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九十三卷。唐初道士孙思邈撰。他在书前自序中解释此书之命名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
　　原书本三十卷，《正统道藏》析为九十三卷，载于太平部。
　　卷一《医学诸论》，总论医理、药理。凡九条：论大医习业，论大医精诚，论治病略例，论诊候，论处方，论用药，论合和，论服饵，论药藏。以下各卷分列各科各病之处方，有：妇人方，少小婴孺方，七窍病，风毒脚气，诸风，伤寒方，肝、胆、心、脾，肺、肾、胃、小肠、大肠诸病方，消渴、丁肿、痔漏、解毒诸方，以及食治、针灸、养性等法。凡内、外、妇、儿诸科百病之处方，无不备载。孙奇等上奏书中，对全书的内容，作了如下概括：“脏腑之论，针艾之法，脉证之辨，食治之宜，始妇人而次婴孺，先脚气而后中风，伤寒痈疽，消渴水肿，七窍之疴，五石之毒，备急之方，养性之术，总篇二百三十二门，合方论五百三十首。”可见此书之规模，不愧为集唐前医药学之大成的巨著。
　　全书内容丰富，对中国传统医学、药学皆有重大贡献，且具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重视医德。首列“大医习业”、“大医精诚”二论，告诫医家“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应“先发大慈恻隐之心”，“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如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瞩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芥蒂之心。要求“省病诊候，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勿得参差。”
　　第二，注意医药的简、廉、验。孙思邈长期深入民间行医，深知民众生活困苦，无钱求医服药，故力求医方之简易有验和药物之廉价，往往以贱药代贵药。如卷三十二《伤寒方·伤寒杂治第一》说：“今诸疗多用辛、甘姜、桂、人参之属，此皆贵价难得，……而苦参、青葙、葶苈、艾之属，所在尽有，除热解毒最良，胜于向贵价药也。”如此之例甚多，表明他关心劳动群众疾苦的崇高精神。
　　第三，重视妇儿科。以“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疗”，故在医论之后，首列“妇人方”三卷，以述妇人诸病的治疗。特别是妊娠期、分娩前后诸病的治疗。继列“少小婴孺方”二卷，以述婴儿的护理及诸种疾病的治疗。在他看来，养育幼儿是生民之大事，“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
　　第四，将养生与治病相结合。认为有病求医，不如及早进行身心修养及锻炼，求得无病或少病，故专列“养性”三卷以述养生之道。包括按摩法、调气（服气）法、服食法，以及房中补益和杂忌等。实行这些方法，确可疏通血脉，去除小病，增进健康，体现出孙思邈有明确的预防医学意识。在注意身体锻炼时，又不忘心性修养，且认为是更重要的修养，指出：“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要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足，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
　　第五，注重针灸与汤药相结合。主张“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有的时候，“针灸之功，过半于汤药。”故专列“针灸”七卷以述针灸疗法。在针灸穴位上，因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多误，乃据甄权新撰《明堂经图》，重新绘制《明堂三人图（仰人、背人、侧人）》，明确了针灸穴位。卷中对多种疾病的针灸穴位、疗法作了详明叙述，丰富了祖国传统针灸学的内容。
　　第六，在药物学上的贡献。卷一中专列《论用药》等数论，以述药物的性质、分类、合和（配制）、熬煮、服食，以及药物的采集、贮藏等。指出用药的先决条件是弄清药物的性质，书中对近二百种药物的性质作了判别，今天亦具参考价值。众多药物中，有些只宜单用，有些可以合用，有些药合用时，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有些药合用时，可以毒攻毒，去其害，而有些则反是。种种情况，十分复杂。指出：
　　“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之时，用意审视，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之。”又指出熬药要注意节度，服食要注意方法。采集药材要注意产地，某些产地所出某种药质量优于其他产地。药物贮藏时要注意干燥、密封、防鼠耗等。由于孙思邈精通药理、药性，在药学上成就很大，故被后世誉为“药王”。
　　此外，又重视食疗，指出“药性刚烈”、“食物性平和”，“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又注意对营养缺乏性疾病的防治，如甲状腺肿大的瘿病、缺乏维生素C的足气病等，皆提出有效的治疗药方。
　　总之，《千金要方》是我国古代的医学巨著，它不仅是中国道教医学的代表作，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典籍，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