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人人都要理发。今天，成都有许多高明的理发师，会根据人们的不同的年龄、职业、相貌、头形，精心修剪出不同的落落大方的发形，使你容光焕发，倍增丰采。因而被人们称为美容师，是当之无愧的，理应受到尊敬。然而，有史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原大地有理发这门专业，却是近四百来年的事。而且一直被视之为卑贱的职业，处于受鄙视受凌辱的地位。直到解放后才得以昂首挺胸为美化人们的仪表，贡献自己的才智。

　　明代以前，我国汉族人民，都是留满发，不剪也不剃。头发长了，容易污秽、散乱，只是洗洗梳梳，在头顶上挽结个髻子、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不得空闲去梳洗头发，急风暴雨替他洗梳，留下了“沐其雨，栉疾风”（庄子）的美谈。周公姬旦因政务繁忙，在他洗头的时候，还不断有人来会。他不得一而再、再而三地握起头发去接见来人，传下了“一沐三握发”的佳话。但是，这也说明留满发很不方便，梳洗起来是很费时间的。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汉族人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至也”（孝经）的思想束缚，小孩生下地来，任头发自然生长。至了应该上学的读书的童年，把头发因势理顺，挽结成髻，叫做“束发受书”。除非出家当和尚，削发为僧，头发是不能剪也不能剃的。古代的统治者，还制定了“髡刑”，把剃去发、容易辨别作为惩治罪犯的一种手段。这就是太史公司马迁说的“剔发受辱”。曹操兵临南阳，因座马惊奔踏了禾苗，触犯了他自己规定的“践苗者斩”的禁令，便“割发权代首”，以儆效尤。
　　总之，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汉族的头发一直被当作生命、荣誉的一部分，珍惜异常。

　　历史的发展往往走向愿望的反面。爱护头发的传统，到了十七世纪，突然受到致命的一击。1644年，清代封建政权取代明代后，满族统治者，要汉族人民遵照他们的风俗，一律剃发留辫。什么叫剃发留辫？满族的祖先女真和东胡、鞑诸族，自古以来，是把脑袋周围剃掉，前面剃得露出脑心，后面稍加剃修，然后把大脑复盖处的发辫偏成辫子。视头发的长短分为独绺、三绺、五绺、七绺四种。每绺头发中还要加黑色或彩色丝线、丝辫，以增光彩。有的发稍还加系珠玉发坠，以示富贵和身分。
　　清兵入关，明代统治者虽然垮台了，但遗民们却认为剃发有伤民族感情，纷纷反对。清兵在一些城市，命兵丁环卫待诏（剃头匠），遇到未剃头的人，要么当场剃头，要么斩首示众。这更激起一些地区人民的武装反对。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记载了清朝统治者对敢于反抗剃头的汉人血腥大屠杀。
　　清廷为了推行剃头政令，组织了专业剃发人员，发给剃头担子，到城乡各地为人剃发。剃头担子是用肩挑的担子，一头高，一头低。矮的一头是一个柜凳。凳子下面放抽屉，内盛理发工具。高的一头象洗脸架，下置火炉，上为鼎锅烧热水，上再放洗脸盆。洗脸架上一竿高耸，雕饰成单斗桅杆状，上挂“留发者断头”的诏书，以示令出必行，抗剃者斩的威风。后来，剃头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家常便饭，诏书就不再悬挂，代之以挡刀布。这种专业剃头人员，清廷命名为“待诏”。“待诏”，本是古代的官职名称，明代和清代时为从九品的小官。这里用此官衔称呼，是沿用[汉代]的出征将士胜利归来待诏于金马门，等候皇帝诏见，鼓励他们立功受奖。然而，待诏在统治者的眼中，不过是镇压人民的工具，一旦政权得到巩固，待诏也就打入下九流，而是卑贱职业，清代的考试规定待诏是不能应试的，以法律手段杜绝理发业的仕途。
　　鸦片战争之后，海禁大开，中西交流日益频繁。外国人把脑袋后面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叫做长尾巴的人。辫子成了落后的标志，留辫子被作为嘲笑鄙弃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驻外使节和留学生。他们有的干脆把辫了剪下扔掉。有的剪下藏起来，制成假发，回到国内依旧带上，以表示对清皇帝的忠贞。就象《阿Q 正传》中的假洋鬼子那类人物。
　　后来，革命风起，革命党人，纷纷剪掉发辫，以示坚决。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连清政府官吏，如成都巡警周善培，也剪去了辫子，所以人称周善培为周秃子。辛亥革命后，不但汉族人民认为发辫是损伤民族尊严的标志，应该立刻剪掉。即使满族人民，也认为这种习俗是落后的象征，在生活上也实在麻烦不便，随之也相继剪除。

　　发辫剪除之后，男人们的发式出现了三种类型：通都大埠，有新式理发店的地方，人们仿效欧美和日本人，剪成拿波头、分分头、平头、元头（或称学生头）等等，当时统称东洋头，这是第一种；第二：干脆剃光刮净，成了光头、和尚头。这种头式简便利落，当时剃光头的特别多；第三种是从后脑齐展展地剪掉辫子，四转一仍其旧，名曰“鸦鹊窠”，或叫“一匹瓦”。以乡间最为普遍。城市内清代的遗老，也多留这种鸦鹊窠。
　　以上三种发式，第二、三两种，无需什么新的操作技术，原来的剃头担子都能胜任。于是从清初执行剃发命令发展起来的剃头担子，这时得机反戈一击，刀剪下处，辫子纷落，把清统治者强加给人民的精神枷锁，丑陋落后的标志，剃除得干干净净。
　　第一种发式，则必须以新工具和新技术来完成，于是新式理发店便应运而生。我国的新式理发店开设得最早的是奉天（今辽宁）。清代末年，奉天为日本势力范围，日侨极多，有日本侨民经营的新式理发店。剪辫运动开始以后，当地华人就近习取日本人的理发技术，开设新式理发店，依照剪理东洋头式。店堂门口也仿效日本人悬挂了理发店的特有标志──转花筒。这种转花筒始于法国，谈起它，还有一段国际理发业引为自豪的史话。法兰西大革命时期，不少法国理发工人参加了革命活动，有一家理发店是革命党人地下活动据点。一次，一个革命党主要领导人，被反动军警追捕甚急，他匆忙逃到这家理发店里，在工人们的掩护之下，得以脱险。革命胜利后，革命政府为了表彰其功绩，特准他们以红、白、蓝三色国旗作标帜，装饰门面。经过多次设计改进，成为后来的转花筒灯。因为它新颖、美观、醒目，世界各国理发业争相仿效，遂成为国际性理发店的标志。
　　在我们成都，由于交通不便，风气闭塞，理发业长期停留在落后状态，整个清代，只有剃头担子。清代末[民初]，茶馆兴起以后，才有剃头工匠在茶馆里分一席之地，挂镜置椅营业。再后，又有人开专业剃头店铺，叫做“待诏厂子”，逐步由流动变为固定，并逐步引进了新工具、新技术，有了剪头新业务。这段时期的理发项目，除剪剃头、修面之外，还有取耳（掏耳）、洗眼、搬打（也叫推拿、舒筋捶背），统称“五匹齐”。剪、剃头发是正活，有定价，其它项目收小费，酌量给予。
　　成都第一家新式理发店，是民国初年，日本人掘口在暑袜街开设的东洋理发店。继后，从南洋归国的薛特恩，开设的薛记理发店，初在陕西街，后迁半边桥。再后才有本地人经营的高记理发店（华兴街）、美都理发店（顺城街）、明星理发店（春熙路南段）。1929年，上海人高福全在暑袜北二街开了第一家沪式理发店。这些理发店，专剪样式，并开始使用火夹烫发，座位也比较舒适。但有些老年人是从来不去问津的。他们仍习惯到剃头担子上去，手上端一木盘，接装头上剃下来的头发，剃完后，再倾散在房屋上。他们认为西式理发店把头发剪得粉碎，落在地上，任人践踏，大悖“不敢毁伤”的古训。
　　1934年，伪中央军入川。接着，成渝公路修通，伪中央的达官贵人，大批拥来成都。当时有一个原赖心辉部的编余师长马昆山，看见成都理发业的设备水平，远远满足不了这些曾在上海、南京享受惯了洋化生活的人的需要，便在商业场内开设了一家“二泉”咖啡楼。楼下照上海的排场，经营一间新式理发厅，雇请的理发技师，全是清一色的下江人，生意极为兴隆。可是，工人们受不了马昆山的剥削和压迫。不到两年，部分工人就退了出来，集资在春熙路北段开起了大光明理发厅。他们竭尽全力，运用从上海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经营方式，去征服顾客。首先以齐全的新式设备，把店堂布置得富丽堂皇，清洁卫生，舒适美观。顾客一进门，他们就施展出纯熟细致的技术和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从取样、剪修、洗涤到吹梳，每一过程都做得一丝不苟。理完后，打照背镜，征求你的意见，达到满意为止。接着给你送来一张热腾腾、香喷喷、厚绒绒的高级毛巾。使得经过坐躺已感倦意的顾客，感到心脾清爽，简直是一种美的享受。当大光明以崭新姿态出现在春熙路上时，过往行人都说是上海来的大资本家开设的。谁会相信它竟是一些工人捏起两个碇子，几把刀剪干起来的呢？
　　抗战以后，下江人大量涌入。云裳、南京等沪式理发店不断兴起，也以敞亮的店堂，优良的技术，热情的接待，招来顾客，对本市原有理发店铺，起了极大的启发和促进作用。而且还吸引了成都的达官贵人改变理发习惯。在这以前，他们有的以士兵的饷额，雇请家庭理发师；有的雇“拎包”（提包理发师）定期上门服务。自从沪式理发店兴起以后，他们不再以私包车接“出包”（由理发店派人上门服务叫“出包”），而是亲自上门光顾。

　　这些头面人物到大光明理发，各有各的派头。邓锡侯总是早起溜马路以后，就来大光明，不多言多语，剪个光头就走。张群、王缵绪则边理边摆龙门阵。刘文辉照例要你用磨得锋快的土剃头刀给他剃光光头，不让你用刮起来“哗，哗”作响的东洋刀。王陵基来理发那就麻烦了！他照例身带八个卫兵，在春熙路北口，一边站一个；重庆银行和锦华馆口各站一个；店门口，左右各站一个；为他理发的理发师左右各站一个，戒备森严，不但弄得理发师精神紧张，全店上下也为之悚然。顾主看见店堂内外都安上岗哨，如临大敌，以为出了什么事情，都赶忙避而远之。理他一次发，起码得吓跑一、二十个顾客。不过据《亚洲内幕》说，张作霖理发时，由两个护兵举枪对着理发员。与之相比，王陵基还算“客气”些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