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4年8月起，毛泽东要陈毅参加一些外事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的光辉业绩，引起了大洋彼岸有识之士的重视，促成了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的要求。1943年6月，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总部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就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在延安设立领事馆并向中国共产党地区派遣军事代表团。1944年1月，戴维斯再次向罗斯福总统助理霍普金斯提出立即派一个政治和军事观察团到中国共产党地区的建议，并认为这件事通过寻常的外交途径不能解决，应由总统直接提出请求。中共中央于1944年1月9日给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董必武以指示：如史迪威总部愿意建立电台联络延安，我们可给予协助。然而，美国最初的一切要求和建议，都遭到蒋介石的拒绝，直到1944年4月，日军对蒋发动进攻，河南及湘、桂国民党军大溃退，罗斯福为了稳定局势，派遣其副总统华莱士率领国务院中国司司长范宣德、驻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到重庆。在6月23日的会谈中，蒋介石被迫同意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
　　中共中央认为，这是中共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中国人民外交工作的开始。以后毛泽东也说：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政策。因此，当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由52岁的包瑞德上校率领飞抵延安时，毛泽东特地于26日晚间设宴表示热烈欢迎。
　　晚宴时坐在毛泽东左、右手的，一位是包瑞德，还有一位是专门负责收集政治情报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兼史迪威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谢伟思在席间对毛泽东说：“我有许多话题愿在你闲暇时和你交谈，虽然其中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是公事的。”毛泽东很自然地笑了一笑，说：“等我安顿完以后，我们会有机会交换意见的。”
　　毛泽东把这一切告诉了陈毅，并指示他参加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8月10日，陈毅奉命和美军观察组会见。包瑞德有过这样的忆述：“8月10日，后来在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成了共产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的陈毅将军给我谈了新四军的事。”“约翰·谢伟思告诉我，当陈还是一个四川成都的小孩时，他曾经在基督教青年会里上过学。约翰的父亲当时在那里办事。陈将军不但公开抨击国民党，而且在几杯白干下肚以后，还在一定意义上一般地排外，有时也特别指出美国的不是之处。”
　　陈毅和包瑞德会见时，谢伟思也在座。这位在成都生长的美国籍四川老乡，对陈毅很发生兴趣，几天之后，便登门拜访了。两人一下谈了3个小时。
　　事后，陈毅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信中提到：谢伟思问：到了反攻时期，国民党军队进入新四军地区，他们是一定要打的。你们怎么办？
　　陈毅答：以国民党在日军进攻之前招架不住的现状来看，他们的军队是绝难实行反攻的，这是一；第二，如果在盟军配合之下进行反攻，一定需要调整一下全国国共关系和在华中与新四军的关系。如果没有新的调整，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区，我军有各种理由拒绝他。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他后来不承认我们。
　　谢：即使有个调整，但恐怕国民党将来还会食言又打你们，谢说他是很知道国民党的反动作法的。
　　陈：如果国民党又食言向我们进攻，我新四军单独的力量可以制止其反动行为。
　　谢：有把握吗？
　　陈毅举出各种理由，说：“有的”。
　　谢点头表示赞同，然后又问：“国民党在反攻未到来之前会不会坍台？”
　　陈毅很快掂量出这个问题的分量，它代表了美方的心理，其目的在于明了中共对蒋介石的态度，从而查明中共及其军队对远东问题、战后问题的态度。这反映他们对中共是有顾忌的。为了泯灭他们这种顾虑，陈毅说：我们是坚持抗战、实行民主，要求战后和平的中国、和平的世界为目标的。陈毅特别强调了抗战几年来，中共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的风度。谢伟思听了这些，表示很赞成。但陈毅估计到在美国人士中有不少以为中共力量有限，才不得不如此迁就国民党。为了打破这种心理，陈毅说：“无论国民党如何反动，改变不了中国民主和平的发展方向。我党有力量打破逆流！敌后连大地主、大资本家、地方军人对我军都很同情。”
　　谢伟思很感动地说：“我一定要到华中去看一看。你们的办法和成绩很好！”他见陈毅表示欢迎，便告诉陈毅：这次他来是想商量用空降办法是否可到华中。他认为，走陆路要4个多月，太慢。
　　陈：空降完全可以做。
　　谢：夜间降落最好。
　　陈：如果夜间能降落，则更无大困难。
　　谢：好！我回去跟包武官商量后，即可向史迪威提议办，并且一面通知国民党。
　　谢伟思告别后，包瑞德又提请陈毅把上次谈话中约定的两个文件（指《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真相》）写出来。陈毅连夜赶写好，并且写了一封给包瑞德的信，一并送请毛泽东审阅。
　　在他将信送出的当天，便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请再酌。??。”
　　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
　　陈毅看完信，又查对了文件。上面不仅有毛泽东的增改，还有周恩来的笔迹。陈毅深深感到毛泽东的精细和中央领导人工作之高效，自愧粗疏。
　　毛泽东于23日约见了谢伟思。这次谈话竟长达6个小时。谢伟思在毛泽东面谈之后的8月27日，向史迪威总部作了报告。其中提到：“许多迹象表明，共产党认为不久的将来他们对未来的行动将作出重大决定。现在大多数重要领导人正聚集在延安，其中不仅有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人，而且有基层的野战部队的领导人。这些人包括??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
　　9月12日，陈毅又到王家坪去和包瑞德、谢伟思交谈。在返回杨家岭的路上，已血染马鞍，痔疮再次发作。经毛泽东批准，到和平医院割治。
　　手术后，陈毅趴在床上给毛泽东写信：“??归来第二天即开刀，经过良好。现在已是开刀后第4日，刀口已开始愈合了，再躺几天即可起床，10日内外可出院。和平医院技术很不错。”
　　陈毅病愈出院时，正赶上准备接待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前来中国调停各方关系的赫尔利少将。
　　赫尔利到达重庆不久，要求和中共代表见面。中央派了董必武、林伯渠于10月中下旬与之会谈了3次，赫尔利通报了他奉派来华的意图、工作步骤及与蒋介石会商的有关情况。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双方的会谈，不断进行分析研究。10月19日，毛泽东主席曾经作过这样的判断：9月下半月至10月上旬，蒋介石对罗斯福、邱吉尔的压力硬抗了几个星期。在此期间对我方亦表示强硬。但在双十演说中出了一通气之后，又软下来，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邵力子召集的国共及中间三方会谈，决定派5参政员来延及要求延安停止骂蒋等，即其表现。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的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根据这个判断，美国总统特使在延安受到欢迎。
　　中共中央于11月8日至10日的3天时间内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出面与赫尔利举行了4次谈判。谈判桌是一个激烈的政治斗争战场，陈毅从谈判的工作人员如陈家康他们那里得知，尽管那位满胸勋表的赫尔利将军是一位外交谈判老手，但在毛泽东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之前，总是有些被动。
　　实际上，岂只是被动，赫尔利在谈判中还写下了一个可能当时他自己还未意识到的、有利于中国人民而有违于蒋介石的意旨的条文。
　　经过谈判达成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其第二条说：“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在11月9日晚上中共七中全会审议这协定草案时，政治经验丰富、目光犀利的周恩来指出了在这一条中的问题：蒋介石是顽强坚持由共产党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参加”其国民政府的；现在赫尔利竟同意写上改组为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是把“中共参加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混而为一了，这很不利于蒋介石继续主宰国民政府的企图。周恩来估计蒋介石必定会对协定提出修改。
　　七中全会一致同意这个协定，并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协定上签字，陈毅竭诚拥护。
　　11月10日12时45分，毛泽东、赫尔利分别代表中共和美方在王家坪的签字仪式上签了字。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赫尔利表示完全同意，并积极要求毛泽东写一封信给罗斯福总统，由他负责转交。这样，下午2时，一切办妥，赫尔利和周恩来便上了飞机，飞往重庆。包瑞德上校同行。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当赫、周同蒋会见时，蒋介石拒绝在毛泽东和赫尔利都已经签了字的《协定》上签字，而提出了一个《抗战建国政策》即所谓蒋之“对策”（对案）3条。其内容当然是旧调重弹。孙科在重庆向中共献策：“用蒋现有的形式，放进中共的内容”。周恩来为便于中共中央多方面考虑，试拟了一个“复案”，并附《备忘录》3条，报请中央审示。
　　毛泽东收到“复案”后，即批转中共中央领导人及陈毅等有关负责人研究，提出意见。
　　陈毅看了“复案”，又一次查阅了此次毛、赫谈判记录，他作了多方面的思考。首先他认为，第一个前途是争取蒋介石在毛、赫已签字的协定上签字。但即使这样做了，仍然挽救不了蒋介石统治的西南大局，因为签字仅增加美国对蒋介石的幻想、帮助他骗骗人。就是说，蒋介石的整个封建腐朽的法西斯机构并不会因签订了一个协议而能改善。蒋介石签字以后，共产党能在其内阁中加入一两个阁员，这在蒋介石方面来看，已被认为是大大的出手和让步了。可是，仅有共产党的一两个阁员也不能挽救西南大局。更重要的是抗战全局。而抗战全局的中心已转移到敌后和我共产党方面。这方面是蒸蒸日上，并不依赖那个协定而有所裨益。试想，如果仅有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入阁，对于无可救药的蒋政权确实只能起到“奔丧”甚至“殉葬”的作用。要使协定对于国民党西南大局起一定的挽救作用，就需要来一个革命性的办法：在几个要害部门起用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大批共产党员。而这一点，蒋介石是决不肯做的，美国压力再强也不能达到目的。
　　第二个前途是照蒋现在提出的“对策”办，这只能和缓一下国共之间的紧张空气。而国民党全部腐烂的机构原封不动。这个办法只会更促进其腐烂，加速日寇的进攻。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要控制中共的发展，历史的教训对他是起作用的。他鉴于大革命和西安事变后两次控制不住中共的发展，这一回他是更恐慌、动尧害怕了。他是宁愿走反动的绝路也不会按照中共的意愿办事的。
　　陈毅从宏观上分析蒋介石的意向，他不会走赫、毛、蒋合作的第一条路，他现时要走的是第二条路。
　　至于美国，陈毅认为，他目前的企图不过是全部着眼于他的军事利益，其全部政治见解仍是保持蒋的统治体系。美国是认为我们的军事力量必须动用，赫、毛、蒋协定只不过是动用我们军事力量的一个工具，并无诚意要蒋改革政治。陈毅记起了在延安第三次谈判时赫、毛的一段对话：“赫：如蒋问：‘接受5要点，是否就不要我在政府里面了？’对这问题，请毛主席告我如何回答？
　　毛：仍要他在政府里面。
　　赫：我要再证实一下：你是否和他合作，要他当政府主席？
　　毛：要他当政府主席。
　　赫：很好！”
　　由此可以看出，赫与毛谈话着重于高兴我们还愿意要蒋介石，而不高兴我们所作改革政策的本质批评，这十分明显。陈毅反复深思，完全判明赫尔利所代表的美方的意思：赫、毛、蒋签字是第一步，第二步国共双方会面，第三步把每月2万吨物资让美国航空队先动用，以其残汤剩水分一点给我们，叫做“公平分配”。接着就大批撤胡宗南军队南下（这一点于我有利），同时要我在敌后反攻。所以美方的意思仍是以极廉的代价而达到大量化费中国、特别是化费我们力量的目的。这是美帝国主义玩弄得极其精巧的商业手法，这是他们的传统，口惠而实不至，惯会牺牲别人替自己打仗，而外表十分漂亮。陈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蒋介石走第一条签字的路，反而于我不利；采取蒋介石不签字我们就拖下去的办法，反而于我有利。
　　在这种情势下，如果不理赫、蒋，自己组织民族解放委员会，会给人以口实，不利于争取大多数。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就汤下面”。这是掌握时局中心的办法。
　　陈毅认为自己已经把这个问题想透了。赶紧给毛泽东写起信来。他先从中国的历史故事说起。他记起明朝末年多尔衮致史可法书提到：“本朝天下取之于闯献，非取之于明朝”。同时又替吊死在煤山的崇祯发丧，这一着十分厉害，瓦解了当时的反满阵线，清以200余万人口、40万军队征服了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我党抗战以来，亦是本着取之于敌寇的办法，使国民党“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非常对。过去蒋介石利用剿共去“就汤下面”，搞掉各省军阀，也非常成功。因此，目前为照顾美国以及英国，照顾中间层，照顾国民党大多数党员及其军队，仍不宜吃急酒，抛开他们搞我们民族解放委员会。“这样拖下去，等待蒋帮的变化，等候德国坍台后苏联的出征远东，而我争取一、二年的大发展，水到渠成，把我党推上全国大舞台，实有如水就下，沛然莫御之妙用。”
　　陈毅在十行笺上书写，一连写了13张，总算搁了笔。立即派人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用旧报纸糊制的信封装着厚厚一叠信纸，拆开就看。他聚精会神地一连看了7页，看到信上提出的目前需要的行动时，习惯地拿起毛笔，边看边圈点起来：“??因此目前要周、董回车”（圈）。“再派一人回去”（圈）。“五个原则暂作悬案”（圈）。“同时我不入阁”（圈）。“忍耐等待”（点），“直到他断气送终”（圈）。“最好能打通交通”（点），“送一批人去两广、湘、赣”（点），“则较之入阁其利十倍”（圈）。??毛泽东悬笔凝神，细读着陈毅总结性的话：“以上我的意见：肯定蒋无望，蒋不愿自救，美救亦无望。我们照顾各方以逐渐去取得全国，吃急酒不好，拖好。我们以大力急求解决的姿态，达到拖死蒋，招美依我，而我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
　　毛泽东句断了最后一个圈，再在信封下写了一个“存”字，重重地在“存”字的左下角打了一个弯钩以示重要，便交秘书处存档。
　　陈毅很快收到毛泽东的回信：
　　“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
　　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