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伸进四川，竞相觊觎四川的铁路主权。（左边小图为：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南面，张夔阶题字）·人民公园）
　　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提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1904年，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在湖北宜昌举行了开工典礼。川汉铁路不借外债，不招外股。其股本来源主要靠“抽租之股”，亦称“租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性。这样，全川人民，无论贫富，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但清政府为了度过财政难关，不惜出卖路权以换取列强奴役性的贷款。1911-5-9日，清政府宣布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拱手出卖给帝国主义。清政府夺路卖路的行径，激起全国公愤。保路运动首先在湖南兴起，而尤以四川最为壮烈。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集股东和各团体开会，一致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拚死“破约保路”。接着，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协会或分会，风潮播及全川，声势越来越大。8月1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9月1日，发展到抗粮抗捐。（右边小图为：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东面，吴伯■题字）·人民公园，原照尺寸：2048x1536 1.4MB jpg）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要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清政府一意孤行，撤了同情保路斗争的护理川督王人文的职务，任命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还一再严令赵尔丰武力弹压保路民众。9月7日，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张澜等人，并下令军警开枪屠杀无辜的请愿民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成为同志军武装起义的导火线。成都附近的同志军首先揭竿而起，侯宝斋为南路同志军统领（总指挥），周鸿勋为副统领，围攻成都。各地同志军闻风响应，起义烽火燃遍巴山蜀水。9月28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领导荣县独立，“首义实先天下”。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鼓舞了浴血奋战中的四川人民，各府厅州县纷纷举义，推翻清政权，建立军政府。11月22日，同盟会发动重庆起义，成立蜀军政府，公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川东南57州县相继宣布独立，接受蜀军政府的领导。11月27日，入川鄂军在资州（今资中）起义，捕杀镇压保路斗争的刽子手端方，通电响应武昌起义。
　　赵尔丰眼见大势已去，被迫释放蒲、罗等人，并与立宪派签订《四川独立条约》30条。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由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蒲、朱仓皇逃遁。军政府陆军部长、同盟会员尹昌衡带领新军入城平乱，旋即改组四川军政府，由尹昌衡、罗纶分任正副都督。12月22日，尹昌衡派兵逮捕赵尔丰，将其枭首示众。至此，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覆灭，辛亥革命在四川取得了胜利。
　　重庆、成都先后独立，一度出现两个军政府并存的局面。为了统一军令政令，防止旧势力复辟，双方开始合并谈判，于1912年1月27日签订《合并草约》11条，旋经双方盖印生效。3月11日，新任四川都督府都督尹昌衡、副都督张培爵在成都就职，并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报告全川从兹统一。四川保路运动和同志军大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曾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