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跃进”
　　中共中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以后，1958-4月，四川省在制订《四川省实现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简要规划》（修正稿）时，要求争取提前3年或者更早一点时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在5～7年内，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3,900万吨，农副业总产值达到97～103亿元。这些指标远远脱离了现实的可能。为了实现农业高产，各地纷纷提出“耕作机械化”、“运输车子化”，并且“土法上马”，限期实现。一时动员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搞出一些“绳索牵引”、“土火车”等耕作、运输的“土”机械，但大都因为缺乏科学设计和脱离本地实际，被弃置不用。为了取得粮食高产，强行推广并扩大双季稻种植，推行“深耕”“密植”等措施。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的重大变化，加大了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加以大批农民转向各种“大办”事业，农业劳动力骤然紧张。许多地方的农村，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加班“夜战”，抢种抢收。即令如此，许多地方成熟了的作物，仍未收获，秋播秋种任务更未完成。农业生产的危险信号，开始从流通领域反映出来。1958-5月起，生猪收购量逐月下降，6～7月，大中城市和工矿区蔬菜供应紧张，菜价上涨。这样的警报却被虚报“高产”声浪掩盖了。7月初，报纸接连宣传早稻亩产破千斤双千斤，放“高产卫星”。由于虚报产量，当时预计1958年全省粮食作物可能比1957年增产1,600多万吨，实际增产数量不到这个估计数的60%（但仍然增产5.4%）。这种对粮食产量的错误估计，对于以后四川建设的全局，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

“全民炼钢铁”
　　1958-4月，四川在规划农业发展目标的同时，提出了“争取5年内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达到127～145亿元的高指标。6月，又把工业总产值指标提高到460～500亿元。这个目标更加远离实际。还决定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钢铁和机械制造工业。计划加速重庆、江油市、达县、宜宾、乐山市、西昌市六个钢铁基地的建设和筹建，在专（州）县建立一批基点，构成全省钢铁工业网；新建和扩建一批机械制造业。围绕这一目标，又提出发展电力、修筑铁路和在全省县以下“遍地开花”办企业的任务。要实现这样的规划，5年间工业生产必须达到每年递增60%以上的超高速度，首先就导致当年指标一再上升。全省钢铁产量，1957年分别为35.4万吨和70万吨，半个月后又升为85万吨和120万吨，以后又随着“全民办工业”对钢铁需求的增长而一再加码。为了完成不断地大幅度提高的生产指标，5月，四川地方铁业会议决定快速、分散、大量地建设15m³以下的小高炉炼铁；6月，全省确定“以发展钢铁为中心促进整个工业全面高潮”，整个工业实际上转到“以钢为纲”的轨道。“大办钢铁”的运动逐日扩展；7月，在威远县举行炼钢现场会，决定采取“由小到大、由土到洋、先求有、再求全”的方法，很快出钢。8月，全省在已建土高炉1,300座的基础上，发动“万座土高炉”运动，参加炼铁、建炉和筑路的民工逾100万人，形成“全民炼钢铁”势态。到12-12日，全省宣布，钢铁生产提前完成全年计划，钢70.29万吨，铁88.88万吨。后经核实，当年实产钢47万吨，铁56万吨。虽未完成计划，但比1957年分别增长32.8%和97.2%。“全民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严重地破坏了资源 全社会人力大量投入炼钢铁以后，食盐、糖、肥皂、乳制品以及日用工业品产量下降，群众生活直接受到影响；城镇人口剧增100万，全民所有制职工增加280多万，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1/4以上。

人民公社化运动
　　四川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8-9月起加速进行。当月全省农村普遍以乡为单位搭起人民公社的架子，10-1日全省统一宣布实现人民公社化，建立人民公社4,821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6.69%。到10月中旬，各公社共建立了61万多个公共食堂，实现了“公社食堂化”，95%以上的社员在食堂吃饭。农村生产关系这一巨大变动，实际上是从合作化后期以来指导思想盲目求大求公求纯的产物。公社化以后，各方面大力宣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的优越性，使“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用集体财物和社员个人财物）”的“共产风”刮遍全省农村。农村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转移到钢铁战线，秋收秋耕秋种劳动力不足，抛撒很严重。公共食堂开大锅饭，吃饭不要钱、不定量，粮食浪费很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遭到“共产风”的严重损伤。到1958年冬，农业衰退的局面已经形成，四川经济进入严重困难的时期。

克服“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的初步努力
　　从1958-11月到1959-4月，中央已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严重问题，先后召开多次会议进行纠正。1959-1月，四川决定用5个月时间，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明确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规定社员私人生活资料以及银行存款，永归社员所有，任何单位不可侵占。3月，规定人民公社一般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管理区（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求公社坚持按劳分配，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收入的合理差别；强调物资、劳动力要等价交换，不能无偿调拨。4月，决定对公社建立以来的旧账，原则上都要算，平调社员的财物要退赔。6月，又作决定，把大部分猪只由公社下放归生产队所有，归生产队饲养；把经营农副业权力下放给生产队；允许社员耕种零星闲散土地，谁种谁收。随着这些决定的执行，“共产风”受到一定遏制。但是，由于继续维护公社的“一大二公”，且未按照中共指示恢复社员的自留地，纠正错误的范围和程度仍很有限。

　　钢铁指标和基建投资也随着全国指标的调减而有所下降，但是“以钢为纲”的方针并无变化。7月，由于炼钢用铁严重匮乏，又决定重新提高生铁生产指标，恢复一批已经废置的土高炉，再次上劳动力30万人。尽管如此，四川干部群众毕竟为克服困难作了初步的努力，使严重困难有所缓解。

“反右倾”运动与严重的经济困难
　　1958-8月以后，“反右倾”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9月下旬，四川批判了50多名领导干部的“右倾”，接着，在约16万名干部中进行了“反右倾”斗争。11月，又在农村和厂矿企业中批判许多基层干部和工农群众。这些受批判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是在纠正“左”的错误过程中敢于反映四川经济困难情况，敢于从本地实际出发进行工作的人。他们的言行，被指责为“否定成绩”“反对一大二公”等等。“反右倾”运动的直接后果是纠“左” 错误的中断和新的盲目冒进的加剧。
　　1960-2月，中共四川省委提出“全党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为实现1960年的大跃进而奋斗”的口号，组织“生产建设的持续跃进”。主要目标是以后年份的钢铁产量，都要保持1958年、1959年的上升速度。为此于4月召开大会紧急动员，准备再一次开展1958年那样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全年约有130万人在山上搞“小洋（土）群”。年底，勉强使钢产量达到68万吨，工业总产值达到96.2亿元（1957年不变价），基本建设投资完成22.5亿元。由此，“大跃进”以来积累的种种问题，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食品工业下降12.5%，日用生活必需品更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极度紧张。四川农业从1959年起连续3年遭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公社化以来农村政策的失误，农民群众已经无力有效地抗灾。从1959年到1961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减12.9%，粮食产量递减19.9%。从1958年冬季以来，就有局部地区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到1961年连续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1961年，工业生产全面下降。工业总产值从上年的96.2亿元猛跃至52.37亿元（ 1957年不变价），下降趋势还在发展。四川经济已经出现了全面的严重困难。

“大跃进”后对国民经济的调整
　　1961-1月，中共中央正式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3月四川开始纠正错误、调整经济。在农村，给农民划了自留地，允许经营家庭副业，重新开放了集市贸易，贯彻执行公私并举、以私养为主的养猪政策；认真清理和退赔公社化运动中平调农民的财物，全省退赔金额6.2亿元，约占平调总金额的一半。6月，对错误处理的农村基层干部进行了甄别；精简和压缩厂矿、基建职工和城镇人口共达15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回到农村；全年用于支授农业的资金达2.81亿元。取消供给制，解散公共食堂。1962-2月以后，逐步地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工业的调整，开始动作较迟、步子更小。在工业内部有重点地进行填平补齐，消除薄弱环节。但是，除了基本建设有较大收缩外，其他目标都实现得很差，在应该后退的地方没有坚决地退下来。1962-1月，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后，四川进一步总结了经济建设和党内生活方面的经验教训，下最大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压缩工业生产，精简职工并相应地压缩城镇人口，以缓解农业的沉重负担。基本建设投资比1961年压缩60.2%，施工队伍减少23.8万人；从专、县工业和社办企事业压缩约300万人，回到农业第一线。大中型企业中，压缩重点是钢铁、机械行业，从1962-7月到次年7月，在全省约3,000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和手工业企业中，撤、停、并、转企业1,233个，职工比1961年减少50.6%，其中大部分人回到农村。钢铁工业除重庆钢铁公司和重庆特殊钢厂以外，只保留了3个地方企业炼铁；8个水泥厂保留了1个，14个肥皂厂保留了3个。
　　通过调整，煤、电供应情况有显著好转，交通运输也有改善，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生产。支援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和以工业品为原料的一些轻化工、手工业产品的生产，都有所加强；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厂，原料安排也较落实，生产比较稳定。工业、农业以及工业内部各部门的比例关系，都在较低的水平上趋向协调。5月以后，把1958年以来由集体和个体上升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一般都改为集体和个体经营。全民所有制的手工业，从1961年的7.2万个，1962年下降到1.7万个，1963年只有3400个。所有制调整后，劳动生产率提高30%左右，企业亏损而下降到10%以下。
　　教育事业也迅速收缩。“大跃进”中的“大办教育运动”，使各级学校成倍猛增，全省在校生由709万人增到1,085万人，导致经费不足，师资缺乏，教育质量下降。从1960年下半年起开始进行压缩，到1962年，高等学校由73所降为28所，在校中、小学生比1960年下降40%以上。经过调整，几年来负担沉重的农业，开始有了迅速恢复的条件。秋收以后，市场农副产品显著增多，物价涨势被控制，人民群众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

国民经济在调整中迅速恢复
　　1962年底，四川贯彻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使企业的注意力从过去的追求产量、产值“翻番”，转到生产适应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的产品上来，注意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经济效益大为提高。1963年和1964年，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6.1%，上缴利润递增4.4倍。全民所有制工业劳动生产率，从1962年到1964年3年内平均每年增长34.6%。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后，立即转向加强农业的建设，1963年、1964年两年的基本建设中，直接用于农村水利的占到17.1%。对“大跃进”期间修建的数百座水库中的一部分加以整修，发展提灌机械，建设提灌站，使全省耕地有效灌溉面积连年增加，到1965年末，比1962年增加16.7%，比1957年增加50%。大规模的改土，改造冬水田、下湿田，取得了一定成效。1963年以后，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有很大转变，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实行比较正确的决策和指挥，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大跃进”中由于强迫命令和瞎指挥而一度变得紧张的干群关系大为改善。到1964年底，四川经济全面回升。从1961年到1964年，工农业总产值递增4.6%，超过“大跃进”前的1957年。四川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形势已经全面好转。

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五反”
　　1962-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10月，四川决定在全省城乡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3年起，城市“以巩固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厂矿企业逐步展开。运动中，把企业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面向市场谋求出路的某些措施，当成动摇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批判。3月以后，城市社教又称为“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运动，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从4月到8月，全省开展“五反”的县以上机关和企、事单位达71.4%，参加运动的职工人数达67.8%。到1964年，城市的“五反”又按照农村“四清”统一安排，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0月，揭发了48个基层工会组织的“严重阶级斗争问题”，经过整顿，重新登记会员，改组领导班子，“不纯分子”逐个被清洗。1965-1月，一些遭到错误打击的干部和群众才得到解脱。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
　　1962-10月，在农村开展了“以阶级教育为纲，打击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有的县进行了“重新登记党员”的试点，把党员参加集市贸易、发展家庭副业、热心经营自留地，也当作 “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1963-5月以后，农村社教称为“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1965年初，又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经过试点，培训干部，9月以后，在农村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全省抽调6.6万多名干部去领导运动。到1964年夏季，全省开展运动的公社达到一半以上。“四清”运动是在夸大阶级斗争形势的基础上进行的。运动中开展了“夺权”斗争，矛头指向社、区以至县上的领导干部。“四清”运动严重的混淆了敌我矛盾，把一大批基层干部打成“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把一批群众重新划成“漏划地主”、“漏划富农分子”，错误地处分了一大批干部。据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查实，除去1965-1月已经纠正和解脱的部分干部之外，全省在“四清”运动中仍有6.2万人受到各种处分，错案率高达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