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vious首页 Previous历史 Previous当代  川西农业大跃进纪实 2001-7-23历史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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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农业大跃进纪实王东渝/文


  1956年的减产,让温江专区大部分县的干部冷静了许多。李政委几个小时的关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说教,也没有让他们的脑子热起来。1957年,大部分县都放慢了“技术革命”的步子,恢复传统耕作方法。唯有郫县一枝独秀,在省委领导的扶持关怀下,高举跃进大旗,双季稻面积由四千亩扩大到五万多亩,全县干部一大半在乡下指挥农民搞生产,培训出几千名“土专家”,组成全县“新技术推广网”,悬赏征集生产新建议近三万条。年底,《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四川九个县市达到纲要指标,“其中郫县产量最高,平均亩产一千零八十三斤”,成为全川第一个千斤县。
  这一次郫县出了大风头,不仅成了全省“首举帅旗的先进县”,在全国也有了名气。五七年底到五八年初,省内外参观取经者达五千多人。省里又决定,将崇宁这个殷实肥富,但“工作落后”的小县并入郫县,壮大郫县实力。因为水稻减产的事让新华社记者捅出去“犯了错误”的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到郫县坐冷板凳。县委门口贴出了一幅对联:

克勤克俭以乘风破浪的干劲提前实现纲要四十条
戒骄戒躁用排山倒海的雄心壮志稳举帅旗双千斤

横批:跃进再跃进
  没有自以为骄傲的成绩就不会说“戒骄或躁”。县委书记、县长高义禄后来感慨:
  “那时候我们的脑子真是太热了,不是一百度、一千度、一万度,是一亿度!
  一亿度的高烧就是从这时候升起来的。继五七年实现“千斤县”,五八年的指标定到双千斤。为了稳举帅旗,全县掀起声势浩大的改良土壤,积肥造肥、扩大耕地、兴修水利、植树绿化和除七害运动。被郭沫若称为“新国风”的跃进诗歌响彻全县:

夜晚当白天,月亮当太阳,星星当月亮

挖尽千脚泥,寻找肥林盘,积肥不上五十万,不算英雄汉。

志愿军战歌也改编成跃进战歌:

雄纠纠,气昂昂,决心坚如钢。雨当晴,夜当晓,生产日夜忙……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到郫县视察,尤如一剂强烈的兴奋剂,把本来已经热昏的气氛加热到白炽。陷入热昏状态的不仅是干部,农民也被眼花缭乱的刺激弄得晕眩了。无休无止的宣传鼓动如催眠术和气功师的暗示,光荣与梦想如天国的召唤,人人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1958年5月,就在毛泽东正式启动大跃进战车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同时,郫县举行党代会,县委书记高义禄骄傲地宣称,小春丰收已成定局,据各乡估产,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同志们,这个增产比例在我县来说是空前的,史无前例的,从近来报上发表的消息看,象我县这样的增产比例是少有的。
  这是一个诗歌盛行的时代,人们竞相用诗化的语言表达豪情壮志,连党代会上作报告也不例外。在做诗,或者说编顺口溜方面,农工部长潘兆清是一把好手。本地贫农家庭出身的潘兆清虽然只上过几年小学,但聪明过人,能说会道,善于领会上级精神并有创新。他土改时参加工作,两年时间就当了区委书记,1954年升任县委农工部长。县里发的文件,大部分是由他口述,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莲记录而成。在这次党代会上,他的报告几乎是诗歌连缀。归纳全县各乡的工作成绩,他朗诵道:

太平扫除文盲干劲大,崇兴除四害灭三病有办法;
新民技术革新是创造,合兴先进技术创造广;
犀浦经营管理有名堂,花园耕作细致赛全县;
永定挖沙塘改良土壤,安靖肥料加工厂是榜样,
团结使用磷肥矿已推广,永兴创造农业社办劳教,
古城养猪全县最多、德元大麻生产很漂亮;
友爱土烟赛过花园场,合作养母猪经验很丰富;
和平油菜产量高,清河乡创造栽包粪秧。

这就是行行出状元,乡乡有特点,事事有先进,样样有创造,只要认真学,外行变内行。
  讲到生产上的发明创造,他朗诵:
  农业社创造既多又广,生动而惊人。萧传贵创造洋芋栽大箱,刘贤松创造全队早发栽塘秧,徐清树创造三点钟催芽法,李洪金创造土烟间在玉米箱,刘孝钦提出荞子点条播,赁伦发提议土烟栽双箱,孙树云创造筒车改用筒槽水,石荣中试验成功老葫豆行内间种葫豆秧……杨志成人工造粪水,刘贤松和技术人员结合创造高空育秧,周桂林试行水沟育秧,牟青云就搞院坝洒秧,机械农场试行猪喂牛粪,钟永成和张润高就把猪的扁桃腺割了喂了肥猪片,注射鸡蛋清十天长七斤……
  党代会的诗歌大联唱以县委书记高义禄的报告为最后篇章,他描绘我们县目前的景象是:
  “乘风破浪大跃进,万马奔腾总动员。坚决跟着共产党,誓把郫县变乐园。粮食赶澄海,水稻追孝感;亩产一千五,力争达双千。每户积肥八十万,单改双、双加番;密植良种浅水灌,低产变成高产田。小沟改水渠,铁牛跑得欢。生猪发展超北川羌族自治县,鸡鸭成群果满园。全县养蜂二十万(箱),每户社员都养蚕。……社社有电话,队队喇叭安。文盲全扫除,都把科学钻。农业中学遍全县,新型农民文武全。六畜兴旺人健康,三病七害消灭完。农村修建居民点,家家户户电灯燃。有余粮、有存款,欢乐歌声遍田园。人人脸上红光满,老年变得象青年。光荣伟大共产党,领导我们奔向前。幸福日子要实现,大家鼓劲干三年。
  鼓劲干三年就能过上这般如诗如画的好日子,真是累死累活也心甘。

记念毛泽东视察塑像/雷康 摄
记念毛泽东视察塑像,1958-3-16日毛泽东来到郫县红光社转了一个多小时
地点红光镇·郫县·成都
时间2002-10-29 16:38:39

  最最幸福和激动的当然是红光社的社员们。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人人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一份“龙恩”。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人们筹划着,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见过他的十八名小孩成了“幸福娃。幸福万分的温幺娘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她逢人便说,要是那阵不害火巴眼就好了,害得毛主席来了她都没认出来,抱怨她孙儿不懂事,毛主席问他腔都不敢开。
  更名“幸福”的还有:毛泽东到过的灌县新城乡莲花社更名幸福社;刘少奇视察过的犀浦乡第二农业社更名幸福社;邓小平视察过的郫县晨光社更名幸福社。孩子们人人学会了新儿歌:
  “红光社,开红花,毛主席来到我们家。看我们种的双季稻,夸我们种的好庄稼……
一曲颂歌唱遍大江南北:
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好象春雷响四方。……
  和这首曲调优美的颂歌一样响遍全国的,是毛泽东在红光社发现的打破碗花花。根据毛泽东三月十六日的当面指示,有关报道两天后就出现在《四川日报》。三月二十六日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专稿:《让毒草为人类服务 四川农民用“打破碗花花”除蚊蝇》,并有川大方文培教授,川医谢成科徐仲吕李正化教授等的分析介绍。几天后,这种野草的神奇功效进一步扩大。《人民日报》说,四川省农业部门的试验证明,这种野草还能够用来消灭蚜虫、土蚕、螟虫和“杀死病菌”。不过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报纸何以将它吹得神乎其神。直到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已到了武汉,《人民日报》才首次报道毛泽东在四川的消息,刊登毛泽东在红光社观看打破碗花花的照片。反应敏捷的郭沫若在第二天发表的《百花齐放》组诗中加上“打破碗花花”一首:
我们的白色花冠是五瓣,有的是淡紫色或者淡蓝,也有的是双瓣名叫牡丹,栽培在庭院里也很好看。
  但我们的广阔天地是乡间,农民们用来驱蝇、除蚊、肥田。茎叶有毒,看是怎样地使用,只要使用得好并不打破碗。
  他对这种“”的知识显然是从报纸上得知的,不如艾芜谈得真切。他说他小时有一年打摆子,母亲到小沟边摘了打破碗花,捶烂敷在手上,“从此就不发疟疾了”,建议用它提炼一种治疟疾的外用药。又说四川还有一种叫合麻的野草,手一摸痛得要命,当年张献忠扯来揩屁股,痛如刀割,大骂四川不但人可恶,连草也可恶,“我想也可以研究下子,在毒草中取出有用的药来。
  因为是红光社社长,诚实厚道的周桂林成了全国知名人物,他那副光头上扣一顶皱巴巴的制服帽,裤腿挽得老高的形象经常见诸报刊。他是那个时代出身贫苦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典型人物。他原是简阳市的一个孤儿,流落到郫县合兴乡帮长年,因为老实肯干,主人家舍不得放,就留在当地。临解放前川西坝子兵荒马乱。一户姓萧的人家怕十六岁的女子落到胡宗南的兵痞手里,打急抓把女子嫁给他,她就是后来的副社长萧绍群。虽说合作化以来周桂林一直是劳动模范积极分子,实际上一切并不由他主宰。他一天书没读,扫盲后仅写得周桂林三字,为人憨厚木讷,拿不出什么新点子好办法,唯一优秀的是“工作干部”叫干啥就干啥,他的无数拿着讲稿在台上表决心的照片都是别人导演的。他在广播里讲话,别人在旁边说一句,他对着话筒说一句,广播喇叭里都听得见。
  合作社以来一直在合兴乡、红光社抓点的干部是农工部长潘兆清和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莲,五七年一月又有女副县长郑功瑶下放任乡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在红光社转了一个多小时,如何把伟大领袖的一言一行贯彻到工作中去呢?工作干部们反复回忆理解讨论,总结出“关键在于那一比”。你们看,毛主席在油菜田里,左手摸着菜子,右手伸到齐胸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又比到齐颈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最后一次比着他的高大的身体的同样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毛主席这一比,是在让我们开阔眼界,鼓励我们创造生产奇迹,夺取前人想象不到的大丰收啊!于是,社里召开群众大会,批判庄稼长得差不多了的“封顶思想”,重新修订增产计划,修改一次上面通不过又修改一次,一直修改三十七次,最后终于发出豪言壮语:向大地展开冲锋,喝令山河原野献宝;力争粮食翻三番,不达目的不罢休!”“粮食翻三番,中稻过双千,晚稻超早稻,晚秋作物破千关,生猪发展翻两倍,绿肥翻过九万关,保证粮食三千五,力争跨过四千关。
  合兴乡党委第一书记郑功瑶这年芳龄二十六,郫县太和场人,就是画家张大千抗战时移居三年的地方。她父亲当过军官,抗战后解甲归田,土改划成份为城镇贫民。太和场为著名蜀绣之乡,妇女多以刺绣为生计,郑高小毕业后即在家绣花。她虽文化不高,相貌平平,但聪明伶俐,干练泼辣,倒也算女中人才。十七岁那年当了乡农会妇女委员,一九五四年任县妇联主任,一九五六年年仅二十三岁当了副县长。郫县的女干部在温江专区以能干出名,她是其中的姣姣者。她的仕途轨迹和农工部长潘兆清惊人相似,又兼志同道合,来往密切,眼下二人恋情已是公开秘密,郑早已解除包办婚约,潘在等待和结发妻子离婚。
  毛泽东到红光社时,风云人物郑功瑶错过时机,到湖北参观取经,水稻高产之风就是从那里吹起的。当时湖北出了两大全国轰动的典型,一个是麻城孝感的水稻高产,一个是红安县的干部试验田。麻城、孝感五七年底放出晚稻高产卫星,亩产两三千斤,经验是深耕、足肥、密植,开大浮夸先河,影响所及不可估量,所谓经验全国竞相效仿。

红苕丰收·蜀绣·1958出品/成都蜀绣厂/雷康 摄玉米丰收·蜀绣·1958出品/雷康 摄
红苕丰收|玉米丰收·蜀绣·1958出品,制作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反映了当时的四川民风和蜀绣水平
地点:成都蜀绣厂·青羊区·成都
时间2001-9-11 15:06

  所谓“干部试验田”则是乱指挥的升级。1957年后大批干部下放基层,以“改造思想,克服官僚主义,领导生产”云云。红安的经验是,光是带一本劳动手册、一把锄头到地里劳动,“很难达到领导生产的目的”。要用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试验田的办法,“打开如何对农业生产全面、具体地领导的闷葫芦。”县委书记程鹏种了一块花生试验田。当地习惯花生地不上底肥,他偏上,习惯一窝花生一粒种,他下三粒;习惯白子下种,他用“根瘤菌”拌种;习惯宽窝距他打破搞密植;习惯锄两道草他锄四道;习惯花生苗不浇水,他偏浇。从而“对全县的花生生产实现了具体领导”。县、区、乡、社四级干部统统下去种试验田。中央转发了湖北省委在红安县总结的《关于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认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对于实现党对农业生产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
  党对农业的领导具体到了上多少肥、下什么种、挖多深、种多密、除几遍草、用什么农具……如果农民不照办,就做一个样板让他们照着办,“如果不办,就要批判”。在一些人心目中,农民是愚昧、保守、落后、懒散的一群,他们头脑简单,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抵制一切先进的生产技术,只顾把肚皮胀饱打个人发家致富的小算盘,必须由党来教他们怎样种庄稼。一方面要大破专家权威教科书的“迷信”,一方面是对“技术革命”的狂热迷信,只要“先进技术”一推广,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郑功瑶到湖北就是参观学习这样的经验。回来后就在乡上展开“鸣放辩论”,声称亲眼看到孝感有密植小麦亩产四千斤以上的。全乡召开一千多人的“密植誓师大会”,发誓使用三×七寸的密植标准栽秧,合符规格的插红旗,上光荣榜,送喜报,不合规格的拔掉重栽。全乡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人人搞革新试验田,她亲自和红光社副社长刘贤松合搞一块。全乡立下亩产双千的誓言。
  7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三千七百五十二斤的卫星。《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由社长周桂林等人亲自栽种,他们说这是毛主席走过的地方,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几天之内,郫县全县射出几十枚三千斤以上的卫星。
  8月5日夜晚,郫县广阔的田野上灯火闪耀,全县二十多万男女老幼手持灯笼火把,敲锣打鼓从各个角落向县城进发,参加全县庆祝早稻丰收大会。清晨,广场上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跃进歌声如潮,老太婆们穿着花衣又唱又跳,男人们的光头象刚出土的蘑菇青光一片。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获得空前大丰收,平均亩产一千零三十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比全省第一个早稻千斤县新繁多十七点四斤。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在郫县
  “这是毛主席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
  在雷动的口号声、锣鼓声、欢呼声中,省委农工部长杨万选要求郫县叫中稻、晚稻放出更大卫星,叫明年的粮食再翻一番。周桂林在大会上结结巴巴地表决心,要让早稻放出万斤以上的大卫星,来回答毛主席的关怀。县委宣布,给放三千斤以上卫星的社发奖金八十元。
  八十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按当时的价格可买大米一千斤,更重要的它是一个荣誉,在全民“发功”的状态中,争上游、夺红旗是压倒一切的荣誉,上自省地,下至社队,竞相攀比,谁也不甘做乌龟王八老牛破车的下游。当一眼就能识破的假话受到鼓励和表扬,甚至堂而皇之上党报、拿奖金,真假是非就失去了意义,重要的是创造无与伦比的奇迹。
  让我们看看这种竞赛在两个农业社之间是如何进行的。
  合兴乡和平社与红光社相邻,早稻收割前,驻社干部胡清泉和社长黄子云商定,“今年产量一定要压倒红光,赛全县!”红光社放出早稻三千七百多斤的卫星,当晚和平社干部开会,决定第二天就“放一个更高的卫星把红光压下去!”。红光的三千多斤,不说都晓得是假的,他们都假得来,我们难道假不来?商定的办法是“大秤小秤砣,多填划码单”。
  第二天乡党委书记郑功瑶、乡长邱立崇到场验收,郑功瑶亲自“监秤”。谷子边打边称、往秤上一挂,挑挑都是三百斤左右。谷子打完,总计亩产三千八百五十斤,超过红光社。邱立崇是收了一半才赶来的,看了过秤登记再看看每挑谷子的份量,起了疑心。谷子称完,他对过秤的人说:“我来称一下看我有好重?”他吊在秤上一称,一百九十多斤!不由得心头火起:“我才一百零几斤,咋个称出一百九十多来了?这是啥子秤哦!”监秤的郑功瑶立即向他使了一个眼色,邱便哑口不言了,回乡后郑为此事对邱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批评。
  8月中旬中稻收割,红光社又放出一颗四千多斤的卫星,和平社干部闻讯“很不服气”。
  第二天外边在割谷子,干部们就在屋里编划码单,外边谷子还没收完,屋里已经放出了一个亩产五千多斤的卫星。
  接下来是一场龙争虎斗。
  8月18月,红光社六千一百五十八斤。
  8月21日(上午),和平社“妇女卫星田”六千三百五十三斤。
  8月21日(下午),红光社双星齐发,一个七千一百四十三斤,一个七千四百二十二斤。
  8月22日(上午),和平社七千四百二十二斤。
  8月22日(下午),红光社八千三百五十一点九斤。
  和平社的干部对逐步升级式的争斗不耐烦了。22日晚,干部们决定“干脆做一个大的”,压得他红光抬不起头。
  做大的也不那么简单,前期的“卫星”完全是凭空胡报的假数,眼下产量已达神仙数字,吹得越高,名气越大,参观取经者越多,惊动的领导越多,仅有数字显示已经缺乏说服力,必须设法伪造假现场,提供实物依据,还要避免内部走漏风声,外部看出破绽,这就麻烦多了。
  社干们选中十二队的一块试验田,它的妙处在地处偏僻,远离大路,很少有人来往,“便于活动”。操作方案为:一、调集全社各队嘴巴可靠的“积极分子”七十余人参加收割,既造成数十人收打一亩田的高产声势,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割完毕,以免闻讯者参观检查;二、收打后立即将田犁了,以免谷桩留下破绽;三、将其它田打的谷子集中到这块田打下的谷子中,说是这块田打的;四、将其它田谷草集中到这块田四周堆起来;五、编造高产经验,对外统一口径。
  23日一早,社干部给调来的积极分子安排任务,积极分子们表示:“只要你们安心把红口打开,我们多做几块卫星田、多熬几夜都没关系,你们干部咋个说,我们就咋个做,有啥来头?”正在干得起劲,又有探子报告,红光社今天要放两个上万斤的大卫星,干部当即决定,这块田的产量定为一万六千七百二十点二斤。
  产量精确到两、钱,以显示产量的准确可靠,是造假的通例,数千斤、数万斤乃至十几万斤的高产卫星几乎都有个小数点以后的尾巴。计算方法也是蛮“科学”的,诸如每亩多少窝,每窝多少穗,每穗多少粒,多少粒一斤,都一五一十报得出账的。并且都有某某领导亲自参加收打验收,包括农业专家在内各方人士参观监督验证,不由你不信。
  不用说也知道,和平社这个“卫星”是乡党委和县委干部参与策划了的,收割时郑功瑶就在场,第二天,《郫县报》用号外刊出“欢呼中稻巨星腾空,和平社亩产一万六千七百二十斤”的消息,第三天,即8月二十五日,《四川日报》报道“郫县连放五颗中稻卫星,”其中最大的是合兴乡和平社十二队的这颗。报道凭空造谣说,这块田“打几个草就是一挑谷子”,“县委书记高义禄等参加了验收”。看了报纸的人很激动,而周围社队闻讯去参观的人都在发牢骚:“叫我们来看泥巴,谷桩都不留给我们看一下,这种卫星,明天我们照样放得出来!
  这时候全国的高产卫星已如节日的焰火满天乱窜,在比胆大方面,全国商品粮第一大省四川还略显逊色,直到8月22日,湖北、河北已放出三、四万斤的大卫星,四川还未出现一颗上万斤的,上上下下颇为焦虑。
  8月22日晚,《四川日报》夜班编辑度过一个激动的夜晚,先是接到新繁县委的电话,对方透过劈劈叭叭的杂音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该县清白乡当日收割的一块田亩产一万二千多斤,声称从早晨七点开始,八十二人割谷,二十二人用十一张拌桶打谷,用了八小时才收完,县委第一书记曹云生,书记邓明秋,清白乡党委书记李银亮反复核对属实”,还有三百多人参观云云。编辑手忙脚乱记下这则消息,又有四个地方称放出六到七千斤的卫星,其中有郫县红光社一颗。记者还没记完,又一台电话铃声大作,新繁县委的胡开玉在电话里激动万分地叫道:“编辑同志,快收吧!我县竹友社亩产八千多……”当编辑刚刚为这组报道写下消息时,新繁红旗乡的消息又到了,亩产一万二千多斤!
  8月23日,“新繁中稻亩产突破万斤关”的消息出现在《四川日报》头版。“谁说四川放不出高产大卫星?”消息的评论骄傲地质问:“我们要反问怀疑论者:既然我省已经放出了突破万斤的大卫星,谁说我省放不出几万斤乃至更大的卫星呢?我们要放多大的卫星,就一定能放出多大的卫星!
  新繁是郫县的近邻,同是李井泉时时关照的地方,因此成了出风头的竞争对手,新繁县是合作化以来名声在外的老先进县,有大名鼎鼎的新民社和罗世发,罗从一九五三年起就是全国人大代表。郫县是后起之秀,得天独厚的条件是紧靠金牛坝招待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视察后,风头正劲,大有压倒新繁之势。1957年第一个实现“千斤县”,郫县得分领先;新繁哪肯服输,58年第一个宣布早稻亩产超千;号称“稳举帅旗”的郫县可是欺得?几天后宣布早稻亩产超千,比新繁多十几斤,《四川日报》宣布郫县获全省冠军”。为了回答两县同时收割,善于抢先的郫县为何先不说的质疑,报道解释说:“今年郫县早稻收割的特点是愈收产量愈高”,开始估计不足云云。新繁咽下这口恶气,一举抢拔万斤头筹。
  四川的万斤田稍逊风骚,并非缺了胆大者,而是信息不灵。并秧作假是湖北孝感的创举,但是在被人识破以前,秘而不宣,新华社介绍的经验是“他们狠狠地搞密插”。早在七月初,合兴乡党委就在红光社搞了一块亩产四万斤的试验田,郑功瑶挂帅,红光社副社长刘贤松任副组长。具体措施是:一、高度密植,栽“满天星”,不留窝距行距;二、深耕,用两部“新式步犁”一部在前面耖,第二部接在后面耖,然后十五个全劳动力在后面挖,“挖到二点五尺为止”。三、分层,分期施肥十一次。郫县县委转发了这份计划,“希各乡党委学习合兴乡党委敢想、敢干、敢作、敢创造的精神,农业部长廖鲁言在南方五省水稻会议上表扬郑功瑶敢想敢做。诸如此类的荒唐措施后果不言而喻,密不透风的秧苗在田里沤烂。到湖北大放卫星时,郑功瑶们就搞不懂,为何人家长得密不透风的稻子硬是可供人参观,我们只能凭空捏造,连谷桩都不敢让人看到?
  湖北麻城的三万多斤的“天下第一田”出来后,并秧首次公开化。新华社的消息说,他们在秧苗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毅然”把几块田的秧移植到一块田里,形成人根本无法下田的高度密植,得用管子插进去灌水施肥。中国农科院的郑建南称之为“掇秧密植”,认为是一种创造。四川的“水稻专家”从湖北带回的经验称之为“水稻后期移栽”,“二次移栽”等等。事实上,能供人参观的卫星田都是稻子成熟后并拢一堆的,所谓“移栽”纯属事后编造的欺人之谈。把未成熟的稻子密不透风地堆做一堆,只能把稻子活活沤死。
  作假者为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事实上,把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处作假,虽劳命伤财抛洒无算,倒底有收获,生长期内并秧则颗粒无收。
  有关“水稻后期移栽创高产”的经验七月下旬传到郫县,县委如获至宝,召开各乡书记会议,要求各乡搞试验田,“在含苞抽穗前”进行移栽,结局惨不忍睹;犀浦乡张青山社把三十多亩正在灌浆的稻子并到公路边的一块田里,以壮观瞻,“结果把稻草都沤黑,沤稀了,粮食颗粒未收。”合兴乡党委正在为夸下的亩产四万斤的海口发愁,以为找到救星,把一百多亩稻子移到几亩田进行“后期生长”,“一共只收了一万多斤秕壳”。
  吃了“先进经验”的亏之后,有人就暗中悟出了门道,所谓后期移栽是不可能的,唯有将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堆,才能做出让人心服口服的假现场。但是如此一来,当然是彻头彻尾的作假,需要高度保密。温江专区工作组事后在合兴乡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说:
  在伪造这些中稻移栽高产卫星之前,县委农工部长潘兆清同志曾召集这些党员干部在乡公所开会研究,并提出了这些高产卫星放出后,参观时如何介绍经验的问题。潘兆清说:“就说什么实行了深耕,高度密植、分层施肥、适时追肥、囤水灌溉、迂回灌溉、浅一深一浅灌溉等,并教育社员都说得出来……
  在对社员进行了这样的“教育”后,社干部还不放心,再三叮咛社员不准乱说,并说:“记得清楚才说,记不清楚就不准说。有人问,就说不晓得。哪个说错了一句,以后脱不了手,大人说错,大人负责,小人说错,家长负责……
  一切都在紧张诡密的气氛中进行,黑夜中持枪民兵分兵把口,来往巡逻,数百名社员黑灯瞎火,将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并入一块田中,每并一窝,还要在根部狠狠蹬一脚,让它们“长好”,天一亮,巨型卫星就做成了。
  正如《四川日报》所说,有了这个办法,“我们要放多大的卫星,就一定能放出多大的卫星”。8月26日,犀浦乡放出一颗四万多斤的卫星。接着是合兴乡红光社的十万斤田,和平社的十三万斤田……
  在红光社制造十万斤田那个紧张的夜晚,社长周桂林肚子痛”没去,他很难过:这样子整,实在太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了。

注释
  ①中共郫县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一九五八年五月)。
  ②“幸福娃”的命名颇费一番周折。见过毛泽东的孩子一共有十八名,但大部分出身“不干净”。如毛泽东叫医生治过手的王祖玉,父亲王南抗战时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副官,成份为“旧军官”;伍裕宾父亲当过国民党军队的电话兵和袍哥小头目;崔启富的父亲是“小土地出租”;向毛泽东报告“一天打三架”的邓洪昌父亲是中农,毛泽东认为“还差点营养”的余万才父亲是“管制分子”……只有摘打破碗花花给毛泽东看的王永章出身贫农,最终只有他一人享受“幸福娃”的称号。
  艾芜:《我也来谈打破碗花花》,《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第八版。
  温江地委工作组:《关于合兴乡和平社中稻移栽卫星田的调查情况》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⑤《郫县合兴乡党委在红光社试验水稻四万斤的具体措施》,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

王东渝/文殊院/雷康 摄
在山门内,我为王东渝拍摄
地点文殊院·青羊区·成都
时间2002-9-2 15:35:48

资料:大跃进运动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巨大胜利之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打算用最短的时间改变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在1958年1月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批判了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方针,提出了大跃进的主张。
  3月间,在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又将1958年的计划和预算指标大幅度提高。5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充分肯定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号召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的情况下,6月间,在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钢产量要比1957年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粮食产量要比1957年增长69~90%达到6000~7000亿斤、棉花产量要比1957年增产一倍达到7000万担。其他指标也不断加码。会后,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为了强求完成钢的任务,在全国发动了“以钢为纲”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为了追求完成农业产品的高指标,许多地区和单位违反科学规律,大搞所谓“深翻改土”和“高度密植”,甚至虚报浮,弄虚作假,大放高产“卫星”。在钢铁、粮食生产“大跃进”的带动下,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也都开展了“全民大办”的大跃进运动。
  虽然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对运动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有所发现和纠正,但从1959年“反右倾”斗争开始后,上述错误又重新泛滥开来,直到1960年冬才被停止。大跃进运动给生产力带来严重破坏,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使国家和人民遭到了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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