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时，已进入了末期，随着整个社会的演变，道教也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

　　明代统治者和唐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一样，在他们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都曾利用道教为他们服务。因而在明中叶以前，道教仍继续处于兴盛时期，到嘉靖（1522～1565）年间达到高潮。
　　明太祖朱元璋在夺取政权时，便利用道教制造舆论。先是宣扬道士之说，称他的祖坟风水好，“当出天子”；继称在他降生前，其母吞服道士的丸药，故降生后即与众不同；同时还说他在贫病无依之时，常有神人为之护理。在起兵征战过程中，道士周颠仙和铁冠道人张中等常为他出谋划策。洪武（1368～1398）中，他亲自撰写了《周颠仙传》以纪其事。
　　朱元璋还在即位的头年自称他曾梦游天宫，见到“道家三清”，又有紫衣道士授以真人服和剑，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为“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并撰写《御制纪梦》大肆宣扬。
　　在元代的中后期，由于正一道的影响相当大，特别是在江南一带颇有势力。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统大将亲取江南”之际，便积极争取正一道首领的支持，命有司访求招聘正一教主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张正常遂“遣使者上笺，陈‘天运有归’之符”，以示臣顺之意，朱元璋又立即“以手书赐答”。至正二十五年，张正常亲自去朝觐朱元璋，朱元璋一见甚欢，下诏褒美，一再赐宴，赠以金缯。明洪武元年（1368）春，朱元璋即皇帝位，张正常入贺，朱元璋赐宴于便殿，即日降制书授以“正一教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之号，仍命其领道教事，给以银印，视二品；并设僚佐赞教、掌书。陛辞之日，赐白金十二镒。以后几乎每年均有召见和赐赠。洪武三年特敕吏部改赠其父嗣成为“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其母胡氏为“恭顺慈惠淑静玄君。”五年，敕令永掌天下道教事。此后，直至明末第五十一代天师张显庸，代代皆袭封“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洪武十年夏，张正常率群弟子汪弘仁等入觐，朱元璋赐宴于午门之城楼，举杯祝酒，敕内侍出示其亲自所撰《历代天师赞》，并说：“他日当书以赐卿”。
　　及张正常去世，朱元璋闻之，不胜嗟悼，亲制文一通，遣使吊祭，仍令其长子张宇初袭掌教法，并于洪武十三年二月，授以“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之号，领道教事，恩宠如故。除正一道的首领外，其他如宋宗真、邓仲修、张友霖、黄仲理、王默渊、刘渊然等，均受到朱元璋的礼遇。朱元璋在优宠道士的同时，亦亲自为《道德经》作注，以示推崇。他还撰有《释道论》《三教论》等著作，其中明确指出：
　　“三教之立，虽持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非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这既阐明了他利用和扶植道教的指导思想，也为整个明代三教并用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其后继者具有重大的影响。
　　鉴于元末道教的发展较滥，致有道士腐化堕落者，朱元璋因而建立管理道教的机构和制度。在京师设道录司，作为管理道教的最高机关，隶属于礼部，下设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左、右演法二人，从六品；左、右至灵二人，正八品；
　　左、右玄义二人，从八品。在地方政权中，府设道纪司，都纪一人，从九品，副都纪一人，州设道正司，道正一人；县设道会司，道会一人，分别掌管府、州、县道教事，均归道录司统辖。此外，在龙虎、阁皂、三茅、武当等道教名山，均设有不同的道官，分掌各山道教事。各机构的道官，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的道士担任，其任务是编制道士的户籍，任命道观的住持，发放度牒，管理道士的日常生活等等。同时还制定了对道士的种种管理制度。他的这些措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完备，虽然不少措施到后来成了一纸空文，但它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整理道教仍起了一定作用。
　　明成祖朱棣，是通过“靖难”之变夺得皇权的。他在夺权过程中，也利用道徒方士如颤士、袁珙、袁忠彻、金忠等人为他制造舆论，出谋划策。在夺得皇位之后，仍利用道徒方士如故。正一道首领张宇初继续受到尊重，常被召见，命他举行各种斋醮祈祷。张宇初卒后，朱棣即制授其弟张宇清为“正一嗣教清虚冲素光祖演道大真人”，领道教事。他在永乐元年（1403）、十四年两度赐缗钱修葺龙虎山上清宫，十三年在龙虎山敕建真懿观。他还亲自撰写玄教乐章，以示向道之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对于玄武的崇奉。据《鸿猷集》卷七载：在朱棣将举兵“靖难”时，屡与僧人道衍商讨举兵日期，道衍均言未可。直至举兵之前一日，道衍始称：
　　“明日午召天兵应，可也”。及期，“众见空中甲兵，其帅玄武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此与李渊举兵时的所谓“霍山神使”之类的神话相似。朱棣在夺取帝位之后，便特别尊奉玄武神，曾撰有《真武庙碑》以歌颂其功德，并于京城及武当山营建宫观供奉，其中武当山的营建规模最为庞大。从永乐十年开始，动用了丁夫三十余万人，费以百万计，修造了玄天玉虚宫、太玄紫霄宫、兴圣五龙宫、大圣南岩宫。十一年八月，这些宫观尚未完工，即任命道录司右正一孙碧云为南岩宫住持，又命四十三代天师张宇清为其他三个宫观选拔出色的道士任住持。十六年，武当山宫观建成，赐名曰大岳太和山，于天柱峰顶冶铜为殿，饰以黄金，供奉玄武像于其中；选道士二百余人供洒扫；给田二百七十七顷，并耕户以赡之；
　　仍选道士任自垣等九人为提点，秩正六品，分主宫观，严祀事，设官铸印以守，并亲制碑文以纪之。通过这些措施，从而大大促进了武当道派的发展。
　　在太祖和成祖之后，明朝的历代统治者均一直奉行三教并用和对道教的优宠政策。关于道书的修纂，成祖虽十分积极，但终于功未就即崩殂。仁宗、宣宗相继嗣位，为期甚短，对此未暇顾及。及英宗朱祁镇即位，明代的统治由于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已“海内富庶，朝野清晨”，⑵英宗乃继承成祖遗志，于正统九年（1444）命邵以正督校，始重加订正，增所未备，刊板流布，至正统十年告成，共五千三百零五卷，称《正统道藏》，颁赐天下。这对于道书的保存和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到宪宗朱见深统治期间，僧道常因统治者的优宠而躐等超擢，道士李孜省等权倾一时，“缙绅进退，多出其口。”
　　以至“僧道滥恩泽者数千”，⑶“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⑷
　　在明代诸帝中崇道最笃者，乃世宗朱厚熜。在他入承大统之后，毁佛寺，逐僧人，专以扶植道教为事，使明代道教的发展达到了高潮。其崇道行为日甚一日，老而弥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宠信道徒方士，授以高官厚禄。除正一道的首领张彦頨、张永绪仍然受到尊重之外，其他受其宠信的道士甚多，其中最突出者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嘉靖三年（1508）邵元节被召入京，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锡金、石、银、象牙印各一，班二品。后又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并赠文泰真人，赐元节紫衣玉带。敕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启南为太常丞，曾孙时雍太常博士。岁给元节禄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酒扫，赐庄田三十顷，蠲免租赋。遣中使建道院于贵溪，赐名仙源宫。嘉靖十五年，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孙启南、徒陈善道等咸进秩，赠伯芳、太初为真人。嘉靖十八年（1539）元节逝世，追赠为少师，溢曰“文康荣靖”。启南官至太常少卿，善道亦封“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其后，又宠信邵元节推荐之道士陶仲文。嘉靖十八年授“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寻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以其子世同为太常丞、子壻吴濬、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十九年特授少保、礼部尚书。后加少傅，仍兼少保。二十三年加少师，仍兼少傅、少保。史称“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之世，惟仲文而已”。⑸以后又续有封赠晋爵，并恩及其徒郭弘经、王永宁。三十九年陶仲文卒。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其子孙及门徒皆受恩宠。
　　第二，广建斋醮，崇信乩仙。他嗣位伊始，即“好鬼神事，日事斋醮”，虽“谏官屡以为言”，均拒而“不纳”。甚至发展到“经年不视朝”，深居西苑，日夕但以斋醮为事。他特别爱好扶乩，据《明史·世宗纪》载，嘉靖二十四年七月，他“于禁中筑乩仙台，间用其言决威福”。对于这种“焚修、斋醮之事”耗费巨大。据载：宫中每年要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以供皇家斋醮之用。而朝臣只能奉承，不能持任何异议。奸臣“严嵩，以虔奉焚修”，遂“蒙异眷者二十年”，⑹凡敢于进谏者，即其宗亲也将受到严厉惩处。
　　第三，建宫筑室，不惜劳民伤财。嘉靖二十一年八月，用陶仲文言，建皊国康民雷殿于太液池西，所司按其意旨，务宏侈，工程峻急，工部员外郎刘魁上疏：“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文绣，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拟于宫禁”。《明史》卷十八称：世宗崇尚道教，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第四，爱好青词。举行斋醮需用青词，世宗因“益求长生，日夜祷祀”的需要，便“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⑺顾鼎臣、夏言、严嵩等，皆先后以青词获宠，甚至有“青词宰相”之称。
　　第五，迷信丹药。千方百计地四处寻觅。于是道徒佞倖遂以进仙方丹药而获宠者，有邵元节、陶仲文、顾可学、盛端明等数十人。他相信服芝可以延年，嘉靖三十五年八月，派人到五岳及太和、龙虎、三茅、齐云、鹤鸣等道教名山广为采集。三十七年十月，礼部将四方进献的“瑞芝”一千八百多本一起报上，但他仍嫌不足，“诏广求径尺以上者”。更有甚者，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称：“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称为“先天丹铅”。
　　此外，世宗还为其父母和自己加封道号。《明史·陶仲文传》载称：嘉靖三十五年，上皇考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王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皇妣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自号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又加号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加号为“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比宋徽宗赵佶有过而无不及。
　　世宗逝世之后，其子穆宗朱载篨继位，在徐阶的辅助下，崇道暂时有所节制，曾去正一道首领的“真人”号，降为上清观提点，秩五品，改给铜印。但到神宗朱翊钧统治期间，又全面恢复了崇道政策。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下诏恢复五十代天师张国祥正一真人封号，仍予金印，又赐玉刻“宗传”之印及金冠玉带，并敕修朝天宫内赐第，御书“真人府”额，奉旨聘驸马都尉谢公诏之女为配。三十七年张国祥死后，赠封太子太保。
　　神宗在位期间，对道书的整理和传播曾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他曾命所司印道藏四百八十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诸道观，用广其传。万历三十五年，又敕张国祥编印《续道藏》一百八十卷，称为《万历续道藏》。这是继《正统道藏》之后又一道书的汇辑，对道教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此后，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虽处于明王朝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但对道教仍甚推崇。
　　综上可知，从太祖朱元璋奠定三教并用的基本政策开始，后继者均按照这一旨意行事。终明之世，朝廷对道教的尊宠甚于金元，亦不逊于两宋。有明一代，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乃至赐爵封官者为数甚众。尤其在宪宗、世宗当政期间，一些道士位极人臣，威福在手，恩渥终身，且其廕子孙，致使“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⑻其时道教的社会影响之大，地位之高，前所未有。在开国君主朱元璋扬正一抑全真的政策下，受殊宠的道士，绝大多数皆属于正一派。自封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为“大真人”并主领天下道教事起，一直到明末五十一代天师张显庸，代代皆袭封如故。但自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已开始萌芽，封建社会已处于芨芨可危的境地，植根于封建社会的道教，其教理教义适应于封建制度，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而其首领们面临大变动的形势又只知贪求富贵，且骄奢淫逸，日益腐化，不能适应新的潮流对道教进行自我革新，故不得不随它所依附的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尽管封建王朝仍然继续崇道，但已无法挽救其由盛而衰的厄运了。

　　入清以后，由于清代统治者素无道教信仰，便逐步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从而加速了道教衰落的进程。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从宠络汉人的需要出发，对道教仍沿明例加以保护，到乾隆时期，即一再加以贬抑。据《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九记载：乾隆四年（1739），敕令“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考选道士、受箓传徒者，一经发觉，将法员治罪，该真人一并论处”。限制天师只能率领本山道众。五年，规定正一真人嗣后不许入朝臣班行。十二年，“复准张氏真人名号……前因无案可稽，两遇覃恩，加至光禄大夫，封及三代，邀荣逾分，理应更正。
　　……应将正一真人亦授为正五品，从前所用银印缴部换给，……至于朝觐为述职大典，筵宴实惠下隆恩，未便令道流厕身其间，即一概停止，以肃体制。”至五十四年，更限制正一真人朝觐次数，敕令嗣后五年来京一次。嘉庆二十四年（1819）又规定：“正一真人系属方外，原不得与朝臣同列，嗣后仍照旧例朝觐，筵燕概行停止。”道光元年（1821），敕令第五十九代天师、正一真人张钰“停其朝觐，著不准来京。”
　　明清之际，全真道经过长期沉寂之后，以龙门派为主体出现了一批高道，又呈复盨之势。清初，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以振宗兴教、光复全真祖风自任，采用清整戒律为中兴龙门的主要措施，建立了公开传戒制度，并得清廷的支持，于顺治十三年（1656）“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⑼一时南北道派纷纷来京求戒。康熙二年（1669），王常月卒，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南下，于南京、杭州、湖州、武当山等地立坛授戒。与王常月同辈的沈常敬及其弟子，在江浙一带亦颇有影响。在甘肃，龙门第十一代道士刘一明，著书阐发内丹之道，流传甚广，亦卓然成家。在广东，清代末有龙门派道士陈铭珪，住持罗浮山酥醪观，撰有《长春道教源流》八卷，为研究全真道历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还有万历时扬州之陆西星和道光时乐山之李西月，并非正式的全真道徒，皆著书立说，在道教修炼方面各自形成一个流派，世称前者为“东派”，后者为“西派”。各地龙门派道士多兼行斋醮祈禳，以香火收入为谋生之一途，在宗教行持方面与正一道没有多少差别，表明它们之间相互融合的倾向。全真一系虽经一批高道的努力曾一度有复兴之象，以至在清代末时仍有相当的势力，其宫观庵院遍布全国各地，田产收入也相当多，但其教团素质仍江河日下，道士中道行可称者越来越少，个别上层道士亦日益腐化，终于不能不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
　　明中叶以后，道教在上层地位日趋衰落的同时，民间通俗形式的道教仍很活跃。以各种宗教互相融合为特点的民间秘密宗教，虽然派别繁多，思想渊源亦很复杂，但其中有些派别在思想上、乃至在组织上，同道教仍有一定的关系，演化为如清初的八卦教等民间宗教组织，而后来的义和拳，和道教也有一定的关联。

　　从鸦片战争至1949年的百余年中，中国社会政治动荡，战火连绵，民生疾苦，名山胜地的道教宫观建筑得不到维修保养，殿堂衰颓，道士离散。只有广州、温州、上海、天津等辟为商埠的沿海城市，或者人口比较集中的沈阳、武汉、成都等都市，道教仍稍有发展。民国期间，道教尽管没有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但道教与统治阶级之间仍互相利用。全真道在北京、沈阳和武汉等地道观曾举行过约六次全国性放戒活动，署名赞助放戒的有大总统黎元洪，伪满洲政府国务院总理张景惠，以至省长、将军、督办、知事、商会会长、学校校长等。在放戒活动中，声称“道教今后应与社会发展相结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各地道教也都举行所谓祝蒋委员长平安返京的祈愿道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上海个别道观进行过“追悼中日阵亡将士”和“追悼汪精卫”等活动。辽宁沈阳太清宫某些道士还举行过投降卖国的“圣战必胜祈愿”道场，而为广大中国道教徒所不齿，也受到日本的仁人学士的鄙弃。
　　但是，绝大多数受剥削受压迫的道教信徒是反帝爱国的。
　　本世纪20年代，沈阳太清宫住持葛月潭将宫内收入结余全部周济奉天百姓，办学校，开粥厂。冀鲁大旱时，葛月潭夜以继日作字画千余幅，将义卖所得全部赈济两省灾民。30年代初，红三方面军在贺龙军长率领下进入武当，武当山道总徐本善以紫霄父母殿和西道院作为贺龙的司令部和后方医院，帮助红军送情报、截军火和医护伤员。红军转移北上后，武当山道观遭到空前劫难，道总徐本善被暗杀，精于医道的王教化被打得遍体鳞伤。一些沦陷区的道教宫观都曾腾出殿堂作安顿难民的场所。江苏茅山更成了新四军江南抗日根据地，乾元观还曾一度成为陈毅将军的新四军一支队的司令部所在地。在抗日战争中，茅山的道士有的直接参加新四军，为民族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有的为新四军作向导，传情报，抬担架，护理伤员，备粮筹款等等。1938年在日寇的清乡扫荡中，乾元观、元符宫等道院被焚烧殆尽，几十名道士遭到杀戮。
　　民国初年，道教为了适应近代社会的变化，也曾企图仿效西方教会组织，建立全国性的道教教会组织系统，以维护自身的利益。1912年在北京和上海先后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道教会：北京的中央道教总会和上海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中央道教总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是清一色的各地全真道观的住持，因此，它只能说是全真道的全国组织。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以江西龙虎山天师府为本部，以上海为总机关部，参加其成立大会的尽管有数千人，还有外国传教士李佳白等人的捧场，但其实质上也只是一个龙虎山企图重建其权威的正一道的全国组织。两个全国组织都制订了一套复兴道教的计划，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实力和权威领导，也未形成从上至下的组织系统，因此，两个组织都未能开展有影响的活动。
　　中国道教的教义思想未能适应近代社会的飞速发展，道教界也没有涌现出有远见卓识的高道哲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道教期刊，一般认为是由道教居士翼化堂主张竹铭等主办的《扬善》半月刊和《仙道月报》。作为这二个期刊的主要撰稿人陈樱宁是最有影响的道教思想家。但他不是道士，并且多次表白自己不是“宗教家”。30年代，陈樱宁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仙学”。他认为仙学是一种独立的专门学术，可以补救人生之缺憾。他在《又与某道友论阴阳工夫》一文中说：
　　“如此世界，如此人生，自然以修道学仙为最高尚”，并且公开提出“你若救国，请先研究仙学”的主张，因此，这里的“仙学”，与其说是鼓吹“离尘出世”，不如说是在沦为亡国奴隶的情势下，追求不染污浊、独善其身的一种曲折的表现。陈樱宁称其“仙学”不同于释、儒，与道家和道教虽有联系而有区别。不过，其“仙学”内容只是传统“炼丹术”的“内丹”，即道教方术的一部分。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侵蚀之下，近代中国道教逐渐失去固有的本色。一些宫观殿堂变成了赚钱的场所，为信徒做功德也成了一些道士糊口度生的手段，做道士成为一种职业。
　　道教信徒一方面出钱雇道士作道场，冀求登升仙界，一方面又从音舞结合的道场中获得娱乐上的满足。在世俗化潮流之中，向来口口相传的道教内修秘术，也逐渐流向社会。
　　以上仅对道教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作一粗具轮廓的简要综述。至于道教的宗派源流、人物传略、教义规戒、经籍书文、神仙谱系、科仪方述以及文化艺术诸多方面的具体内容，将另有专门论述。

注释
　　⑴　《明太祖文集》卷十
　　⑵⑶⑷⑸⑹⑺⑻　《明史》第1册160页，第26册7882页，7885页，7897页，7897页，7897页，7876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⑼　《白云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