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鱼”这个说怪不怪，说新不新的名字，不知出于何经？何典？何传？无从考证。但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期，它却在人们口中广为流传，指出远门需要乘汽车，而又买不到车票，临时在路边出钱搭车的人。
　　记得1920年左右，成渝公路通车，四川省公路局在沿途都设有车站售票，供旅客乘车。一辆车可载20多人，又快又舒适，比起坐鸡公车、黄包车、滑竿来方便多了。有的乡下人称汽车为“洋房子搬家”。政府官员、豪绅、财主等均趋之若鹜，把坐汽车当成一种时髦。当时公路局只有几辆车，又破又旧，根本供不应求，预订票往往需提前一月。能够买到车票的人都是当地的头面人物，一般的人想买一张“官价票”简直比登天还难。而且公路局的汽车车况极差，驾驶员的工资不高，终日奔波受累，心情不好，本来内江市最多一天半就可到达的，他却要两天，甚至三天。正如谐剧大师王永梭当时编演的谐剧《赶汽车》里所说的那样：“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既然车票难买，因此就出现了“黄鱼”。当时成都东门大桥以内的几条街道两旁，都停满了各种货车。一到下午，这一带人来车往，天福街、紫东街一带的行栈、堆栈，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一些买不到车票，又急于赶路的“黄鱼”便一大早背包带伞前来搭车。开初，都是旅客直接和司机当面讲价，然后交钱上车，不论旅途远近，不论行车日程，都能承诺送到目的地。过了一段时间，有的地痞、流氓和少数黑心司机，想方设法坑害旅客，整得“黄鱼”怨声载道，有苦难言。
　　许多司机怕一大早不安全，所以热天要6点以后，冷天要7点以后才从旅馆起床洗漱，出店上车。在这之前，一些地痞、流氓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集在东门大桥一带，以一人穿件油渍渍的衣服、捏一双手套冒充司机，以一至二人冒充乘客，坐在停在街边的汽车上，看见有赶路的人就喊：“快来上车，马上就要开！”如果旅客问：“车到哪里？”假乘客就反问：“你到哪儿嘛？”旅客说：“我们到资中。”“嗨，正合适，我们是到内江的，要经过资中嘛！”这样东编西骗，把旅客说通，钱先交给“司机”。“司机”待已骗得差不多了，真司机可能要来了时，就招呼大家：“把行李放好！找好座位！”还特别关照不准踩坏、压坏车上东西，然后说声“我去解个小便就开车”，揣起银钱便扬长而去。“黄鱼”客们都自顾自地搁行李、找座位，谁也注意不到招呼他们的“旅客”也已乘机溜之大吉。过一会儿，真司机来了，看见车上的人，大声斥责，全部赶下车来。上当的人中，有钱的重新交钱上车，无钱的哭天嚎地。这种吃诈钱的活动，不知害了多少出门人！
　　第二种是“吃恶钱”。地痞、流氓和司机勾结，让“黄鱼”将全程路途的钱交给所谓的“助手”，而发车后“助手”又不随车走。例如旅客交的到内江或重庆的车钱，车到简阳或资阳，司机便强行喊下车。“黄鱼”因一无车票，二无人证，只有自认倒霉，要么补钱，要么下车。
　　第三种叫“吃飞子”。黑心司机见“黄鱼”们大都是老实人，行李又多，于是贱价揽客。有的人图便宜，上了他的车。当车行至龙泉驿山上人烟稀少的地段时，司机就假称汽车出了毛病，请乘客下车帮忙推车。乘客不知是计，下车来推。司机立即发动车子，绝尘而去。推车的人行李都在车上，有的腰无半文，苦不堪言。
　　1935年以后，沿途的袍哥码头见来往旅客增多，心想，如果把这些“黄鱼”包揽起来，既可给码头增加可观的收入，又可解决一些人的生活，更可以此扩大码头的影响。于是，先由资阳县西门外的袍哥管事罗豁豁（缺嘴）承头成立旅客联络点，下设外交、联络。收入由码头占二成，罗豁豁占一成，外交员占四成（主要用于与车主和司机交涉），联络员占二成，剩一成作为每天的烟茶和中午的午餐费。这是个不挂招牌的运输站，客、货兼营。凡是上成都、下重庆的旅客，都到外西三岔马路的棚棚茶铺来交钱上车。来往车辆，不论军车、商车和公路局的官价车都愿到此来揽“黄鱼”，双方都有利可图。这样一来，简州、石桥、成都、资中县、内江市、隆昌县、江津、重庆都相继成立了“黄鱼”站。各站都照资阳的办法分成，订立内部规矩，不准私自揽客，不准和司机勾结、贪污，不准敲诈旅客，不准破坏站上的信誉，如有违犯，按袍哥规矩严惩。
　　“黄鱼”站赶车，收费合理，又能按承诺到达目的地，避免了被骗、挨宰等危险，所以生意十分火红。每天上、下的旅客络绎不绝，对沿途及成渝两地的繁荣起到了填空补缺的作用。因官办的公路局承担不了重任，各县官府人员也都与袍哥码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官府对他们不仅不加干涉，相反还加以保护。
　　1942年1月，重庆华康公司一辆汽车运百货到成都，路经资阳时在资阳卖了四个到成都的“黄鱼”。汽车到达龙泉驿界牌时，司机怕设在前面的军警宪联合检查站发现他搭载“黄鱼”受卡，于是便叫搭车的人下来，步行过了检查站后再上车。殊不知司机经过检查站时，因纸箱叠得过高挨了训斥，他气冲冲地开车离站，竟将四个“黄鱼”忘了。整得这四人大骂司机“不落教”，只得另搭车进城。四人中有个是资阳县商会的干事长，和“黄鱼”站的二把手很相好。他在成都办完公事返回资阳，便将被甩的事诉说。不几天，“黄鱼”站的人便在三岔路口拦住了那辆货车，司机刚一开车门，就被抓下来，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一阵拳头、脚尖，打得鼻青脸肿，不断告饶，后来只得磕头作揖，赔礼道歉，退还了四人的全程车费，还摆了一桌酒席才把事情搁平。
　　到1952年秋，成渝铁路正式通车，坐火车安全又价廉，“黄鱼”站才不解自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