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恶劣气候的影响，周恩来在重庆等了几天才飞回延安，包瑞德同行。
　　包瑞德此时作为赫尔利的代表，力图说服毛、周接受国民党的3条“对案”。
　　毛、周表示对赫尔利出尔反尔的态度难以理解，并且告诉他：“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让步，我们将获得世界的赞许。但是，如果我们让委员长绑住手脚，世界的赞许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毛泽东还告诉包瑞德：“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心不再让步，我们已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正向我们控制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成代表所有这些地区的‘联合委员会’。我们将寻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个团体，但是我们并不指望得到这种承认。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将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于是，成立解放委员会的问题便提到中央全会的议事中心来了。12月9日主席团召集了一次中央全会对此作专门议论，一连两个晚上，会议都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毛泽东号召大家多从反面考察问题，这样就能更全面地照顾到问题的各个侧面。
　　前些时候还不主张“吃急酒”的陈毅，一下变成了主张建立解放委员会的“激进派”。他写信给毛泽东陈述了以下意见：“成立解放区联合会，我认为不是战略的国共合作抗日统战方针的改变──这仍不能变，但应承认是策略上的一个面目翻新的大的跃进。这是中国抗日民主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新阶段。这标志着由国共平衡向共强国弱的大角度的转变，这个转变，目前时机业已成熟，不宜迟误，即是它已有足够的物质基椽—假若不成立，仍就停顿在旧的口号组织形式上，可能落后于形势，于加强自己组织反攻大有妨害。”
　　陈毅为了避免“吃急酒”，他又提出了相应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配合。
　　但是，由于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形势已经日益迫近，中共“七大”准备召开，经历了17年斗争的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即将于最近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主席团经过多次研究，决定把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及国共谈判的问题放一放，待“七大”开了再议，陈毅的几番动议也暂时存档。这时，已是一年将劲岁序更新之时，中共中央于1944年12月25日发出了《关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在其14条重要指示中，有两条似已回答了陈毅给毛泽东的信：“（十一）最近8个月，中国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这一条似已同意陈毅的分析。
　　“（十二）许多人赞成组织中国解放区联合会（不称政府），以便加强解放区工作，影响大后方及沦陷区人民，促进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建立，但时机尚须考虑。”这一条告诉陈毅“暂缓”。
　　“指示”还特别提到：“各地应按照自己的特点部署工作，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这是准备大反攻的根本物质条件，特别是军队的建设，更是中心，更需要扎实的工作。
　　陈毅对中央这个指示极感亲切。事实上自从他来到延安以后，中央军委仍要他和刘少奇继续负责指导华中新四军的斗争，有时还应邀参加军委的会议和工作。他在加强部队建设、军队整训、尤其是准备战略大反攻方面从不吝惜耗费心血。他起草了许多函电，其中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或以毛、刘、陈的名义，或以刘、陈的名义下发。
　　1944年6月间，他曾奉命和刘伯承、聂荣臻一起对毛泽东起草的一份《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提意见，接着毛泽东修改后，再次请他们提意见。毛泽东的来信说：“陈、刘、聂三同志：此件根据你们意见已补充了，虽长三千字，但较充实些。唯其中民兵、干部、训练方法等项，具体办法是否恰当，请再一阅，提出意见，凡不大妥者均请指明，以便修改。”
　　这件中央指示，几经修改，于1944年7月1日颁布，成为中共建军史上一个重要文献。当时为了使这一普遍性的指示更能适合华中新四军的特点，陈毅又受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委托，以毛、刘、陈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给华中新四军的领导人张云逸、饶漱石和赖传珠，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要“打破常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练兵方法”。“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要加强旅、团、营级干部的“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的学习”。
　　在战略布局的指导上，陈毅也下了大功夫，如1944年6月23日，他和刘少奇仔细分析了华中、华南的斗争形势，给张云逸、饶漱石和新四军第五师的李先念、郑位三提出了准备发展河南的任务。指示说：“河南战役现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作局部东退，似在诱胡宗南出关，寻求再度歼灭，一面则积极修复平汉路，图确实占领。但目前敌全盘战局重心在攻略粤汉路，长沙陷落，衡阳亦将不守，敌由广、韶向北进行夹击亦计日可待。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要求五师“以待机姿势作各种发展的准备。”这样的指示，概略地但也准确地体现了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
　　1944年下半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以后，中共中央对于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以打击日军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向江南发展并控制海岸线的任务突出了。9月27日，陈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件《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工作给华中局的指示》。指出“敌寇目前已进占衢县、丽水、温州等地，其目的在控制浙江海岸线以预防盟军登陆。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因而提出了任务：巩固苏南现有地区，并向太湖西、南岸发展，沿京杭国道入天目山，造成越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联系的战略形势，浙东则向南延伸，向天台山进军直抵浙闽边，控制海岸线。
　　3个月后的12月26日，陈毅便和刘少奇一起，对整个发展江南的问题，提出了全盘部署的意见，更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他们的战略思想及其准备大反攻的胆略与计谋。
　　陈毅和刘少奇认为，为了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反攻时期能确实占领芜湖、南京、上海、杭州各大城市，目前必须大力着手采取各种方式发展江南苏、浙、皖、闽、赣地区的工作，包括赣江以东、大海以西广大地区，南面应包括浙西天目山京赣路沿线及打通武夷山曾镜冰、龙跃两处，西面应加强黄山山脉及赣东北地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在宁、沪、杭3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关于西面争取平汉沿线和武汉及大别山的任务，中央准备以入赣部队及新四军五师划为一个新的战略单位，但目前军部与五师的关系不变。
　　为了争取江南及苏、浙、皖、闽、赣地区，新四军部队开始分批南下，粟裕率3个团为第一批，叶飞准备率第二批，嗣后看情形可能再从二、三师派第三批去。派去的部队每团均留下三分之一的底子番号，在原地继续发展。
　　如反攻开始，新四军全军主力除防御李品仙的以外，均南渡长江去保证在江南发展，诸如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等任务，目前应从此种战略的可能情况出发，一面能使新四军逐渐南调，一面能使现在江北的各地方兵团逐渐加强和提高，使之适合全部担任江北重大的配合任务的需要。新四军今后的工作都应兼顾大举南进和加强现地的双重任务。
　　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应预有准备，于将来适当时期率队进入江南去主持全局，而江北现地应于军部南移后能成立一个能独立工作的大单位，负责江北工作。这个江北军区要能担负起华中战略后方的重大任务，如出干部、出兵、出军需品、出粮秣资财等，以保证前线动用无缺。
　　因此，现在应开始考虑江北大军区的人选，将来这个单位仍是华中局下面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单位，下面的各军区、专区、县区均应以就地取材为原则，尽先任命与当地人民有联系的苏皖干部去担任领导工作；许多外地干部，应大量调赴江南工作。在其它各地的地方工作方面，均应提拔当地干部，不仅作政权工作，而且就其可能去担任党和军队的重要工作。
　　陈毅和刘少奇这些意见，要求华中局、新四军的领导人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等详加考察，电告中央，再作执行的决定。但实际上一些符合变化中的情况的事项都实行了。当1944～1945年的岁序更新之时，华中前线传到延安的第一个捷报便是粟裕率部南进，已飞渡长江，到达太湖西岸的长兴县仰峰岕同新四军第十六旅胜利会师，接着成立了新四军苏浙军区。
　　其后，新四军各部在中央军委的战略指导下积极作战：苏浙军区以两次反顽战役的胜利开辟了浙西北广大地区；一师举行了三垛河伏击战，歼日、伪军1800余人；四师发动春季攻势，克泗阳县城及其周围据点20余处，歼日、伪军3000余人；三师发动阜宁战役，攻克阜宁县城及其周围据点22处，歼日、伪军2400余人；二师、三师第七旅和独立旅及七师一部发起津浦路西反顽战役，歼进犯顽军3900余人；??这一切胜利和地方武装的作战胜利，热烈地迎接并庆贺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的胜利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