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我们成都市区的城市建设，真是日新月异，有目共睹，越来越漂亮了。不信你看，来成都旅游的外国人和外地人，很多都要伸出大指拇说：“你们成都是千年来的天府之国，真是名不虚传！”
　　带岁数的成都人，却是心中有数，想起解放前的真实情况，暗暗感到惭愧，多年来，连成都市基本建设的“下水道”都没有搞好，不信我举出一些实际的水灾的龙门阵给你们听：
　　记得是1945年的7月中旬，一连下了五六天大雨，南河水位高出了地面，华西坝一带地区，成了泽国，城外几处疏散桥都被冲垮了。低凹地区的居民，扶老携幼，向高处迁移。浆洗街淹得最惨。不远有个赵篾匠家被水淹后，女人背着一袋米，赵篾匠一手扶着老妈，肩上坐着两岁小娃，向城里亲戚处避难，走到老南门大桥，水急路滑，一跤绊下，儿子被水冲下南河。他慌忙抢救。老妈跌倒，被水淹死。东门城墙忽然又在下午崩塌，压死压伤几十个人，城里背街背巷的土墙访室多被冲倒，到处都是妇女小孩抱着衣物，半节身子泡在水里行走。
　　当时《新新新闻》报刊，登载出一幅漫画：四个人抬着一块匾，匾上有四个大字：“泽惠市民”匾上方题有“陈离市长德政”，下款是“成都市民敬献”，抬匾和吹号打锣的人，都是小起大腿，在水里行走。
　　成都市区，虽是年年遭受水灾，但是一直没有采取治理防范的有效措施。记得在两年以后的1947年7月5日这一天，成都市内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水灾。全市较低街巷，淹成汪洋一片，电杆、林木连根拔倒。电杆倒塌时，还引起十多处火灾，打毁很多房屋。大雨越来越凶，启明电灯公司锅炉被水淹垮，全市很多商业铺户，都停止了交易。夜间一片漆黑。七月十一日那天，成都市新闻界倡导成立“赈济水灾大会”，各报社、各电影院将一日所得，全部捐献给赈灾大会。当天有一张报上又载出几句幽默诗句：

　　在群情悲愤的舆论制裁下，成都市政府成立了“临时急赈委员会”，灾民们不要钞票，赈灾会决议全部发放实物，老百姓要求政府千万要从“治本”入手，赈济仅是治标办法，既不能天天都发，雨季到来，又怎么办！
　　7月19日赈济会召开紧急商议，所有机关集团都参加。正式成立的“成都市赈济委员会”于当天午后二时在市银行大楼举行扩大会议。商议还未得出结果，8月3日又是不断下大雨，金河河水陡涨。沿金河一带地区娱乐场所和大小商站全部关门。青年人站在水里，妇女站在桌上，有些人跑在楼上不断叩头，连喊“观音菩萨，救苦救难！”
　　8月15日全市灾民已达十九万人，发放赈济金额分为三等，一等三千元，二等二千元，三等一千五百元，对十九万灾民共发放四亿五千千万元，但是对于老百姓要求治本的问题，却没有人去研究考虑。
　　8月20日，又是大雨链绵，全市三分之二街道，尽成泽国，较深的地区很多人用木板划行（主要是一些送食物到医院去的人）。
　　很多自命为是“历史学家”的人，发出他的论点和论证：“成都古代时候，本来就是沧海，后来变成了桑田，大慈寺佛像下面，就是“海眼”，看来不久便会沉陷成海子！当时很多善男信女，都到大慈寺去烧香敬神，殿上跑满了人群。到了8月下旬，成都通往各县的道路，断断续续地被冲毁，粮源断绝，米价陡涨，每斗米突破法币百万元大关。
　　8月下旬，大雨不停，政府街一带全被水淹。家家户户的厕所粪便，和烂布烂纸裹成一团，浮在水面飘飘荡荡，各家各户都用扫帚竹竿荡水，把粪团荡在街上。当时的“高等法院”在正府街，院外是很长的院墙没有住户，因此各家各户的粪团，都被荡在墙边。两天后积水消退，高等法院的长墙上，就糊满了大量的粪便。当时报上报导了这一则消息，标题是：“高等法院、粪发涂墙”读者无不捧腹大笑。几天后各地积水渐消，但是假水泥路面，又被冲现原形，满街现出东一堆西一堆的碎石。有人又幽默地说：“这就是赤壁赋上的文章──水落石出”。那年雨水就这样断断续续地一直拖到12月下旬，气候转寒，17、18两天街上已冻死了18人，有个街上打更匠，王兆成就冻死在更栅里。
　　1949年7月到9月又是不断暴雨，被淹街道一、二百条，千万以上的灾民，无处安身，本市九区特别严重。
　　直到1950年以后，城市基本建设不断进行，填平城内河流，修建了下水道。回顾以往的“泽惠市民”、“粪发涂墙”和“水落石出”等丑恶现象，都成了历史笑料。每当旅游成都的来客向我伸出大指拇时，都觉到受之无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