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在事变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同一天，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决心“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在日军急剧扩大进攻，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战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不得不改变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于7月17日，宣布实行抗战。
　　这些，项英，陈毅很晚才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尽管国民党报纸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歪曲的报道，但项英、陈毅以政治家的敏锐头脑，已把握住了党的政策转变的真谛。3个月前，赣粤边许多同志认为香港《工商日报》刊登的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是假的，是反动派的谣言，但项英、陈毅认为是真的，电报中提出的5项要求4项保证，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必要的。“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抗日，项英、陈毅本想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主动去和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然而，当时“对于国民党的估计，已有改变，但不彻底，对于国共合作早已料定在进行，但无实际材料，不敢在党内提出”，“以免在党内发生不好影响。”
　　7月中旬的一天，同情者送来一批香港出版的新文化书刊。陈毅仔细阅读《新学说》中介绍中国各党派关于抗日态度的文章，突然高兴地拍手：“好啦！毛泽东同志说话啦！”原来这篇文章引用了毛泽东1937年5月3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其中讲到：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以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等“四项保证”，来换取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开始转变它过去10年的错误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是项英、陈毅自1935年3月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第一次间接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真象久旱逢甘雨，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讨论着。项英不断地重复说：“好了，我们有材料，有根据，来正式宣布国共合作了！”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和当前形势，项英和陈毅分别起草了两份重要文件。项英起草的《中国新的革命阶段和党的路线》一文，着重分析了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心任务是抗日。陈毅起草的《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合作意见书》，主要条件是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言论行动的自由；释放政治犯；解散铲共团；重新组织抗日武装；红军游击队全部集中，组成独立抗日部队；保证游击队的给养；保护游击区群众的利益等。当有人提出红军游击队不宜全部集中，集中一半，留下一半坚持游击战争时，项英反对，陈毅也反对说：“打击日本侵略者是首要任务。”
　　“日本在进攻，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跑到一边打内战，打地主，搞几百块钱，杀个把土豪，那就没意思了。应该抗日。”“集中所有游击队编为抗日军，才能扩大影响，成为气候。出一半，留一半，东一坨，西一坨，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文件起草好后，赣粤边特委就在池江北部一座大山上召开了干部大会。
　　大家经过反复的学习讨论，对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的又一次战略大转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决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8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抗日义勇军，正式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表示愿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合作抗日。8月15日，特委又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群众停止袭击国民党政府和部队，团结抗日。
　　对于宣言和告群众书，赣粤边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无不热烈拥护。但是那些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军队，却借此大造谣言，说红军游击队要“归顺”他们，并无耻地发出信件，要红军游击队负责人出来“自首”，部队下山改编为国民党军。
　　陈毅以书信、传单形式，严厉地斥责了国民党地方当局违反两党合作的精神，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严正指出：只有承认共产党和抗日义勇军的合法地位，才能进行谈判。
　　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再加上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侵犯了英美在华利益，国民党才被迫承认南方各省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有关专署，成立了“招抚委员会”“七·七”事变爆发20来天之后，国民党军队陆续停止了对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进攻，报纸上也刊登了一些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项英、陈毅在大余县报上看到了彭育英被任命为赣州专署招抚委员会副主任的消息。他们早就知道彭育英出身于士绅家庭，留学日本，有一定的民族气节。在大余县任县长以来，积极造桥、办学，开设贫民医院，做了一些有益于乡民的事。
　　项英、陈毅决定与他先接触，于是以陈毅的名义，给彭育英发“快邮代电”，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派人送去。彭育英马上回复称，对中共项英、陈毅“历年奋斗，艰苦革命，于敬佩之余，精神大为感召，明确了解非有中共参加抗日之力量，决不能战胜日寇”，他希望红军游击队能派一负责人出山谈判，时间越快越好。
　　接着，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国民党大余、南康、南雄、信丰、赣县等县长，又联署发出了《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说：“你们是爱国志士，多年奋斗，我们无任钦佩。现在是志士抗日救国之时，欢迎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
　　陈毅提出了将南方各游击区联合起来，成为一支抗日力量，与北上红军主力南北呼应的正确主张。他被推选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抗日义勇军的全权谈判代表。
　　9月上旬，陈毅带着四五个随员，先到南雄的钟鼓岩，彭育英亲自来接回大余城。在城门口，陈毅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
　　谈判一开始，陈毅就向大家说：“南方红军游击队归我们指挥，但现在如何处理要听我党中央的。不过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联合起来，这是肯定的。
　　希望你们给予交通方便。”
　　但是，第二天国民党大余县报纸登载谈判消息时，把国共合作抗日谈判诬蔑为“油山共匪投诚”。陈毅当即向彭育英提出抗议。彭育英道歉说，这是县党部干的，国民党搞的就是这一套，是做给英、美看的。陈毅当即表示愿意找县党部谈谈。经过陈毅的说理斗争，国民党报纸作了更正，说陈毅是代表赣南共产党和抗日义勇军“下山接洽抗日合作事宜”。
　　大余县长彭育英对陈毅所提条件不敢作主，请陈毅到赣州，与江西省政府代表和四十六师代表谈判。
　　赣州各界群众，在陈毅到达前，散发和张贴了大量标语传单：“欢迎共产党代表前来商谈抗战合作事宜”，“共产党一向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
　　目前该党陈毅莅临，赣州民众热烈欢迎”。陈毅等乘坐的汽车一进站，欢迎的人群中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恰如1935年3月陈毅幽默地预言的，果然有军乐队奏起了欢迎的乐曲。
　　来赣州谈判前，陈毅就多次说到1934年12月他安排来赣州河西做地下工作的贺怡，打算派人找到她。想不到在欢迎的人群中竟有贺怡在前列。原来贺怡得知陈毅来赣州的消息，就和王贤癣何斌等地下党干部一起，书写、张贴欢迎标语，组织群众到车站欢迎。然后贺怡赶到陈毅下榻的旅社，汇报了3年来坚持斗争的风风雨雨，陈毅十分赞叹，留她与自己一起同国民党谈判。
　　在赣州谈判中，陈毅重申了大余谈判的内容，提出：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红军游击队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抗日，但必须保持部队的独立性和共产党的领导，保持独立的建制；义勇军与八路军同等对待；保证游击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抗日自由，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不得限制；释放政治犯；游击区的保甲长实行民选；不得追缴租税和租债等。
　　国民党谈判代表、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提出9条，什么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停止打土豪，绝对服从政府一切命令，听候改编等。国民党四十六师代表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
　　陈毅当即质问他：“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要是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
　　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结果，双方达成协议：红军游击队按陈毅提出的办法，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部队集中后，暂照国民党保安团待遇提供给养。
　　其他问题，只同意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并担保可以解决。在谈判期间，陈毅多次要求公开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国民党方面却借口什么“国际关系”，加以拒绝。
　　1937年9月24日，陈毅又与项英一道，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等6个问题。这时，项英、陈毅得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正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继续谈判。项英立即通过博古传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了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谈判情况，这是1935年春突围以来，项英、陈毅第一次向中央报告工作。9月底，项英、陈毅在南昌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
　　在此之前，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和国民党蒋介石等人的谈判中，已多次谈及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七·七”事变后，经过两次谈判，国共双方同意集中南方游击队为一个军，但谁任军长，双方意见不一致。7月下旬，周恩来在庐山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之后来到上海，会见了怀着强烈抗日救国热情刚从澳门回上海的叶挺。这位“北伐名将”，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流亡海外，与党失去联系，这时已不是共产党员，由他出面主持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国民党也许能够接受。周恩来就与叶挺商量。叶挺欣然接受，并向蒋介石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建议。蒋介石同意，并于1937年9月28日，在没有跟共产党协商的情况下，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
　　这些情况，项英和陈毅当时并不清楚，直到10月上中旬，博古派员先后在吉安、大余县找到了陈毅、项英，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之后，才知道一些。但那时，中共中央只同意叶挺“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直到11月初，叶挺去延安，中共中央才同意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全部编入新四军。此时项墓也到了延安，他和叶挺一起商讨了新四军的组建问题。
　　项英是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到延安的。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了项英所作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长篇发言后，当即作出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简称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简称军分会）。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涂1940年叛变）为中共东南分局委员，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
　　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主席，陈毅为副主席。
　　从10月到12月，陈毅在南昌、吉安等地组建了红军游击队接洽处、通讯处，和这些地方以及有关各县的国民党当局继续谈判，解决国共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先后到湘赣边、赣东北等游击区，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
　　因为当时有些红军游击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认为和国民党讲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因而他们拒绝停止土地革命，拒绝下山改编。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结果不少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被弋阳磨盘山一支游击队杀了；红军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的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支队支队长曹树良，被湘赣边的游击队杀了。对此，陈毅十分痛惜和焦急，决定亲自去这些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说服他们下山改编。
　　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坐着轿子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接待了他。陈毅向他们讲解了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条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彻底战胜日军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说明党中央指示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日本鬼子，坚持南方8省的游击队，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去。
　　他们听了，觉得有理。但是，一想到蒋介石连做梦都在想消灭游击队，又觉得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眼前，山下就驻着国民党军队，怎能轻易下山？不久前，中共湘赣省委还来信，说没有省委的指示，不可下山改编。
　　于是，他们怀疑陈毅可能不是党代表，而是“叛徒”。决定把陈毅送到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理。
　　陈毅被送到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住地甘子山不久，就被捆了起来，绑在省委住的竹棚子一边。省委研究对他的处理时，陈毅都听得见。他大声说：“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第二天，陈毅被带到棚子外面一片坐满了人的树林里进行公审，他借回答问话的机会，和谭余保就抗日、恢复井冈山根据地、阶级斗争、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等问题，展开辨论。参加公审的一部分人，被陈毅说服了，他们向谭余保建议，将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再作处理。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交通员到了山上，谭余保热情接待了他。可是这个家伙走后不久，敌人就来剿，游击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在以后几天中，谭余保又和陈毅谈过几次，逐渐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加上山下的国民党军队不但没有来剿，反而撤退了。于是，谭余保决定派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去了解情况。
　　这时，吉安已经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交通员连夜带回了通讯处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看了公函和中共中央文件，激动得泪珠滚滚，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他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
　　陈毅却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
　　陈毅回到南昌，听说有的同志以为国共合作就是“国共一家”，甚至提出要与国民党“合作到底”。他就及时提醒大家：“我们不能麻痹，搞不好，‘合作’就会变成‘活捉’”。他还说：“不能提‘合作到底’，只能提‘长期合作’。3年5年是‘长期’，3个月5个月也叫‘长期’。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合作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倒当前主要的敌人。现在民族矛盾就是主要的，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合作抗日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力量，就无所谓合作。”
　　在这又一次大转变的历史重要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产生了右倾，而陈毅却始终清醒地坚持既反对“左”又反对右的两条战线斗争，这决定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始终站在党的正确路线的立场上，作出重大的贡献。他满怀豪情，作《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调寄《生查子》词一首：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潜然泪沾袖。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坚定勉吾侪，莫作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