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当铺遍布城乡各地。开设当铺必须经官府核准，一些当铺本身就是官督商办。四川自明末清初战乱后，当铺逐渐恢复，并日趋兴盛，当时经营此业者，多为陕西帮。据《成都通览》记载：清代末宣统年间成都有当铺32家。民国时期，因受币制风潮影响，当铺时盛时衰。成都在极盛时达60余家，到1934年，市区仅有当铺21家。
　　旧时当铺的陈设布置，与一般商店迥然不同。两扇包着铁皮的大门，密密麻麻地钉满铁钉，墙上只开有极小的窗孔，设在店堂后半截的柜台高出人头，台上装设木栏，开一方孔，故人称当铺为“高柜台”。当铺招牌是用尺把长的木板制成，上书一个“当”字，人称“短招牌”。
　　坐在柜台上的人，是当铺中的重要角色，人称“坐柜”，又名“朝奉”，他要有能力鉴别当品的高低贵贱，还要能考虑当品在不能赎回时，能否赚钱。一般衣服被帐容易鉴别，而金银珠宝等就要有点眼力才行了。坐柜一边看物，一边高唱，柜台后面写当票的人要眼耳手皆灵，必须听清坐柜唱的名称、数量、金额以及特点等等，一一写在当票上，核对检查后交与典当人，到时赎物便据此票。票号上的字是当铺行业特有的字体，俗称“花字”或“当字”，这种字歪歪曲曲，稀奇古怪，一般人根本无法辨认，可防止伪造、涂改。还有一个人写坐簿 、牌子，他要和写票人一样，把当品的名称、颜色、件数、金额、特点等分别写在坐簿和牌子上。坐簿一月一本，牌子拴在当品上。
　　当铺对所当物品的估价，一般仅为实际价值的一半。典当成交后，由当铺付给典当人现金，收取月利息三分或更多，即典押100元，每月须付3元或更多的利息，不满一月，仍以一月计算。押期一般3月到1年不等，到期不赎即为“死当”，抵押品便归当铺所有，任其处理。
　　随当铺而生的是“荒市”，荒市最初专门代销当铺“死当”，后又收购旧货、旧衣，逐步由地摊发展成为商店。旧时许多地方皆有荒市，成都两大荒市，一在忠烈祠西街白家祠内，一在南门纯化街，规模颇大。

　　说起提督街，成都市民都十分熟悉，坐落此街的警岗和好几间门面的“寄卖行”，老街的旧模样都已淡去了，不知是哪位摄影高手“留”住了老街的记忆。图片上的“国营成都华美信托贸易商店”专事收购、估旧、寄卖旧货的特种行业，旧“三转一响”，旧衣服、五金旧工具劳保用品皮货是应有尽有。
　　当年成都的华美寄卖行、商业场的大都会以及春熙路的华丰行都做得很有影响。据说这种行业都是从江浙一带传至而来，成都四门大大小小的商店不下百家，从业者在一千上下。
　　无论寄卖行还是信托商店，皆与旧社会的当铺有某种衍生的微妙关系。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以物换钱，从中赚取高利，但经营的特点有本质的区别。当铺是高利盘剥，乘人之危狠敲一笔；而寄卖行与信托方是一种比较平等的关系，委托寄卖行售出物品，寄卖行要给你提供一个市场价供你参考，帮你评估，你认为可行或者说双方都能接受，这种委托的寄售就算成交了。
　　成都华美信托贸易商店的经营面积很宽，卖的东西很多。由于当时人们收入很低，到这个商店买旧衣服来穿，买旧自行车来骑，买旧手表来戴的人也确实不少，商店赚取一定利润维持运转。旧时此种行业做生意的本钱自凑，货源来自收购、典当、寄卖的方式。一般来说要出售、寄卖家里或自身值钱的东西，都是等钱急用，好卖的物品是现钱成交，反之则寄售，寄卖行不压本钱不承担风险，买卖双方谈妥底价，售出后取钱，寄卖行都给售货方出具“当票”。
　　寄卖行还从转街买货挑担的收荒匠手中买东西，但是容易买到“贼”货，这碗饭并不好吃。年近九旬仍健在的余大爷解放前就遭遇过一起贼货。他绘声绘色地告诉我：日军投降前，小南街有一个朱家铺子，一天我挑着担路过，正碰上一个人在此卖“当票”，“当票”上写明是两件大衣，当时地点是羊市街口子上的当铺。谈好价钱，我马上约了两个同行坐包车拿着当票去该当铺把两件大衣提出来看，大衣质地很好，觉得能赚钱，于是三人花了1,000多元把“当票”合伙买下，次日我把两件呢子大衣提出来就送到另一家寄卖行卖了。其中一件很快卖脱，另一件隔不久被逛店的失主认出，失主找店老板喊寄卖行去抓贼娃子。隔了十多天，又见卖“当票”者在羊市街当铺对面茶铺正卖西服上装，把他逮到扭送到祠堂街警察分局后又送华兴街警察总局，总局侦缉员对小偷说你又进来了嗦，我才晓得此人是惯偷。
　　至少还不能说寄卖行已从我们身边消失，从前的典当行穷老百姓提起来就脚杆打闪闪，与今天的典当行寄卖行扶危济急有本质的不同。改革开放当初，就出现了许多这样的当铺，当年还不能被人理解，但当品的内容和过去是大不一样，随着国家经济的强大，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此种行业还能存在多久？目前可不好做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