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仙翁肘后备急方》系以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陶弘景的《补阙肘后百一方》为主体，加上宋唐慎微《证类本草》之附方摘录合编而成。由金汴京国子监博士杨用道于皇统四年（1144）编成刊行。《正统道藏》正一部题名葛仙翁（葛玄），实误。
　　前有序五篇。称葛洪《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共八十六首，三卷（或作四卷）。陶弘景加以补充，成《补阙肘后百一方》，共一百一首，三卷。杨用道加上《证类本草》之附方摘录以成此书，分为八卷，六十八篇。
　　此书既以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陶弘景之补遗书为主体，自不失为我国较早的医学著作之一。不少医例，确开我国医学记录之先声。如以水渍青蒿汁治疟疾；以狂犬脑敷被咬者之伤口治狂犬病；对“尸瘵”（肺结核病）传染性的描述；对“虏疮”（烈性传染性天花）、“黄虏病”（急性黄疸性肝炎）、“恶脉病”（急性淋巴管炎）、“恶核病”（急性淋巴结炎）、“瘰疠病”（颈淋巴结炎）、“熛疽”（干、湿性坏疽）、“乳痈”（急性乳腺炎）的病因、症状、治疗的记载等，都是医书记载中最早的。
　　作为我国古代医书，它在临床医学方面，具有诸多明显的特点：
　　一，广泛运用炙法和热熨。东晋前医书详于针而略于炙，此书则多用炙术，举凡猝死、中恶、尸蹶、霍乱、寒热症、身面浮肿、咳嗽等，皆采用之，被誉为保存炙法最丰富的文献。
　　热熨法即原始的物理疗法，多用于心痛、心腹症结、伤寒、虚损、乳痈、蛇螫等方面。如治毒肿急痛，以“柳白皮酒煮，令热，熨上，痛止”。
　　二，重视症状鉴别与描述。如区别“死亡”和“尸蹶（假死）”时指出：“脉犹动”，“股间暖”，“耳中如啸声”者，当以“尸蹶”救之。又如“癫狂病”：“凡癫疾发则仆地，吐涎沫，无知，强掠起，如狂”，乃癫痫，系发作性精神异常疾病；而“若或悲泣呻吟者……非狂”，表现沉默呆痴，抑郁不宁，则为癫症，系神经官能症的一种表现；“凡狂发，则欲走，或自高贵称神圣”，表现喧扰不宁，动而多怒，则为精神失常之“狂病”。从当今医学观点看，上述鉴别语均较正确。与此相联系，又重视症状表征的描述。如论足气病：“或微觉疼庳，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皆其候也。”关于尸瘵的症状：“大略使人寒热淋沥，怳怳默默，不知其所若，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又记黄虏病：“初唯觉四体沉沉不快，须臾眼中黄，渐至面黄及举身皆黄……此热毒已入内、急治之”。重视症状鉴别和描述，尤其是阶段性的描述，在古代急性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具有特殊意义，医学家们认为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史上光辉的成就。
　　三，鉴别症状的客观指标。如“若胫已满，捏之没指者”即足气病。“举身皆黄，急令溺白纸，纸即如蘖染者”为黄虏病。又如记大腹水：“水病之初，先目上肿起，如老蚕色”；“股里冷，胫中满，按之没指，腹内转侧有节声”；“须臾身体稍肿，肚尽胀，按之随手起，则病已成”。这是从大量临床观察中总结出来的感性素材，是向实验医学迈进的一个起点，可惜在尔后医学中未得到发扬。
　　四，注意食饮，讲究食疗，以及根据炼丹实践，重视金石类药物的应用，也不乏其例。如“大腹水”者忌盐，愈后应节食勿饮酒等。又据炼丹化学反应的特性，以盐水引吐，清洗伤口；利用雄黄抑菌、杀虫和解毒的作用治疥癣、痈肿，以烧矾石末装入囊中置腋下治狐臭等，都有相应的疗效。此外，针、炙、散、汤、酒、渍、丸等综合并用，以及内外科急救单方，也是该书记载疗病的特点之一。
　　此书在医学或药学上都有很大成就，特别是它照顾广大下层群众经济负担能力，力求处方的简易实效和药物的大众化，使之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此为历代医家所重视，被广泛引用于他们的医学著作中。书中所载的许多医理、医方、药方，时至今日，仍有实用价值。此书曾传入日本、朝鲜，对亚洲医学也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