省建立了17.5万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8.3%。至此，四川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目标。合作化的实现，消灭了富农经济，改造了农村个体经济。但是，后期的工作要求过急，步子跨得过大，生产关系改变过快，致使“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且遗留了一些问题。

个体手工业合作化
　　从1950年起，四川个体手工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1年到1952年，成都、重庆、泸州等城市，通过典型示范，在铁、竹、木行业试办了170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从1953年开始，各地本着自愿、平等、互利原则，积极兴办手工业合作组织。到1954年底，全省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3,000多个，职工6万余人。1955年成立了各级手工业合作社，建立了各级手工业管理局（科），加强管理，进行巩固和提高的工作。1955年下半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出现的同时，掀起了手工业合作化高潮。到1956年，全省95%以上的城镇个体手工业者都加入了按行业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1957年，手工业合作社已达1.2万多个，有职工40万人。当年手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倍多。但是，在合作化后期，也出现过类似农业合作化后期要求过急，方法粗糙等缺点，把一些适于个体生产、个体经营的手工业者也纳入合作组织，给城乡消费者造成不便，也影响了部分手工业者的积极性。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四川各地按照中央制定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 “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通过税收和市场管理，逐步把私营工商业置于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领导之下。对私营工业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对私营商业采取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中级形式，使它们同国家经济间接联系起来。为解决私营工商业户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等问题，在自愿、互利原则下，积极引导他们联合经营。从1955年3月起，根据中央的部署，四川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从初、中级形式转到了扩展公私合营这一高级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当年底，合营工业企业从1952年的197户扩展为4695户，其形式有个别合营、集团合营和并厂合营等。同时，继续对老合营企业和一部分新合营企业进行整顿。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进展。1956-1月，北京掀起全行业合营高潮后，成都、重庆、自贡市3市也于当月16日宣布胜利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9月，全省私营工业实行合营的户数达到总户数的91.94%，私营商业实行合营企业达到95%。到年底，公私合营企业已占原私营企业总户数的98%，四川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但是，由于全行业公私合营工作过快过急，遗留下一些问题。如对私方一些人员安排不当，使这些人长期未能充分发挥特长。还有一些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错误地当成“私方人员”对待。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与农业合作化
　　四川甘孜、阿坝、凉山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是在1955年冬全面展开的。民主改革的初步方案是，逐步地、和平地消灭奴隶制和农奴制，废除土司制度。在凉山彝族地区是废除奴隶制度，解放奴隶，实行人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平等；废除奴隶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劳动人民土地所有制，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生产，为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创造条件。在甘孜、阿坝藏族地区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废除高利贷和一切封建特权，解放和安置农奴。在彝族和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中都不算老帐，不挖底财。在实施改革的步骤和方法上，坚持和缓、协商、从宽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和平改革，仍然不能为一些极端反动的奴隶主和农奴主所接受。他们中的少数顽固分子，在国民党特务和西藏少数反动上层分子的策动下，发动了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1955-12月，叛乱从凉山地区的普雄开始，迅速蔓延到9个县。甘孜、阿坝地区也于1956-2月和6月，相继发生了武装叛乱。人民政府不得不派出军队进行平叛，并在叛乱平息后，帮助少数民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8年，民主改革取得彻底胜利。凉山彝族地区和甘孜、阿坝的农业区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牧区在1958年后开展了合作化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原来处于奴隶制社会形态的彝族人民，直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一五”时期重要能源、交通项目的建设
　　从1953年起，四川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 ”时期，国家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和694个限额以上的项目，分别有6个和16个在四川。加上其他重要工业、交通、邮电的基本建设投资共18.24亿元，占全省基建投资总额的68.1%。建设重点是能源工业和交通。在能源工业方面，电力工业的重点是重庆电厂、成都热电厂、重庆长寿龙溪河梯级电站；煤炭工业除对南桐等一批骨干矿井进行改建、扩建外，新建了鱼田堡和中梁山等煤矿。在交通方面，继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后，1952-7-1日动工修筑宝鸡至成都的宝成铁路，1958年元旦全线正式通车。1956年，内（江）昆（明）铁路和川黔铁路也先后开工。1950-4月动工的川藏公路，1954-12-25日全线建成通车。从成都通往阿坝地区的成阿公路，从宜宾通往西昌市的宜西公路，也于“一五”时期建成。同时，对千里川江（宜宾—重庆—宜昌段）进行了重点整治，为船舶扩大拖载量和开通夜航创造了条件。“一五”期间，四川还建成或开始兴建西南无线电器材厂、锦江电机厂、新兴仪器厂、内江市糖厂、四川化肥厂、乐山市磷肥厂、成都机车厂、江油市的水泥厂、马尔康县和黑水县森林工业局等。成都量具刃具厂也于1956-6月动工兴建。在此期间，改建和扩建的大中型项目有天府、永荣、曾家山和威远县煤矿，重庆特殊钢厂、綦江铁矿、重庆水泥厂、重庆电机厂、綦江齿轮厂、重庆机床厂等。“一五”时期，国家在四川开展了资源的普查勘探工作，到1957年底，经过2万名地质工作者的艰苦工作，完成了14.8万km²的地质普查和1.8万km²的地质细测，完成了一批大、中型矿床的勘探和评价工作，发现了一批新的矿产地和找矿远景，还发现石油天然气局部地面构造92个。用天然气烧制炭黑的试验也获得成功。

“一五”时期农业的发展
　　“一五”时期，四川农业投资较少，仅占基本建设投资的1.8%，大大低于同期全国的投资7.1%的比例。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挖掘自身潜力、改善生产条件、改革耕作制度，发挥农民“组织起来”的生产积极性，取得了较快发展。在合作化运动中，全省兴起了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热潮。从1953年起，修建了人民渠、东风渠等大型引水工程，扩大了都江堰的灌溉面积。到1957年，全省农田灌溉面积扩大到1,597万亩，比1952年增加61%。扩大了复种面积，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普遍采取了新式秧田、少秧密植、合理施肥等多项栽培技术，推广良种，开始使用新式农具和化肥。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以5.3%的年平均速度递增，其他农副产品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全省农业总产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长41%，平均年递增7.1%。

“一五”计划超额完成
　　从1953年开始的四川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全面超额完成。当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8.19亿元（1952年不变价，下同），比1952年增长83.1%，平均每年增长12.9%。其中工业总产值达到47.54亿元，比1949年增长5.5倍，比1952年增长近2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27.2%上升为43.9%；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20.8%上升为36.8%。全省财政收入比1952年增35.9%。全民所有制商业国内纯购进总额比1952年增长93.5%，国内纯销售总额增长85.6%。高等院校由1952年的17所发展到1957年的22所，在校学生由1.55万人发展到3.48万人。普通中学由433所发展到754所，在校学生由21.98万人发展到49.72万人。小学由4.79万所发展到6万所以上，在校学生由526万人发展到648万人。1957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7.5元（当年价，下同），全民所有制职工人均年工资达到498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分别比1952年增长41.1%和36.3%。城镇人民在银行的储蓄存款每年平均增长28.1%；农民在信用社的储蓄存款达到5,861万元，比1952年增长6倍多。

1957年的整风与“反右派”运动
　　1957-4月底，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5月中旬，从省委到各市、地、县委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在中共内部以“和风细雨”方式整风，并且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使整风和改进工作，具体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结合起来。5-16日中央针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复杂情况，指示对少数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放手让其发表，暂时不加批驳，以暴露其反动面目，从此整风的形势开始变化。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中共四川省委连续召开一些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动员他们揭露人民内部矛盾，提出批评建议。6-8日中央发出反右指示后，随即开展反右派斗争。地、县机关和中学教师，则迟至8月左右才从动员“鸣放”入手开展反右派。9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以后，斗争发展到中共内部。直到1958-1月省委四级干部会议批判党内高级干部57人以后，运动在全省逐步结束。反右派运动的严重扩大化，使四川6.4万多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受到错误处理，其中被错误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有5万多人。反右派运动严重损害了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对四川人民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长期的消极影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作了彻底的清理和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