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四川的政治经济状况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从此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2-15日，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旋即在北京挂上“民国”的招牌，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袁世凯先后任命其心腹胡景伊为护理四川都督、陈宦为四川巡按使，窃夺川政，毁弃了辛亥革命在四川取得的成果，把四川置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1913-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四川响应，以熊克武为总司令举行“癸丑讨袁”，宣布重庆独立，不久失败。1916年，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四川革命党人协同滇军黔军在四川的泸州、纳溪区一带进行激烈的护国战争，击败袁世凯的北洋军。护国战争胜利后，川军又向四川境内的滇、黔军开战，先后将其打出四川。1917-7月，川军总司令刘存厚入据省会成都，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接着，熊克武等又响应孙中山号召，组织靖国军，进行护法战争。1918-2月，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率部攻入成都，赶走刘存厚，摄行军民两政，随即由孙中山大元帅任命为四川督军。不久四川各系军阀之间的战事又起，连年混战。
　　民国初年，独立共和、自由平等的思想已为川人接受，新式学校教育迅速发展。近代民族工业出现短暂繁荣，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和议会制度，也一时兴起，但在省县议会活动中，国民党人和其他进步势力却很软弱，不能利用议会制度限制军阀的专制独裁，广大民众仍然在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的残酷统治下呻吟。

四川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已无力控制中国，正在发展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要求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愤含世凯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强烈要求中国进行改革，以求进步自强。在此背景下，新文化运动便逐渐发展起来。随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在四川的传播，四川的新文化运动也开始兴起。四川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是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教师吴虞。他先后在《新青年》和《星期日》等刊物上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和《说孝》等文章，对封建宗法道德和孔子学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在全国影响很大，被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新文化运动激发了青年学生向西方学习民主和科学的热情。从1918年起，四川兴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成都、重庆先后办起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一年毕业后，经考试合格者，由政府和商会等团体资助，分批去法国勤工俭学。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蓬勃发展，许多未入预备学校的省内外川籍青年，也自费赴法勤工俭学。据当时统计，从1918年到1920年，四川留法学生有315人，分属85个县。到1921-11月止，达到492人，约占全国留法学生总数的1/3弱，为各省之冠。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绝大部分是爱国志士，其中著名的有赵世炎、刘伯坚、陈毅、邓小平、聂荣臻、傅钟等。他们回国后，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我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反响与共产党组织在四川的建立
　　1919年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很快在全川引起反响。从5月下旬起，成都、重庆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罢课、罢工、罢市，成立各种群众组织，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要求中国政府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收回青岛，抵制日货，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撤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官僚的职务，并拒签“巴黎和约”。五四运动促进了四川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新青年》、《新蜀报》、《川东学生周刊》和《人声》等报刊，宣传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和社会主义，对群众影响很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共产党组织在四川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在五四运动中，四川的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涌现了许多有觉悟的先进分子，为建立共产党组织打下了阶级基础。到1925-10月，成渝等地已建立了一些共产党组织，有党员19人。1926-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建立了中共重庆地委，杨闇公为书记。实际上这就是最早的中共四川省委。

军阀防区制与军阀混战
　　1918年，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名义摄行四川军民两政的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作为粮饷之需。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因各军驻防日久，不仅在防区内提取粮饷，还干预政事，委任官吏，预征赋税，致使各防区成了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各军阀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防区，争霸四川，不断加紧混战。
　　四川从1912年到1933年，共发生大小军阀混战四百七十多次，其中大多数混战发生在防区制形成之后。1926年下半年，混战中的四川军阀为求自保，纷纷派代表到武汉、长沙，向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输诚，表示承认国民政府，同意军队易帜改编。于是，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先后任命四川军阀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国民革命军的军长，仍统率原部。四川军阀虽已易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其军阀本质没有改变，仍然争夺防区，混战不休。
　　军阀防区制延续到1934年。当时由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多次粉碎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的围剿，沉重打击了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刘湘于11月飞抵南京，向蒋介石求援。1935年春，蒋介石派遣行营“参谋团”和上官云相等部中央军入川，督导川军围剿红军；还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授权他撤销军阀防区。刘湘于是发出一系列通告，限令各军把防区内的军、政、财、文大权交给省政府，并裁军整编，这才结束了防区制度，统一了四川军政，归隶南京政府。
　　四川军阀连年混战，防区割据，关卡林立，捐税苛重，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许多工厂倒闭，商业萧条，农村残破，农产量锐减，文教机关和学校毁损严重。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大革命在四川的开展
　　1924-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四川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加入了国民党。1925-8月，吴玉章（共产党人）由广州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四川党务筹备员，回川整顿国民党组织。吴玉章在重庆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下，派人到各地帮助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县市党支部。在此基础上，于1926-1月在重庆莲花池建立了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委会，简称莲花池省党部（左派），当时已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被选为该省党部常委。3月，属于国民党右派的一些党员，在重庆总土地巷也成立了四川省临时执委会，简称总土地省党部（右派）。同年冬，刘湘慑于武汉北伐革命军的威力，宣布解散国民党右派省党部。1926-11-25日至12-4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和中共重庆地委共同筹备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人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以国民党员身份参加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会议确定了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当选为新的执委会常委，正式成立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正式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四川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不断高涨。1925-6月，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四川，成都、重庆等地成千上万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并在全川开展了抵制英货和日货运动。1926-9-5日，英国军舰炮轰万县，造成“九五”惨案。中共重庆地委发动各地群众集会游行，掀起了反英怒潮。1926年下半年，川军易帜改编，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配合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同年12-至1927-5月，中共重庆地委又以国共合作的形式，组织领导四川左派军队，在泸州、顺庆（今南充市）起义，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顺庆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坚守泸州，后由武汉国民政府下令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任命刘伯承为军长。1927年春，军阀刘湘配合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指挥各路军阀部队围攻泸州起义军，泸顺起义失败。泸顺起义不仅打击了四川军阀统治，策应了北伐战争，而且由于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创性的实践，在中共的历史和四川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汪精卫在武汉 “分共”，蒋汪合流，实行清共剿共，镇压革命，四川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的武装起义
　　从1927-8月到1937-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中共党史上称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中共四川地下组织多次遭到破坏，又多次整顿恢复，逐步发展，在白色恐怖下苦斗，从1927-8月到1935年先后共领导武装起义69次。较重要的起义有：1928-4月，南溪县的牟坪、李庄的农民五千多人起义。同年7月，川军第五混成旅在潼南县的双江镇起义。1929-4月，万源县固军坝李家俊率领一千多农民武装起义，组成四川第一路红军游击队，李任司令。1929-6-29日，川军第七混成旅代旅长、共产党人邝继勋率领全旅在蓬溪县大石桥乡起义，一度攻占蓬溪县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1929年冬，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李鸣珂领导涪陵驻军赵启明连起义，进入缕坝与农民武装合编为四川第二路红军游击队，李任总指挥。1930-7月，梁平县、达县的几支游击武装，奉中共四川省委指示，会集于忠县黄钦坝，改编为四川第三路红军游击队，以李光华为总指挥，东进湖北，企图“会师武汉”，8月在石柱县西乐坪战败，余部回到梁平县、达县边境，由王维舟组建成川东游击军。1930-8月，共产党组织发动合川兵变；9月发动江津兵变；10月又发动广汉县驻军第二混成旅起义，占领县城后，转进绵竹战败。1932-11-25日，共产党员覃文、罗南辉领导南部县升钟寺地区农民起义。上述武装起义，由于是在当时统治中国共产党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引下组织发动起来的，又被强敌围攻，结果都失败了。

川陕革命根据地与红军长征过四川
　　1932-12月，红四方面军约1.5万人西征进入川北，于1933-2月在通江县城建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5月，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夏秋间又展开了三次进攻战役，到10月胜利结束，使根据地扩大到23个县，面积达4.2万km²，人口约500万，红军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声威大震。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对川陕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1934-9月，红军粉碎了围攻。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1935-3-28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西进，于4月底完全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向川西长征。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都辗转经过四川。1935-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曾两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后又转进云贵。5月上旬，中央红军从皎平渡北渡金沙江入川，随即过会理县北上，向川西推进，6月中旬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今小金县）。8月，中共中央召开毛儿盖会议后，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9月上旬，中共中央率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主力，从巴西出川入甘南；而张国焘率左路军却滞留阿坝，反对北上，旋令所部南下川康边境，于10月在今马尔康县的脚木足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分裂中共和红军。1935-11月，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名山县百丈关战役受挫后，转进西康。1936-6-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2日，红四方面军与由云南入川的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即共同北上，再过雪山草地，于9月中旬出川入甘南。

西康建省
　　西康地区旧称川边，隶属四川。1933年军阀刘文辉败于刘湘后退据西康，并加紧活动西康建省。蒋介石为分化川康地方实力派，以便中央控制，于1934-12月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时，也任命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1935-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后迁康定），筹备建省。西康地区原只有19个县，后经四川省政府同意、行政院批准，将四川的雅安专区和西昌专区划归西康省管辖。1939年元旦，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会康定，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全省辖雅属、康属和宁属（西昌地区）共33个县、3个设治局，面积共35.15万km²，人口约150万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四川政局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1937-8月，淞沪抗战失利，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成为日军进攻目标。11-9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迁都重庆。12-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曾家岩新址办公。1939-5月，定重庆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9月，定重庆为陪都。在8年抗战期间，重庆是中国战时的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也是国际知名的一大都会。直到1946-5-5日，国民政府才由重庆还都南京。
　　蒋介石加紧控制四川 抗战爆发和国民党政府迁渝后，蒋介石加紧控制四川，以各种手段压制排斥四川地方实力派，并通过成都行辕和特务机构监控四川的军政等事务，镇压民众的进步活动。四川省主席刘湘奉命率部出川抗战，1938-1月病死武汉后，蒋介石即任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因遭刘湘在川旧部潘文华、王陵基等的反对，又改任亲蒋的川军将领王缵绪。不久，王又遭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所部7个师长的坚决反对，蒋介石遂于1939-9月自己兼任省主席，直接控制四川。到1940-10月，蒋介石才将四川省主席一职交由成都行辕主任张群兼任。
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迁驻重庆 根据国共两党多次谈判达成的协议，1937-8月，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约4万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在南京、武汉、西安等地设八路军办事处。武汉失守前夕，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于1938-10-22日迁驻重庆。1937-8-25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秦邦宪为书记。南方局后迁武汉。武汉失守后，1939-1月，又决定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是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派出机构。

四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清政府对侵略者妥协投降，对人民群众则残酷压榨。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和偿还外债，清政府在四川开办“捐输”，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中共中央陆续派张曙时、罗世文、李一氓、于江震等入川，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组织，并对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做争取工作。这时，刘湘、刘文辉等因不满蒋介石的压制排斥，便靠拢共产党以对付蒋介石，并接受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愿意共赴国难，团结抗战。中共中央南方局迁驻重庆后，周恩来、董必武等又多次会见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鼓励他们团结抗战。周恩来还与刘文辉和潘文华达成协议，在其军部驻地设置秘密电台，以沟通同延安中共中央的联系。
　　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四川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原来秘密建立的“重庆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团体，先后公开活动，抗日群众团体纷纷成立。尤其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全国各界抗敌救国会等抗日团体、抗日报刊社先后迁到重庆，各界民主进步人士相继来川。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郭沫若直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领导下，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成渝等地各抗日救亡团体集会游行，创办报刊，组织剧社和宣传队、歌咏队、电影队深入街巷、工厂、农村、学校，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斗争。

川军出川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川军各部组成第二路预备军，以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下辖两个纵队。从9-7日起，川军分别从川北和川东开赴抗日前线。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督师抗战。1938-1月刘湘病死后，第七战区被撤销，所辖川军第二十二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先后拨归二战区、三战区和五战区节制。以后由于前方战事的需要，又陆续从四川抽调了一些部队到前线抗战。到1938-6月后，出川抗战的川军，经过整编，共扩建为6个集团军，即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六集团军，另外还有1个军和1个师，总计约40万人。川军将士在前线英勇杀敌，为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日机轰炸重庆与重庆的反空袭斗争
　　抗战期间，日军飞机对成都、重庆、乐山市、自贡市等城市进行了多次轰炸，尤其是1939-5-3日和4日的“重庆大轰炸”，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惨案。这两天，日机共7批63架次空袭重庆，共投弹292枚，炸死3,991人，炸伤2,323人，炸毁房屋4,871间。1941年夏，日本飞机又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6-5日造成较场口防空大隧道躲避空袭的市民发生窒息大惨案，死亡约1万人。综计从1938-10-4日日机首袭重庆市区，到1943-8-23日，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隧道惨案死亡的1万余人未计入内），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
　　重庆人民对日机的空袭进行了坚决的反空袭斗争，当局成立了防空指挥部，建立了防空部队，以阻击来袭的日机；同时修筑防空壕15个、避难室19个、防空洞646个、掩体38个，共可容纳22万人；还组织防空救护队，动员青壮年和医护人员救死扶伤。

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
　　1945-8-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四川各地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赢得这一胜利，四川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一，出钱出粮全国之冠（这一时期中本书所说“全国”，其统计数字均为国民党控制区域数）。八年抗战中，国家的财政开支主要依靠四川负担。在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总支出的30%以上。如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第二，川人积极参军参战。除抗战初期约40万川军开赴前线外，八年抗战中，总计在四川征兵约300万人，充实前线部队。出川抗战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的1/5，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无论供给兵员或为国捐躯，四川都居全国之冠。第三，四川人民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战时军队的军火枪械，吃的军粮，穿的军衣等，主要是靠四川人民加紧生产出来的。川江航运工人，积极运输部队、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对支援抗战起了巨大作用。第四，献金抗日救国。从1937年冬天起，全川人民就掀起了劳军捐献运动。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军费紧张，政府提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献金救国，以助军费，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1943年，重庆妇女界自“三八”节发起捐献“妇女号”飞机起，半年之内共捐法币260万余元，献给政府买飞机13架，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到1944-5月，四川有14县市的献金总额为2亿元。5-16日以后到11月底，内江市、自贡市、富顺等地掀起第二次献金运动，捐款总额达4～5亿元。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的经济
　　1．抗战前夕四川的经济概况 抗战前夕，四川近代工业企业很少。1937年，四川符合全国工厂法规定标准的，即拥有动力和30名工人以上的工厂，仅有115家，占全国3,935家工厂的2.93%；仅有工业资本214.5万元，占全国的0.58%，居第17位。全国大中型企业资本平均额为9.5万元，四川平均只有2万元，约为全国平均数的1/5；全省仅有工人1.3万人，占全国的2.58%。四川的农业也因军阀混战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难于复苏。
　　2．抗战时期四川的工业与交通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内迁。到1940-6月，沿海沿江内迁的民营工矿企业共有245家，物资共9万余吨。内迁工业带动了原有工业的发展，使全省工业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门类相对齐全的、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区。据1940年经济部的报告，重庆工业区拥有机械厂159家、冶炼厂17家、电力厂23家、化学厂120家、纺织厂62家、其他行业46家，共达427家。到1942年，全省符合工厂法标准的厂矿已达1,654家，占国民党统治区资本总额的52.3%；有工人10.8万人，占全国工人数的44.7%。同1937年的工业相比，5年间厂矿和工人数都增加约15倍，资本增加526倍以上。战时四川的交通有较大发展。1935年开始修筑的川陕、川湘、川黔、川滇公路，到抗战头一二年已全部筑成通车。抗战中后期又修筑了川滇中路（由成都经新津、乐山市、宜宾及云南昭通到昆明）、川滇西路（由乐山市经西昌市、会理县到云南的祥云）、川康公路（由成都经雅安、泸定县到康定）和汉渝公路（由重庆经邻水县、万源市到陕西汉中，陕西境内未修筑）。川江及其主要支流的轮船和木船航运也有较大发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航空交通网，先后开辟了重庆至昆明、兰州、哈密、汉中、香港、莫斯科、河内的各条航线。此外，还开辟了“飞越驼峰”航线，即从印度汀江飞越喜马拉雅山到昆明，再到四川的宜宾、泸州。这些航线，特别是飞越驼峰航线的开通，对支持全国的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3．抗战时期四川的农业 抗战时期，由于政府采取了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品种、推广先进技术、发放农贷等措施，为扩大农业再生产创造了一些条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据统计，1938年四川产棉90万担，约为上年产量的1倍。1939年全川粮食又获丰收。1944年春秋两季之收获，可供全省人民两年之食用。不过，尽管四川农业有所发展，粮食产量增多，但在地主、高利贷者和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下，广大农民仍然过着穷困的生活。
　　4．抗战时期四川的财政、金融和商业 抗战初期，四川省级财政负担着支撑地方政府开支、协同中央开发四川经济、支援抗战等重担。主要财政收入以田赋、营业税及债款为大宗。岁入与岁出相较颇有盈余。抗战日久，军费开支愈大，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国民政府规定从1941年秋季起，将田赋收入划归国家财政，并实行田赋征收实物。四川地方财政失去这一主要税源后，遂增加不少苛捐杂税，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抗战期中，国民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滥发纸币，造成四川金融市场紊乱，物价暴涨。到1945-7月，重庆的物价比战前上涨532倍。在成都，1942-12月至1943-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使得许多工厂、商号倒闭。许多工人、农民、小职员挣扎在饥寒线上。抗战的初期和中期，由于省外工矿企业和各种人员纷纷迁川，剌激消费市场需求增大，加之外国洋行势力萎缩，国民政府又对民营商业采取扶持政策，促进了四川商业迅速发展，重庆成为大后方商业中心。到1942年底，加入重庆商业同业公会的已达一百二十多个行业、一万五千余家商号，各公司商号拥有的资本总额已超过上海。重庆海关的进出口值，1940年洋货直接进口值从上年的100万元增加到480万元。直接出口值从37.3万元增加到51.9万元。抗战后期，由于省外商贸渠道受阻，政府又于1943年洳肌都忧课锛?管制方案》，对商业实行统制政策，官僚资本和大批官员借“统制”之名搜刮民财，黑市泛滥，货币贬值，物价暴涨，众多商号倒闭，商业趋于冷落。
　　5．抗战时期四川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 抗战时期的四川经济，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发展最快。到1943年底，官僚资本约占四川工业资本的63%，在基础工业中更占优势，在冶炼业中甚至占86%以上。当时四川较大的工业有390多家，资本共3.4亿多元，孔祥熙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就有资本1.2亿元，约占1/3。四大家族独占了丝、茶、桐油等主要出口物资的贸易。为了垄断市场，官僚资本还把银行放款大量投资于商业，在商业上投机，发国难财。
　　四川的民族资本以卢作孚办的民生轮船公司为代表。他于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经营长江航运。民生公司在与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中取得节节胜利，业务不断发展。在抗战初期工业迁川和以后发展川江航运的事业中，民生公司的员工以充沛的爱国热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公司1938年有资本700万元、职工4,500人。至于全川民族资本企业，则至少在1000家以上，资本总额无统计资料。抗战后期，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和官僚资本的压迫、排挤，民生轮船公司每况愈下，几至于倒闭，其他较小的民族资本企业倒闭破产不少。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的文化与教育
　　战时全国许多文化团体和文化人物进入四川，主要集中于重庆，使重庆成为抗战文化的中心。在国共合作的氛围中，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任厅长、主任）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抗战文艺、抗战戏剧、抗战歌咏等活动十分活跃。尤以抗战话剧运动取得巨大成就。著名话剧如郭沫若的《屈原》、《孔雀胆》，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曹禺的《蜕变》，宣传爱国抗日，反对顽固倒退，坚持民主进步，鼓舞了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报刊的出版发行以成渝为中心。战时全川共出各种报纸约200种，以《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最有名。抗战8年间，重庆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经政府审查注册的共404家，还有些机构未登记注册。据统计，出版书刊的单位共644家，出书共8,000余种，出版期刊约2,000种。
　　抗战时期，沦陷区迁川的高等院校有48所，占战前全国高等院校的44%，主要集中迁于重庆和成都。其中知名的有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和同济大学等。到抗战后期，四川的高等学校共有56所，为战前的4倍，居全国各省之冠。四川的中等学校也有较大发展，到1945年，学校增到671所（内有迁川中学21所），学生24.8万人，约为战前的3倍。战时的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944年有中学72所，学生25,449人，未纳入四川统计。1944年，四川有中心国民学校（完小）5,030所，比1937年增加3倍多。四川已成为全国教育最发达的省份。

国共重庆谈判
　　1945-8-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内出现了有利于国共合作、成立联合政府、和平建设新中国的契机。但蒋介石的独吞胜利果实、发动全面内战的方针已定，只是迫于全国要求和平建国的舆论，于8月中下旬，接连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企图赢得时间，部署内战。中共中央为了避免内战，实现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愿望，决定派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等共商和平建国大计。8-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从延安飞抵重庆，受到有关方面代表和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国共谈判从1945-8-29日开始，到10-10日结束，双方代表经过多次谈判，达成和平建国方针的协议，并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重庆继续同国民党代表商谈有关事宜。但是，重庆谈判刚结束，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队发出了内战密令，并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撕毁了《双十协定》。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在四川的专制统治
　　1946-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为把四川作为内战基地，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第一，在重庆设立“委员长行营”，后又相继改为“重庆行辕”、“重庆绥靖公署”、“西南长官公署”，作为国民政府和国防部在重庆的派出机构，直接控驭重庆，统治四川，并督导西南各省市军政机关的行动，具有指挥辖区军队的权力。第二，推行特务统治，扩大军、警、宪兵、特务机构的编制，以重庆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为中心，加紧对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的逮捕、关押和屠杀，残酷镇压民主进步运动。1946-1月，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特务先后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殴打政协代表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等多人。1947-1月，强迫中共中央驻重庆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限期撤离，并派军警包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限令吴玉章及全体人员撤回延安，随后大肆逮捕四川共产党人。第三，勾结和依靠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深入内地，侵扰、控制四川，纵容美军暴行，帮助美货倾销，使四川殖民地化的危机日益加深。第四，国民政府于1948-4月免去地方实力派邓锡侯的省主席职务，调反共悍将王陵基充任，以加强反动统治。

解放前夕四川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从1947年开始，随着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民积极开展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1947-6月，重庆学生成立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委员会”，领导全市学生开展罢课斗争，遭军警镇压，被捕师生约千人。1948-4-9日，成都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学生三千多人，举行反饥饿游行，向省政府请愿，省主席王陵基下令军警镇压，逮捕学生132人，打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四九”血案。1949年春，成都、重庆等城市大、中、小学教师开展了“反饥饿”、“争温饱”的运动，3-17日，重庆六千多教师罢课，三千多教师高呼“要吃饭”、“要活命”的口号上街游行。4-5日，成都石室中学、华西协和中师学生举行罢课游行，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打倒王陵基!”等口号。成渝等地工人的反饥饿、反迫害、争温饱的罢工斗争也蓬勃开展，有力地支援了学生的斗争。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

四川解放前几年的经济概况
　　战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大发“胜利财”，进一步控制了四川的经济。由于蒋介石扩军备战，军费开支增大，滥发纸币，物价暴涨，加之美货大量倾销，冲击四川市场，致使许多工厂、商号停产倒闭，民族工业奄奄一息。又因内战在全省大征壮丁，1948年四川征丁数十万人，次年又征丁42万人，以致农业严重缺乏劳动力，加之水旱灾害严重，地主残酷剥削农民，苛捐杂税繁多，造成农业衰败，农村经济破产。金融业和商业也因政府滥发纸币而趋于紊乱和凋敝。194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3.51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36.2亿元，工业总产值仅7.31亿（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298.9亿斤，平均亩产只有211斤。

四川全省解放
　　1949-7-16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50万大军进军西南。在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的形势下，8-29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令胡宗南、宋希濂、孙震、罗广文、杨森等督率所部共约40多万兵力，加紧防守四川，并筹划再“迁都”重庆，图谋盘踞西南，抗拒解放10-14日，广州解放，蒋介石和“国府”急迁重庆。11-1日，第二野战军在第一、四野战军各一部的配合下，开始进军四川。11月上旬，二野主力从川湘公路入川，先后攻占秀山、酉阳、彭水；四野一部由恩施、来凤西进，直抵黔江。两路再配合前进，先后解放涪陵、南川，于11-29日突破国民党军“新长江防线”，进抵重庆市郊，歼敌约五千人。11-30日黎明，蒋介石及 “国府”要员飞逃成都。同日，二野主力解放重庆。解放军随即沿成渝公路西进，追歼逃敌。这时蒋介石在成都策划进行“川西决战”。12月上旬，解放军由重庆向川南挺进的部队，在占领泸州、乐山市、峨眉、邛崃后，与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川西游击队会合，阻断了国民党军南逃路线。12-5日，由贺龙率领的解放军十八兵团等部，从秦岭分三路南下，完成了对退逃川西之敌的合围。12-9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西康和平解放。12-10日，蒋介石由成都仓皇飞逃台湾。国民党将领郭汝瑰、罗广文等纷纷起义。北线解放军12-21日解放绵阳后，直逼成都，并与解放邛崃、大邑、新津的二野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等部配合，聚歼胡宗南残部李文兵团等七个军于新津、邛崃地区。12-23日，胡宗南飞逃海南岛。12-27日，成都解放。1950-1月，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再次飞到尚未解放的西昌，收罗从川西逃到西昌的残兵，企图以西昌为据点，负隅顽抗。1950-3月上旬，解放军由成都和云南曲靖两路各出兵一个师，向西昌挺进，于3-27日解放西昌，胡宗南再飞逃海南岛。4-7日，西昌战役结束，在大陆上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了国民党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