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作出一个重要决定，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组成主席团，以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由于七中全会一直开到1945年4月，所以主席团工作了11个月之久。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刘少奇提出的以原政治局主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议案；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初步提出“七大”的6项基本议程；决定由任弼时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些决定，陈毅都是赞成的。
　　为把“七大”开好，中央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陈毅为委员之一。陈毅的工作主要是起草《建军报告》。“六大”是在1928年6至7月间举行的，“七大”在1945年举行，两次大会之间经历17个年头。在这17年中，军事方面的建树是极其辉煌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把这17年的斗争经历和经验写出来，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建军史。陈毅参加了许多地区的、专题的历史座谈会，查阅了大量档案及文献资料，结合他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完全证实了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建军的每一个阶段上，无论在统论纲领上，无论在细论条目功夫上，件件般般皆可发现毛泽东神工斧凿的痕迹。
　　当这支军队在胜利的时候，有毛泽东在一道为之决策，为之指示方向，如何力戒矜骄，如何发展胜利。当这支军队遭到空前失败的时候，仍然有毛泽东在一道同生死共患难，靠他掌舵，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又重新进入康庄大道。共产党与军队和毛泽东之间，存在着血肉的联系。
　　这些并非陈毅的最新发现，因为他从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开始，便对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行为进行从实践到理论的注意和研究了。他们共同实践、探索，多次讨论和论述，一直到在中央决定成立的三人委员会对红四军经验的反复深入的研究中，陈毅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所代表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认识产生了飞跃，从而能有力地协助毛泽东完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的制订，形成了建党建军的最初纲领。然而不久以后，他们分开了。尤其是1934年10月以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很长时间是音信杳无，直到陈毅下了山，才通音信。陈毅得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领导机关的变化，以后更获得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所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陈毅总是认真研究，坚决迅速地贯彻，对于毛泽东的著作，总是爱不忍释。例如1942年夏天，他重读毛泽东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写下了如下的心得：“关于正确思想方法问题，对待西欧新学术问题，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问题，中国学术思想的改革问题，中国革命建国的理论实践问题，这些问题是几十年的新旧争论不决的问题。??其实质是思想方法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之争，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争论，其政治上阶级属性，是包括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三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的确切反映。”陈毅把这些复杂的思想斗争归纳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完全保守封建传统的闭关主义，主张排斥欧化，拒绝任何些微的改革，这就是封建主义的代表。”第二种倾向是“全盘承受欧化，出主人奴的买办资产阶级倾向，”换句话说是资产阶级的买办性在思想学术界的反映。第三种是“新旧调和维持现状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依违两可于新旧争论之间。”第四种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正确吸收外国经验，正确运用民族传统，正确联系理论实践，根据人民大众要求彻底进行改革的革命类型，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后来居上的主张。”它从“五四”时代才开始正式走上政治文化舞台，而以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为最优秀的代表。在“五四”时代毛泽东在湖南主办《湘江评论》时，即一面反对当时最时髦的洋八股和守旧的顽固派而主张实事求是彻底革命，而后在大革命以前即提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与党内舶来品教条主义对抗。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辗转游击于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与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思想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最后，是在抗战之后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乃是一百年中国学术思想上及社会实践问题上，其中新旧争论的最正确的解决。陈毅满怀激情地写道：“这是一本马列主义的新创获的著作，也是一本马列主义的古典著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光荣代表。”
　　那时陈毅在华中敌后日、伪、顽的夹击中是那样孜孜以求地学习与研究毛泽东思想，而现在，他是着重地研究与论述毛泽东军事思想了。
　　陈毅指出：“中国在近六十年来的历史上，没有中国民族自己适用的军事学。也没有出现过具备中国民族军事创造能力的军事家。”如果说有所谓的军事学，“那只是中国统治阶级的奴役人民的军事学。如果说中国有所谓军事家，那就是大批出现了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反革命的军事家。”“从中国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日起，于是使整个的中国军事史改换了新的面貌。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中国政治经济条件，分析中国历史，估计军事上对战双方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准，提出整套建立革命新军的方法。随着大革命与内战的实践，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天才创造，遂有了伟大的光辉的成就，真正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国人民的独立的革命军事学乃得出现。毛泽东军事学派之出现一洗几十年军事界抄袭外国的耻辱，不能不算是伟大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件快事。”这里所提出的毛泽东军事学派，以后才改为“毛泽东军事思想”。
　　陈毅解释说：“毛泽东军事学派是在反对新旧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立起来，其特点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战争的实际，去发现和掌握中国革命军事的总规律。它有别于一般军事学，也有别于一般革命军事学。”“假如历来的军事学派一般是以研究相等的敌对军力的胜负问题，”“而毛泽东军事学派则在回答实力悬殊的军力胜负问题；假如历来军事家在研究两个国家间的，或两个统治阶级间的战争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在回答被压迫人民去如何能战胜强大的统治者和侵略者问题。换句话说，研究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如何能以少胜多，以小敌大，以弱胜强，便是我们革命军事学派的本质。”
　　在这里，陈毅已经把“我们”、“我们的军事学派”、“我们的革命军事学派”作为“毛泽东军事学派”的代词了。
　　陈毅进一步论述：“因此历来军事学派只就军事本身如技术武器战法等问题着眼去加以研究。他们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各条件，但从来不曾把它放在适当的角度上面。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不仅就军事本身去研究，我们是把军事当成社会现象的总体一部分去加以研究。我们不孤立地去研究所谓纯粹的军事问题。我们承认军事受政治的支配，承认军事是推行政治的工具。
　　更承认战端一开军事胜利又掉转头来成为决定政治胜负成败的唯一关键。这样造成我们军事学派不仅善于使用军事力量，而且善于使用政治力量，更善于两者的密切配合。不仅善于指挥军队打仗，更善于指挥人民作战，更善于使两者力量相加去完成共同的战争任务。不仅善于动员和使用我方的军民，而且善于使自己的动员侵入敌方营垒，瓦解敌军使敌方内溃。不仅善于作武装斗争，而且善于使用各种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这样“便把旧军事学的狭隘范围冲破，把军事学范围扩充放在革命政策的主要部门上加以考察，提出了完整的中国革命军事政策??这个军事政策包括对敌对友的综合研究，包括就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的诸关系的全盘考察，包括军队人民政府党部的关系的正确决定，包括军队本身诸事项的确立，这便是中国革命军事学的重大特点。”
　　陈毅以“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武装斗争的优良传统”、“我党建军的目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论创造军队”、“论内战”、“论抗战”、“论毛泽东军事学派”、“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等7大部分，以洋洋5.7万余言草成了这个《建军报告》。但在3月份主席团召集会议讨论这个草稿的时候，也许某些部份触到了一些人的伤心处，因而有人潸然落泪，有人唏嘘，毛泽东说：军事报告就讨论到这里吧，宣布散会。会后另组织人起草了《论解放区战撤。陈毅的草稿虽然搁置了，但它是早期提出“毛泽东军事学派”这个命题并作系统研究的成果，仍然相当深刻地反映了陈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某些精深的见解。
　　中共“七大”代表从各地云集延安，华中和新四军代表团成立了。在3月16日的成立会上，公推陈毅与张鼎丞分任正、副主任。华中的名额是112人，要同华中局商量确定，也还有不少事情要办。而陈毅，根据大会筹备会的安排，将由他代表华中和新四军的党员在大会上发言，他起草了一个发言稿，交华中代表团讨论通过后，作为书面发言。另外，他又起草了一个讲稿，于5月1日下午在大会上发了言。他发言的次序是在周恩来、彭德怀之后。
　　“七大”会期历时50天（4月23日～6月11日），陈毅是15位主席团委员之一，后被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7月30日，陈毅电告饶、张：“华中干部百余名及新调南来工作者约600均准备于8月初东来，估计10月初可到军部，我亦定8月初动身回来，请令路西淮北四师注意打通陇海路北的联系工作，以便通行。”陈毅的家小还在淮南，公务私情，陈毅已是归心似箭了。