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3-9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休会一天。
　　一大早，来自南充市农科所花生研究室的崔富华代表，拨通了北京福利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曹继萱的手机。曹老板是“天府花生”在京的总代理，700多个直销网点，把“四川造”推成了北京市场花生销量的冠军。
　　50岁的崔富华，30年都在搞花生，“国家级攻关点”连拿三次，全川的花生90％以上是她育的种，人称“崔花生”。
　　听说“崔花生”要去找北京老板“谈生意”，来自广元农业局的何成礼代表和西昌农科所的熊仿秋代表，兴致勃勃地随行。一行人乘出租跑了40多分钟，来到曹老板的总部。
　　“我是来请你提意见的。”崔富华跟曹老板开门见山，“你最了解市场的口味，你看我们四川花生的适口性、果型、加工等方面需要做哪些改进？”
　　“四川花生的品种很有竞争力，加工口味也独特，就是分级和包装还不行，有的一袋里面颗粒大小不均，包装也缺乏新意。”曹老板果真不客气。
　　崔代表接着讨教：“我们新出的‘天府10号’品质好、产量高，但果型比较小，可惜包装出来不胀袋。”
　　“我建议把包装改了。以‘天府10号’的品质，加上分级精选、专门加工，完全可以做成高档次的产品，拉开价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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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崔花生”与曹老板热络地说短论长，何代表、熊代表也急迫地加入：“我们广元种了30多万亩花生，可惜没有一家加工企业……”，“西昌的特色水果、小品种作物比较多，但转化成市场优势的却不多……”
　　关于农产品生产的细分化、加工的精制化，关于市场终端对科研方向的修订、生产环节对农民经营的引导──“科研”、“生产”与“市场”的对话，越聊越深。
　　窗外的阳光射进来，照在一桌子“天府花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