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毒当中，最毒是“特务”，但是特务二字，含义模糊，不像烟、赌、娼、袍来得简单明朗，因此在叙述之前，有必要向读者先作一个简介：
　　在国民党主政时，中央党部内设有一个“调查统计局”，负责人是陈立夫，后来成立全国最高军事机构──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他为了统治全国，必须有一个专门掌握情报的御用机构，作为他的耳目，因此在军委会内，也成立一个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原来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便相对的称为“中统局”。并划分了管辖范围：中统局专管教育、文化及社会活动的多项情报工作，军统局专管全国各军事机构和航检所、邮检所、交检所、缉私等权力机构。
　　军统局于一九二八年成立，戴笠、廖宗泽等十四人为基本干部，戴笠任局长，其余的人多有专职，同时在全国各地开办“特训班”，招收高中及大学文化程度的学生为学员，几年之间，发展到几万人之多。大多数都是分配到各处搞情报和行动工作，不但深入各军事机构和部队，乃至发展到驻世界各国的武官，分布到国内外的秘密电台有一千多部。
　　中央警官学校学生毕业后，也纷纷加入军统局的组织，很多警官已成为军统分子，于是，军统分子都以“天子门生”自居，气焰嚣张，达到极点。

二
　　社会上对待这类自认为有特殊任务在身的歪人，习惯上都称他们为“特务”，他们自己挣来的这一头衔，名副其实，无可非议。
　　在我们成都，和其他地区不同，除了军统特务、中统特务之外，还多一种“土特务”，他们既非“军统”，又非“中统”，干的又是特务勾当，如解放前夕的“稽查处”“乡村情报所”之类的单位，放出大批土特务来敲诈善良，欺骗平民，土特务的头头如蒋浩澄、银鉴泉、黄亚光、徐子昌之流，使带岁数的成都人，至今思之，犹有余痛。仔细想来，我们四川人最大的不幸，就是一直遭受军、中、土三类大小特务蹂躏欺凌了十多二十年，明枪暗剑，冤愤难平。

三
　　1945-8月，抗战胜利后，戴笠飞往南京，因飞机失事而死亡，蒋介石十分悲恸，局长一死，改由郑介民接替，郑感力不胜任，改由秘书长毛人凤负责，所幸毛也缺乏军事才能和果断性格，使军统局的残酷工作，出现一种今不如昔的趋势，各情报区站，不断产生脱节现象。
　　蒋介石当上总统以后，军委会撤销，改为国防部，军统局改称国防部保密局，仍由毛人凤担任局长，郑介民担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是公开的情报单位），蒋规定：“秘密指挥公开，公开掩护秘密。”各地的保密情报组织，也以这种方式进行工作，为区、站、组指挥当地的军、警、宪，而军警宪又掩护和服从秘密组织的调配，说具体点：破坏和残害的中心工作，都是针对共产党及异已分子和各民主党派而设的。

四
　　抗战时期，中统局在成都的情报机构。附设于四川省党部内，名称为“调统室”，负责人先后有邵平、先大启等，调统室的成都区主任叫刘国辉，他奸狡油滑，创办了一个“中统”兼袍哥的组织中“大中社”，把“特”“袍”溶为一体，为匪张目，为虎添翼，发展到六七百人，后来刘国辉加入“游干班”受训，倡导组织游干同学会，利用伪军校肖步鹏关系，与刘兆黎、冷开泰、王旭夫、张泽之等人拜把，进行武装大中社。
　　1949-11月，又把大中社编为陆校教导第二团，拖出成都打游击，窜入郫县、金堂县，结果被解放军击溃，刘国辉被俘。

五
　　与中统“大中社”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军统的“正诚社”“君益社”，都是周迅予领导的，“更生社”和“中莲总社”，是蔡玉彬领导的，“合叙同蓉东社”是余闻翰领导的，“集爱社”是樊拙生领导的。都是军统袍哥组织。
　　其中关系最深、时间最久的要算周迅予的“正诚社”，正诚社与军统特务结合发展的历史，是在一九四七年夏天，重庆正城社成立大会和成都东门街三十五号周迅予家开小香堂时，周迅予暴露的最清楚，一九四三年周任泸县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发展大批爪牙，发展正诚社组织，一九四六年周又到渝联合核心干部多人将正诚社改组为公开拥护蒋正权的政治袍哥组织，又在江津、内江市、资中县、富顺等县成立组织，周迅予对外宣扬正诚社社员总数不少于十万人，并乘机向胡宗南要求给一个大单位名义，并补充枪械武装，结果毛人凤与胡宗南给了“川康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司令”名义，补充了械弹。
　　随着成都的迅速解放，正诚社的匪特队伍很快地土崩瓦解了。周迅予化名为周庆云，入西南游击第一路总司令部任直属部队长，随即投机起义，又乘势率领亲信冯南宣等逃亡入山，与匪首袁旭东、宋国太及伪专员何本初等结合，继续搞反革命叛乱，最后在理县以西地方被击溃，冯南宣被俘，周迅予下落不明。

六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心狠手毒，不惜用法西斯专政手段，来进行血腥统治，恐怖气氛，笼罩全市。
　　“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爱国民主运动，反而蓬勃发展了，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权，大量利用军、警、宪、特等统治工具，对中共地下党、民主党派、进步团体和爱国组织，大肆进行侦察逮捕，军、中、土各类特委，气势十分嚣张，在数不清的残酷事件中，记得最突出的有三次“大逮捕”，一次是四七年的六月二日。四八年的八月二十日，和四九年的四月二十日，手段残酷，令人发指。第一次大逮捕过程，我记得较详，谨向读者追述：
　　四七年六月二日的大逮捕的情况是这样的：四七年二月，国共和谈破裂，蒋介石勒令在重庆和上海、南京的中共和谈代表全部撤回延安，五月九日，又公开宣布“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以“中共正与之联合准备暴动”为借口，蒋帮决定于六月二日采取大行动──由国民党中央密令统治区内各省、市、县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在指定时间内对共产党和革命进步人士统一进行一次全国性大规模的逮捕、镇压。
　　五月二十六日，四川省政府主调节兼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主任委员邓锡侯，接到紧急密电，命令他在六月三日以前，将全省所有中共人员，民主党派成员，和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一切进步人士全部逮捕，静候处理。
　　五月二十九日，四川省特委会接到紧急电令后主任秘书李白英立即向主席邓锡侯请示处理。
　　五月三十日在四川省政府会议厅开秘密紧急会议，由邓锡侯主持，参加会议的人是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书记长漆中权，省府秘书长邓汉祥，民政厅长陈开泗，教育厅长任觉五，社会处长黄仲翔，保安处长王元晖，省特委会代主任秘书李白英，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省会警察局长刘崇朴，省水上警察局长方超，成都市市长李佚夫，成都稽查处处长周迅予，川康绥署参谋长牛范九，副参谋长万里，第二处处长罗伯伦，中统川调室主任邵平，军统保密局蓉站站长陈子骏，宪兵二团副团长曹贡南，三青团四川支团干事长李天民等。
　　会议先由李白英宣读了南京紧急密电后，讨论决定：一、由省特委、中统川调室、省会警察局、宪兵团、成都稽查处等单位，分别提供捕人名单，经共同审核确定后，造册送邓锡侯主席最后裁决：二、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指挥部，由严啸虎任总指挥，李白英、周迅予任副总指挥、邵平、刘崇朴、曹贡南等为委员；三、执行逮捕时宣布临时戒严；四、由省特委会密电全省各专区、市、县特委同时实施统一逮捕行动。

七
　　六月一日上午，邓锡侯接到李白英拟定的根据各单位送来的名单，过目后立即电话通知党、政、军、特、警、宪等执行单位头子，立即到主席办公室举行最后决定的表决。
　　在紧张的会议上，川大校长黄季陆主张不要逮捕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他说：“武汉才发生大的学潮，各地学生闹事，政府正难于处理，近来成都各学校还算平静，若来一个大逮捕，惹出一场风波，只会给政府增加麻烦，学校方面，不宜行动”。
　　黄的发言，引起了刘崇朴、李白曲、周迅予的坚决反对，刘崇朴说：“闹学潮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正是一批学生和教授，怕出事迟早要出大事。”李白英说：“一些教授、学生正是共产党、民盟的主要分子，各单位都呈报中央存案，不逮捕，对中央交待不过去。”大家坚持己见，只好注视邓锡侯的态度。
　　隔了几分钟，邓则说：“黄主任委员的意见值得考虑！值得考虑！”黄委陆接着又说：“不是我怕事，大家要想下一步，若逮捕大学教授和学生，万一成都又闹起事来，不但我负不起责，我看邓主席也负不起责的。”到会的人，看见邓支持黄的主张，也不好再反对了。
　　邓锡侯手持红蓝铅笔开始逐一圈点名单，当他看到张志和、田一平、杨伯恺、于渊等名字时，迟疑起来，他说：“这些人情况我很清楚，虽是民盟负责人，其实没有什么。”刘崇朴、李白英、周迅予等人，竭力反对，他们说：“这些人都是民盟重要分子，田一平还是共产党员，怎么反说没有什么呢！”邓锡侯犹豫很久，结果还是圈定了。不过他提出张志和与范朴斋二人交由他负责处理，叫大家不要管，会一直开到下午三点钟，共圈了六十余人，其余如进步教授黄宪章、彭迪先、邓新民、学生胡廉、刘光书等四十余人均未圈入。
　　省特委会又接到南京发来的一个紧急密电，限令在六月一日半夜十时开始执行，六月二日拂晓完成任务。
　　当晚十一时，开始全市戒严，零时正，行动总指挥部一声令下，各行动组奔赴预定地点。各地口令声、撞门声、警车呼啸声，响成一片，七十万人口的锦城变成了乌云满天、阴森恐怖的鬼域世界。原定黑名单上除少数人脱逃外，大都落入敌手。在逮捕的同时，敌特分子，还到处趁火打劫，把许多被捕者的金手饰、手表、相机、钱币、古玩、玉器、收音机等贵重财物，一洗而空。
　　被肃静的人中，如杨伯恺、于渊、王伯高、陈仲平、张政弟、沈季高、李怀之、车辐、叶春恺、刁侠平、黎少怀、游奉思、万铝烈、梁栋、聂云岚、蓝纪芬等共六十余人，都是共产党员、民盟骨干成员和其他革命进步人士，全部关押于省特委会看守所，通过严酷审讯后，把田一平、孙文石、罗启维、刘慕宇、张大昌等十多人，分别押送重庆行辕第二处（军统机构）渣滓洞监狱审理，王伯高、于渊、杨伯恺等人，长期囚禁于省特委会监狱，备受折磨摧残，直至成都解放前夕被杀害。
　　另在省内重庆、自贡市、乐山、泸县、内江、南充、绵阳市等重要城市专区，在特委会的主持下，也同时进行了大逮捕。

八
　　一九四九年冬天，解放军迅速进军大西南，蒋家王朝濒临最后崩溃前夕，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急忙将各特务机构在西南各地逮捕囚禁的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革命青年和其他爱国志士，统统秘密处死，继十一月下旬，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疯狂进行了屠杀之后，十二月上旬又在成都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桥大惨案。

　　这个双手沾满歌乐山大批殉难烈士鲜血的刽子手毛人凤飞到成都后，立即在东门街周迅予公馆内约集全体大特务（包括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稽查处长周迅予以及何龙庆、吕世昆、杨超群等）商量组织反共游击武装，布置潜伏特务电台，屠杀全部在押的政治犯等罪恶勾当，又召见省特委会秘书罗慧开，问他现在特委还关有多少人，叫他立即造名册送阅，次日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又来谒见毛人凤，请示关押的政治犯如何处理？毛说：“总裁八月间就有指示：情节比较重大的一律处死。秘密执行。”重庆关押的政治犯，绝大部分已经干掉了，徐中齐回去督饬罗慧开昼夜将特委会和稽查处关押的情节重大的政治犯共三十六名造册交给他转呈了毛人凤，毛接到名册，略一翻阅，随即批上“一律枪决”四字，当即将此册交还徐中齐，并向徐说：“你还得按手续找王主席商量一下。”（王是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党政军联席会议主任委员）当徐中齐把册子交王批阅时，王立即亲书“如拟”。交还徐中齐，并嘱咐徐迅速执行并严守秘密。
　　徐中齐又转来见毛人凤，请示如何执行，周迅予怕麻烦，推卸责任，毛人凤还嘉勉周迅予，鼓励他负责办理：“你们稽查处特务队杀了就是！”周随即在册上写了“遵办”二字。毛人凤还交了七十二个银元，作为对行刑人员的奖赏。徐、周二人，还对时间、刑场、刑车、凶器、警戒、掩埋等工作的分工计划，作了协商。

九
　　徐中齐回到特委会后，指定罗慧开为行刑的总负责人，刑场原定在龙泉驿山上，已来不及布置，现改定在外西抚琴台和十二桥，先杀稽查处关押的，后杀特委会关押的。

　　当晚十一时，稽查处派中队长唐体尧，率行刑队员十六人，每人佩带着左轮枪和可尔德手枪，乘汽车到达省特委会后，将36名革命志士逐一叫出牢房，由武装特务押解到罗慧开面前，按名核对，并假腥腥地骗说：“现因时局紧张，奉命把你们转移到安全地方去”，话犹末了，武装特务又上前将他们用绳索捆邦，棉团塞口，布条蒙眼，强行推拖，扔上刑车。
　　顽强的许寿真，徒手同施行捆绑的敌人搏斗，拒绝上车，当场被毒辣打昏厥，老革命王干青，当面厉声质问：“狗特务，你们就这样把我们黑办了吗？”共产党员晏子良，愤怒地对准前来捆绑的特务兜头揍了一拳，革命女青年毛英才，被押出牢房时，不堪特务的侮辱而极力反抗，高声大骂，继而愤恨已极，昏倒在地。英勇的烈士们，在生命最后一瞬间，犹奋力反抗，同敌决斗，予以痛斥还击。
　　刑车开动前，别动总队警卫一大队长艾九如，将十把雪亮的刺刀交给稽查处行刑队的刽子手们，并嘱咐：“为避免惊动附近群众，最好用刺刀戮死，如果不行，再用手枪击毙”。
　　午夜十二时左右，吴翰文、唐体尧、廖俊义带领着两部刑车，沿金河街飞速驶向新西门外的十二桥停下，在桥西南200m处的乱坟堆里，残留一条长50m、深宽不到1m的防空壕，这就是监斩的特务吴翰文事先选定的刑场，廖俊义领起姓金的中队长为首的武装特务，布置好岗哨警戒，架设好的机枪后，吴翰文、唐体尧并亲自动手，开始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当晚西风飒飒，细雨濛濛，黑暗无光，塞寒气袭人，凶残的特务们，每次从刑车上拉下两名革命志士，由四个行刑队员挟持着拖向防空壕，先用刺刀戮杀，因不易很快致死，又使用手枪击毙，廖俊义特命汽车司机发动汽车，开大油门，企图借马达和喇叭声掩盖枪声。
　　在刽子手们逞凶过程中，王伯高又向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一个特务赶着上前去，用铁锹猛击王的头部，致王脑浆迸流，壮烈牺牲，王干青虽是两手反缚，眼睛被蒙，他奋力挣脱了口里棉团，高呼共产党万岁！口号声，嘶叫声，此起彼伏，一直到午夜两点半钟才将三十二位烈士全部杀完毕，将受害者尸体推入壕内掩埋，最后还发现烈士于渊在血泊中呻吟挣扎时，又用掩埋工具铁锹猛劈，并补射一枪，致于渊气绝。时已黎明前四时许，廖俊义又去拉了三个附近农民前来持锄帮同掩埋完毕，这一群凶恶的刽子手，回到省特委会，每人只领得了一块银元的奖赏。

注释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维护其统治而设立的特务组织。1938年8月成立。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27年建）、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建）。主要负责人为戴笠。军统局内勤组织共有八处、六室、一所；外勤组织在各大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特别班”。其基本组织为“组”及直属情报人员。特工人员最多时近五万名，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军统局在许多地方设有集中营、秘密监狱和看守所，囚禁和迫害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学生，施以种种酷刑。1943年军统和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合作，共同组成“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得到大批美国新式器材和武器，并让几百名美国特务来华，向四万多人传授“特种技术”，特务活动更加猖獗。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两个集中营成了他们杀人的魔窟。军统在抗日战争期间也从事一些搜集敌方情报并对敌施行恐怖活动，因此，对打击日本侵略者及汉奸起了一些作用。1946年戴笠乘飞机失事死后，军统局进行改组，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1949年，军统主要机构撤至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