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蜀之地，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这块丰沃的红土盆地，尤如一美丽的地母，用灵川秀水为汁，以厚土茂林为食，孕育出极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远在周时就建有巴子国，而后秦灭巴设三郡，并责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后，巴蜀文化经济更是日益发达。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平蜀定川，辅作刘备建立大蜀政权，三分天下。自此，巴蜀文化开始独树一帜，名扬天下。记得《三国演义》里有一出司马懿与诸葛亮斗智的故事。说是懿派人送给亮一套妇人衣，饥笑他空有妇人之仁。不管司马懿当初真意如何，他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读书人的文化表征：阴柔有余，而刚气不足。众所周知，诸葛亮是身披道袍，坐轮椅，摇羽毛扇来行军打仗的。这个形象，以传统的美学观点来看，很飘逸，很潇洒。但行伍出身的司马将军看来，就未免太娇气了。
　　在《三国志》的群英谱里，无论横槊赋诗，壮心不已的“奸”曹孟德，还是雄姿英发，心高气傲的孙公瑾，无论赤面美须，夜观春秋的忠关羽，还是豹眼虬髯，粗中有细的猛张飞，其形象都算得上人格健康，性情勃发，可爱至极。我最不喜欢的便是那整天哭哭涕涕的大耳儿刘备及这个“智几近乎妖”的诸葛亮了。因为他们太压抑了，太完美了，考虑着一切，为一切活着，独独忘了自己。躲避或刻意消蚀自我的人，自然失去了平常心，最终在自觉不自觉中被历史抽象、模糊成一大堆事件及象征符号来。至今我们说起刘备来，除了记得他长得奇特外，便不外乎三顾茅庐及假摔阿斗的故事，而今人引用，也是看重故事背后礼贤下士及收买人心的政治智慧，至于这个人物的性情，爱什么不爱什么，我们都一无所知，他一生的目的好象就是为了“恢复汉室”，做个“好”皇帝。纵观他的一辈子，诚惶诚恐，瞻前顾后，左右为难，步步为营，活脱脱一个“政治动物”罢了。我对他唯一佩服的便是其“政治心理学”的水平，真是出神入化，登峰造极。
　　那位高智商的军师诸葛亮，自然比他的“老板”聪明得多，只可惜有个“正统”及“报恩”的心理死结，为了一个人的“最后指示”，把大半辈子的精力与才华都用在图劳无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频频战事上。这样的忠臣，统治者喜欢得紧，而普通老百姓，也多是惊叹其“呼风唤雨”的神奇本领，并继而升为偶像崇拜。至于这仗值不值得打，自己的小命要不要紧，就无关紧要了。反正丞相要打，自然有打的道理。便是至今，还有许多人从各种角度，论证“七出祁山”的必要性及正义性。这个话题留给好事人继续辩论去吧。我想说的，只是感慨其个体的悲剧。他一辈子都在焦虑、哀叹中，殚精竭虑地盘算着一切，小心翼翼地筹划着一切。这种高度紧张地生活，使这样一位具有高度才华的读书人，竟没时间或心情写几首诗。留传后世的竟是他的公文性质的前后《出师表》，便就公文，也足以傲视文林，愈是如此，愈令人感叹万千呀。我们都知道诸葛亮的儿子不太争气，“子不教，父之过”矣。他是个好丞相，却绝对不是好丈夫，好父亲。就在于他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务上，而忽略了家庭和孩子。
　　与其相比，曹操要练达得多，戎马倥偬，把玩权术之际，饮酒赋诗，竟也拣了个文学家的称号。老曹也懂得享受家庭生活，他疼老婆爱孩子，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读史你会发现，在许多细节方面，曹操更具人情味。如《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他曾对妻妾说：“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这是何等胸怀，何等气魄，正如鲁讯诗云：“多情从来真豪杰，怜子何如不丈夫”这才是响当当地天地真英雄呀。他活得实在潇洒了。而我们的孔明先生，恐怕后半辈子畅快淋漓地喝一次酒的机会都很少。于是，我情愿相信，他搞八阵图，他教百姓织锦，他钻研发明连弩，他散发设祭唤风唤雨，多多少少都有“游戏”的成份在内，不要把任何事都非要归纳于为民造福，军事谋略上（我不否认这方面的价值），他太累了，为什么就不能轻松一下呢？

二
　　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两个“非常”人，奠定了巴蜀文化的精神气质及人格走向。刘玄德长于政治智慧，喜欢心理暗示，从而影响及逐步造就了川人“耽溺论争，酷爱雄辩”的群体特征。他们往往以“卫道士”或“激先锋”自居，在两个极端上自由徘徊，引经据典，求险求奇，往往是以滔滔不绝之势压人以无言，又喜欢冷嘲暗讽，以妙语佳趣伤人于无形。无论行文风格，还是人文作派，都是典型政客的风格。按林语堂先生的话说，川人都有做律师的天赋。
　　而诸葛亮则要实干得多，他以文人的精细及难得的耐心，对于当时的土著居民，授之以技，示之以义，驯服其野性，改造其文明。如今，蜀锦、蜀绣、蜀笺，都以精细绮丽，典雅秀致著称，这自然与这位精致的老生生的努力分不开。这种“精致”文化，已经深深植入川人的日常生活细节中。无论是街头店面招牌，堂内家居摆设，还是菜肴精做细切，女子施脂摸粉，都能领略这一千古遗风。
　　川人对于美有着特殊的品位。他们大多喜欢鲜丽、明快、对比强烈的颜色，喜欢复杂、精妙、繁琐的图案。许多大红大绿的东西，在他们手中稍一摆弄，便洗尽俗气，变得极其可爱。那“花团锦簇”的感觉，也自然成了智慧及技巧的代表。这种社会氛围，使得巴蜀文化平添了几份明快及亮色，多增了许多气势及底蕴。川人的文章，多以辞藻华丽，气势如虹取胜。读他们的文章，如游巴山蜀水，云缈雾绕，似食重庆火锅，畅快淋漓。若是细观，便如蜀绣，漂亮的字句令你眼花缭乱，俏致的文意让你一惊三叹。恕我不敬，川人的文章，我私下里总以为有才情过剩，卖弄张扬之嫌。《北梦琐言》记载，唐朝有个叫符载的四川人，“有奇才”，一次长官叫他撰写斋词，他先喝几杯酒，然后“命小吏十二人捧砚，人分两题。缓步池间，各授口占。敏速如此，自然厉害，只是如此铺张声势，学太白醉酒，不免有些过了。”
　　巴蜀文化，历来又以浓浓的鬼气著称。好好的人不做，竟要做鬼，我想是有原因的。
　　追溯其根源，一方面与当地的民间特质有关。众所周知，巴山蜀水，鬼斧神工，云雾缈缈，是很容易令人联想起鬼神来。千百年来，民间传说，楚辞汉章，多有类似记载。这样的地方是很容易对天地产生敬畏之心及宗教皈依情感的。偏远地带，多是盛行如傩一般的原始崇拜及鬼神文化，而在开化之区，历来佛道盛行。乐山市就有一座全国最大的石刻大佛。试想，当年没有特别的激情，是没办法完成这个巨大工程的。如此这般，各类文化混杂，相互影响，鬼神情结便在川人的心目中扎下根来。其精神脉络中也依然残留着原始的野性及派生出来的奇思妙想来。川剧中那些浓烈夸张的脸谱，便是这一精神特质的远古遗传。
　　另一方面，则与道教文化的心理显象有关。如你所知，诸葛亮就喜欢披头散发，装神弄鬼。你我都知道，他便是不摆祭坛，风照样会刮，雨照样会下。千百年来，诸葛亮在老百姓心目一直是个神化了的“鬼精灵”式偶像，而蜀人更是倍感骄傲，将其迎上精神的祭坛，顶礼摩拜。甚至有意无意间加以仿效。巴蜀人总喜欢给人以料事如神，一切均在掌握之中的感觉。
　　我一直以为，道教文化在巴蜀文化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道教崇尚玄学，爱机辩，愿意及时行乐，追求空灵心境。四川文化界两个有名的人物代表：李白与苏东坡，都与道教有着分不开的渊源。而这两个人的精神特质，都显现出旷达、超然、风流、洒脱的道家风范。号为谪仙人的李太白，其诗作就常常给人以飘飘欲仙之感。而东坡居士，也总想乘风归去，晚年时，更是痴迷丹药。这两位天才级的大师，自然都是真正的仙风道骨，人间之神。蜀中学士，也多受影响，追求仙风道气，只可惜功力不够，机缘不到，既不可以与“惊天地，泣鬼神”的诗仙为伍，又鄙视凡夫俗子的文章，就只好扮鬼，以虚无缥缈的灵异鬼气，吓吓世人，装装门面。
　　巴蜀最具“鬼”气的人不是读书人，而是土皇帝张献忠。这小子杀人成瘾，极尽变态，真到了“杀人如麻”的地步。《明史纪事本末》上记载，他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宣布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我想他绝对是个唯物论者，不怕鬼，要不早被恶鬼缠死了。如今，在成都绍成公园的亭子里，还有一块当年他所立的七杀碑，上面刻书：“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如你所知，这样的恶人，纵是与成千上万的鬼沾边，也与四川的读书人无关。蜀中秀才多自诩为鬼才，可见这个“鬼”字才是褒义词。这种鬼气，是一种特别的文化品质，是与大师级的仙气文章比而下之的自我界定评判。这种品质的特征是文章求奇求险，求空灵求生动，求义理之绝妙，求回味之无穷。而在人格特征上，巴蜀文人喜欢特立独行，愤世嫉俗，狂傲不羁。巴蜀的老百姓也认同，喜欢这“鬼”气。赞汝为鬼，便是夸你与众不同。我们现在都知道文艺界有个四川的鬼才魏明伦，文章艳丽得很。而在他千年之前，蜀地便生活过五个如他这般的同乡，这就是有名的后蜀五鬼：欧阳炯，鹿虔（户衣），毛文锡、韩琮及阎选。
　　五代时期，文人词作多以香艳体著称。而最浓艳、最直露的文人群体，当属前后蜀。这些鬼才，自然就带上浓浓的脂粉气，犹如女鬼一般。这些后蜀文人的作品，其香艳，其浓软，已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这种文化现象自然与当时的“领导”品位有关。前蜀开国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这般人物，文学鉴赏水平自然可想而知。而他的儿子王衍，更不是个好鸟，一次游历青城山，命宫女衣着都画云霞，又令宫女穿着宽松的道袍，簪莲花冠，浓装艳抹，叫做“醉妆”，他自己跟随在后，夹着檀板哼哼唱唱：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想想看，在这样的皇帝领导下，文坛之风还能怎样？自是一边倒，处处都是欢致腻语，醉生梦死的香艳词作。
　　也许内容限定的贫乏，使得这些文人只能在表达形式上去较劲。辞藻富丽，转承精妙，并美名曰“神艳骨清”。这种风格，至今影响尤存。巴蜀文士，写东西多讲究谋篇布局，下笔也总是洋洋洒洒，读起来更是朗朗上口。然而，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虽然他的态度看上去很鲜明。
　　这种脂粉气的另一个遗传影响，便是文化性格上爱端架子，使性子的“妇人心”。巴蜀文人历来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及媚俗倾向。而这恰是极不自信的心态与强烈的自恋情结混合的矛盾产物。而四川文坛上的诸多事非，多是缘此而起，而发，而热，而闹的。
　　年前，有一位香港天王的级人物刘德华拜学川剧变脸艺术，一时全国新闻媒体竟相报道，传为美谈。这本是件好事，却不料一波三折。一方面巴蜀人心里极其欢喜，却又放不下传统的架子，便决定买买关子：“一会儿说变脸是国粹，应该大力发扬，让其走上世界。过一会儿又说那是川剧界的集体财富，要研究决定，此前的个人收徒无效。”真是莫名其妙。近日又听其新闻，说是聘请刘德华先生为客座教授，并正式注册其为该校学生云云。这个事件是这种矛盾情绪特征的最好注解。
　　鬼气与阴柔气的混杂交融，装疯卖傻，撒泼逞强，使得四川的男士（多指文士）多半活得不象个男人。这样说来，不免有打击面过宽之嫌。何况，四川的血性汉子也举不胜举。不谈宋玉，不谈苏李，便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气下的陈子昂，睹枪眼的战斗英雄黄继光，都已经令我们对四川男人五体投地，肃然起敬。
　　当然，我对巴蜀的女子，却抱有更大的好感。清山秀水不但赐予她们“冰肌玉骨”的俏丽容颜，而且大自然也给予她们柔中带刚，机敏聪慧，敢作敢为的性格。最有趣的是，她们把女人二字描划得更是到家。
　　我想这自然与老祖宗巫女有关。在巫山县东南，立有俏丽的神女峰，在那似隐似显的神秘面纱背后，有一个极其动人的爱情故事。相传战国时,有个叫楚襄王的，年青帅气，爱好文学，且在怀春期，便筑一精美楼阁：梦台馆,某日，梦中遇见一绝色丽人，自称是“朝为云，暮成雨”的巫山神女,二人极尽欢快之事。因此，后人多以巫峡云雨意指男女间幽会情欢同，“梦中情人”也大多由此而来。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巫女是主动追求者。这个偶像自然给予巴蜀姑娘无穷的动力及力量，使她们比别的地方的女孩子更大胆，更开放，更热烈。当然，群体人格的形成，除了必要的精神坐标外，必然与其周围的环境影响分不开。就巴蜀女子而言，如此大气性格的培养，自然与她们长期在经济活动中占居主导地位分不开的。
　　《诗·东山》云：蜎蜎者蜀。蜎，桑蚕也。从“蜀”的本义我们就完全可以判断出，四川天时地利，非常适合纺织业的发展，而且也必然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否则就不可能以此命名了。而如你所知，无论是采桑喂蚕，还是织布纺锦，女子都比男性要灵巧得多，贡献也必然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大胆猜想，当时的巴蜀女子，无论家庭，还是社会，其地位都必须受到相应的尊重。经济上的主导地位，激发了女性自信，也自然构筑成强健的人格。巴蜀女子自主坚强，敢作敢为，在追求爱情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与中国传统女子自期自艾、弱病幽怨的形象相比，她们更健康，更明朗，更具浪漫色彩。
　　前蜀时的宰相韦庄就曾写过一首《思帝乡》，把巴蜀女子这般心态，这样性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词里说到：“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这般情有独钟，如此义无反顾，何曾畅快，何曾大胆！为这样的姑娘所爱，真是羡煞人也。

三
　　其实，在她以前的近千年前，就有一位比她更大胆、更有名的同乡了。这就是文学史上传为佳话的文君当垆了。初，模样溜溜的文君，是一位年方二八，待字闺中的大家小姐。其父官拜宰相，算是正宗的高干子弟了。一次春游，无意看上了人才溜溜的司马相如。这位公子，貌似潘安，才比宋玉，端的一个棒小伙，美中不足就是家里穷。如你所知，以前门第观念相当严重，文君的老爸老妈自然一百个不愿意。但这两个小人儿（以现在的标准，当时两个都未成年）爱得发痴，爱得发狂，竟私下合计，收拾了些金银细软，跑到现在的邛崃县境内，寻找找他们的幸福去了。
　　私奔，在当时是需要付出很大，很大勇气的，特别是像文君这样的高干家庭，会面对更多的压力与挑战。以当时宰相的势力及眼线，能成功逃脱，足可以判断他们的智商绝对不低。话说老俩口获得消息，知道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但也一时咽不下这口气，便生声断了父女关系。就看这两个小人能折腾成什么样。
　　带出来的钱自然有限，为了维持生计，小两口一商计，决定开一家小酒馆（如今，在四川的邛崃县，还有一口文君井，相传正是当年酒馆所在处）。文君，正如现在大多姑娘一般，不喜厨艺，说是怕油烟损了皮肤，刀叉伤了手指。但自言擅长公关，适合担任前台经理兼帐房总管的职务。唯一的要求就是每月要有2两脂粉钱及1两零食钱，帐入店面装潢费用及招待费用。而司马呢，因为家里有“惧内”的传统，从小就连了一手好厨艺。又不善争辩，只好在“能者多劳”的理由下，脱去袍子，挽起袖子，杀鸡宰羊，择葱剥蒜，蒸煮焖烧，煎炒烹炸，做起后勤总管兼首席厨子来。
　　由文君长得漂亮，又保养得法，据说天天都要用家酿的老陈醋（用的是老山西的秘方）薰面，每天还要小老公用“旋风快刀手”切一碟细匀的嫩黄瓜片，备来美容。这般如此，自然出落得“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加上司马的祖传手艺，小酒馆的生意自然是火得一蹋糊涂。天下没有不疼自己孩子的父母。文君的老爸本是想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却不料这小两口真有办法，只好收回成命，让他们回家去，认了这野女婿。司马本就是有名的大才子，写得一手好文章，老丈人又是当朝宰相，稍一推荐，顿时名满天下，至此，皆大欢喜。
　　这里需要补充一个细节。《史书》记载：“相如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而据服饰专家考证，这“犊鼻裈”相当于如今的三角裤。当然，相如兄这般打扮，并非追求性感，我想多是与蜀地湿热的气候有关，那时许多川地农夫都是这般打扮，图凉快，干活也方便。如此穿着的另一个可能就是穷的。有钱有权的绝不会这般打份。
　　读书人穿三角裤，坦胸露腚，自然是斯文扫地，但想想“生计是硬道理”，再想想漂亮的老婆，司马也随之释然了。据我考证，司马当是也有一袭文君亲身缝制的长衫，不过由她亲自保管，只有外出时，获请批准后才能穿。文君给老公的理由是日子不是这样过的：若随意由他，不是烂得快，就是有被老鼠咬的危险，大概一年就要换一件，多浪费。而让她保管，可保证穿十年不坏，并承诺保证司马在公众面前永远衣着光鲜，形象不到。司马听了，对老婆英明的经济政策赞叹不已，并题献《贤妻赋》一首（可惜已失传，不可考）。然而据文君《与党妹书》所言，她控制“着衣”权的最终目其实是防止老公胡来。如你所知，司马年轻帅气，文才又好，对小姑娘是很有杀伤力的。不过，那个时代，只有三角裤而没长衫的读书人，是绝没有勇气外出偷情的。由此可见，文君真是“驭”夫里的姣姣者，其驭夫术也因史书记载，流传千古。如今，巴蜀女子善持家，喜理财，长驭夫，都已不是秘密，也算是文君遗风吧。

四
　　巴蜀女子的优点还不单单如此，她们不但能下了厨房，做了帐房，上了庭堂，若要与男子比肩赛学问，也没有丝毫问题。才女薛涛的故事便足以为证。
　　这位美丽的姑娘，应算是地道的四川人了。父母因安史之乱从西安流居成都，并在那儿生下她。薛姑娘自小便出落得兰心蕙芷，冰雪聪明。不幸的是，父亲在她十四岁那年就早早离开她。迫于生计，无奈做了诗妓。是那种陪酒陪歌陪玩不陪睡的高级“交际花”。
　　据说，当时的省部级官员（兼军区司令员）剑南节度韦皋读了她的诗，大为折服，认为是稀世罕有的女才子，因为爱才，竟一时忘记其尊贵的身份，很认真地准备奏报“中央”，请求让薛涛担任校书郎官职。但身边的秘书提醒，红裙入衙，有失官家体统，荐妓为官，自损领导形象。韦老头子转念一想，觉得不无道理，心也渐渐凉涼了，这事就搁置下来。如你所知，大唐是中国最开放的一个朝代，只可惜经过安史之乱，元气大伤，领导层做事自然缩手缩脚。若是老大妈武则天做女皇那阵子，出个女校自然不在话下。可惜，薛姑娘生不逢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韦皋曾赠诗道：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这也算是口头褒奖了。
　　一经高级官员题诗称道，薛涛的名声不仅传遍了蜀中，而且很快就全国皆知。当
　　时许多名士，如白居易、张籍、杜牧、刘禹锡等，都与她有诗文酬唱，薛涛也因此而名垂表青史。作为一个诗人，她是成功了。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又有着难言的寂寞与惆怅。象她这般以交际唱和为职业的人，自然是不应该相信爱情的。可惜的是，她是女人，所以她需要爱情。正如所有的川女子一般，一旦认定投入，便义无反顾地在爱情的独木桥上一遭。这是一个俗而又俗的故事，那年，她因为官场交际，碰上一个叫元稹的小白脸，并爱上了他。那时，她已经是四十好几的老姑娘了，而她的小情人比她足足小了十一岁。这样的结局自然可想而知。小白脸很快就找到新相好，把她抛弃了。对这样的结局能说些什么呢？巴蜀女子的词典里绝没有“后悔”二字。爱就爱了，散就散了。还需要说些什么吗？
　　后来，心死如灰的薛涛，披起道袍，在江畔的一座楼上过起隐居生活，洗尽铅华，抛却虚名，终日闲坐，与寂寞为伴，看千帆竞过，看斜晖悠悠，爱不再来，肠也不会断。多年后，65岁的女道士终于安静地走完她的余生，去了另一个未知的世界。好友白居易赠题诗哀悼：“独坐黄昏谁作伴，怎教红粉不成灰？”我想这只是他的个人意测，我更情愿相信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修炼成果，心如止水，不再为情所恼，为爱所伤。
　　如今，锦江岸畔有一座为她而筑的望江楼。楼上有副楹联：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批把，何处是校书门巷？大江横曲槛，占一楼烟雨，要平分工部草堂。小女子的诗才竟可与大诗人杜工部相提并论，可算莫大荣耀，那缕淡如青烟的寂寞孤魂，不知有何感想？

五
　　女人好象永远摆脱不掉其性格的宿命，即过多的情感不知释放何处。相夫教子是大多女子的理想境地，为一个男人活着，或为多个男人活着（相夫、教子、养老）也是千百年来大多女人的现实归宿。便是自由些，执着点的如薛涛辈，跳出这个怪圈，试着以男人的方式洒脱生活，苦撑多年，却在一个小小的诱惑下旋及心甘情愿地跌回，等再挣扎爬出来，便将情欲一刀斩断，绝了是非，可也毁了自己。女人永远不能象男人那样生活。这是造物主的安排，谁也无法改变。
　　她们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只关注眼前的，以为看到的就是现实，看不到的就等于没有发生。多少爱情悲剧，不正是缘于女人太傻太痴的缘故么？然而，许多国家悲剧，民族悲剧，实在不应该把缘由全部推及“红颜祸水”，虽然他们的统治者也正是犯了这样短视的错误才导致亡国灭种的。祸水论者每次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列出一系列对应的名单：纣王与妲己，周厉王与褒妃，唐明皇与杨贵妃，宋微宗与李师师，吴三桂与陈圆圆等等。我们不能完全说这些女人是无辜的，她们都是属猫的动物，乖巧灵透，从骨子里透出毛茸茸的温顺。这种温顺会酥了你的骨，蒙了你的眼，甚至能把一只野老虎驯化成一只阉割了大雄猫。我们又能怪些什么呢？只能怪这些不是男人的“雄猫”君主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位“猫科”皇后花蕊夫人了。这位皇后的老公便是后蜀的孟昶。实事求是地讲，这位老兄的老爹绝对是一位老虎级的英雄，深谋远虑，苦心经营，终于营造出一个太平盛世来，传到小孟手上，已是“十年不见峰火，不闻干戈，五各丰登，斗米三钱，都下仕女，不辨菽麦，士民採兰赠芬，买笑寻乐”，真可谓人间天堂矣。可惜这小子生下来就是一只只会发情的公猫，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五代史》记载，这小子的骄奢是出了名的，当时宋军拿下成都后，竟把他的溺器（便盆）也献给宋太祖。这便盆可不一般，“以七宝装之”，焉能不稀罕？由此可想而知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君王了。
　　这位君王最大一宝就是“花不足以拟其色，蕊差堪状其容”的花蕊夫人……费贵妃了。唯有一副好皮囊的绝算不上绝色。这位夫人不但貌美如花，而且才高八斗，吹弹唱跳，谱曲编舞，都不在话下，尤擅作诗应对，孟昶又偏好附庸风雅，这般尤物，岂能不爱？更难得的是，她还是饮食专家。针对孟昶挑食厌食的毛病，她别出心裁，发明了一道以净白羊头为原料，用复杂工艺精制而成的“绯羊首”，又叫“酒骨糟”，把来进御，风味无穷。另外，她又研究出以薯药、莲粉为底料的“月一盘”，清香扑鼻，味酥而脆。想想看，这般妙人儿，谁能不爱呢？最后搞得那位手提棍棒，打遍十八军州无敌手的赵匡胤也心痒痒，便发来大兵，直逼蜀境。大军压城，小孟慌了手脚，只有写了降表，乖乖同美人一起，做了宋军的俘虏。没过几日，便羞愧而死（另一说是被老赵毒死的）。
　　在开封的大殿上，那姓赵的大汉以胜利者的姿态，命花蕊夫人做诗一首，谈谈投降的感受，意在羞辱她。不料夫人不急不慌，不卑不亢，沉着吟到：
　　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首诗至今读起来也能令男人汗颜的诗作，令宋太祖大吃一惊，想不到弱女子竟有这般铮铮钢骨，继而肃然起敬，再尔产生无穷爱意。后来，便纳这位夫人做了贵妃，很是宠爱。
　　这本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公猫换成一头雄狮，却也无妨。花蕊夫人可以继续过她精致的“猫科”生活，研究她的食谱，编排她的歌舞。然而，也许太招摇了，或许是太美丽了，竟不知为何惹怒了不懂“怜香惜玉”的赵光义（皇帝的弟弟），在一次打猎中，趁乱以误射的借口了断了一缕香魂。这般出乎意料的结局，真是令人嘘唏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