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vious首页 Previous历史 Previous民国  民国成都的袍哥 PaoGe 2001-7-19历史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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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都的袍哥 PaoGe ⊙杜宇/文


  带岁数的老成都人,爱把旧社会中的“烟毒”、“赌博”、“袍哥”、“娼妓”、“特务”之类的坏事情,称之为“五毒”。


  1644年,清军入关,清代取代了明代政权以后,对于汉族采取武力镇压手段,引起了民间“反清复明”的起义斗争,打出“驱除鞑虏、反清复明”的旗号,各省各地的组织名称,五花八门,其中规模最大的要算“天地会”后来天地会中,又分出一股叫“哥老会”,道光、同治两朝以后,哥老会逐渐流入四川,四川便通称为“袍哥PaoGe”。
  对“袍哥”这个名称,说法不一:读书人说,是根据《诗经》上“岂日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来的,这是读书人好拉远古,不足为据;袍哥们自己说是根据《三国演义》来说:关二爷被逼降曹后,曹操奖予很多金银财帛,他一概不收,只收了一件锦袍,平时很少穿着,有事穿上,却要把旧袍罩在外面,曹操问他原因,关二爷说:“旧袍是我大哥玄德赐的,受了丞相的新袍,不敢忘我大哥的旧袍”。因此,这个袍哥组织,老名称又叫“汉留”,含义就是从汉朝遗留下来的精神气节,源远流长地传到明末清初,明末清初的文学志士顾炎武、王船山、曾耀祖等人,暗中联合志同道合的汉族人,搞民间秘密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这种民间组织,一直深入社会下层,蕴藏着潜在力量。故世俗有云:“‘你穿红来我穿红,大家服色一般同,你穿黑来我穿黑,咱们都是一个色。’即此义也”(《汉留全史》第36页)。
  看来袍哥组织,起泊于明末清初,发展于清朝末年,泛滥于民国时代,是比较实际可靠的。


  清代末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在孙中山同盟会”策划下,爆发了“保路运动”,全省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进而发展为反清武装力量──“同志军”,实质上是利用各地袍哥组织作骨干,导引农民推翻清朝政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叙述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全国各地和会党联系日益密切,孙中山早在日本招纳熊克武但懋辛、余英、张石祥等人面授权宜,熊等也认为四川袍哥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宽,同盟会领导各地袍哥势力,搞推翻满清的革命工作,非常有利。余英和孙中山接谈以后,大见器重,状委他为“西南大都督”并派熊克武、谢奉琦等一同回川共策进行。
  大量的下层群众蜂涌参加袍哥组织以后,又渐渐影响士绅富户的相互效尤,借此保家,这样一来,到1911年时,四川的袍哥组织,更深入各州府、县的城镇乡村,到处都在“开山、立堂”,当时民间流行两句口语:“明末无白丁,清代末无倥子”。(未参加袍哥组织的人叫倥子)
  同盟会在全川各地煽动保路运动,发动大规模起义,就是以农民为主,利用袍哥组织为先导。成都附近县份中,搞得最出色的有广汉的侯橘园、侯国治,新津的侯宝斋,温江区的吴庆照(吴二大王),崇庆的孙泽沛,灌县的张捷先等人,都是以袍哥舵把子身份,作同志军首领,带兵围攻成都,号称十余万众。声势浩大,战火蔓延全川各县,加速了清政权的彻底崩溃。成都光复后,由于都督蒲殿俊缺乏创业执政本领,被赵尔丰乘机制造“兵变”,希图复辟。地方另推尹昌衡作都督,尹的为人,好大喜功,掌握政权以后,由于缺乏政治认识和领导才能,错误地认为袍哥力量弥漫全社会,抓着袍哥力量,就可以稳定政权,因此还闹了不少笑话。


  1911年10月,随着武昌起义成功,“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据王右瑜在《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上记载:“尹昌衡高居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后,公开提倡哥老会组织,在都督府大门上,挂出一个‘大汉公’的招牌来,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在他登台的接连几天内,天天都要到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客,各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敬酒,他每出一次,必披一身红绸或红布回来。堆在床上之后,便又去拜客,如是往返拜客披红,以致使都督府急待处理的公事,也找不到人划行。周骏就任军政府军政部长后,在军政部门口也挂出一个‘大陆公’的招牌来……,这时全城公口林立,并出现不少奇装异服,背刀挂彩,头上挽个‘英雄髻’,足穿泡花草鞋人物,都是照戏台上打扮的,各地袍哥组织,也纷纷响应成都。就在这段时间,滇、黔、湘等三省军政府,曾联名通电诋斥成都军政府为‘袍哥政府’,表示不予承认。尹昌衡见到外面风声不好,便下令取缔哥老会,于是成都市上二百多个公口招牌,一律都收拾起来了,但是表面上收了招牌,实际上暗地里仍然在继续发展”。


  成都地区的袍哥组织,其形式与全省其他县市相类似,是横行组织,即所谓“兄弟道”,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八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信条。联络的聚点,最初叫“山头”、“香堂”,随着参加的会众日益增多,才由山头、香堂改为“码头”(又叫“公口”、“”)码头要分五个堂口:“仁、义、礼、智、信(又称威、德、福、智、宣)”。五个堂口是五类性质的人参加:仁字是旧社会有面子、有地位的人物,义字旗是有钱的绅士商家,礼字旗是小手工业劳动无产者。有几句概括特征的口头语:“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口头语:“仁字旗士庶绅商,义字旗贾卖客商,礼字旗耍枪”。至于智、信两堂的人,都是旧社会中“最低级”的体力劳动者,不过其组织办法中,有些莫名其妙的规定。如旧社会被认为操下等职业的娼妓、烧水烟、修足匠、搽背、理发、男艺人演女角等类人,都规定不能参加袍哥,还有搞盗窃的,妻子乱搞男女关系的,母亲再嫁的,也都遭到鄙视,不能参加袍哥。但是抢劫财货的土匪流氓,却又可以参加(他们自圆其说是“抢劫对象是贪官污吏,那些是浑水袍哥干的”)。
  每一个公口(堂口)的组成份子为十排:头排首脑人物称为“大爷”(又叫“舵把子”,如行船掌舵之人)。大爷中除了“龙头大爷”或“坐堂大爷”之外,还有专司赏罚的“执法大爷”,另处还有些不管事的“闲大爷”。二排是一个人,称为“圣贤二爷”,这是大家推举出来的人正直,重义守信的人,隐誉为桃园结义的“关圣人”,但这个人一般在码头上不起作用的老好人(“圣贤”与“剩闲”谐音)。三排中有一位“当家三爷”,专管内部人事和财务收支,尤其在开香堂时,负责安排规划各类事务,这是一个全码头的重心人物。五排称“管事五爷”,分“内管事”、“红旗管事”、“帮办管事”、“闲管事”。“内管事”即“黑旗管事”,必须熟悉袍哥中的规模礼节、江湖术语,办会时,由他掌管礼仪,唱名排坐,和传达舵把子的吩咐。“红旗管事”专管外交,负责接待三山五岳,南北哥弟,在联络交往中,要做到来有接,去有送,任务相当复杂。袍哥中有两句流行口语:“内事不明问当家,外事不明问管事”。五排以下,还有六排的“巡风六爷”,在办会期间或开设“香堂”时,他便专司放哨巡风,侦查官府动静,负通风报信的专责,八排九排的人,平时专给码头上各位拜兄跑腿办杂事,一到开设香堂的会期,他们最为忙碌,听从当家三爷的支配提调,全码头就靠这些人上下跑跳,十排又称“老幺”,老幺还要分“大老幺”、“小老幺”(大爷、三爷的儿子,又称“风尾老幺”)从一排起到十排止,总称为“一条龙”。在成都,一般码头都称“”和“”,社还要分“总社”和“分社”。
  各地袍哥都不设“四排”和“七排”,据说其中有一段故事,康熙年间,郑成功派部将陈近南在四川雅州开山立堂时,有四排方良宾背盟叛约,暗向建昌镇告密,镇台马赓庚率兵围捕,陈近南改装逃走。后来又有胡四、李七背弃盟约,密告官府,出卖弟兄,被本山头派人暗中诛杀。他们这种叛卖行为,一直为袍哥所不容,从此便没有人操四排和七排了。


  哥老会虽是以“讲豪侠、重义气、解放推食、急人之急”相号召,又以旧礼教的“五伦八德”为信条,但是由于封建意识恶性膨胀,一部份人的逐渐变质,结果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袍哥,即所谓“清水”和“浑水”。
  在清水袍哥中,又要分“金带皮”和“下九流”。金带皮的含义是:金代表有钱,皮是面子,即有面子的有钱人,叫金带皮袍哥。他利用自己的权势,能够“一步登天当大爷”。至于那些测字、算命、跑堂、道士、兵卒等被人视为是下贱行业的人,只能被列在“”、“”两堂。浑水袍哥的组织和清水袍哥一样,只是称谓上有些不同,清水袍哥的头头称“舵把子”或“社长”,浑水袍哥习惯叫头头为“老摇”(摇舵的),比老摇低一级的叫“边棚老板”、“管事”。普通都称浑水袍哥为“跳滩匠”。


  袍哥每年有几次会期,最郑重的一次就是农历五月十三的“单刀会”,相传是三国时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日子,这一天,大小码头、公口都要隆重举办盛会,张灯结彩,大排香案,欢宴会众,广纳宾朋,初次参加袍哥的人,必须具备“身家清、已事明”两个条件,才由引进拜兄引入会场,参见恩拜四兄(恩兄、承兄、保举、引进),接受“栽培”,确定“排行”,然后才可以称兄道弟,成了正式的袍哥。原先的袍哥,也要在这次的会上论功行赏,办理“提升”。其他的集会,如正月办“春台酒”,腊月要办“团年会”,还有不定期的“迎宾会”。在会期中,除了互相拜望,大吃大喝,大赌大抽(鸦片)之外,还要借此机会解决仇怨纠纷,由头面人物站出来“捞梁子”。
  在成都,袍哥的码头绝大多数是在茶馆里(有些茶馆就是码头开设的)。有的茶馆前正式挂出XX公或XX社的招牌,茶馆为袍哥的活动中心和联络站,经常由红旗大管事坐堂负责。
  袍哥还规定有十八条罪行,如不孝父母罪、不敬长上罪、殴打亲属罪、调戏妇女罪等等,犯了以后要受到“剽刀”、“碰钉”、“三刀六个眼”,“自己挖坑自己埋”、“挂黑牌”、“连根拔”和“降级”等等惩处。其他在袍哥的经典《海底》中还规定有“十条”、“十款”、“十要”、“十禁”、“五伦”、“八德”、“九章”,文字通俗,真伪莫辨,实际上所有这些规定条款,在成都地区的袍哥组织中,都很少执行过。


  关于袍哥组织的经济来源,据范绍增在全国文史资料第84集写的《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一文中说:“…钱的来源,主要的有以下几个:一是嗨袍哥时缴的基金或有钱袍哥的投资,二是拜码头、开茶馆的收入,三是大摆赌博、抽头吃利,四是经营烟毒、囤积粮食油脂等不正当收入,五是贩卖枪支弹药武器等。”后来还产生一种“保烟帮”专门为到山区购办鸦片烟土的帮伙保镖,安全通过关卡,到达目的地后,收到取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保镖费。范绍增所述均系一般来源,各地区袍哥组织情况不同,手段千奇百怪,无法详述。但有的组织或明或暗接受特务机构、军队、政府津贴或挂出军、政某部门招牌,公开收税催捐,中饱私囊,则是显而易见的。


  成都袍哥大小公口(码头),十几年来在千个以上,除了“孙、吴、丁、张”和“马、袁、江、汤”之外,更为出名的有能通长江一带青红两帮的冷开泰,有名震川南的邓叔才,有北路总关火的马昆山,有倒插鸡翎子的龚谓德,有八方搁平的陈俊珊……这些人的作用和毒气,确也不亚于范绍增、陈兰亭、石肇武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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