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在巴蜀的统治
　　公元前314年，秦王朝废除巴国原有机构，设立巴郡，郡下置县，郡治江州（ 今重庆市）。规定了巴人向中央王朝纳贡、负担徭役，并制定了爵位和赏罚等法律制度。秦对川西蜀国的统治分为两步：首先废除王位制，实行封侯制，以稳定政局，收服民心。公元前285年，在制服了蜀人的一系列反秦活动后，改蜀国为蜀郡，实行郡县制，秦王朝委派官员实施管辖统治，最终结束了割据状态。秦在巴蜀地区大力推行《秦田律》，设立盐、铁、市官，稳定了封建统治，建立起正常的封建秩序，促进了四川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李冰与都江堰
　　李冰是秦昭王时蜀郡守，以修筑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名垂青史。都江堰修建在岷江上游与中游之交的灌口处，这里扼成都平原的咽喉。为了治理岷江泛洪，李冰集蜀中传统的水利工程经验和技术，壅江作堋，将岷江干流分为内、外两江，外江泄洪，内江既可泄洪，又兼有灌溉、航行之利。整个都江堰水利工程由宝瓶口、飞沙堰和鱼嘴三大主体工程构成。它的修建，为成都平原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都江堰水利工程经过历代维修和续建，今天仍继续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因而被中外誉为中国古代水利科学的结晶。

西汉时期的四川
　　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立后，陆续将四川划分为若干郡县。前106年，汉武帝置十三州部刺史，在四川置益州部，辖8郡56县。由于秦汉之际的连年战争均在四川以外进行，四川一直是汉王朝的大后方和关中饥民的“就食”之地，到景帝末，四川“世平道治，民物阜康”，出现歌舞升平的繁荣局面。

汉武帝对西南夷的开发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唐蒙至广州，发现蜀商经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 、牂柯江（今贵州北盘江） 运至广州的枸酱。汉武帝命唐蒙招降夜郎，出兵牂柯江以攻南越，并使夜郎周围的部落归汉。汉王廷又发巴蜀数万民众修南夷道，直通牂柯江和滇池区域。汉武帝还命蜀人司马相如入川，抚谕民众，招抚邛、笮、冉等西南夷部落，并在其地置县，归蜀郡统辖。汉武帝为打通由四川经云南到身毒（印度）的道路，发兵攻占且兰（今贵州贵平、黄平一带）及夜郎，置牂柯郡。公元109年，汉兵至滇，滇王降，汉于其地置益州。从此，西南地区大部纳于汉王朝统治之下，促进了西南民族与汉族的联系和交往，加速了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公孙述据蜀
　　两汉之际，中原政局混乱，新莽在川的统治土崩瓦解。公元24年，导江卒正（蜀郡太守）公孙述拥兵割据西川称王，自封“成家皇帝”，建国号“大成”。大成政权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川人不堪其苦。公元36年，汉光武帝刘秀发兵入川，击破成家军队，公孙述败死，四川重新回到统一的东汉王朝。

东汉时期的四川
　　东汉一代，四川政治比较稳定，时称“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东汉王朝在四川建立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先后设置73个县，民户达到117万多户、469万口，人口发展超过了西汉时期。东汉四川的豪强势力异常强大，鲜车怒马，极尽奢华。豪族奴役百姓，刑罚更加严酷，百姓不堪重负，终至奋起反抗，起义不绝。

刘焉父子据蜀
　　188年，东汉王廷在镇压了四川“五斗米道”起义后，命刘焉入川，领益州牧，继续其统治。刘焉入川后，利用五斗米道的残余势力，遮断汉王廷与四川的往来联系，同时诛杀蜀中豪族大姓，发展刘氏私家势力，割据四川称雄。194年，刘焉病亡，其子刘璋继任其本兼各职。200年，巴西人赵韪起兵攻刘璋，蜀、广汉、犍为三郡起而响应。刘璋虽平息了这场战事，但民心已失。不久，魏、蜀、吴三分局面形成，刘备入川。刘璋内外交困，迫不得已拱手让权，向刘备投降。

汉代四川的农业
　　汉代四川的稻作农业十分发达，水稻亩产达到780～1160斤，成都平原已是全国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地区，粮食生产相当发达。成都平原边缘地区以种植芋类为主。川东地区虽种植各种杂粮，重庆附近却产上等稻米，以这种米粉做成的化妆品极富盛名，是王朝贡品之一。汉代四川的林业、牧业和渔业也得到了大幅度发展，其他经济作物如柑桔、茶叶、荔枝、桑、麻等，均普遍种植，尤以茶叶名闻海内，是中国茶文化的最早起源地。

汉代四川的手工业
　　汉王朝在四川设有3处工官，并在成都设车官和锦官，管理四川的手工业。除名扬海内外的蜀锦外，蜀布的名声也盛极一时。蜀布又称为“黄润细布”，一匹蜀布价值数金，是布中极品。汉代四川的金银加工艺术非常发达，产品除畅销全国各地外，还远销乐浪（今朝鲜境）等地，蜚声海外。汉代四川的漆器制造业以成都为中心，产品多销于湖北、湖南，也远销朝鲜，以其质地优良、制作精美而名传于世。

汉代四川的城市与商业
　　汉代四川以成都为中心，城市网络继续扩大和发展。成都不但号为名城，为西南一大都会，而且与中原的洛阳、临淄、邯郸、宛齐名，并列为全国“五都”。公元初，成都人口仅次于京师长安，成为全国第二大城市。汉代四川商业兴盛。成都的市场上，商品齐备，应有尽有，而“市廛列肆”，时人称之为“万商之渊”。汉代四川进一步开发利用了“滇缅道”（蜀身毒道），发展了中印国际贸易，成都也成为著名的国际都市。

文翁兴学
　　西汉景帝以前，四川没有官办学校。汉景帝末，任文翁为蜀郡守。文翁在成都设置学官，创建官学，以石头修筑校舍，称为“石室”，又称“玉堂”。文翁兴学，办法有四：一是建立学校，招收各县少年入学；二是提高教师质量，派张叔等人到京师学习儒家经典和法律政令，学成回蜀任教；三是鼓励学习，入学者免除徭役，学而优者委为郡县官吏；四是重视实践。经文翁倡导，四川学风大兴，渐与齐鲁之学齐名。而文翁兴学，又开创了西汉一代的官学制度。

扬雄、严君平与蜀中经学
　　汉代四川经学颇为发达，其中最有成就的是扬雄和严君平。扬雄经学的代表作是《太玄》和《法言》。《太玄》体裁仿于《周易》，《法言》体裁仿于《论语》，两部书均是他研究经学的成果。他的哲学思想具有无神论倾向，根据《周易》的阴阳学说和老子的天道观，结合天文学上的浑天说，建立起一整套关于世界形成与变化的体系。严君平名严遵，原名庄遵，其志在研究《道德经》，著有《老子指归》一书，重视哲理的运用，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声誉。

汉代文学三大家
　　西汉文学，以王、扬、枚、马为四大家，其中的王、扬、马都是蜀中人士。王褒字子渊，以其《圣主得贤颂》闻名于世。此篇文辞华丽，构思细密，略近骈体，对后世骈文的兴起有所影响。其《洞箫赋》、《甘泉宫颂》、《九怀》、《僮约》，均是当时的名篇。扬雄字子云，少年时仿《离骚》之体写作，颇有成就。40岁到京师长安，作《甘泉赋》、《河东赋》、《羽猎》、《长扬赋》等，名传一时。司马相如字长卿，善武艺，好文学，尤擅大赋，是汉代赋家的代表。所作《子虚赋》、《上林赋》，极尽铺张之能事，文辞极为瑰丽。其散文《喻巴蜀檄》、《难巴蜀父老》，亦为名篇佳作，载于史册，流传于世。

落下闳与太初历
　　落下闳字长公，巴郡阆中市人。汉武帝时任待诏太史，参与司马迁主持的改历之事，为改历的骨干。落下闳在创制太初历上，运用实测数据进行数学运算，第一次测出135个月的日食周期，与现在测值非常接近；所确立的以孟春正月为岁首的历日制，沿用至今；所制造成功的我国古代第一台完备的天文仪器“浑仪”，可校正黄道度数，得出精密的天文数据，比欧州早1,000多年。

张陵与天师道
　　张陵，又名张道陵，字辅汉。汉顺帝时入蜀，修道于鹄鸣山（今大邑县北），将老子《道德经》与巫经及《太平经》相参合，创天师正一道，自称“天师”。由于天师正一道以符咒为主，故又称符箓派。其教义为“降伏鬼魔，拯救世人”，以符箓、咒诀、神水治病，用行气、导引、服食、房术等法教人长生。初入道者需交纳五斗米，故又称“五斗米道”。张陵利用宗教力量，号召民众。张陵死，其子张衡继承道业。张衡死，其子张鲁袭教主位，自称“师君”，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