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老李来我家玩，同来的还有省报记者老徐。
　　老李是我家常客，走动的次数多了，小镇上的人都有些认识他，晓得他是从省城里来的。老徐则是稀客，头一次来到这个古老而又偏僻的小镇，觉得一切都很新鲜。一进院子，来不及洗脸与喝水，就迫不及待地去花圃转转，到后院瞅瞅，问问鱼塘里有多少鱼，桂花树是什么品种……
　　闲谈中提到了小镇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淳朴的乡情民俗，老徐的兴致更加浓厚。我知道，他不光是记者，还是作家和诗人。除了有记者的敏捷感和洞察力之外，他对于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还特别有兴趣。我告诉他，对于久居大都会的文化人来说，这乡间的一草一木、小镇人的一颦一笑都是新闻材料都是创作的素材。
　　他和老李都深有同感地点点头。

　　老徐急于去小镇上转转，我和老李陪着他出门，刚走到石字桥头，就听有人喊我。扭头一看，是邻居桂芝大嫂。一见她，我头皮就有点儿发怵，生怕她打开话匣子拉上一天半天，又怕她说溜了嘴，招来两位朋友的笑话。但是怕归怕，还是得停下步子，等她蹒跚着赶近前来。其实我的耽心是多余的，桂芝大嫂虽然貌相粗劣，言语啰嗦，但她却有自知之明，更有超常的机敏之处。一见我旁边的客人，就满脸堆笑地说：“你来了朋友？蔬菜够不够？我家有青菜莲花白，才砍的，我这就给你送来。”
　　我赶忙道谢，说菜够了用不着送来的。她一听，就有些遗憾地摇摇头，转头瞅瞅老李，略一思索，就热情地喊起来：“啊！你是李，省上的李老师吧？好久不见您了，稀客稀客！”又望望老徐，“这位也是省上的同志吧？欢迎欢迎！”我向她介绍了老徐。很显然，她不知道记者是干什么的，但她明白他与李老师一样都是很了不起的人，一是住在省城里头，再是吃笔墨饭的，不是高官也是贵胄，是完全可以为她分忧解愁的人。
　　“请您们去我家里住住吧，我磨豆花招待您们。”桂芝大嫂发出诚挚的邀请，又转头征求我的意见，“韩老师，您说好不好？”我笑着告诉她，我家的豆花早就磨好了，用不着你再忙，再说时间又紧，两位老师吃过午饭之后还得赶回成都的，下次再去劳烦你吧。她笑着点点头，说：“那好那好，下回一定到我家吃豆花啊！”
　　桂芝大嫂离去之后，老徐老李对我说，这个人真有意思，好好地从她身上挖挖，说不定还会发掘一个崭新的人物典型呢。我说就是不挖，她也是个典型，只要提到小镇上的桂芝大嫂，全镇子的大人孩子都知道，她和她家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足够写一部长篇的。两位朋友大为吃惊，问我有这么好的素材为啥不写。我只有解释说，我是搞儿童文学的，结构和成人长篇还不能得心应手，同时也没有时间。
　　他们就向我打听桂芝大嫂的故事。我一边走一边同他们聊开了：
　　“……桂芝大嫂先前也是端国家饭碗的。六十年代初期搞‘调整压缩’，她和爱人一道被‘压’回老家，就住在我的隔壁。她的子女多，拖儿带女一大串，光粮食就不够吃，一年起码要差半年粮。粮食又是计划，家家都缺，谁也帮不了她。她只得用旧箩筐挑着两个女儿，两手拉着两个儿子，上公社上县城上省里，找书记找县长找民政厅，向他们要救济要粮食。她的磨工又好，缠劲又足，十天八天，不由你不解决。有一次她竟然带着四个孩子在省民政厅办公大楼的楼道中一住七、八天，把尿布尿片搭挂在阳台上。省民政厅没法只得打电话找县上，县上又找公社。公社只好在机动粮中弄了两百斤玉麦外加五十斤大米送到她家里，省民政厅又为她买了车票，送她和娃娃们上了车。省民政厅才算解了围……”
　　老徐不胜迷惑：“那时是极左路线泛滥时期，她敢那么做？”
　　“别人不敢，她敢。”我解释说，“她家是三代贫农，爱人是转业军人，根正苗红，可以查得祖宗三代的。”

　　我们转过十字街口，走到一排新起的楼群前面。卷帘门的铺面，铝合金推拉窗的住房，小镇人的居住条件近两年得到了改善。房屋的装修虽然有些简单粗糙，不入时尚不够时髦，但宽敞明亮、结室耐住，足以与城市的居民楼媲美。老李和老徐很是感慨，说这些小楼比起自家的窝居来真的令人羡慕不已。
　　楼群之间出现一小块空地，三、五间低矮的草屋倾斜地趴卧在其间。一溜杂乱的竹篱笆歪歪扭扭地划出草屋与菜畦的距离。几件衣服晾挂在一株刚刚萌发芽苞的李子树上。这房屋与空地同周围的建筑很不协调，活像在一件新衣服上缀了块扎眼的补丁。
　　“这就是桂芝大嫂的家。”我指着草屋告诉我的朋友。
　　他们问我：“她家现在依然还很穷？”
　　我说：“是的，还很穷。不过，吃饭是没问题的──她再也不跑县上省里要救济粮了，只是经济上恼火一些。”
　　我对他们说，桂芝大嫂的每一张救济申请报告都是我写的，从六十年代直写到20世纪，起码有一百多张，乡里县里管民政救济的人都熟悉了我的笔迹。前两年开始就写得少了，一共才三、四张，全都是说房子问题的。她的住房真的很困难，乡里县里都解决不了。好在她有片宅基地可以转让，住房问题可以靠自己解决的。
　　我们继续走着聊着。我说起“文化大革命”中桂芝大嫂的两件轶事。有一回，她拖着几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在县城鼓楼口述说困难，并把女儿插上草标请求好心人将其买走，使女儿找条生路。县革命委员会的头头听说了，立即叫人把她和孩子们押到县革委，查她的来龙去脉和祖宗三代。结果她家八代历史都查得。头头们没法，只得叫他们走。桂芝大嫂打个哈哈，领着孩子们直奔县革委食堂。当时正值开午饭，回锅肉飘香，白饭馒头冒气。桂芝大嫂一声令下，娃娃们拥到桌边就端碗抓筷。县革委主任一听是桂芝大嫂，吓得躲得远远的连饭都不敢去吃。
　　还有一回，乡里正在开大会，批斗地富反坏右。桂芝大嫂走上台子向公社主任要粮食。主任没答应她，她就赖在台上不走。主任就叫几个民兵抬她下台。她又吵又闹又挣扎，弄得主任和民兵们都没有办法，只得答应拨给她救济粮……
　　“这么说，桂芝大嫂一定很横蛮吧？”老徐问。我说：“不，她一点也不横蛮。其室她最懂理，最有诚信。无论日子多么穷，生活多么苦，她从不摸别人一棵葱。就是在大集体时期，大家都在拿集体的财物，她呢，却连稻草都不拣一根啊。”

　　正说着，迎面来了个矮个子青年，衣履破旧，长发蓬乱，肩挎一卷小铺盖。见了我就笑容满面地直叫叔。我问他回来了？他说那庙里不是人干的活，他不干了，回来自力更生，靠自己的本事养活自己。两位朋友惊叹他的独特形象和志气，悄声问我他是谁。我说他就是桂芝大嫂的老二，叫大梦的。
　　说话之间我们又转回小院。妻子接着我们，指着桌上那一堆青菜莲花白说：“这是桂芝大嫂送来的，说我们家里有远客。还有，”妻子顺手提过一小包鸡蛋，“这是十个土鸡蛋，是她送给两位老师的。她说，请两位老师莫见笑，她家穷，只能用这表表心……”
　　“这个桂芝大嫂啊！”老徐老李都被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