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与粉碎帮派体系
　　粉碎“四人帮”后，四川全省上下对“四人帮”的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1977-9-6日，全省召开了揭发批判“四人帮”在四川的帮派头目和亲信刘结挺、张西庭罪行大全。与此同时，进行了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工作到1978-6月基本结束。清查中触及14,232人，重点审查约4,000人，按照政策，分别不同情况作了处理，其中绝大多数人经过批评教育予以解脱；对于混进各级领导班子的帮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对于在政治上搞动乱，打、砸、抢、烧，触犯刑律的帮派骨干分子38人，依法予以逮捕法办，其中包括刘结挺和张西庭。

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恢复工农业生产
　　“文化大革命”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到1976年，四川粮食产量跌至70年代以来最低点，粮食供应极度紧张，不得不从省外调进粮食51万吨以安排人民生活。“四人帮”垮台后，四川对农业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调整了征购粮食的基数，给农民多留粮食。在农业生产方面，确定了猛攻中稻的方针；在丘陵地区，总结推广了“水路不通走旱路”经验；在川东和部分山区，总结推广“先发制旱”经验；在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宜牧地区实行“以牧为主，多种经营”和宜林地区实行“以林为主，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方针。同时恢复了农村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这些措施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尽快恢复，起了积极的作用。1977年和1978年两年内粮食增产654.5万吨。在工业生产方面，进一步对企业及其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建立各项管理制度，解决产品质量、物资消耗、设备完好率、劳动生产率、企业积累等方面的落后现象，做好企业的扭亏增盈工作。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达到230.88亿元（1970年不变价），比1976年增长65.6%。发展支农工业，大办县、社工业，因地制宜地创办小化肥、小钢铁、小煤炭、小水泥和农机等“五小”工业；继续组织大型企业协作生产农用产品，到1978年，全省骨干化肥企业加上小化肥厂共生产化肥331.4万吨，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由1976年的300公斤，提高到1978年的570公斤；小水电站达到9700座，装机总容量61.2万千瓦。社队企业中，工业企业占62%，成为支农工业的一支新兴力量。

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
　　从1978年开始，四川在全国较早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1978-11月，中共四川省委向全省推广了由广汉县金鱼公社实行的 “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突破了长期以来不准包产到组的禁区。与此同时，又开始探索改革高度集中的、“吃大锅饭” 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1978-10月，在6个企业进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试行3个月，收到较好的效果。年底，总结了试点经验，制定了新的办法，初步地把责、权、利结合起来。1979年又进一步扩大了试点范围，试点的办法也不断改进和完善。

平反冤假错案与调整社会关系
　　粉碎“四人帮”后，四川就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工作进一步开展。1979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给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廷、郭林祥平了反，同时，给许多部门和地方领导干部也平了反。四川省各级人民法院，对解放以来，主要是1957年以后发生的案件，进行了复查。首先，对“文化大革命”中判处的16万件各类刑事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改判、纠正了4.6万余件，其中错判为反革命的案件都已平反纠正。接着，又对“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案件进行复查，截至1985年底止，全省各级法院对提出申诉的32万件刑事案件已复查31万件，从中平反纠正了冤假错案10万多件。对已死亡的受害者，进行了平反昭雪，并作好善后工作。此外，还对被错判的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以及台胞、台属、高级知识分子、宗教上层人士、侨眷等约2万人的冤案，进行了改判纠正。还复查改正和安置错划“右派分子”5万余人、“中右分子”等6万余人；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三小”劳动者（即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5.7万余人；对“文化大革命”中12.3万多户被抄的财物作了清退补偿。1985年底，在2.2万余名知识分子的3.3万余件申诉中，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2.9万余件，解决了他们申诉的问题。

恢复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和选举。1968年起，各级革命委员会代替了各级政权机关。1977-12-15日，召开了四川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9-10月，四川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省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选举了四川省人民政府省长，正式成立了省人民政府。1979年下半年，永川县、峨眉县的县乡进行了直接选举和召开人代会，建立常务委员的试点。1980-8月，开始在全省推广。
　　1981年，四川省人大常委员根据《选举法》制定通过了《四川省县、社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具体领导了1981年人大换届选举。全省共组织了七十多万人的宣传队伍，普遍深入地宣传《宪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全省参加投票的人数占选民总数的97.2%，选出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县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负责人、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使各级政权得到进一步加强。1984年的人大换届选举，是同政社分开，建立乡人民政府及村民委员会结合进行的。经过半年多时间，全省211个县（市、区）、8,555个乡和352个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和建乡工作全部顺利完成。

恢复与扩大统一战线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各级政协和民主党派、工商联都停止了活动。1977-12月，政协四川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到1985年底，全省又恢复和建立226个市、州、县（区）地方政协组织，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94个。委员总数3.7万多人，增加2万多人。政协委员中，党外人士占60%左右，知识分子也有明显增加。回大陆定居的台胞、在台人员的亲属、侨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历史名人后裔、专业户、个体户和四川籍香港同胞等都有代表进入人民政协。
　　1978年夏季，各民主党派陆续恢复了组织。1984年，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和中国致公党相继在四川建立了省一级组织。至此，除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之外，全国八大民主党派在四川都有了省一级组织。到1985年底，四川7个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发展到841个，比1978年增加3倍，组织人员总数达14,437人，比1978年增加2倍。工商联地方组织恢复了57个。1979年和1980年，先后开放教堂寺观59座，政府拨款120余万元对部分重点教堂寺观进行了维修。到1985年，全省已恢复各种宗教活动场所900多处，基本上满足了信教群众过宗教生活的需要。宗教界代表人物有400多人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一倍。在甘孜、阿坝两州，有8名宗教上层人士担任了副州长、副县长。各教为培养年轻的宗教职业人员，先后开办了四川天主教神哲学院、基督教神学院、尼众佛学院和藏语佛学院共4所宗教院校，1985年，共有在校学员195名。

“文化大革命”后国民经济的调整
　　鉴于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缓慢，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方面积累的矛盾日益突出，四川自1979年下半年起，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在确保粮食总产量每年有所增长前提下，搞好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合理布局；重点发展畜牧业、林果业和乡镇企业；充分利用水面，发展水产业。积极发展轻工业，提高了轻工业投资比重，由1978年占全省投资总额的12.2%，提高到1985年的15.1%，重点发展了丝绸、皮革、食品加工、造纸等，扶持城乡集体所有制工业，新建和扩建了一批纺织厂。调整重工业主要是转变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围绕着为农业、消费品工业、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出口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等5个方面服务，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清理和压缩基本建设项目，停建或缓建项目222个，到1981年共停、缓建项目403个。基建拨款占全省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31.2%，下降到1982年的12.2%。关、停、并、转了600多个亏损严重的企业。从1984年1月起，社队企业统一更名为乡镇企业，实行乡办、村办、队办、联产办、户办“五个轮子一起转”，乡镇企业发展很快，1985年总产值比上年度增长62.4%，相当于当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31.8%。

发展旅游事业
　　四川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开始对外接待旅游客人。1979年峨眉山、长江三峡两个旅游线路开放，四川对外开放的县、市增至13个。当年接待国外旅游者（包括华侨和港澳台同胞）1.7万人。到1990年接待人数达到19.39万人。与此同时，国内旅游也日益增多，据抽样统计，1990年达2,330万人次。1981年，四川对全省风景名胜逐步开展了调查和评价。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44个中，有6个在四川。到1990年止，全省有国家级风景区9个，省级风景名胜区9个。并且逐步地开展了旅游设施的建设，修筑道路，增加连接口岸的航班次数，新建、扩建一批涉外旅游饭店，培训服务人才。到1990年，全年涉外旅游星级饭店计有：三星级6家，二星级9家，一星级7家。全省一类旅行社（可以经营对海外招徕并接待国际旅游者业务）3家，二类旅行社（可经营接待国际旅游者业务）26家，三类旅行社（经营国内旅游业务）78家。

发展教育事业
　　1978年以后，四川陆续新建了一批建筑、轻化工、纺织、气象、管理等方面的院校，新建师范专科学校13所。1983年到1985年，四川高等学校陆续增设了150多个短缺专业，使高等学校专业设置达到569个，在校生达11.77万人，其中研究生4757人。1985年，全省有广播电视大学1所（下设分校和市级电大22所）。由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夜大学16所，函授部14个，职工大学58所，教育学院18所；职工中专校（班）186所（个）。各类成人高校和中专共设置300个专业，在校学生24万人。全省共有技工学校344所，在校学生6.3万多人。1986年，四川贯彻实施全国人大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把全省划分四类地区，分别提出普及小学和初中教育的要求。教育经费逐年增加。财政拨款的教育事业费预算内支出，在1990年达到25.35亿元，比1985年增加134%。还通过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10.5亿元。1988年后，四川筹集资金加快了学校危房改造。从1988年10月起，各级政府采取措施，解决学生流失问题，到1990年，学生流失率已减少到正常年份水平。1990年，全省已有占人口总数的94%、占县（市、区）总数的77%的168个县（市、区）实现了小学教育的基本普及。

发展科技事业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是四川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1987年冬到1982年春，四川确定了工业农业的6个方面科技攻关项目。1988年编制了《1989～1991年四川省火炬计划实施纲要》，优先支持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机电一体化和新型材料的研究，以及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及产品、核应用技术及产品、激光技术及产品的开发，集中各方面力量，协作攻关。“火炬计划”的实施，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1990年，成都、重庆两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已形成一批高新技术科研和开发实体。一批大中型企业办起的科技研究和开发机构，全省有553个，拥有技术人员15万人。并且创建了自贡市硬质合金厂等25户科技先导型企业，加强科技推广工作。1985年下半年开始组织实施农业的“星火计划”，确定了瘦肉型猪、油菜籽深度加工、淀粉、皮革、丝绸等12个方面的系列技术开发和大巴山区、攀西地区两个区域的综合技术开发。1987年已有63个项目投产，14个项目通过验收，8个项目开发的产品出口，11个项目开始技术推广。截至1989年，全省“星火计划”项目1,316项，总投资6亿元，其中已验收487项。这个期间，四川的科技体制改革也取得较大进展。1981-1月，扩大科技单位自主权，允许科研单位在保证完成计划任务的前提下，利用技术和设备承担委托试验、试制和技术加工，对外出售小试、中试产品。1984年，普遍推广了成都市电子研究所的经验，实行以课题承包、课题核算和岗位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科研经济责任制，同时推行所长责任制。1984年，改革科技事业经费的拨款制度，试行有偿合同制。1990年，科研单位进入市场，除在市场转让科技成果外，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科研与生产单位联合经营的实体。

变革农村人民公社体制
　　在1958年“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经过20多年的实践证明，“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1980-11月，广汉县向阳公社在中共广汉县委的支持下，摘掉了向阳人民公社的牌子，代之以中共向阳乡委员会、乡人民政府、乡农工商联合公司，在全国跨出了改革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第一步。向阳乡把原公社的大队改为村，改生产队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村建中共村支部、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负责全村的行政事务和经济管理工作，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管理本社所有土地和承包合同，同时也独立经营或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联合经营其他产业。1981年，在新都县石板滩公社、邛崃市的桑园公社、新民公社继续试点；1982年，每个地、市、州都在一个县选择三个人民公社试点；到1984年底，全省8,559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全部实现了建乡、建村的改革。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与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
　　农村改革，从1978年推广“包产到组”责任制起，到1980-8月，全省65.5%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1981年春，又在全省推广蓬溪县群利公社“包产到户”的经验和一些地方实行的“包干到户”的经验。到1983年春，全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占94.3%，成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从而形成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合作经济体制。同时，农村出现了从事其他专业性生产经营的专业户和联合起来从事某项生产经营的经济联合体，逐步形成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实体。1985年全省经济联合体已达22,551个，参加的农户占总农户的0.4%。1987年，四川进行了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工作。到1988年底，全省已有146个县（占77%）的62,751个村（占82%）开始建立合作经济组织。这些合作社多数与村民小组或村民委员会相结合，同时行使村民自治与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营管理两种职能。从1983年起试办合作社性质的农业经济服务站，开展农村经营管理的社会化服务。到1987年底，已建立乡一级农经服务站（公司）8,018个，占93.3%。

县级综合体制改革与市带县体制的推行
　　1979年，四川先后在广汉、新都、邛崃3县进行了县级综合体制改革试点。1982年，又在每个地、市搞一个试点县，进行多点、多模式的试验和对比，试点县增加到28个，1987年增加到40个。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企业承包、租赁制和股份合作制；实行“三大包干”，即财政、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任务包干，使县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有一定的财权、物权及计划权；调整党、政、企业的管理体制，撤销县委管理经济工作的机构，精简政府管理经济的部门。同时，按产品、行业组织经济联合，把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联合起来，在保持各自独立的前提下，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从1983年开始，四川又逐步推行市领导县的新体制。经国务院批准，先后撤销和划分一部分县，扩大了成都、重庆、自贡市、攀枝花市行政区划，建立德阳、绵阳、广元市、遂宁、乐山市、泸州、内江市、万县、南充等地级市，分别管辖若干县，以加快县级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市领导县后，扩大了县的经济管理权限，增强县级政府总揽经济全局的能力，加强了对县级经济发展的支持，县级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工业企业的改革
　　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发展 1980年，四川进行了国家征税、企业相对自负盈亏的试点，使企业的责、权、利紧密结合，以探索新的企业运行机制。1980-2-8日，决定在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成都电缆厂、重庆钟表工业公司、重庆印制三厂和西南电工厂等5个企业（简称“老五户”）试点，把上交利润全部改为国家征税，税率一户一率；把职工工资总额从成本中剔除，由企业的税后利润中开支。这种“自负盈亏”办法比过去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有了很大进步，但又出现两个突出问题，即企业之间存在着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苦乐不均”，按一户一率征收所得税，又不利于运用税收杠杆和进一步改革税收体制。1980-8月，又在宁江机床厂、内江市棉纺厂、自贡市铸钢厂、宜宾化工厂和南充织绸厂等5个企业（简称“新五户”）进行新办法试点，试行所得税统一税率，加征调节税。同时，职工工资总额仍然进入成本，不再从税后留利中开支，而按利润总额增减与工资总额挂钩。
　　1981-1-1日起，在重庆市一轻局和电子仪表局所属的63个企业，按行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试点。这种办法有利于在行业内部调节企业“苦乐不均”；主管局也能够集中一部分资金，按行业规划进行技术改造。
　　1981-8月，在成都、重庆两市选择了9户利润在20万元以下的国有小企业，按集体所有制办法试行自负盈亏，扩大了小企业的自主权，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加快了小企业的生产发展和技术改造。从1983-7月起，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国有企业实行了“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1984-4月起，又实行了“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这实际上是四川10户企业“以税代利”试点办法的规范化和改进。这两步改革，在全国范围统一税率，并征收一户一率的调节税，有利于公平税负，明确盈亏责任，但由于各方面配套改革未跟上，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推广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1981～1982年间，四川在推行国有企业利润留成制度的同时，一部分企业实行了以盈亏包干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从1983年起，全国统一规定实行利改税以后，一些企业试行了“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责任制。有的是上交利润递增包干，有的上交利润定额包干，有的以交利润超额分成，有的投入产出包干，也有对亏损企业实行减亏包干、增盈分成等办法。经营者（厂长、经理）由任命方式改为任命、选聘、招标承包等方式。经营者的收入与完成承包上交任务挂钩浮动，职工工资收入与企业承包任务完成情况相联系。企业技术改造所需的投入，在发包核定上交时进行核定。1988年以后，每年都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提出完善的措施，使第二轮承包比第一轮承包有较大改进。
　　横向经济联合与企业集团的出现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过程中，四川各地相继建立了一些经济联合体。在1985年以前，经济联合的特点是，结合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工业改组，通过联合，按生产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原则，把城市工业组织起来，实行社会化大生产。1985年后，工业改组、联合步伐加快，联合的领域不断扩大，联合的内容不断深化，逐步向企业集团发展。1987年底，各类型企业联合体达二千五百多个，其中企业集团七十多个。企业集团以机械、电子系统最多。电子工业系统已有64%的企业参加到二十多个企业集团。
　　企业产权的转让 80年代初期，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开始对一些企业采取由经济效益好、有发展前途的大中型企业予以兼并的办法。1987年后，广泛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中，出现了以企业法人承包、租赁、购买、兼并等形式接管亏损或经营不善的企业的产权或经营权。由于有关产权转让的法规、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产权转让障碍甚多。1988-6月，省政府为推进企业产权转让，对于产权转让的原则、程序、范围、形式、政策和组织领导作出了规定。到1991年底，全省有2,288户企业实现了产权转让。其中，有1,034户企业对1,254户企业实行了有偿兼并。
　　股份制的试验与发展 四川从1987年开始，在4个企业进行企业股份制试点，它们是重庆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嘉陵摩托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长征机床厂和自贡市铸钢厂。办法是：设置国家股，为企业现有的国有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企业股，为企业税收留利形成的企业资金，其最终所有权属国有，但分红权和红利使用权归企业；职工个人股，为职工投资入股。实行税后利润按股分红。建立新的企业经济管理制度，实行股东代表大会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1988年，试点企业增加到43户，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25户，企业集团15户。到1991年底，试点企业增加到72户，共发行股票3.48亿元，其中有19户向社会发行股票约2亿元。

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1978年以后，四川开始了对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1984-4月，省政府决定从多方面下放权限，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下放产品计划管理权；扩大市、地、州和省级各部门的基建、技改、利用外资和引进项目审批权；下放物资计划管理权；把所有的省属企业基本上都下放到中心城市和市、地、州管理；改变过去计划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管得过细过死的方式，大量简化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放开对企业内部产、供、销的计划管理。1984年，国务院批准重庆市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在国家计划中全面单列，进行平衡，赋予重庆市相当于省一级的计划管理权限。1982-2月，又批准成都市实行计划单列。
　　从1979年开始，四川按照调整价格、放开价格和改革价格管理体制三结合方针，对价格采取了5次调整和放开的措施。到1985年，基本上由国家计划定价的格局已打破，国家定价的品种和范围逐步缩小，管理权限逐级下放，大批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管理权限已下放到企业。
　　为改革四川与中央财政分配关系的统收统支办法，经国务院批准，四川在1980年后，推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除地方的固定收入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全部留归四川外，调剂收入上解中央28%，其余留省使用。1982年，又改为“总额分成、分级包干”，即将原来划分收入和调剂收入的办法，改为中央与地方全额分成，以地方收入的85%留省使用，其余上解中央。从1985年起，又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体制，对划分收入的方法和范围作了部分修改。前后两种体制的基本原则，基本比例关系大体是一致的。
　　随着企业扩权试点的发展，银行的信贷体制以及内部管理也进行了改革。1980-1月后，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四川陆续开办中短期设备贷款，扩大银行贷款的范围；改革信贷计划管理体制，改变过去信贷资金统收统支、分项目贷款指标管理的制度，试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办法；改革利率制度，试行利率有条件浮动的制度；改革银行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内部经济核算。1984-6月，中国工商银行四川分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四川分行分设出来以后，新的以人民银行为首的国家银行体系正式形成。在这一时期，又新建了一系列非银行金融机构，到1985年止，有四川省长江国际信托公司、阿坝州民族经济开发投资公司、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重庆市谕中财务公司、中国投资银行四川省分行，以及在大中城市试办的39个城市信用社。

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从1978年至1990年的12年间，四川商品市场逐步发展。不仅开放了农村集市，还建立了若干大中型规模的专业市场和批发市场。1991-10-10日开业的成都肉类产品批发市场，实行交易所式的会员制，省内外的食品经营商在市场内通过买卖竞争，签订近期或远期合同的方式进行交易。工业生产资料市场也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到1990年末，全省共建立物资贸易中心和各类生产资料市场88个，物资经营网点2,225个。集体、个体商业从业人员分别比1980年增加1.2倍和22.1倍。从1985年起，按照国务院规定，取消了粮棉统购，实行合同定购，到1990年末，国家合同定购和基数内收购的农副产品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10%。工业消费品由统购包销改为开放式经营，初步形成了以指导性计划为主、多种计划形式与自由购销相结合的购销体制。用户企业通过市场购买的工业生产资料占实际使用量的比重达到70%～80%。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的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初步形成。
　　金融改革中不断拓宽金融业务，增加金融商品种类，有控制地开放商业信用，全方位地利用国家信用，引入和发展了股票和债券信用，租赁和典当信用也开始出现，从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种资金市场，如同业拆借市场、证券市场等。1990年全省金融机构同业拆借资金累计191亿元，相当于当年全省资金供给点量的17.7%。国家债券、金融债券、地方企业债券的发行逐年增多。1990年共发行有价证券48.15亿，比上年增长62.5%；各种有价证券市场转让额达7.93亿元，比上年增长4倍。1990年，全省共有信托投资公司23家，并在市、地一级设办事处32处，城市信用社发展到173家，独立核算的农村信用社8,456家，证券公司3家。年末，非银行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25.18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存款总余额的21.73%；各项贷款余额80.34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10.24%。全省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劳务市场服务机构已发展到196个。从1986-12月起，农村劳动力转移由省劳动部门具体组织进行。据1990年统计，在全省农村劳动力4,890万人中，已转入二、三产业的有654万人。1985年，技术市场开始在四川建立。1986年，全省各，市、州，各大专院校，各综合管理部门，共同建立起一批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经营机构，通过参加全国专业性、区域性技术交流交易会和专题技术成果交易会，以及直接同企业达成技术转让协议等交易方式，使技术市场活跃起来。到1990年末，全省共有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技术开发经营机构2154家。从1985年以来，技术合同成交金额累计22.5亿元，共有7万多项（次）科技成果通过市场向工农业生产转移。

发展对外贸易
　　四川从1972年起，确定了一批农产品出口生产县、乡为出口生产基地，并逐步选择一批工业品出口生产厂、车间作为出口专厂、专车间。到1985年，已建立农产品出口商品基地18个，出口专厂、专车间22个。以后又逐年有所增加。出口商品中农产品和原料性的初级产品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的比重有较大增长。四川从1977年开始自营出口，到1985年，基本实现了出口贸易由省自主。1979年以后，经营出口业务除有关进出口总公司所属的粮油食品、茶叶、土产（包括工艺品）、五金矿产等八大分公司和包装、外运等分公司外，还建立了一批地方外贸公司。1988年，四川有10个市、地的外贸公司和一批生产企业有了直接进出口权，以后又陆续有所增加。同时，改外贸经营统一核算为经营责任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扩大对外往来。1985年，召开了第二次国际经贸洽谈会，有35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到会。当年还另邀外商来川团组127个。还组织四川的一些公司到国外展出商品。1990年，四川外贸出口额达到11.16亿美元，比1985年增长2.1倍，当年进口商品价值2.4亿美元。

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1979年以后，四川利用外资和技术引进有较快发展。从1979年至1982年，实行“三来一补”，即来样、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1983年开始，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举办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到1990年，共兴办“三资”企业321家，外商投资总额约4亿美元。已投产的“三资”企业年生产总值超过5亿元（人民币），出口创汇2,000多万美元。利用外资的另一方面是接受国外贷款，主要是世界银行和外国政府贷款，用于能源、交通、通讯及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到1990年止，利用外资总额达20亿美元。从1987年到1989年的3年间，四川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项目共计487项，用汇金额6.13亿美元。1980年四川成立了第一家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四川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1984年又成立了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与此同时，四川的交通、农牧、建筑、地质、建材等部门和工程企业，与国家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企业联合，共同承担了一部分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项目。四川有15个企业从事对外承包或分包。80年代后期，四川对外工程承包已具有相当规模。从1980年到1990年，四川对外承包和劳务合同共签订518项，合同金额为9.87亿美元，承包劳务项目遍及世界六大洲的47个国家。对外经济援助，从1971年起的20年间，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数十个援建、技术合作、合作管理项目，包括修建公路、体育场馆、会议中心、住宅、医院、水电站、水泥厂、糖厂以及农村打井、建设垦区、工厂管理等等。从1979年起，四川开始接受联合国及一些友好国家多边或双边援助，援助项目主要在教育、卫生、计划生育、农村、畜牧以及微机应用培训等方面。提供援助的单位有联合国的粮食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人口活动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美国国际小母牛基金会等。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1984～1988年五年间，四川经济有较大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由于宏观调控没有跟上等原因，经济增长出现“过热”。1988-9月，中央决定用一段时间集中进行治理整顿，11月，作出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四川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把物价上涨幅度降下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在提高效益的前提下，保持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6%，加强农业等基础产业，改善产品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初步建立符合四川实际的宏观调控体系。同时，清理整顿各类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社会总需求得到遏制，物价上涨幅度减缓，表明治理整顿取得了初步的、阶段性的成效。但是，由于紧缩银根、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消费基金膨胀等力度过大，出现了市场疲软、工业生产滑坡的情况。为此，治理整顿工作转向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启动开拓市场，搞活企业。1990年底开展了“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抓扭亏增盈工作；提出一系列措施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展“三角债”的清欠工作；加强和促进销售，采取多种形式搞活市场和流通；清理“三乱”，减轻企业负担。1991年，治理整顿基本结束。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物价指数保持平稳，农业得到加强，产业结构有了新的变化，能源、交通紧张状况有了一定缓解，对外贸易持续发展。稳定了经济，稳定了社会。

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随着治理整顿的深入发展，省政府决定重点支持发展农业和交通、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以及保障社会有效供应的产品、出口创汇产品等。1990年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当年财政支出中，用于农业和支农工业的部分，增长30%以上，农林牧渔水利基础速度投资完成3.6亿元，比1989年增年38.7%，粮食总产量达到4266万吨，再创历史最好水平。各级政府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关停了一些浪费能源和原材料、污染严重、效益差的企业，大力开发新产品和优质产品，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459.2亿元，比1989年增长13.9%，1989年省政府分两批确定了攀钢二期工程、川黔铁路电气化工程、重庆江北机场、铜街子电站等37个重点项目。1990年，又分两批下达了38个重点建设项目，绝大多数是进入关键性施工阶段和施工准备阶段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大型项目。在加强基础产业的同时，继续关停并转一些高能耗、低水平、低效益的企业，特别是各地区、各部自批自上的小造纸、小卷烟、小冶炼等企业；限制长线产品的生产，1990年～1991年间，全省丝、棉纱、原盐、肥皂、麻袋等产品的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社会主义教育与廉政建设
　　1989-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全省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广泛开展了以“稳定、鼓劲”为基调的形势教育，使干部群众进一步认识到在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所处的重要地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振奋精神，搞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在干部中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对企业职工和学生开展了“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教育。进一步开展了廉政建设。省委、省政府1989年8月决定了近期带头做好廉洁奉公的9件事，进一步解决了厅级干部在公司兼职、改进领导作风、参加劳动等问题。机关作风有所转变。1990年，又重点解决了机关“创收”、领导干部多占住房、干部人事工作中的不正之风，以及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取得一定的效果。1989年和1990年，全省还多次开展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和大规模的“扫黄”、除“六害”的斗争，社会治安情况有所好转。

实施“发展县经济，先抓一条线”的战略
　　1992-3月，省委、省政府确定了“发展县经济，先抓一条线”的战略，在北起江油市南迄峨眉山市这条以铁路和高等级公路贯穿的30个县（市、区）中，着重抓22个县（市、区），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适当下放权限，创造条件使这些县（市、区）依靠自身力量，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打牢农业基础，突出抓好乡镇企业，大力引进外资，发挥科技优势，放开手脚自主发展。首先在这条线上进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企业股份制改选、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农工商一体化、县级机构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试点。实施“一条线”战略的22个县（市、区）经济发展迅速，到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1991年增长115.4%和148.1%，三年翻了一番，乡镇企业总产值比1991年增长4.5倍，总量已超过全省的1/3。1995年，“一条线”二期工程全面启动，又取得新的成果。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和乡镇企业总产值分别比1994年增长28.1%，32%和40%。在“一条线”上，以城镇为中心，第二、第三产业为主体，城乡互补，工农商相结合的县域经济新格局正在形成，在全省经济发展中起了带头、示范作用。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以开放促发展 省委、省政府把扩大对外开放摆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实行“开放促开发、开发促发展”的方针，从1992年到1995年，逐步实施了“南下（东南亚）、北上（俄罗斯等国）、东进（韩国、日本和美国）”的对外贸易构想，外贸进出口连年大幅度增长。1995年出口总值25.68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130.1%，出口商品的结构逐年优化，质量、档次不断提高。从1992年以来，先后多次举行国际招商引资会议，吸引了众多的外资机构来川投资。截至1995年，全省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1亿美元，累计兴办“三资”企业6400家。到1994年底，四川已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其中有69个国家和地区与四川开展了经济技术合作业务，共签订各种工程技术承包、劳务合作项目合同八百多个，合同金额共32.6亿美元。四川在海外从业人员已达9万多人次，在全国名列前茅。四川的国际旅游业迅速发展。国际旅游接待人数1990年近20万人次，1995年增加到35万人次，创汇1.1亿美元，比1990年增加2倍。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1991年，企业改革重点是转换经营机制，从强调外部环境的改善转到改善外部环境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并重。完成了企业第二轮承包，进一步完善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并推动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重点抓了105户企业，各市、地、州也分层次地在一批企业试点，主要从放开企业生产经营，明确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支持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深化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改革考核评价企业的办法等5个方面入手，加快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把企业推向市场。到1992年，全省有70多户企业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744.21亿元，比1991年增长12.26%，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下降14.5%。1993年，四川省把组建股份制企业对原有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改组作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途径，扩大试点，实施规范化管理，收到显著成效。到1994年底，全省已组建的股份有限公司达400户，其中公众公司53户，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股票上市公司24户（包括在香港上市的3户），次于上海、深圳，居全国第三位；还组建有橡任公司八百多户。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已有50%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橡任公司。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改组后，严格按照股份制试点的规范化要求运营，转换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增强了竞争能力，占领国内外电子工业市场，1995年产销彩电300万台，在全国彩电市场占据了20%以上的份额。
　　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 省政府于1993年制订了四川省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33条意见，并在22户企业进行试点。1994年根据试点情况，对试点办法进行了补充完善，决定从公司制改组建立法人产权制度入手，在清产核资、评估验证、界定产权的基础上，把试点企业分别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有橡任公司或国有独资有橡任公司。在改组过程中，可以与外资合作组建合资、合作企业；与乡镇企业共同新办联合企业。各企业尽可能创造条件，把企业内的生活、后勤、医院等辅助部门划分出来，面向社会，独立经营，在1～3年内企业给予定额补贴，逐步实行自负盈亏。试点企业一律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企业安置富余人员从事第三产业资金有困难的，可用待业保险基金予以支持。允许试点企业每年有不超过职工总数2%的人员进入社会待业，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发放待业救济金，并指导他们再就业。企业在两年内分别执行国家规定的27%或18%企业所得税照顾税率。按照国家规定，将过去“拨改贷”的资金转为国家对企业的资本金投入，给企业减除部分债务负担。在产权改组中，把一部分资金或收入划拨为社会保险基金，以弥补老职工社会保险费积累的不足。全省22户试点企业按照上述办法运作，到1994年，已有19户改组为股份制企业，1户与外商合资经营，同时有15户组建了以资产为纽带的企业集团，构造了新的产权制度。试点企业增强活力，1994年在全省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下滑的情况下，22户试点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2亿元，比上年增长10.58%，销售收入和实现利税总额的增长幅度都高于其他企业。1995年，试点企业扩大到80户。
　　促进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从1991年到1992年，四川为搞活商品流通，培育市场体系，进一步明确了有关销售政策，放宽部分重要商品出省的审批权限；组织实施国家调价项目，适时调整不合理的产品价格，实行双向物价目标控制责任制，查处和制止乱涨价；加快市场建设，改善市场设施，增加容量；商业经营机制转换加快，力度加大，以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引厂进店、双保经营为主体的经营方式更加多样化。1992年，省政府要求“八五”期间的市场体系建设要围绕省委、省政府制订的经济发展成果，形成以成、渝两市的大区域专业批发市场为龙头，经济较发达的市（地区）的区域性批发市场为基础，“三边”（川东、川南、川北）集散市场为通道口岸，横向配套、纵向协调的全省市场网络和体系。1993年，省政府选择了150个（后增至180个）有较强凝聚力、对全省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大型区域性市场、行业发展龙头市场和骨干要素市场进行重点建设。到1994年底，四川已拥有各类商品市场9200多个，总个数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冠。其中，有34个交易额上亿元的大型批发市场，四川的猪肉粮油市场、成都荷花池市场和重庆市生产资料交易所已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全省有零售额在1.2亿元以上的大型零售商场13家，其中，成都市人民商场1994年的营业额达8亿多元，利税总额达六千多万元。金融市场向国库券转让、银行同业拆借、租赁典当信用、债券转让交易、证券交易等多种形式发展。1994年，全省有专业证券公司5家，证券营业部120个，证券业务代理网点407个，通过由证券交易中心清算的证券交易额达267亿元。在产权交易方面，从1987年开始推行产权转让和企业兼并，到1993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已有1162户企业对1398户企业实施兼并或产权转让。劳务市场从1993年起加快发展，到1994年，全省有职业介绍机构994家，实现就业人员共242万人。对国外、省外转出劳务人员达1000万人次，劳务收入100多亿元。1994年底，全省各类技术中介、咨询服务、民办科技机构等参与技术交易的机构已有近万个，从事技术交易活动人员10万多人。1994年全省签订技术交易合同金额二十多亿元，实现金额6.35亿元。期货市场在1992年以后逐步发展，到1993年底，已建立成都金属交易所、重庆生产资料交易所、华西农副产品交易所、成都粮油商品交易所、四川商品交易所、成都肉类商品交易所等6个期货交易所，已开设了20家期货经纪公司，经纪人员有500余人。
　　发展个体、私营工商业 1950年，四川有个体商业劳动者近100万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大部分组成了合作商店，个体商业劳动者逐步减少，到1978年只有2.5万人。1978年后，恢复个体工商业，发展私营工商业。到1992年，全省个体工商业户达到147万户、185.7万人，自有资金31.5亿元。私营企业总计5,466户，雇工7.3万人，注册资金7.17亿元。1993年，省委、省政府要求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摆上战略位置，积极扶持，放手发展。6月，省人大颁布了《四川省个体工商户条例》，7月又发布了《四川省私营企业条例》。成都市成华区和新津、广汉市还开辟了个体私营经济试验区，从政策措施上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同各种经济成分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公平竞争。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企业规模扩大，经营领域不断拓宽。到1994年底，全省个体工商户已达191万多户，从业人员245.6万人；私营企业1.93万家，雇工26.4万人。当年，个体户、私营企业的总产值分别为41.4亿元和55.64亿元，销售总额（或营业收入）分别为271.92亿元和33.74亿元，向国家缴纳税金约20亿元。个体工商户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3.2亿元，占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6.9%。新津县私营企业希望饲料集团，1994年实现产值17亿元，利税1.1亿元，净资产6.5亿元。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希望集团的资产进行了评估，结果为10.4亿元。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 为提高全省退休职工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省政府于1992-4月起实行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省级统筹，即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征收、统一管理、统一调剂使用。同时，实行企业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费的制度。到1994年底，全省参加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的城镇企业（不包括由国家按行业统筹的企业）共3.93万户，占应参加统筹企业的96%，参加退休费社会统筹的在职职工近500万人，占应参加统筹的98%。有173个县实行了集体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统筹。与此同时，推行了职工失业人员保险、大病医疗费用统筹和工伤保险。到1994年底，全省参加失业保险的单位3.2万户，职工约500万人；当年发放特困企业职工生活补助费和救济金共1000万多元。大病医疗费用统筹企业有7640户，职工111万人。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企业1.2万多户，职工149万人。住房制度改革已全面铺开，到1993年底，全省参加房改的公有住户单位2.9万个，占拥有公房单位数的29.2%，出售公有住房3501万m²，收取购房款24.5亿元。
　　进行政府机构改革试点 1993年，为进一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开始了政府机构改革。在省府机构中的冶金厅、粮食局、新闻出版局等进行了转换职能、转为经济实体的试点；把县的政府机构改革试点由广汉等3个县扩大到25个县。宜宾县改革后，党政常设机构比过去缩减了26.7%，机关工作人员减少33.3%。
　　加强宏观经济调控 由于经济加速发展，宏观经济调控不力，1992年以后，资金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物价大幅度上涨。到1993-4月，全省银行的备付金率最低时下降到3.2%。1993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达13.5%，突破了原定8%的控制目标。1994年，涨势未减，全年商品零售物价和居民消费品价格分别比1993年上涨23.9%和24.6%。从1993-6月起，省政府采取措施，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强化税收征管，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物价监控工作等，随着政府宏观调控措施的逐步落实，到1994-6月，全省金融形势好转。专业银行备付金率达到8.15%，扭转了支付困难的局面。全省市场物价进入1995年后涨势趋缓，涨幅逐月回落，尤其是过去涨幅强劲的食品类，价格回落幅度最大，价格指数回落了10个百分点。1995年全省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为17%，比上年回落了6.9个百分点。

加快基础产业的发展
　　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从1992年以来，按照“稳粮、增收、奔小康”的思路，继续稳定农村政策，在物资、资金、科技等方面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农村用电量、化肥、农用薄膜、农药施用量都逐年有所增长；大型骨干水利工程南部县升钟水库渠系配套工程、江油市的武都引水工程、都江堰改扩建工程已基本建成并陆续投入使用，冕宁县大桥水库等重点工程已开工建设，到1995年底，全省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291.2万公顷，比1991年增加8.66万公顷。粮食生产从80年代末走出低谷后，几年之间稳定在4,300万吨左右，1995年上升到4,500万吨。乡镇企业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全省共动员了两万多科技和管理人员进入乡镇企业，企业素质有所提高，新产品开发和新技术推广项目大量增加。1995年全省乡镇企业总产值达5,486.5亿元，比1991年增长10倍以上。乡镇企业中的“三资”企业已达500家以上，创汇型企业200家以上，1995年出口交货额达30.5亿元。
　　加强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建设 自1992年以来，四川继续调整投资结构，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加强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建设。电力的在建规模达650万千瓦，从1991年至1995年新增装机容量448.5万千瓦。装机60万千瓦的铜街子水电站全部建成，黄桷庄电厂一期工程两台20万千瓦机组建成投产，太平驿、东西关、槽鱼滩、铜头、雨城等水电站和白马电厂等中小火电工程相继开工和部分建成投产，总装机330万千瓦的二滩电站施工进展顺利，预算1998年首台55万千瓦机组将建成发电。天然气开发已先后建成川东卧龙河、川中磨溪气田，1995年全省天然气产量达75.16亿m³，比1991年增长12%。1995年全省原煤产量达9887.6万吨，比1991年增长43.2%。交通建设方面，1993年，宝成铁路南段复线建设全局铺开，成昆铁路和襄渝铁路渝达段电气化改造工程相继动工，达（川）成（都）铁路进入施工高潮。同时，先后建成了隆昌县至泸州、万盛至南川、普济（旺苍县）至乐坝（南江县）3条地方铁路，开始建设成都铁路枢纽站西环线工程。成渝高速公路于1995年9月21日正式通车，绵阳至乐山市、内江市至宜宾、隆昌县至泸州等高速公路已先后开工。邮电通信方面，建了成都、重庆两个卫星地面站，并即将建成甘孜、阿坝、攀枝花等9个卫星地面站。完成了数据通讯网一、二期工程。西安至成都、成都至昆明光缆干线及重庆至武汉、昆明、贵阳等地微波电路相继开通。全省已有200个县以上城市实现了市话自动化，其中有139个城市具有国内长途直拨、66个城市具有国际长途直拨的功能。原材料方面，泸天化油脂工程、川东盐厂、攀钢二期工程、八一六、川天化大化肥工程等已经或即将建成投产。

廉政建设和社会治安工作
　　加强廉政建设 1993-4月，新一届省委领导班子产生后，制定了省委常委勤政务实、廉洁自律的5项规定，并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实行“三不准”规定即不准搞第二职业、不准介入股票市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向下属单位摊派各种个人支出，假公济私。据中央调查组1994-7月来川调查，98%以上的市、地、州、县（市、区）领导班子和县（处）级以上干部都已召开过党政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自查自纠的民主生活会，对查出的问题绝大多数得到了处理。同时，在各级党政领导机构中开展了纠正行业、部门不正之风和反腐败斗争。1994年，各地查出违章收费金额6,120万元，压缩和制止出访71批712人次，清理出党政机关无偿占用企业交通工具152辆、通讯工具456部（台）、现代化办公用品等46台（件），占用企业资金6,321.69万元，所有这些均陆续作了处理。1993年以来，全省各地集中查办了一批发生在党政机关、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大案要案。1993年，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结案经济犯罪案件5843件，判处人犯7,570人，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6270万元。1994年，全年共审结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案件2,285件，判处人犯2,533人。
　　强化社会治安工作 针对各种刑事犯罪案件继续上升的情况，全省各地强化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扫黄”、除“六害”。1993-8月以前，重点开展了反盗窃、围歼车匪路霸、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禁止卖淫嫖娼等4个专项斗争；8月以后，全省开展了两次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各地集中力量破大案，挖团伙，追逃犯，先后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0,600余起，其中重、特、大案件15,005起。1993年共查处“六害”案件66,393起。1994年和1995年，继续开展“严打”和专项斗争。1995年3、4季度，全省开展了禁毒斗争的第一个战役，共查获各类毒品案件4,509起，抓获犯罪人员8,240人，缴获海洛因30,373支，罂粟壳、籽753.65公斤。

实施“科教兴川”战略
　　省委、省政府于1990年确定了“科教兴川”战役。1992年2月，又作出 《关于大力推动科技进步振兴四川经济的决定》，即“科教兴川50条”。随着“科教兴川50条”的逐步实施，全省科技和教育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在 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科技方面，省财政连续几年大幅度地增加了对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1992年增加36%，1993年增加 49.3%，1994年增加37.4%，1995年增加17.2%。1992年以来建立的成都、重庆、绵阳、自贡市四个高新技术区，吸纳和集中了全省90%以上的高新技术产业达200多家，已形成了一支在微电子信息技术、光机电一体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和生物医学材料、航空航天、光纤通讯、激光技术、核技术应用、电子计算机和传感技术等领域中的研究和开发的力量。到1994年，仅通过验收的近40个“火炬计划”项目所创产值即已达12亿元，创税利2亿元，出口创汇1,750万美元，其投入与产出比，均在1:3以上，是传统产业的5倍多。1994-3月，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一个促进科技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科技兴川“千亿工程”计划，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大力兴办科技产业和推广应用科技成果，到2000年使全省工农业新增产值1200亿元。这一工程随即在全省启动。1994年，全省发展科技产业和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共安排计划项目三千多项，实施项目2000多项，实现产值200亿元以上。截止1995年底，已实施项目达八千多项，实现产值达400多亿元。科技企业加快发展。包括高新技术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以及独立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企业科技开发机构和各级科技管理部门所创办的科技企业在内，全省各类科技企业已达8870家，共实现产值144.8亿元。技术市场和技术交易活动十分活跃。省与绵阳、德阳、乐山市、南充等地建立了常设技术市场，全省从事技术交易活动的人员有5.1万人。1994年共签订技术交易合同1.2万项，合同金额20.12亿元，当年实现金额6.35亿元。
　　在教育方面，逐年增加了教育经费的投入。1993年全省地方教育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总额56亿元（不含中央属各类学校的经费支出。下同）。比1992年增加8亿元，增长16%。1994年又比1993年增加20.9亿元，增长37.2%。同时，采取措施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稳定教师队伍。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把基础教育放在突出位置，重点抓九年制义务教育。到1994年，全省已有11个县经验查验收，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加上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乡，累计“普九”人口覆盖率已达27%。累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地区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58.6%。改革和发展高等教育，积极而稳妥地进行了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招生就业制度和校内管理体制等一系列的改革，调整专业结构，提高了整体办学效益。各校根据社会需要，继续调整改造现有传统专业，发展新兴高技术和社会急需的专业。仅1993年，共撤销“夕阳”专业二十多个，新增设急需专业八十多个。在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中出现了3种模式：四川大学与成都科技大学联合，成立四川联合大学，达到校际联合，优势互补，提高效益；重庆大学面向社会，与大型企业挂钩，成立校董事会，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西南工学院，由学校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联合办学，有关大型企事业单位参与管理。所有这些，对打破原来的政府单一办学和“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促进学校布局和教育资源的合理调整，作了有益的探索。经国家教委批准，四川相继成立了四川三峡学院、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四川教育学院绵阳分院、重庆石油高等专科学校、自贡市高等专科学校和民办的四川天一学院。到1994年，全省高等学校在校生为198,407人，比1991年增长40.4%。

三峡工程四川库区移民
　　长江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按照设计要求，工程建成后，四川沿江地区将有6座县城全部淹没，10个县（市）部分被淹，预计共需搬迁安置移民95.5万人，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建设移民。长江三峡工程于1994-12-14日正式开工。在此之前，移民工作即已开始。从1985年至1993-3月，四川省三峡库区共投入移民试点资金2.6亿元，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开展了部分迁建城镇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重点地进行了工厂迁建、工业安置移民和专业设施复建，组织了相应的智力开发，提高库区基层干部和移民的生产管理水平，推广实用技术，全面贯彻开发性移民的方针，把库区建成综合开发的新经济区。1993年至1994年，国家计划安排四川省三峡移民投资9.395亿元，实际完成5.555亿元，重点解决有关续建项目、农村移民的大农业开发，以及其他移民安置工作。1995年，巫山、奉节、云阳等3个省批淹没县、31个集镇、165个企业的搬迁安置工作又全面启动，共将安置城镇和农村移民2.2万多人。三峡工程四川库区移民工作正按照“突出重点，远近结合；移民进度与工程进度相衔接；在资金到位情况下，移民宜早不宜晚”的移民搬迁原则，正在各方面的配合支持下，有计划地组织实施。

四川“八五”计划圆满完成
　　1995年底，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年）提出的主要任务已经圆满完成。1995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28亿元，从1991年到1995年的5年间平均增长11%，超过计划要求5个百分点。全省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由1990年的35.2:36:28.8，变为27:43:30。5年间全省共投入能源建设资金378亿元，交通通信建设资金230亿元，大批重点建设项目竣工投产，有效地缓解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建设的制约状况。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全省已有300多户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2000多户国有企业开展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财税、金融、计划、投资、外汇、外贸体制的改革顺利推进，价格、粮食等体制的改革也迈出较大步伐，市场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国民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财政、金融状况基本稳定。5年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18.4%，财政支出年平均增长17%；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大幅度增加。市场购销两旺，1995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销售额达1,305亿元，5年平均增长19.1%，物价上涨过快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城乡人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普遍改善。1995年，四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达3,5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1,158元，扣除物价因素，分别年平均增长5.4%和4.1%。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较快发展，民族团结，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