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毒之中，首屈一指的要算烟毒，它为害最烈，染上烟毒的人，从吸鸦片起，逐步升级，吃“梭梭”、“吗啡”、“红丸”、“白面”、“海洛因”……，轻则倾家短寿，重则亡国灭种。
　　烟毒的老名称叫“罂粟”，又叫“米囊花”，最后照译音通称为“鸦片”，这种植物，原产于埃及，公元前四世纪，是由阿拉伯人经过东南亚辗转传入中国，到了明代成化年间，才知道从罂粟果实中，割出白色浆液，干燥成块，用来做镇痛药，清代唐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大开，葡萄牙人从澳门把鸦片作为合法的药材输入中国，每十斤征银三钱，这时沿海就开始有人学荷兰人吸食方法，煮土成膏，削竹为枪，依榻侧卧，就灯吸食，吃了精神焕发，只需两三次，便上了瘾，数年之间，便辗转流传，到了各省。

　　四川由于地处西陲，交通不便，风气闭塞，在嘉庆以前，还没有人作为吸食之用（四川通志和各县县志都没有任何有关鸦片的记载），到了道光初年，鸦片由云南流入四川，那时没有引种，而是成品烟土，熬成膏子，从那时起，我们成都社会上便开始出现了，以后越来越多，到了嘉庆年间，英国大量向中国输出，一次达四千五百多箱，美国、法国、俄国看见有利可图，勾结国内奸商，以白银换鸦片为手段，每年掠走中国的白银四千多万两，问题确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终于到了1840年，英帝国主义在美法两政府的支持下，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结果清廷战败，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二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咸丰朝的君臣文武百官，再也不敢提禁烟二字，有些人主张：不如干脆自己栽种，自己生产，价格低廉，瘾民都吃国产鸦片，外国烟土没销路，自然就杜绝了。又有人主张，吃烟的都是莠民，朝廷加重征税，寓禁于罚，增加收入，一举两得，哪些不好呢。还有人认为烟价一贵，有钱人不愿吃，没钱人吃不起，不禁止自己都会自绝的。由于以上的种种主张，咸丰九年，清廷正式下诏公布准许民间吸、买卖，并和英、美、法等九国公使，在上海订立通商善后条约，征“进出口货物税”，外来的鸦片，改称“洋药”，国产的改称“土药”。
　　烟禁大开以后，长江沿岸，田畴中罂粟花开，色彩绚丽，不禁令人回想到李太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妙句，真是巧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烟毒不断向西扩展，我们成都平原，也是罂花遍地，华阳、温江区、崇庆、郫县、新都区、双流县、大邑县、彭县、金堂县……到处红红白白，成了罂花世界！同时瘾民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由于四川地处亚热带，日照和雨水充足，种鸦片不占水田，地势条件，极为有利，按当时农作物价值比较，比种小麦利润超过百分之九十，比其他作物高出更多，因此农家都争相竞种。
　　后来，四川发生了蓝朝鼎、李永和起义事件，接着又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入川，四川总督骆秉璋恢复厘金局，征收鸦片厘金作为军费，那时清廷民穷财尽，一切都靠鸦片税来作开支，光绪二十三年，又增加鸦片印花税，每百斤征银六十两，四川年产鸦片二万担，只此一次，即应征收七百二十万两，超过全省一切地丁杂税，到了光绪三十三年，袁世凯又奏请将鸦片税率增至每百斤征银一百两，国家财政枯竭，人民苦不堪言。

三
　　老年人还追忆得起：从1918年到1935年的十七个年头，都是四川军阀割据时期，前前后后，打了大小四百多次的内战。各个防区主要财源，就靠鸦片收入，在种、运、售、吸的过程中，各种烟税名目之多，世所罕见，有记载的如“烟亩税”、“烟苗金”、“烟苗罚金”、“营业税”、“起运税”、“过境税”、“印花税”、“牌照税”、“红灯捐”、“瘾民月捐”以及数不清的附加税，各防区各自为政，花样百出，举一个很奇特的税名，有一些防区内，农民认为负担过重，便拒不种烟，仍种粮食，结果责令缴纳“懒捐”，懒捐的税率，比粮税高三倍至五倍，还有一些县份规定更妙：凡是种过鸦片的土地，如改种粮食，一年便要上七年的粮税。
　　防区时代，四川鸦片的年产量是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万担，（即6-7万吨）当时“国联”召开委员会，秘书处公布统计数字，除中国外，全世界其他各国鸦片年产量总和为一千七百七十吨，中国只是四川一省的产量，就比全世界总和还大几十倍！
　　有了巨额的产量，瘾民人数也相应的猛增，当时成都有句顺口溜：“只要三人同路行，必有一个是瘾民”，“十户住家人，六家有烟灯”。旧社会最多的是饮食店和茶馆，有一段时间，烟馆比饮食店和茶馆还多。

四
　　当时成都的烟馆分三个类型：
　　1.　第一类属“豪华型”，专供达官贵人，豪门大贾的需要，著名的有春熙北段的“卡尔登”，锦华馆内的“聊园”，中山公园（现文化宫）附近的“过雨轩”等七八家。其内部房间都是最新设备，富丽堂皇，中西餐之外，还不断供应京苏糕点，有年轻女郎为顾客裹烟，和搞“舒筋捶臂”，歌声笑语，整天不断。
　　2.　第二类烟馆，档次转低，供中等顾客吸食，一人一榻，有专人就灯烧裹烟泡子，室内歌女玩童，往来不断，卖小吃的为醪糟鸡蛋、冰糖莲子、怪味鸡块等应有尽有。
　　3.　第三类烟馆，通称为“售店”，有些在门口挂有“售店”二字的麻布门帘子，有些挂上写明“售店”的白纸灯笼。屋内无窗户，只有两排木板的通铺，通铺上背靠背的距离，摆上烟灯，瘾者都是些下等游民，地痞流氓，偷摸扒窃，一个个瘦骨嶙峋，勾采取驼背简直是一幅人间地狱图。除了以上三个类型之外，还有一种游动式的“兜兜烟馆”，提兜人引你到城边地角能够侧卧的地方睡下，便取出已经弄好的烟泡子对灯吸食，照粒数给价，比售店中又要便宜一半。

　　以上所谈各种类型的烟馆，只容纳瘾民中不便在家里设灯的一小部份人，极大部份都是在家时摆设烟灯，十家人中，就有三四家人经常设置。军政首脑，会商要务，达官贵人，送往迎来，富商巨贾定货成交，恶霸歪人编方打条，无一不是在家里烟灯旁边解决的。

五
　　1935年，蒋介石直接指挥四川政权，宣布从这年起，开始执行“六年禁烟计划”，推行鸦片国营专卖，“官督商销”，中央征收税款，地方政府负责禁烟，相互矛盾，相互牵制，把全川一百三十七个县市中的涪陵、宣汉等十个县定为“缓禁县”其余为禁种县，缓禁县每年减少两个县，五年内减完，做到全川完全禁种。
　　在全川范围内，进行烟馆和烟民登记，政府发给烟民执照，烟民凭执照到烟馆买烟泡子、烟膏，即在烟馆吸食，执照上注明姓名、每日吸量、按年减少，六年戒绝。这样一来，从此打破了防区时代的封闭状态，在官督商销的政策下，都成了合法化，只要向政府设置的禁烟机构购进，缴纳印花税，就能得到政府的保障和支持，并可任意贩至他地销售。
　　官督商销政策开始实施后，军阀们的私家银行纷纷钻出来正式插手经营鸦片贩运业务，最为突出的是成都行辕主任贺目国光，财政厅长刘航琛等人，支使了当时一个号称为鸦片大王的曾俊臣出头专营鸦片，组建了一个“鑫记商号”，在四川四十九个县设“分庄”，云南、贵州、湖北设分号，一年盈利三百多万元。后来扩大改组为“庆康土行”，把川西坝子的鸦片大量外销，外国商船也参加运输鸦片，如法国兵舰“大都号”、美国商船“共春号”、英国商船“福和号”、“康定号”、“金堂县号”，以及日本商船“嘉陵号”、意大利商船“渝春号”，都为成都庆康土行运过鸦片。曾俊臣成了亿万富翁，1935至1940年间，还在成都立了一个“特业公会”，把鸦片提为正式行业。
　　1939年，吸烟人数大量继续增加（一部份人已升级吃梭梭、吗啡）。就在这个时间，成都市市长杨全宇向上级呈报：成都市禁烟政策业已完成，“已无瘾民”，在群情哗然舆论谴责下，四川省政府不得不对杨全宇的虚报成绩宣布“记大过一次”的处分。民政厅长胡次威目睹当时禁政的混乱局面，他良心未泯，深感内疚，在省行政会议上，作沉痛的讲话，会后对各县县长，写了一封私函，函中有一段非常真实而动人的话：
　　“……本省一百三十七县市，非必处处有匪，然可断定几于无处无烟，且烟祸之烈，远在匪患之上，彼百万烟民，永堕黑籍无论矣，即以该项消费而论，全省总计需烟土一千五百万两。以目前市价计算，约值二万万四千万元，长此以往，纵以吾川之大，不但有如林之忠公所云：数十年后，无可用之兵，无可筹之饷，且将坐令民穷财尽，国亡种灭而后已，抚往思来，能无痛哭。”

六
　　从1940年至1949年的十年中，成都搞贩运烟毒的路线越来越宽，大部份是从西康运来，先集中在雅安，陆续运到成都，要保证烟运畅通，还由驻新津的一个团的军队和双流县一个营，专门负责护运，到了成都后，便运出一部份到上海卖高价。有一次一批烟路过綦江一品场，被军统检查站查获，押送的人，取出“重庆行辕”的“护照”，站长没法，只有去报告军统头子戴笠，戴笠去找行辕主任贺国光查询，结果是行辕参谋长办的，刘与贺国光都占有股子，烟土是刘文彩发出的，戴笠只有卖个人情了事。
　　烟毒运成都后，极大部份都存放在上翔街刘元琮公馆内，1939年一天日机轰炸成都，上翔街中了一个炸弹，把刘公馆烟库炸垮了，烟土四处横飞，几间房屋都变了颜色，附近大批地痞流氓和贪利的贫民，纷纷前往残垣破壁去用刀子刮烟土，人数越来越多，刘元琮听见后，不动声色，也不去制止，到了黄昏时候，他派出军队，把着路口，一一收缴，结果地痞们苦了一天，毫无所得，弄得哭笑皆非。
　　除了这条运路外，地方恶霸和封建码头为冷开泰、张联方、龚渭渣、侯少宣、马昆山、李金桂、刘树成、徐子昌、黄亚光、蒋浩澄等人，都是码头上的总舵把子，都是喧赫一时的人物，手边上都掌握得有三山五岳的活跃份子，为他们奔走贩运毒品，主要来源，是西康和云南，一年四季，川流不息。
　　还有一批专门为烟帮保险的人物，代价高昂，值十抽三，为成都宪兵特高组组长的潘兴时，手下养了一批打手，专门为烟帮保险贩运，由成都至广元市，每百两抽三十两，生意十分兴旺，灌县是烟运总口子，保烟帮的最大头子是申介屏，曾任过川军司令官，继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高参，大大小小的保烟帮，均依附于他，他同时拥有袍哥人枪三四千，每担烟抽保险费百分之四十，每月得烟数百担至千担，申介屏手下以保帮起家的有曾成志等人，都是百万富翁。此外还有一个保烟帮的女强人凌云旅馆的老板刁大娘。其丈夫刁青云，是灌县总舵把子，开设凌云旅馆，死后由刁大娘接替，凌云旅馆是各烟客往来的总口子，是贩运、看货、论价的交易场所，刁大娘的收入，不亚于申介屏。灌县、松潘县、茂功一带的土匪头子陈福安、宋国太等人，拥有人枪两三千，匪棚十余座，见着刁大娘，都要畏惧三分。

七
　　1949年，蒋政权已经走到崩溃的边沿，一声炮响，人民从死亡线上复苏转来。人民政府开展群众性的禁烟运动，对种、运、售、吸的人，采取了多种不同的措施，轻重缓急，宽严并用，认真负责，使烟毒的制造和贩运，随着一系列大运动而日趋萎缩。
　　由于普遍展开群众性的禁烟宣传教育，大多数的瘾民，都主动向政府登记，交出存烟存毒和烟具，自我戒绝，有些无力购戒烟药而进戒烟所的，得到政府免费发药。对于戒烟决心不大的，政府发动群众，召开瘾民和家属座谈会，互相倾谈烟毒危害的严重性，订立戒烟公约。
　　到了1954年，成都市十几万瘾民，大体上都脱离苦海，重新作人，如果和他们谈起以往的情况，都说：回忆起来，真如一场恶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