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会徽发布仪式8月3日在北京天坛祈年殿举行之时，“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已成为世界最令人瞩目的标识，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史上最出色的标识。
　　北京奥运会会徽将中国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书法、印章艺术形式和体育运动特征结合起来，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徽宝──中国印，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可以预测，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印将成为人们议论、收藏的热点。
　　在大众关注会徽同时，由实用功能转向纯艺术的印章──篆刻，经历了3000多年递变，成为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奇葩。而古老的巴蜀印章，在中国印章史中，有着耀眼的光芒。

巴蜀印章与封泥之始
　　中国印章分铜印章和石印章两个历史时期。铜印章从战国、秦汉、魏晋一直延续到清代，作为铜印章艺术辉煌期主要在战国、秦汉、魏晋时期，这个时期的印章艺术光耀中国篆刻艺术史，影响明清以至当代中国篆刻艺术。
　　巴蜀印章的出现为中国铜印章增添了新品种，印学研究增加了新内容。由于人们长期对巴蜀印章缺乏认识和研究，所以导致巴蜀印章在中国篆刻艺术史及古印章考鉴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据考证，巴蜀印章的发现并被收藏研究是在清代，距今有200多年历史。在清代末《十钟山房印举》中就有巴蜀印章，黄宾虹《宾虹草堂藏古玺印》，龚心钊《瞻麓斋藏印》、姚石倩《渴斋藏印》诸谱中均收录了巴蜀印章，黄宾虹曾在《周秦印谈》一文中对其中一方巴蜀印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记述。
　　巴蜀印章的发现，主要分布在北起广元，东至重庆，南达宜宾，西到越西、大邑、什邡、荥经、芦山，中有成都、新都等，仅荥经就发现40余枚。通过近几十年的科学发掘，使巴蜀印章物有所归，物有所用，对于研究古巴蜀的历史、文化、艺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巴蜀印章属于图语式印章，这些图语有别于中原的各种纹饰，具有其民族性和独特性。
　　清道光二年（1822年），四川首先发现一百多枚封泥，后经古董商贩携售往北京途中，坏裂大半，所剩者分别为金石学家刘喜海、龚自珍、阎帖轩等人购藏，后来陈介祺、吴式芬所收的封泥也有不少出自四川地区，但其具体出土地点和时间无从考明。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吴荣光《筠清馆金石》一书中第一次涉及并公布了有关封泥的著录，这六枚封泥中有五枚出自四川。据考，“严道橘园”、“严道橘丞”之“严道”即四川境内的荥经县“严道古城”，这两枚封泥即是西汉时期蜀郡传输或供奉宫廷柑橘所署封。“刚羝右尉”的“刚羝”、“雒左尉印”的“雒”、“牛革卑长印”的“牛革卑”汉时属蜀广汉郡治，即现在的四川梓潼。继四川之后，在陕西也陆续发现了秦汉封泥，就揭开了对封泥收藏考证著录全方位学科的面纱。
　　封泥又称作“泥封”，是古代折印于泥，用以封缄的遗迹。它是古代使用印章并起到信验作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主要凭记之一。这种方式，从先秦一直流行到南北朝，其后才转变为如同今天这样以印泥钤印于纸的方式。但在封泥首次出现时，当时的学者认为，是古时铸造印章的“印范子”──印模。由于大量出土文物的佐证，晚清金石学家、文学家《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对封泥的性质作出较为具体的正确结论，尽管界定不完整，却揭开了古代印章使用方式的谜团，并与罗振玉编印的《郑厂所藏封泥》开启了封泥专谱的先例。
　　封泥是古代封缄制度的真实遗物，因而它同其它地下出土的古代文物一样，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只是这些信息需要综合文字学、官制学、历史地理学、印制学等方面的知识加以解读。封泥文字除了史料价值外，还具有特殊艺术价值。
　　在封泥发现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吴式芬、陈介祺、罗振玉、王国维、王献唐、陈直、罗福颐等前辈学者，都利用封泥的史料展开卓有价值的研究，并获得丰硕的成果。
　　通过上述表明，没有四川封泥的发现，将推迟十余年对封泥认识，会改写封泥研究鉴藏史。四川封泥的重要性却没能引起四川学者注意和重视，致使第一手研究资料流于省外，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传承与失落
　　中国篆刻史的石印章时期是非常重要的时期。文人介入印章而成为篆刻家，又以其独特篆刻风格和印学理论，以及众多追随者而形成篆刻流派，真正把印章──篆刻作为一门艺术，直接影响着中国“印坛”500年。
　　四川篆刻在这500年间，处于什么地位？篆刻家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作为篆刻艺术的传承在四川又将如何延续香火？
　　石印章篆刻流派的开山鼻祖为明代中期的“文何”，即文彭、何震二人，自篆自刻并以六书理论影响着一时才俊，而吴派、徽派成为了明清流派最初的流派，从而衍生出众多的流派和数量颇为壮观的篆刻家队伍。就在这时，与“文何”同时的四川新都人叶原刻有“唐长公”六面印传世，可谓四川篆刻开山了。从文献考察未见列于何门何派，也未载其学术交流和师承。
　　从南宋起，迁都杭州，四川远离朝廷，出川通道颇为艰难，逐步封闭自锁成了限制四川发展的重要因素。《篆刻字典》附有《印人小传》囊括了明清近现代500年来篆刻家共340余人，其中13人分属福建、广东、四川、河南、山东、江西，其余327人均属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四川仅1人，清代近现代空缺。《近代印人传》撰集了20世纪（1912～1995）已故著名篆刻家125人传记，四川入传有乔大壮、张大千、刘伯年、肖友于、徐无闻五人，从这里似乎看到一丝可以欣慰的曦光。
　　四川篆刻在四川文化封闭落后的重负下，完成属于他自己发展过程，篆刻家以极大的热情和才智继承传统而发出新的声音。
　　传承是学习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必须，延续着文明和成果，延续着治学的方法和理论。四川远离篆刻流派的发祥地，传承式微，让后来者常常有扼腕之痛。流派篆刻中，邓派是一个能与浙派对垒的对后世颇有影响的流派，四川有传人。清光绪年间，四川江油人张琴在安徽任知府，其堂弟张叔玉随行，经张琴介绍，向邓石如之高足包世臣的学生沈用熙学治印，后回川传艺于季■，叔玉复传其孙泌及刘应奎、文成郁、蔡竹虚等，得以延续。清末四川郫县人邱春荪出川向赵之谦学习篆刻，有印章传世，未见传人。赵派传人赵时木冈传浙人方介堪，再传成都人徐无闻。徐得其衣钵，在四川、重庆有众多弟子，如张一农、傅舟、缪永舒、黄任重等，带有书法篆刻研究生分布全国，均已成名，是传承发达之派。还有声震大江南北的吴派和齐派，追随者众。四川崇州人刘伯年、仁寿人冯健吴赴沪欲拜于吴昌硕门下，因战事路途多有耽搁，抵沪时吴昌硕上月已故。后刘留沪、冯回川，七十年代于四川美术学院任教授，受艺者众。川人拜齐白石为师者有肖友于、余中英、罗祥止等，齐白石在谱中经常提到弟子罗祥止，并以为知音。因为祥止观白石老人刻印有挟风雷之声，有夺其魂魄之震。从而发掘了白石篆刻创作的审美空间，故白石老人将罗祥止加以褒扬。祥止在成都有传人。
　　值得一提有三，一是成都华阳人乔大壮，学者、一代词宗，篆刻无师承，喜以大篆入印，刀法工稳。1935年，应徐悲鸿之聘，为中央大学艺术系、中文系教授，在艺术系讲授篆刻。抗战期间，与曾绍杰、高月秋、谢梅奴等人在重庆组成巴社，结集出版一部《巴社印集》。乔有传人山东大学教授蒋维崧先生；二是在四十年代末期成立了丙戌金石书画社，以弘扬中国传统艺术为己任，聚集了成都的许多篆刻家、书画家，后停止活动。八十年代恢复活动，其中著名篆刻家游丕承先生铁笔纵横光大篆刻，其弟子刘征兵、陈明德、吕清平、潘锡仁等均有成就；三是七十年代末，由沈阳入川攻读徐中舒古文字研究生的著名书法、篆刻家陈复澄先生，以其睿智的眼光、开阔的视野、扎实的功夫，开班传授印艺，在成都掀起学习篆刻的高潮。仅一次开班就有百余众，其功劳在于输入新的观念，高起点审视篆刻艺术，加快推动四川篆刻艺术的发展进程。

时代掂量着印章
　　社会飞速向前发展，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网络时代，彻底地改变了人们对待生活、工作的态度。与此同时，也使印章逐步丧失其封缄、信物等功能，向“架上艺术”过渡，成为一门真正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艺术，“诗书画印”四绝中的“印”也独立地展示着魅力。
　　篆刻在书法大潮中拥有自己的阵地，拥有人才，拥有庞大的队伍，拥有篆刻艺术独立的展事──全国和四川篆刻艺术作品展及其他篆刻专业展，同时在书法的展事中也拥有部分席位，逐步完成了篆刻艺术的独立性、完整性。
　　全国书法篆刻展事蓬勃发展，推动了四川篆刻艺术的崛起并健康发展，在全国展事大循环中获得了应有的地位，改变了明清500年来四川篆刻落后的局面。由于经济迅猛发展，生活志趣调整，篆刻人才流失，再加上川渝“分家”，篆刻力量受到削弱，地位发生倾斜。发展问题在发展中解决，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本着这个原则，承担着振兴四川篆刻的重任，通过多年的努力，四川篆刻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
　　四川篆刻队伍结构两头大中间小，是“楔扣形”，结构不合理，制约了篆刻水平的提升。上层带动中间，加速发展的局面来得非常缓慢，出现“瓶颈”效应，有扼腕之难。创作实力与强省比较有自己的优势，但显得底气不足。四川篆刻在全国展事中具有冲击能力的有30余人，其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20余人，与东部篆刻强省相比，存在数量级的差距。印学研究缺乏传承，交流渠道不畅，印学资料匮乏，印章实物不足，印学研究人才后备力量不足，更缺乏术有专攻的执着精神。在篆刻家乃至一个团体的主体创作出版物分量严重不足，没有建立对外交流、宣传平台。
　　现状与问题，思考与对策，是我省书协篆刻委员会工作所在。调整队伍结构，逐步使基础力量变成中坚力量，提高参与全国展事能力。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使队伍结构向“金字塔形”发展，这是对策一。加强对外交流，开阔眼界，开拓思路，开创未来，在对外交流中，摆正位置，注意交流对象，与强手交流，以强帮弱，以强带进，这是对策二。提高创作和研究实力，切实解决“瓶颈”问题。一抓培训提高，实施“洗脑”计划；二抓创作提高，提高参展率；三确立有四川特色的印学研究方向、课题，参与发布成果，树立印学研究新形象；四发扬团队精神，结集出版印谱，逐步确立区域风格，这是对策三。依托社会力量，逐步从输血向造血功能转变，开拓新领域，为社会服务，促进四川篆刻事业发展，这是对策四。

冲出夔门
　　盆地封闭，夔门自锁，安乐于天府之地，乐不出蜀。500年的“安乐”对待外面世界的迟钝，演绎着巴蜀文化的沉重。出川的成为一代英杰、留守者困乏于乡。民国时期，四川篆刻家出川者乔大壮、刘伯年、张大千、肖友于、李白凤等名满天下，而留守者曾默躬、周菊吾、徐益生、施孝长等现在才被艺术界重视，其实他们的成就都是比肩齐。当齐白石读到《曾默躬印谱》时，对其印风大气磅礴感叹不已，欲结友好；周菊吾师赵，出典雅而卓约自守；徐益生沉稳浑厚，老而苍劲；施孝长整饬精明，刻不容庇。倘若得以宣传交流也是一代大师，恨天夺我四川之英才。
　　四川篆刻家这十几年来先后进入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有徐无闻、苏园、郭强三位委员，还有全国著名篆刻家、全国“德艺双馨”十大优秀艺术家、前四川省书协篆刻委员会主任温原兴，对四川篆刻走出盆地，冲出夔门作出了贡献。
　　与强手过招，与强手交流，提升四川篆刻水平。1997年，我省与日本篆刻家协会进行了交流，联办“中日篆刻艺术友好交流展”。四川篆刻家代表团赴日受到日本篆刻家协会的热烈欢迎，并进行学术交流，四川篆刻展在大阪展出获得成功，受到了日本艺术界、新闻界的高度评价。尔后，日本篆刻家协会理事长梅舒适不顾80高龄，亲带50余名篆刻家来四川参加开幕式。2002年与篆刻强省浙江省书协篆刻委员会联办“四川浙江篆刻联展”，互派了近十人的代表团，进行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增进友谊，开阔思路，找出差距，提高印艺，受益匪浅。还有一些印学团体很早就自发联络开展交流活动，拓展了交流范围和层位。四川省青年篆刻研究会与陕西省终南印社举办“秦蜀篆刻联展”；开明印社组织社员参与西泠印社篆刻评展，多次荣获大奖。九十年代，我省邀请全国篆刻名家王镛、黄■、李刚田、崔志强等来川讲学评点作品，他们带来了全国篆刻新思潮和创作新动向，让四川篆刻家们耳目一新。
　　中国印章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一个部分，其发展与衍变都与整个文化艺术息息相关，它的呼吸和脉搏与姊妹艺术同血缘，不可分割。同时政治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其成长，便是“笔墨当随时代”正解。四川篆刻在中国篆刻发展中，在传承与失落中进行新的抉择，可以十分自信地说：“四川很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