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初，赣粤边区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粤军余汉谋第一军的部队纷纷撤走，游击区空前地平静下来。
　　项英、陈毅派人下山打听，才知道发生了“两广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中国东北4省之后，又制造了“华北事件”，侵占冀察。蒋介石却置民族危机于不顾，继续派重兵“剿共”。
　　这就使全国抗日怒潮愈加高涨。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因势起事，打出“反蒋抗日”旗号，以争取全国响应，问鼎中原。
　　粤军一撤走，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也缩进壳里，土豪劣绅惊恐万状，纷纷逃向赣州、韶关。
　　赣粤边的斗争面临一个转折点。①
　　有些人兴高采烈，对陈济棠很是赞赏：这个“广东王”，还真有点爱国心呢！有的认为，粤军胜取长江也罢，败回广东也罢，再不会到赣粤边大山里来了，赣南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他们提出要准备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把政权公开。
　　项英、陈毅深感应该认真分析形势以统一认识、确定方针。他们虽然和中央失去联系已一年多，又整年在深山密林里转，但是对于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基本上还是心中有数的。这主要是借助于港、澳、宁、赣、粤的报刊。从帽子峰回到油山以后，陈丕显就通过地下党订到了香港和国民党的几份报刊。平时游击队出山袭敌，也都把收集书报杂志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陈毅他们从“一二·九”运动的报导中，分析出抗日高潮即将到来；从国民党军“追剿”长征红军的“战绩”报导中，知道中央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对这次的“两广事变”，他们也觉“虽出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
　　项英、陈毅在油山召开了县、区委书记、游击队长、交通站长等参加的会议，分析了两广事变的性质，提出了利用蒋系与粤系、桂系的矛盾，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陈毅指出：两广事变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的产物，说明人民的抗日要求越来越深入了。整个革命形势将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二·九”运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逐步形成。这个新阶段赋予红军游击队的任务，不是照旧去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而是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红军游击队不能只反蒋，而要和抗日联系起来。抗日的大旗，谁不举起来，谁就违背民意、丧失民心，被人民抛弃。
　　陈毅反复叮嘱大家，要正确分析掌握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军阀与土豪之间、土豪与土豪之间的矛盾，利用这些矛盾来制订新的斗争策略。但坚持游击战的方针不能动摇，党组织与政权不能公开，否则要吃大亏。因为军阀之间今天打明天好是常事。
　　会议根据项英、陈毅的建议，决定以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为①“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1936年6月1日，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北上抗日，企图出兵联合各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争夺中央政权。7月，在蒋介石收买下，陈济棠部下的余汉谋及空军倒戈拥蒋，陈济棠下野，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
　　“两广事变”告群众书》，并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战争力抗日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在这一正确的方针下，会议决定发动赣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发宣言、散传单、贴标语，广泛进行宣传活动，积极开展政治斗争；趁粤军撤离的机会，集中游击队打击保安团和地主武装，扩大游击区，发展游击队。
　　陈毅亲自写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项英审走后，大家分头抄写，连夜奔赴各地散发张贴传抄。一时间，赣、信、康、南、余和三南等县城及墟镇，都出现了这份“告群众书”和其他宣传品，起了震慑敌人，鼓舞群众的重大影响。“天天讲红军消灭了，其实人家还在，要抗日！”有的国民党政府人员也才知道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陈毅、项英把分散的游击队作了比较大的集中。有时候一次集中一、二百人枪，向保安团、铲共团、靖卫团、国民党区乡公所实行反击。他们先后攻打了大余的新城、青龙、池江、长江、留地，南雄的里栋、水口、乌径，信丰的九都、大阿、黄泥排等敌人据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敌人在第二、第三道封锁线上筑的“乌龟壳”，大多数被游击队的土炸弹送上了天。
　　曾经逃跑又归队的北山游击队侦察班班长刘燕青，带着几个游击队员化装侦察敌情时，在地下工作人员和群众的配合卞，一举攻下了敌人新城据点，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还俘虏了3个国民党士兵。陈毅亲自审问了这3个俘虏，向他们交代了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叫游击队发给他们每人3块银元，向他们宣布：愿意回去当兵或者回家种田都可以。3个俘虏被释放后，除一个矮个子回国民党军队当兵以外，其余两个都回家种田去了。3个月后，那个矮个子竟然带着另一个国民党士兵，挑着两箱子弹，扛着一挺机枪，前来北山游击队投诚。
　　随着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项英、陈毅提出：巩固老区、发展新区，加强赤、白交界区和白区的工作，发展壮大武装力量，迎接抗日高潮。
　　赤、白交界区的群众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不亚于游击区的群众。由于红军游击队不常到那里去，地主豪绅大着胆子逼租要债，征粮抓叮只要听说那个村到了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军队就以“清剿”为名，到村里烧杀好抢，无恶不作。因此，赤、白交界区的群众既恨国民党，也怕红军游击队。他们说：“游击队是‘火神’，他们一来，国民党就来烧杀”。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陈毅指示各游击队，对赤、白交界区的工作，可以采取隐蔽和半公开的方法开展；不要光发动少数骨干搞，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斗争的重点是抗租、抗粮、抗债、抗税、抗叮由于这“五抗”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得紧密，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参加。那里的区、乡公所和厘金税卡对抗“五抗”，游击队就去把他们敲掉。
　　对国民党统治的白色地区，红军游击队主要是扩大影响，争取群众。韶关附近的山村，红军游击队从来没去过，老百姓受国民党的毒化宣传影响很深。红军游击队初次去时，群众都躲到山上去了。红军游击队不仅秋毫无犯，还把群众留在家里的牛、猪、鸡等喂好，吃了粮食，按价付钱，还写感谢信。
　　红军游击队第二次去时，一些年纪大的人不走了。第三次去，几乎所有的群众都留在村里。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彻底破产。
　　白区有些地方缺粮严重，陈毅就指示游击队实行武装分粮。把参加分粮的群众都化装成红军游击队，利用夜间远距离袭击国民党防卫薄弱的粮库，或屯粮较多的地主，迅速地没收，迅速地分配，迅速地转移，这办法深得白区群众的欢迎。参加武装分粮的群众，后来大部分成了不脱产的游击小组成员。项英、陈毅还派人到敌人统治的城市建立地下交通站。在赣州开设了钮扣厂，在于都和大余县城分别开设了裁缝铺和糖铺，在新城开设了小百货店。
　　党组织建设也取得了进展，新成立了大余、小江两个中心区委、3个分区委和30几个党支部。共青团组织，各地也纷纷建立起来。
　　在“两广事变”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大。
　　蒋介石以他惯用的手段分化利诱，瓦解了“两广事变”。他腾出手来，立刻调遣重兵，对赣粤边等游击区发起新的“清剿”。
　　这次进攻赣粤边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口十六师。该师师长戴嗣夏被蒋介石称为“碉堡专家”。他在进攻游击区时，果然使出拿手好戏，竟让碉堡上山口、进山坑，进逼游击根据地。
　　1936年9月，项英、陈毅召开干部会，就粉碎国民党四十六师的“清剿”研究对策，作了“九月决议”：第一，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动员群众不给敌人在山里修碉堡，敌人武力强迫，就派老弱或妇女去，以延宕时间；待碉堡快筑成时，游击队夜里去把它炸掉。第二，红军游击队以大部力量向外出击，建立新的游击区，转移敌人对游击根据地的注意力。第三，游击区放手搞“两面政权”，赤、白交界区搞“黄色村庄”，以应付敌人，保护群众和游击队。
　　面对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需要，项英及时总结了红军游击队群众工作的经验，编写了《群众工作必读》的小册子，详尽地论述了群众工作的性质、方针和方法，指出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战争，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检验游击队工作的尺度。这本小册子通过特委的油印厂，印发到各个游击队和基层党支部，成为大家做群众工作的指南。与此同时，陈毅也十分忙碌，调遣更多的游击队，跳出四十六师的“清剿”范围，到其空虚的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宣传、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群众。他和信丰、北山、信南游击队详细研究制定去河东长演坝、安远边境等地建立新的游击区的计划。接着，又和机关工作人员及县、区干部，研究如何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年纪大的开明人士等去担任保、甲长，建立“两面政权”。
　　对赤、白交界区“黄色村庄”的建立，陈毅除普遍布置外，还亲自出马，总结经验。黄坑位于大余县板棚下（游击区）与池江镇（白区）之间，是油山地区最大的一个坑，也是板棚下到池江镇的必经要道。黄坑的黄保长一向以保护全坑安全力名强迫群众出钱买枪支弹药，还设厂自造土炮，组织地方反动武装。国民党军队来搜山，他主动带路。国民党兵走后，他派地主武装封锁出山道路。他还威胁群众，严令报告“匪情”，否则要满门抄斩。所以黄坑的工作特别难做。于是陈毅亲自带精干游击队员，深夜潜入黄坑，叩门直入黄保长家，义正词严地历数其罪状。一使其知道已够死罪，二使其知道国民党几万大军也无法阻挡红军出入，何况小小保长。陈毅气势夺人，黄保长完全慑服。陈毅乃给他作4条规定：一不准带路搜山，二不准打锣吆喝报告，三不准盘查扣留，四要向游击队传递情报不得掺假。黄保长保证做到。
　　自此，黄保长逐渐成为两面派，黄坑也成了“黄色村庄”。
　　红军游击队在发展“黄色村庄”的活动中，也曾遇到一些极端反动、顽固到底的死硬分子，红军游击队就根据群众要求坚决予以镇压。整掉了一二个最反动的保、甲长，其余的保、甲长也就规矩得多了。
　　“两面派”和“黄色村庄”的斗争方法，是三年游击战争中陈毅等共产党人的一个创造。这一宝贵经验，后来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在广大游击区得到更完善的运用和发展。
　　1935年和1936年赣粤边军民在粉碎余汉谋和戴嗣夏的两次“清剿”中，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坚持了革命阵地，但也付出了大量的血的代价。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于1935年12月4日，率部在崇义县赤水仙，与余汉谋部队的教导团激战，壮烈牺牲。中共信康赣县大龙中心区委书记曾纪才，于1936年2月在信丰牛颈传达特委反“搜山”部署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
　　这位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无私无畏的优秀共产党员，受尽了极残酷的拷打，几乎体无完肤，却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直到英勇就义。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李乐天，带领5位战士去“三南”指导反“清剿”的途中，于1936年1月，在坳背村被敌人包围，李乐天不幸腿部受伤，但他沉着与粤军周旋，掩护战友突围，一连击毙了几个粤军官兵之后，从容地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革命英勇献身。红军游击队基层干部和战士的伤亡，工作人员和群众的遭残害，那更是“万死千伤鬼亦雄”。
　　陈毅自己也于1936年冬天，在梅岭被国民党四十六师围困达20天之久，在丛莽间，苦虑不得脱身，写下了他那气壮山河的“绝笔”（《梅岭三章》）：

　　陈毅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山里也很平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派人下山打听，原来发生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了。国民党四十六师急急忙忙从游击区周围撤走，一些地方武装也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
　　红军游击队员和群众满心欢喜，以为“十年积怨，一朝得偿”。可是十几天之后，国民党报纸上突然登出，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护送下，飞回南京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大家议论纷纷。
　　后来，项英、陈毅从香港《工商日报》上看到了有关“西安事变”的详细报导，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在这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项英、陈毅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项英专门写了《西安事变》的长篇文章，深刻的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意义。文章说：“‘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式继续开展，就要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来。??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一新的局势开展到抗日战争的实现”。随后，项英、陈毅在油山召开了各游击区干部会议，陈毅在会议上分析形势时说：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看，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国走向抗日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以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全国全民族性的抗日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同时，陈毅也提醒大家，南方各省是蒋介石的后院，他决不会轻易放过南方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的。红军游击队决不能有片刻的松懈，必须积极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会议根据项英、陈毅的意见，决定在农村和城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应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让游击队开赴前线抗日”的口号。在军事上，把红军游击队作适当的集中，进行整训。
　　果然，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以后，采取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对陕北红军主力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对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则采取不承认主义，密令所属各地军政当局：“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地方之武装与地方组织”蒋介石先后调集了40多个正规师、60多个保安团，对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实行“搜剿”。“追剿”、“堵剿”、“驻剿”。有的游击区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如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独立师师长黄立贵、闽东军分区政委卢文清等，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在赣粤边，蒋介石除继续以嫡系第四十六师、部分粤军进攻外，又从湖南调来新编第十师，配合“清剿”。他们再次扬言，要在3个月内消灭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捉住项英、陈毅。
　　1937年1月中旬，国民党第四十六师，粤军和新编第十师，在保安团、铲共义勇队的配合下，以数以万计的兵力，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西安事变”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进攻的重点是油山和信康赣游击区，手段是采取梳篦式的搜山战术，逐山逐坑地搜索，然后放火烧山，烧不完的乔木林，就强迫群众砍光，把美丽富饶的山林，变成光秃秃的荒山，妄图使红军游击队无法藏身，便可一举消灭。针对敌人的这一阴谋，项英、陈毅当即制定了对策。具体部署是：油山和信康赣红军游击队大部分向游击区外出击转移；一部分留下化整为零，与不脱产的游击小组紧密结合，白天分散隐蔽，晚上集中打击敌人。
　　北山、南山和南雄游击队积极开展活动，以牵制和分散敌人的进攻力量。
　　发动和组织被强迫上山砍树的群众怠工、延误敌人的进攻时间。同时派人到白区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仓救荒斗争，游击队积极配合，打土豪，开谷仓，打击敌人的统治。
　　特委领导人尽量分开，用打圈子的办法与敌人周旋，抓住敌人集中的空隙，迅速转移。准备好40天的粮食，白天不生火，夜间做好第二天的熟食。
　　一切部署好后，陈毅带领两个警卫员去南雄，随南雄县委行动。项英随信康赣县委，在信丰坑口至大余新城平原一线周旋。在敌人这次进攻的两个多月中，项英曾两次遇险。
　　“西安事变”后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油山和信康赣游击区损失不大。这是因为项英、陈毅获得情报较早，对策制定的比较正确、周密，部署的及时，各游击区的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充分。而且经过两年多的反“清剿”斗争，广大游击队员和工作人员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遇敌不慌，沉着应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牵着敌人鼻子转。敌人无力进攻的北山、南雄、南山游击队，反而趁机积极活动，打击民团和土豪劣绅，筹得了大笔款项，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武装了一批不脱产的游击组，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第四十六师等国民党军队见大规模军事进攻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项英、陈毅又不知去向，只得撤回驻地，放弃这次“清剿”，另作打算。
　　项英、陈毅见敌人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就又聚拢一起，于4月中旬，在梅岭斋坑召开“兵运”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陈宏（又名陈海，在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在离开梅岭的途中被捕叛变，供出了红军游击队在大余城开设的地下交通站“广启安糖铺”，以及他与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关系。国民党如获至宝，第四十六师政训处即令陈宏写了一封机密信给红军游击队的指挥机关，说共产党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饭店里会面。饭店里设下埋伏，人一到就逮捕。
　　当时驻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等人，已经两年多没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了。陈毅以“长夜无灯凝望眼”的诗句，来说明自己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思念。他曾对陈丕显说：“主力红军在陕甘边打了那么多胜仗，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我们要是能派个人到延安去就好了！”为了能取得中共中央的指示，陈毅曾用化名多次写信给鲁迅先生，想请他通过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但由于路途遥远，曲折太多，也没联系得上。
　　因此，项英、陈毅一接到大余交通站（糖铺）负责人黄亚光转来陈宏的信特别兴奋，就决定陈毅亲自去一趟，把中共中央来人或指示带回。陈毅带着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第二天上午来到大余城。他决定先到陈宏家中探明虚实、再到饭店去。他们来到陈宏家门前，正在低头洗衣服的陈宏老婆，听说有人找陈宏，头也不抬的回答：“到团部去了”，陈毅和黄占龙把“团部”听成了“糖铺”，就直往驿使门外梅峰桥头的广启安糖铺走，当他们快到糖铺时，只见那里站了几个国民党兵。陈毅停住脚步，转到一家茶馆里喝茶。
　　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走近陈毅说：“陈宏，黄亚光都叛变了，你们快走！”
　　陈毅和黄占龙从小路绕出大余城，各自取道回梅山。陈毅刚到梅山脚下，就撞上了一队从山上撤下来的国民党兵。
　　原来，陈宏按约定时间在城南饭店等游击队负责人没等到，生怕情况有变，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国民党军队，顺着山路悄悄地包抄上来，把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驻地──梅山斋坑包围起来。哨兵发现时已来不及回棚子报告，只好鸣枪报警。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员们，拿起枪冲出棚子，转到一个树木不多，但茅草很深的小山包上隐藏起来。300多个国民党兵，在方圆不到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近两个小时，却没有搜到一个人，他们就放火烧山。但火刚烧起来不久，天就下了一场大雨，把火全淋灭了，再点火也点不着了。直到天近黄昏，敌人才吹集合号，排队下山。最早下山的一队，正巧被陈毅给撞上了。
　　陈毅等敌人走远了，才摸回斋坑那几个棚子来。棚子被敌人糟踏得不成样子，东西全被抢光。陈毅向附近看了一下，估计藏有自己人，就高声说道：“我是老刘，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我老刘的口音，你们听不出来吗？快快出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吧！”
　　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对首长的形象已经完全辩认清楚了，便从草丛里钻了出来。接着，项英、陈丕显等也从草丛里钻出来，说过了几句遇险之后得幸重逢的话，马上转移到离斋坑30多里的一座山里隐蔽下来。
　　他们离开不久，敌人就开来大队人马，重新把斋坑包围起来。他们放出军犬，到处寻踪；他们打探照灯，四野照射。第二天，敌人又调来4个营的兵力。这次更加发狠，把整个梅山都包围起来，把项英、陈毅他们都包围在里头，围了几十天，把山里的野猪、山牛打得满山乱跑。陈毅、项英带着机关人员，忍饥耐困翻山越岭，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来转去，鞋都磨穿了两双，也还没跳出包围圈。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才得解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