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竹枝词，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作者亲身经历的一幅生活场景，它生动真切地反映了十八世纪初期，清王朝实行移民垦荒──俗称“湖广真四川”后成都地区的风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回音，具有形象化的可贵的文献价值。
　　竹枝词的作者陈祥裔，康熙后期，任成都通判。其写作年代，上距明末的战乱约五十年，距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吴三桂之子吴世璠约二十年。诗歌以富有情趣的两个生活片断。表明了四川在这不太长的时间内，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较快地复苏了，城乡出现了安居乐业喜气洋洋的新面貌。
　　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频繁的战乱，灾荒连年，瘟疫遍地，以至“城郭鞠（意为极穷）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见康熙《成都府志》）随后，吴三桂叛变清廷，遣将领王藩屏入川播乱，“蹂躏六年”，川民“皮穿髓竭”。虎狼野兽，趁机行凶，老百姓“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寅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阑（同拦）食者。”（见《明清史料·第六册》）川境甚少的遗民，在死亡线上艰苦挣扎。顺治末年，开始从外省向四川移民。康熙四年，经太子太保、四川巡抚李国英奏准，“招两湖、两粤（即两广）、闽黔之民实东西川，耕于野；集江左右、关内外、陕东西、山左右之民，藏于市。”（《清圣祖实录》）清廷为了奖励移民垦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规定：“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耕熟，不许原主复问。”并规定垦荒辟田者，放宽“起科”（纳税）的年限（分别规定为四年后、六年后、直至十年后“起科”）。正确政策的实施，大大激发了移民垦荒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驱虎豺、斩荆莽、修复水利、新建家园的信心和决心。例如当时成都平原上金马河淤塞，河水为患，民众自发组织起来“集众民川，茶锸成云，温（江）新（津）上下百里间悉成沃土矣。”（《新津县志》）荒原变成了绿洲，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国家税收大大增加，地方也逐步富裕起来，。从而才有财力物力于康熙年间重筑起周长二十二里三分，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南北相距七里七分的成都城。城墙上“芙蓉栽插几千株，锦江不少吴泊船”（李调元诗句）。好一片繁荣景象。
　　前一首竹枝词，写成都郊外嫁女会宴的情景。咂酒，是一种家酿土酒，用玉黍或稻米高梁蒸熟后和以麴蘖贮于坛中酿成。坛口用泥土封固，酒熟饮用时，将细管穿进封口，通至坛底，以席间长幼为序，口含竹管吮吸，承平岁月，家家有余粮，家家酿酒；每逢婚娶喜期，纷纷大办酒筵，邀请左邻右舍来吃喜酒，竞斗奢华。那些赴宴的乡妇村姑，吃得酒醉微醺，于傍晚时节，骑在牛背上，在夕阳照残的余晕下逶迤而行。如果当时农村，没有比较富裕的家庭经济，没有比较安定的社会秩序，这样的生活场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后面一首，写农村妇女进城看戏，川主庙（九眼桥附近，今有川主庙街）前戏班的闹台锣鼓，震动还滋生着荒荆野蔓的成都，撩人心扉，许多农家妇女，不顾路途遥远，不惜踏破“蛮鞋”，赶进城来看戏。她们走在宽爽的街道上，张一柄小凉伞，挡住那些轻薄儿郎投来的挑逗眼光。诗中的“蛮鞋”，是古代两湖一带的一种舞鞋。舒元舆《赠李翱》诗有“湘江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出绛帷”句。那一群群远道进城看戏逛街的村姬，岂不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吗？
　　这两首竹枝词前还有作者的一段小引，也颇有情趣：“今蜀中各族妇女出入皆以骑马，戴围帽或面纱。乡中妇女，皆骑牛；步行入城者，皆各持伞，如遇人则以伞遮之。”从骑乘的牲畜上，还能区别妇女的身份，是居城或是居乡。骑马的是城中富室名门的大家闺秀，将姿首轻掩在面纱中、围帽下，不肯露出芳容；骑牛的是乡间的小家水平。农村妇女进城，或骑牛或步行持伞，皆把南国习俗带进蜀中。这两首饶有情趣的竹枝词所绘出的成都风情画，可以使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依稀看见三百年前的四川盆地，在移民垦荒，与民休息、薄徭轻税政策的推动下，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由荒残到复苏时的一片生机，由乱到治的安定康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