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老辈子经常谈到“五老七贤”。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辛亥革命后，从尹昌衡、胡景伊任四川都督起，到以后的督军、省长们，都在他们的公署内聘请过一些前清遗老、社会名流、文人士绅等做顾问。这些顾问有的有薪俸待遇，有的只是挂名，当然更没有任何具体工作可做。由于这些人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声誉和影响，军阀们知道，在适当时机，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的军事斗争或政治斗争效力，会取得一定的成果。因而大家都乐于这样作。

　　1918年，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时，他聘请的顾问比他的前任们都多，除一般的顾问外，还有高级顾问十余人。现在笔者所能记忆的有：

　　所谓“五老七贤”，就是当时社会上对这些顾问老人的称呼。至于他们中，谁属于“五老”，谁属于“七贤”，则是没有明确区分的。而且实际参加这个行列的人数，也决不止十二人。所以“五老七贤”之名，不过是当时对这些老人笼而统之的尊称而已，其他著名的人物还有：

　　他们有哪些活动呢？请看看下面几件事例吧。
　　1919年，熊克武在川滇军发生矛盾时，初以力量不足，不便发动战争，便鼓动“五老七贤”联名发出快邮代电：“请客军出境以苏民力；请各部裁军以解民困”。这在表面上，“五老七贤”是在代表四川人民说话，而在实质上是他们说出了熊克武当时要说而又不好说的话，给熊的政治攻势帮了个大忙，所以那时的“五老七贤”就成了成都的风头人物，他们经常坐着省、督两署给他们特备的大轿，在公私宴会、红白喜事席上，总是位居首座，受人尊敬。
　　1922年，川军一、二两军联合排挤督军刘存厚。兵临成都城下，刘已陷于孤立，不能不抛弃成都出走。但却故作镇静，关闭城门，作准备巷战的模样。这时“五老七贤”大为惊惶，认为成都即将遭受浩劫，便齐集北较场督署，要求刘存厚以全城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不要进行巷战。经过三天的奔走，这位早已备好行装的刘督军，便“俯顺民情”，体面地带着他的督军印信离开成都而去。这就给“五老七贤”的脸面，大增光采。

　　1924年，杨森在成都搞市政建设，要修马路，拆棚子，退街房，毁少城城墙等等，这时，“五老七贤”中，有的去世，有的还乡养老，留在成都的已为数不多了。虽然从杨森起即停止他们为顾问，但他们仍联袂晋谒杨森，要为成都的街道“请命”。谁知这位杨督理才不买这些老人的帐，坚持自己的主张。碰过这个钉子后，“五老七贤”在成都的活动就销声匿迹了。

　　但到了1935年，蒋介石借“剿共”为名，将魔爪伸入四川，与当时在四川执政的刘湘发生利害冲突。刘使人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以抵制蒋的势力。蒋便指使戴季陶劝说“五老七贤”中的一位遗老、戴季陶的老师徐子休，以他个人的名义，印发一个题为《异哉所谓川人治川也》的传单，痛骂四川军阀过去统治四川的罪恶，欢迎中央“剿匪治川”，为蒋介石的运动鸣锣开道。这可算是“五老七贤”在四川政治舞台上的最后一次表演。

　　“五老七贤”是一百年前光耀蜀中的一个文化群体。他们继承巴蜀文化的优秀传统，德才兼备，经世致用，广植桃李，嘉惠士林，使“蜀学”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