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诗宋词，我在十六七岁时即已爱好，经常讽诵，有时也学做几首绝句或小令。但几十年来，一直把它们作为陶情遣兴的文学欣赏读物，并不认为它们值得费功夫去研究。因此，在我早年的观念里，诗词不是一门学问。
　　一九六○年代，忽然对词有新的爱好。发了一阵高热，读了许多词集。分类编了词籍的目录，给许多词集做了校勘。慢慢地感觉到词的园地里，也还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于是才开始以钻研学术的方法和感情去读词集。
　　我的第一道研究工序就是弄清楚许多与词有关的名词术语的准确意义。我发现有些词语，自宋元以来，虽然有许多人在文章中用到，但反映出来的现象，似乎各人对这个词语的了解都不相同。例如“换头”这个名词，有人用来指词的下片第一句，句法与上片第一句不同的。也有人以为只要是下片第一句，不管句法与上片第一句同不同，都叫换头。也有人以为每首词的整个下片都是换头。也有人以上片的结束句为换头。这样，就有必要弄弄清楚，到底什么是换头。
　　我用了一点考证功夫，把几十个词学名词整理了一下，以求得正确的概念。这里收集了曾在《文史知识》和《文艺理论研究》发表过的二十五篇，先印一个单行本，供学者参考。
　　词是和音乐有密切关系的文学形式，词的名词，往往和音乐有关。反之，有些音乐名词，也是研究或欣赏词的人所应当知道的。例如张炎《词源》所提到的宫调、律吕、讴曲旨要等，其中有许多名词既是音乐名词，也是词学名词。但是，由于词乐失传已久，这些名词的正确概念，不易考索。我对于古代音乐，完全外行，对于这一类的名词，没有能力进行探索，只好有待于古乐研究者的帮助。现在，这本小书里所解释的，仅是词的一般欣赏者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常见名词。在所谓“词学名词”中，只是一部分而已。

雅词
　　词本来是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歌词，使用的都是人民大众的口语。《云谣集》是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一部唐代流行于三陇一带的民间曲子词集，这里所保存的三十首曲子词，可以代表民间词的思想、感情和语言，这种歌词，渐渐为士大大的交际宴会所采用，有些文人偶尔也依照歌曲的腔调另竹一首歌词，交给妓女去唱，以适应他们的宴会。这种歌词所用的语言文字，虽然比民间曲子为文雅，但在士大夫的生活中，它们还是接近口语的。《花间集》里所收录的五百首同，就代表了早期的上大夫所作曲子词。我们可以说：《云谣集》是民间的俗文学，《花间集》是知识分了的俗文学。
　　直到北宋中叶，黄庭坚为晏殊的《小山词》作序，说这些词“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又说：“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晁无咎也称赞晏叔原的词“风调闲雅”。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信息，它告诉我们：词的风格标准是要求“雅”。要做得怎么样才算是“雅”呢？黄庭坚举出的要求是“寓以诗人之句法”。曾慥编了一部《乐府雅饲》，其自序中讲到选词的标准是“涉谐谑则去之”。这表示池以为谐谑的词就不是雅词。詹傅为郭祥正的《笑笑词》作序。他以为“康伯对之失往诙谐，辛嫁轩之失在粗豪”，只有郭祥正的词“典雅纯正，清新俊逸，集前辈之大成，而自成一家之机轴”。
　　这里是以风格的诙谐和粗豪为不雅了， 黄升在《花庵词选》中评论柳永的词为“长于纤丽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小人悦之”。又评万俟雅言的词是“平而工，和而雅，比诸刻琢句意而求精丽者，远矣”，他又称赞张孝祥的词“无一字无来处，如歌头、凯歌诸曲，骏发蹈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这里又以市井俚俗语为不雅，琢句精丽为下雅，词语不典为不雅，而又归结于要求以诗人的句法来作词。从以上这些言论中，我们可知在北宋后期，对于词的风格开始有了要求“雅”的呼声。
　　《宋史·乐志》云：“政和三年，以大晟府乐插之教坊，颁于天下。其旧乐悉禁。”这是词从俗曲正式上升而为燕乐的时候，“雅词”这个名词，大约也正是成立于此时。王的《碧鸡漫志》云：“万俟咏初自编其集，分为两体，曰雅词，曰侧艳，总名曰《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官，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再编成集，周美成目之曰《大声》”从这一记录，我们可以证明，“雅词”这个名词出现于此时。又可以知道，“雅词”的对立名词是“侧艳词”或曰“艳词”，曾慥的《乐府雅词》序于绍人十六年，接着又有署名鲖阳居十编的《复雅歌词》，亦标榜词的风格复于雅正。此后就有许多人的词集名自许为雅词，如张孝祥的《紫薇雅词》、赵彦端的《介庵雅词》、程正伯的《书舟雅词》、宋谦父的《壶山雅词》，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蔚成风气，从此以后，词离开民间俗曲愈远，而与诗日近，成为诗的一种别体。“诗余”这个名词，也很可能是由于这个观念而产生了。
　　词既以雅为最高标准，于是周邦彦就成为雅词的典范作家《乐府指迷》、《词源》、《词旨》诸书，一致地以“清空雅正”为词的标准风格，梦窗、草窗、梅溪、碧山、玉田诸词家，皆力避俚俗，务求典雅。然而志趣虽高、才力不济，或则文繁意少，或则辞艰义隐，非但人民大众不能了解，即在士大夫中，也解人难索。于是乎词失去了可以歌唱的曲子词的作用，成为士大夫笔下的文学形式。在民间，词走向更俚俗的道路，演化而为曲了。
　　这时候，只有陆辅之的《词旨》中有一句话大可注意：“夫词亦难言矣，正取其近雅而又不远俗。”这个观点，与张炎、沈伯时的观点大不相同。张、沈都要求词的风格应当雅而不俗。陆却主张近雅而又不远俗。“近雅”，意味着还不是诗的句法；“不远俗”，意味着它还是民间文学。我以为陆辅之是了解词的本质的，无奈历代以来，词家都怕沾俗气，一味追求高雅，斫伤了词的元气，唐五代词的风格，不再能见到了。

近体乐府
　　在先秦时期，诗都是配合乐曲吟唱的歌辞（词），所以诗即是歌。从其意义来命名，称为诗；从其声音来命名，称为歌。 不配合音乐而清唱的， 称为“徒歌”，或曰“但歌”。汉武帝建置乐府以后，合乐吟唱的诗称为“乐府歌辞”，或曰“曲辞”。后世简称“乐府”。从此以后，“诗”成为一种不配合音乐的文学形式的名词，与“歌”或“乐府”分了家。
　　魏晋以后，诗人主要是作诗，也为乐曲配词，到了唐代，古代的乐曲早已失传，或者不流行了，诗人们虽然仍用乐府旧题目作歌词，事实上已不能吟唱。这时候，“乐府”几乎已成为一种诗体的名词， 与音乐无关，于是就出现了“乐府诗”这个名称。初唐诗人所作“饮马长城窟”、“东门行”、“燕歌行”等等，都是沿用古代乐府题目（曲名）拟作的歌辞，事实上是乐府诗。而不是乐府，因为它们都无乐谱可唱。
　　盛唐诗人运用乐府诗体，写了许多反映新的社会现实的诗，但他们不用乐府旧题，而自己创造新的题目，例如杜哺的“兵车行”、“丽人行”和“三吏”“三别”等，这一类的诗，称为“新题乐府”。后来，白居易就简化为“新乐府”。新乐府也还是一种诗体，而不是乐府。
　　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唐代诗人集中的所谓“乐府”，几乎全不是乐府，而是乐府诗。有许多真正配合音乐而写的绝句和五七言诗，例如“凉州词”、“簇拍陆州”、“乐世”、“河满子”等，却从来不被目为乐府，而隶属于绝句或长短句。
　　北宋人把《花间集》、《尊前集》这一类的曲子词称为乐府，这是给乐府这个名词恢复了本义。晏几道把他自己的词集定名为《小山乐府》，这是“曲子词”以后的词的第一个正名，欧阳修的词集标名为“近体乐府”，这是对晏几道的定名作了修正。他大概以为旧体乐府都是诗，形式和长短句的词不同，故定名“近体乐府”。以资区别。但是，宋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第一卷中有“乐语”和“长短句”两个类目。“乐语”不是曲子词，而“长短句”则是曲子词。由此看来，欧阳修本人似乎还以“长短句”为词的正名，而“近体乐府”则为包括“乐语”在内的一切当代曲词的通称。到南宋时，周必大编定自己的词集，取名曰《平园近体乐府》。这时候，“近体乐府”才成为专指词的名词。
　　但是，“近体”的“近”字，是一个有限度的时间概念。宋代人所谓“近体”，到了元明，已经不是“近体”而成为古体了。元人宋褧的词集名曰《燕石近体乐府》，明代夏言的词集名曰《桂渊近体乐府》，这都是盲从了宋人，没想到元代的近体乐府，应当是北曲；而明代的近体乐府，应当是南曲。词已不是新兴歌词形式，怎么还能说是“近体乐府”呢？
　　我们应当说，“近体乐府”是北宋人给词的定名，当时“词”这个名称还未确立，所以不能说“近体乐府”是词的别名。

琴趣外篇
　　陶渊明有一张没有弦的琴，作为自己的文房玩物。人家问他：“无弦之琴，有何用处？”诗人答道：“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这是“琴趣”二字的来历，可知琴趣不在于音声。后人以“琴趣”为词的别名，可谓一误再误。以琴曲为琴趣，这是一误；把词比之为琴曲，因而以琴趣为词的别名，这是再误。
宋人词集有名为“琴趣外篇”的，现在还有六家：欧阳修、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晁端礼，赵彦端。此外，叶梦得的词集亦名为“琴趣外篇”，可是这个集子后来已失传了。所有的“琴趣外篇”，都不是作者自己选定的书名，而是南宋时出版商汇刻诸名家词集时，为了编成一套丛书，便一本一本的题为某氏“琴趣外篇”。于是，“琴趣外篇”就成为词的别名了。
　　琴曲本是古乐、雅乐，在音乐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庚信 《昭君辞》 云：“方调弦上曲，变入胡笳声。”可知以琴曲来奏胡前曲，非变不可。李冶《敬斋古今注》云：“诸乐有拍，惟琴无拍。琴无节奏，节奏虽似拍，而非拍也。前贤论今琴曲，已是郑卫，若又作拍，则淫哇之声，有甚于郑卫者矣。故琴家谓迟亦不妨，疾亦不妨，所最忌者，惟其作拍。”这一段话，很有意思。琴是上古的乐器，所奏的乐曲，当然很原始，其时还没有节拍，或者说，还没有节拍的概念。音乐讲究节拍，大约起于周代的云韶乐，到了汉代，乐府歌碎都有“曲折”，曲折也包含节拍在内。从此以后，人们已不知道古乐、雅乐中的琴曲，原先是一种没有节拍的音乐。唐代以胡笳十八拍变入琴曲，那就是李冶所谓“甚于郑卫”的“淫哇”了。
　　在人们心目中，琴曲是那样高雅、古朴，不同凡响，而词本是民间俗曲，它们是怎样联系到一起的呢，原来，宋人为了提高词的地位，最初称之为“雅词”，后来更尊之为琴操。这可以说是对词曲的莫大推崇。然而这个比拟却是不伦不类的，因为词的曲子与琴曲是完全不同的，对这一点，宋人也并不是不知道，苏东坡有一首《醉翁操》，自序云：

　　东坡这一段话，也说明了琴曲节奏疏宕，不与词同。醉翁用楚辞体作《醉翁引》，有人为他作曲，在演奏时，曲子虽然有了节奏，而琴声已失去其古音之自然。山此可见，苏东坡也知道词与琴曲是完全不同的。东坡的这一首《醉翁操》，本来不收在东坡词集中，因为它是琴操而不是词。南宋时，辛稼轩模仿东坡，也作了一首，编入了他的词集，于是后人在编东坡词集时，也把《醉翁操》编了进去。从此，琴曲《醉翁操》成了词调名。
　　《侯鲭录》记一段词话云：“东坡云：琴曲有瑶池燕，其词不协，而声亦怨咽。变其词作闺怨，寄陈季常云：此曲奇妙，勿妄与人。”这段话是引用了苏东坡瑶池燕词的自序，其词即“飞花成阵春心困”一首。由此也可知为琴曲而作的歌词，不协于词的音律，如果要以琴曲谱词，就非变不可。苏东坡这一段话，正可与庚信的“变入胡笳声”对证。
　　以上二件事，都可以证明琴曲不能移用于词曲。因此，我说，以“琴趣”为琴曲的代用词，此是一误；以“琴趣”为词的别名，此是再误。
　　不过，宋代人还是有把“琴趣”直接用作词的别名，他们用的是“琴趣外篇”。所谓“外篇”，也就是意味着，词的地位虽然提高了，但只能算是琴曲的支流，还不等于真正的琴曲，只是“外篇”而已。这样标名是可以的，只犯了一误，而没有再误。可是，毛子晋跋晁补之《琴趣外篇》 云：“《琴趣外篇》，宋左朝奉、秘书省著作郎、充秘阁校理、国史编修宫，济北晁补之无咎长短句也。其所为诗文凡七十卷，自名《鸡肋集》，惟诗余不入集中，故云外篇。昔年见吴门钞木，混入赵文宝诸词，亦名《琴趣外篇》，盖书贾射利，眩人耳目，最为可恨。”毛子普这样解释，完全是夹缠。诗文不编入正集，而另行编为外集，作为附录，这是常有的事，但象晁补之这样，就应当称为《鸡肋集外篇》，而不是“琴趣”的“外篇”。又何以六家同集都标名《琴趣外篇》呢？
　　元明以来，许多词家都不明白“琴趣外篇” 这个名词的意义， 他们以为“琴趣”是词的别名，而对“外篇”的意义，则跟着毛子晋的误解，于是非但把自己的词集标名为“琴趣”，甚至把宋人集名的“外篇” 二字也删掉了。《传是楼书目》著录秦观词集为《淮海琴趣》，欧阳修词集为《醉翁琴趣》，汲古阁本赵彦端词集称《介庵琴趣》，《赵定宇书目》称晁补之词集为《晁氏琴趣》都是同样错误。清代以来，词家以“琴趣”为词的别名，因而用作词集名者很多，例如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张奕枢的《月在轩琴趣》。吴泰来的《昙花阁琴趣》，姚梅伯的《画边琴趣》，况周颐的《意风琴趣》，邵怕褧的《云淙琴趣》，都是以误传误，失于考究。

令·引·近·慢
　　唐五代至北宋前期，词的字句不多，称为令词。北宋后期，出现了篇幅较长，字句较繁的词，称为慢词。令、慢是词的二大类别。从令词发展到慢词，还经过一个不长不短的形式，称为“引”或“近”。明朝人开始把令词称为小令，引、近列为中调，慢词列入长调。张炎《词源》云：“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可知引、近、慢词到宋徽宗时代已盛行了。
　　“令”字的意义，不甚可考。大概唐代人宴乐时，以唱歌劝客饮酒，歌一曲为一令，于是就以令字代曲字。白居易寄元微之诗云：“打嫌调笑易，舞讶卷波迟。”自注云：“抛打曲有调笑令。”又《就花枝》诗云，“醉翻衫袖抛小令。”又《听田顺儿歌》云：“争得黄金满衫袖，一时抛与断年听。”“抛打曲”的意义，未见唐人解说，从这些诗句看来，似乎抛就是唱，打就是拍。元稹《何满子歌》云：“牙筹记令红螺怨。”此处“记令”就是“记曲”，可知唐代人称小曲为小今。
　　小令的曲调名，唐代多不加令字。调笑令本名调笑，一般不加令字，《教坊记》及其他文献所载唐代小曲名多用“子”字。唐人称物之么小者为“子”，如小船称船子，小椀称盏子。现在广东人用“仔”字，犹是唐风未改。曲名加子字，大都是令曲。如甘州原是大曲，其令曲就名为甘州子。又有八拍子，意思是八拍的小曲，渔人的小曲，就名为渔歌子。流行于酒泉的小曲，就名曰酒泉子。到了宋代，渐渐不用子字而改用令字，例如甘州子，在宋代就改称甘州令了。也有唐五代时不加子字或令字，而在宋代加上令字的，例如喜迁莺、浪淘沙、鹊桥仙、雨中花等。令字本来不属于调名，浪淘沙令就是浪淘沙，雨中花令就是雨中花，二者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万树《词律》和清定《词谱》却以为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万氏明知“凡小调俱可加今字”，但还认为许多人的作品词句不完全一样，坚持浪淘沙令不是浪淘沙，岂不是很固执吗？《猗觉寮杂记》称“宣和末，京师盛歌新水”。这所谓新水，就是新水令。宋人书中引述到各种词调，往往省略了令字或慢字，不必因为有此一字之差而断定其不是同一个曲调。
　　引，本来是一个琴曲名词，古代琴曲有笺篌引、走马引，见于崔豹《古今注》和吴兢《乐府占题要解》。宋人取唐五代小令，曼衍其声，别成新腔，名之曰引。如王安石作千秋岁引，即取千秋岁旧曲展引之。曹组有婆罗门引，即从婆罗门旧曲延长而成。此外晁补之有阳关引，李甲有望云涯引，吕渭老有梦玉人引，周美成有蕙兰芳引，大概都是由同名旧曲展引而成。不过这些旧曲已失传了。万红友注王安石千秋岁引云：“荆公此词，即千秋岁调添减摊破，自成一体，其源实出于千秋岁，非与前调迥别也。”又云：“凡题有引字者，引伸之义，字数必多于前。”徐诚庵亦云：“凡调名加引字者，引而伸之也。即添字之谓。”此二家注释，皆近是而犹有未的。盖引与添字摊破，犹有区别。大概添字摊破，对原词的变化不大，区别仅在字句之间，而引则离原调较远了。
　　词调中还有用“影”字的。我怀疑它就是引。汲古阁刻本《东坡词》有虞美人影一阕，黄庭坚亦有二阕。不知是否二人一时好玩，改引为影。但此词字数少于虞美人，又恐未必然。延祐刻本《东坡乐府》，此阕题作桃源忆故人。这个词调名起于南宋，陆放翁也作过这样一首，题作桃园忆故人。另有一首贺圣朝影，亦可能是贺圣朝的引伸。不过贺圣朝是四十七字，而贺圣朝影只有四十字，则可能另有少于四十字的唐腔贺圣朝，今已失传。贺圣朝这个曲调名，早已见于《教坊记》，可以肯定它一定有唐代旧曲。姜白石凄凉犯自注云：“亦名瑞鹤仙影。”我怀疑它是从瑞鹤仙令词引伸而成。不过瑞鹤仙令词今已失传，便无从取证了。另有一百二十字的瑞鹤仙，这是瑞鹤仙慢词了。《阳春白雪》有徐囦了的一首瑞鹤仙令，实在就是临江仙，此必传写之误，不能与瑞鹤仙影比勘。以上三调，皆在疑似之间，影之于引，是一是二，均未可论定。
　　近，是近拍的省文。周美成有隔浦莲近拍，方千里和词题作隔浦莲，吴文英有隔浦莲近，此三家词句式音节完全相同。可知近即是近拍。以旧有的隔浦莲曲调，另翻新腔，故称为近拍。隔浦莲令曲早已失传，惟白居易有隔浦莲诗，为五言四句，七言二句，这恐怕就是唐代隔浦莲令曲的腔调句式，王灼《碧鸡漫志》谓“荔枝香本唐玄宗时所制曲，今歇指、大石二调中皆有荔枚香近拍，不知何者为本曲。”此文亦可以证明荔校香近即荔枝香近拍，且有同名而异曲的，宋词乐谱失传，这个问题就无法考究了。
　　慢，古书上写作曼，亦是延长引伸的意思，歌声延长，就唱得迟缓了，因此山曼字孳乳出慢字。《乐记》云：“宫、商、角、徵、羽，五音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又云：“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这两个慢字，都是指歌声淫靡。《宋史·乐志》常以遍曲与慢曲对称。法曲、大曲都是以许多遍构成为一曲，如果取一遍来歌唱，就称为遍曲。慢曲只有单遍，可是它的歌唱节拍，反而比遍曲迟缓。张炎《词源》云：“慢曲不过百余字，中间抑扬高下，丁抗掣拽，有大顿、小顿、大柱、小柱、打、掯等字，真所谓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偶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之语，斯为难矣。”这一段话，其中有许多唱歌术语，我们已不很能了解，但还可以从此了解慢曲之所以慢，就因为有种种延长引伸的唱法。唐代诗人卢纶有一首《赋姚美人拍筝歌》，有句云：“有时轻弄和郎歌，慢处声迟情更多。”由此可见唐人唱曲已有慢处。到了宋代，有了慢词，于是曲有急慢之别。大约令、引、近，节奏较为急促，慢词字句长，韵少，节奏较为舒缓。但在令慢之中，也各自还有急慢之别。例如促拍采桑子，是令曲中的急曲子。三台是古十拍的促曲，就是慢词中的急曲子了。
　　词调用慢字的，这个慢字往往可以省去。如姜白石有长亭怨慢，周公谨、张王田均作长亭怨。王元泽有倦寻芳，潘元质题作倦寻芳慢，其实都是同样一首词。《诗余图谱》把倦寻芳和倦寻芳慢分为两调，极为错误。不知《扪风新语》引述王元质此词，亦称倦寻芳慢，可以证明这个慢字，在宋代是可有可无的。此外如西子妆、庆清朝等词，在宋人书中，有的加慢字，有的不加，都没有区别。大概同名令曲还在流行的，那么慢词的调名，就必须加一个慢字。同名令曲已不流行，或根本没有令曲的，就不必加慢字了。

阕
　　一首词称为一阕，这是词所特有的单位名词，但它是一个复活了的古字。音乐演奏完毕，称为“乐阕”，这是早见于三《礼》、《史记》等书的用法，它是一个动词。《说文》解释这个字为“事已闭门也”。事情做完，闭门休息，这就与音乐没有关系，只剩下完毕的意义了。《吕氏春秋·古乐篇》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马融《长笛赋》云：“曲终阕尽，余弦更兴。”这里两个“阕”字，已成为歌曲的单位名词了。但是，汉魏以来，我们还没有见到称一支歌曲或一首乐府诗为一阕的文献。直到唐代诗人沈下贤的诗文集中，才出现了《文祝延二阕》的标题，以后，到了宋代，“阕”字被普遍用作词的单位名词，可知这个古字是在晚唐时代开始复活的。
　　《墨客挥犀》载天圣年中有女郎卢氏题词于驿舍壁上，其序言云：“因成凤栖梧曲于一阕。”这是称一首词为一阕的最早记录。以后就有苏东坡的如梦今词序云：“戏作两阕。”陈去非的法驾导引序云：“得其三而亡其二，拟作三阕。”马令《南唐书》称李后主“尝作院溪沙二阕”。又谓冯延巳“作乐章百余阕。”都在北宋时期。
　　宋人习惯，无论单遍的小令，或双曳头的慢词，都以一首为一阕。分为上下遍的词，可以称为上下阕，或曰前后阕。无论上下或前后，合起来还是一阕，不能说足二阕。近来有人说：“词一片叫做一阕，一首词分做两片，三片，也可以说是两阕，三阕。”又有人说：“一首词分两段或三段，每段叫做一阕。”这话非常奇怪，不知有什么根据，我翻遍宋元以来词集、词话，绝没有发现以一首分上下片的词为二阕的例子。
　　“阕”字用到后来，成为“词”的代用字。东坡词序有“作此阕”。白石词序有“因度此阕”，“因赋是阕”。又金陵人跋欧阳修词云：“荆公尝对客诵永叔小阕。”又柳永词云：“砚席尘生，新诗小阕，等闲都尽废。”赵介庵词云：“只因小阕记情亲，动君梁上尘。”这些“阕”字都代替了“词”字，“小阕”即是“小词”。吴文英词云：“尘笺蠹管，断阕经岁慵理。”这里的“断阕”是指未完成的词稿，离开“阕”字的本义愈来愈远，辞书里不会收入了。

双调·重头·双曳头
　　元明以来，一般人常把两叠的词称为“双调”。汲古阁刻《六十名家词》的校注，万树《词律》，清《钦定词谱》，都用这个名词。这其实极不适当。“双调”是宫调名，词虽有上下两叠，或曰两片，但只是一调，不能称为双调。吴子律的《莲子居词话》中已指出万树的错误，但杜文澜在《词律校勘记》中还在引述了吴子律的批评后加一句道：“此论存参”。这是因为杜文澜不敢冒犯《钦定词谱》的权威性，因而不敢对吴子律的批评表示同意。
　　“双调”这个名词在宋代还没有这样的用法。一首令词，上下叠句法完全相同的，称为“重头”。《墨庄漫录》记载一个故事，据说“宣和年间，钱塘人关子东在毗陵，梦中遇到一个美髯老人，传授给他一首名为《太平乐》的新曲子。关子东醒来后，只记得五拍，过了四年，关子东回到钱塘，又梦见那个美髯老人。老人取出笛子来把从前那个曲于吹了一遍，关子东才知道是一首重头小令。以前记住的五拍，刚是一片。于是关子东依照老人所传的曲拍，填成一首词，题名为《桂华明》”。按“桂花明”这个词调，至今犹存。此词分上下叠，每叠五句。上下叠句式音韵皆同，故曰“重头小令。”这是明见于宋人著作的，可知宋代人称这类词为重头小令而不称为“双调小今。”（“重”字读平声，是“重复”的重。）
　　“重头”只有小令才有，例如南歌子，渔歌子，浪淘沙，江城子等词调都是，如果下叠第一句与上叠第一句不同的，这是“换头”，不是“重头”。换头的意义是改换了头一句，重头的意思是下叠头一句与上叠头一句重复。换头的地方在音乐上是过变的地方。过变，即今之过门。小令有重头的，也有换头的，但引、近、慢词则全都换头，而没有重头的了。《词律》、《词谱》没有仔细区别，一概称之为“双调”，亦极不适当。不过，在宋代人的书里，“换头小令”这个名词我还没有看到过，因此，分上下两叠而用换头的令词，应当用什么名称，这还不能知道。可能在宋代，不管换头不换头，凡分两叠的令词都叫做“重头小令”。晏元献词云：“重头歌韵响铮深，入破舞腰红乱旋”。可以想见，歌至重头处愈美，舞至入破处愈急。然则不论其词句同不同，其音乐节奏在下叠开始处都得加以繁声，不与上叠第一句相同。这样解释，似乎也可以，但我还不能下断语。总之，把上下两叠的令词称为“双调”，以致与宫调名的“双调”相混淆，这总是错误的。
　　《柳塘词话》云：“宋词三换头者，美成之西河、瑞龙吟，耆卿之十二时、戚氏，稼轩之六州歌头、丑奴儿近，伯可之宝鼎现也。四换头者，梦窗之莺啼序也。”这里是把三叠的词称为三换头，四叠的词为四换头，但宋代人是否如此说过，还没有见到。我们知道，换头一定在下叠的起句。音乐师在这地方加了繁声，所以后来作词者依乐声改变了此处句法，与上叠第一句不同。上下两叠的词，只有一个换头，这一现象，只存在于令、引、近词中。至于慢词，有三叠的，有四叠的，或者各叠句法完全不同，例如兰陵王。或则第一叠与第二叠句法相同，但是有换头，而第三叠则句法与前二叠全不同，例如西河。这些都不就称为三换头、四换头。而且，换头既从第二叠开始，则三叠之词，也只有二换头，怎么可以称为三换头呢？至于四换头。又是唐词醉公子的俗名，是一首重头小令，更不可用于四叠的慢词。总之，三换头、四换头这些名词，都是明清人妄自制定的，概念并不明确，我们不宜沿用。
　　瑞龙吟一调，《花庵词选》已说明它是双曳头。因为此词第二叠与第一叠句式、平厌完全相同，形式上好似第三叠的双头，故名之曰双曳头。曳头不是换头。有人以为只要是分三叠的词，都是双曳头，这也是错的。《词律拾遗》补注戚氏词云：“诸体双曳头者，前两段往往相对，独此调不然。”按戚氏本来不是双曳头，故前两段句式不同。三叠的慢词，并不都是双曳头。既称双曳头，则前两段一定要对。可知徐氏亦以为凡是三叠之词，都可以名为双曳头，于是会发此疑问。
　　郑文焯精研词律，可是在这些问题上，似乎还有不甚了了之处。他校笺周邦彦瑞龙吟词云：“汲古本引《花庵词选》旧注：‘此谓之双曳头，属正平调。自“前度刘郎”以下，即犯大石调，系第三段。至“归骑晚”以下四句，再归正平调。坊刻皆于“声价如故”句分段者，非。’按此明言分三段者为双曳头。今人每于三段则名之为三曳头，失之疏也。”又校笺双头莲词云：“按调名双头莲，当为双曳头曲。……考宋本柳耆卿词曲玉管一阂，起拍亦分两排，即以三字句结，是调正合。宋谱例凡曲之三叠者，谓之双曳头，是亦双头莲曲名之一证焉。”
　　按郑氏说起拍分两排音，名为双曳头，这没有错。但又说“凡曲之三叠者，谓之双曳头。”这却错了。三叠的词，起拍未必都分两排，周邦彦双头莲词第一、二段句式完全相同，果是双曳头，取名双头莲，即含此义。由此更可知三叠之词， 并不都是双头， 否则一切分三叠之词，都可以名为双头莲了。考之《词谱》所收宋人三叠慢词，双曳头者并不多见。瑞龙吟、双头莲为一类，其一、二段句式全同。西河为一类，其一二段虽同，但第二段用了换头。至于郑氏所谓“宋谱例”，不知宋人有何谱何例传于今世。又云：“今人有以三段之词为三曳头者。”我也未见词家有此记录。不过由此可知，清代已有人以“曳头”为遍、片、段、叠的同义词，亦可以说“失之疏也”。

拍
　　一
　　拍是音乐的节度。当音乐或歌唱在抑扬顿挫之时，用手或拍板标记其节度，这叫做拍。韩愈给拍板下定义，称之为乐句，这是拍板的极妙注解。写作歌词以配合乐曲，在音乐的节拍处，歌词的意义也自然应当告一段落，或者至少应当是可以略作停顿之处。如果先有歌词，然后作曲配词，那么，乐曲的节拍也应当照顾歌词的句逗。因此，词以乐曲的一拍为一句。这是歌喉配合乐曲的自然效果。宋代词家或乐家的书中，虽然没有明白记录词的一句即是曲的一拍，但从一些现存资料中考索，也可以证明这一情况。
　　苏东坡有一首词，题名为十拍子，就是破阵乐。此词上下遍各五句，十拍，正是十句，因此别名为十拍子。
　　毛滂有剔银灯词，其小序云：“同公素赋。侑歌者以七急拍七拜劝酒。”按此词上下遍各七句，用入声韵。七句中五句押韵，可知是急曲子，故云七急拍。十拍子是指全阕拍数，七急拍是就其一遍而言。
　　《墨庄漫录》云：“宣和间，钱塘关注子东在毗陵，梦中遇美髯翁授以太平乐新曲。子东记其五拍。后四年，子东归钱塘，复梦美髯翁，出腰间笛复作一弄，盖是重头小令也。”按此词《漫录》亦记其全文，词名桂华明，上下遍各五句。所谓“记其五拍”者，就是记其上遍五句。
　　姜白石作徵招词，其小序云：“此一曲乃余昔所制，因旧曲正宫齐天乐慢前两拍是徵调，故足成之。”按此所谓正宫齐天乐慢前两拍，从歌词的角度说，就是开头二句。白石道人此词的开头二句，正与齐天乐开头二句相同。刘禹锡诗题云：“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也可以证明歌词的一句就是曲子的一拍。
　　李济翁《资暇录》云：“三台，三十拍促曲。”按现存万俟雅言三台一阕，从来皆分为上下二遍，万树《词律》分为三叠，其辨解十分精审。这首词每叠十句，可知三台三十拍，也就是三十句。
　　王灼《碧鸡漫志》云：“今越调兰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又有大石调兰陵王慢，殊非旧曲。周齐之际，未有前后十六拍慢曲子耳。”按越调兰陵王，周美成以下，作者还不少，但字句各有参差，但三段二十四句，都是一致的。郑文焯亦云：“兰陵王二十四拍，犹能约略言之。”现在将三台及兰陵王二词分析句拍，录于本文篇末，供读者参证。
　　又《碧鸡漫志·六么》条云：“或云此曲拍无过六字者，故曰六么。”按六么乃录要之误，并不是因句子字数为调名。但我们从此文也可知曲拍可以字数计。词中有六么令一调，上下遍各有一个七字句，其余都是不超过六字的短句。由此也可证明同以一句为一拍。
　　《碧鸡漫志》又有一条云：“近世有长命女令，前七拍，后九拍，属仙吕调”。宫调句读，并非旧曲。又别出大石调西河慢， 声犯正平， 极奇古。刀这里所谓“前七拍，后九拍”，就是上遍七句，下遍九句。可惜宋人词中，未见用此调的作品，无从取证。现在所能见到的长命女，仍只有《花间集》中魏承班所作的长命女，全篇一共只有七句。大概宋代词家曾用叠韵，加换头，才成为上七下九的句式。周美成有两首西河，正是属于大石调，大约就是王灼所谓“声犯正平，极奇古”的，但此调与长命女并无关系，王灼这一段文字是记两支新出的曲子。
　　从上列这些例证来看，可知宋词实以一拍为一句。不过拍的时间有固定，句的长短却不一律，因此不能规定以几个字为一拍。方成培《香研居词麈》引戚辅之《佩楚轩客谈》所载赵子昂云：“歌曲以八字为一拍”，此话实不可解，而方成培却盲从其言，说“元曲以八字为一拍”，这是完全错误的。
　　张炎《词源》说：“法曲之拍，与大曲相类，每片不同，其声字疾徐，拍以应之。如大曲降黄龙花十六，当用十六拍。前衮、中衮，六字一拍。要停声待拍，取气轻巧。煞衮则三字一，拍，盖其曲将终也。至曲尾数句，使声字悠扬，有不忍绝响之意，似余音绕梁为佳。”由此亦约略可见词句长短与歌唱的关系。曲尾的三字句，宜于曼声长引；衮遍的六字句，要停声待拍，因为衮遍的音乐急促，歌词亦宜急唱，尽管只有六字一句，可能还不到一拍的时间。至于音乐家所谓驱驾虚声，纵弄宫调，另外翻出新的花式，如花拍、慢拍、急拍、打前拍、打后拍等各种名词，都属于音乐，而不可能从歌词中去认识了。

　　以上词分三段，每段分为十句，句法极整齐，可知三十拍即三十句，大致不错。不过每段中从第三句以下都有三字逗句，或者可以在第三、四句，或第五、六句，分为二句。现在我把末二句分为四句，取《词源》所云“曲尾数句须使声字悠扬”之意。

　　以上词三段，每段八句，其为二十四拍，无可疑者。历代诸家所作，虽然小有参差，但每段八句，大致相同。

二
　　词既以一拍为一句，于是这个拍字便可以借用来代替句字。《西清诗话》云：“尝见李后主临江仙词，缺其结拍三句。”可知词的结尾处，谓之结拍。但结拍井非结句。后人以词的末一句为结拍，这是错的。
　　结拍或称歇拍，在宋代人的文献中，还没有见到这样用法。杨慎《词品》有云：“秦少游水龙吟前段歇拍句云：落红成阵飞鸳甃。”这显然是以末一句为歇拍。但歇拍本来是大曲中的一遍，在曲将终了时，它的后面还有煞衮一遍，才是全曲的煞尾。现在用以称词的末尾一句，也是错的。宋人词中亦曾有歇拍这个名词，其意义是歌唱的时候停声待拍，例如张仲举词云：“数声白翎雀，又歇拍多时，娇甚弹错。”此处的歇拍，就不是一个名词了。郑文焯校《清真集》，称词的上下遍末句为煞拍。这个名词，如以大曲的煞衮为例，也可以成立。但终究是元明南北曲名词，不是宋词用的名词。
　　词的换头处亦可称为过拍，这个名词亦未见宋人用过。《词源》称为过片，《乐府指迷》称为过处。杨无咎词云：“慢引莺喉千样啭，听过处几多娇怨。”就是说听她唱到过门处，声音格外娇怨。但是，词的下片起句不换头的，也有人称为过拍。这样，过拍的意义就成为下片起句了。况周颐《蕙风词话》中常以词的下片结尾句为过拍，这是非常错误的。
　　宋人以音繁词多的曲调为大拍。《瓮牅闲评》云：“唐代词多会曲，后人增为大拍。”这个大拍就是指慢词，而不是大曲。
　　拍字又可以引伸而为乐曲的代用词。陈亮与陈景元书云：“闲居无所用心，却欲为一世故旧朋友作近拍词三十阕，以创见于后来。”这里所谓近拍词，实即近体乐府歌词的意义。
　　又，以旧曲翻成新调，亦可以称为近拍。词调名有郭郎儿近拍、隔浦莲近拍、快活年近拍等，都是旧曲的新翻调。《碧鸡漫志》云：“荔枝香，今歇指、大石两调中皆有近拍，不知何者为本曲。”这里所谓近拍，亦就是等于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